巴莫尔哈主编《彝族毕摩人物志》绪言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2008年，国家民委、文化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专门对“加快优秀少数民族民间口传古籍传承人的抢救工作”作出了规定，要求按照“救人、救书、救学科”的原则和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关要求，及时做好“救人”工作，切实推进民间古籍的保护和利用。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彝族毕摩文化遗产的搜集、抢救、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成果丰硕。2008—2016年，共有136种彝文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详见巴莫曲布嫫整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彝文古籍（2008—2016）》，本书附录，第694~700页）；2010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毕摩文献”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7—2014年，《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6卷，收录400余部彝文古籍）陆续由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云贵川百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研究”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支持。2014年，“祭祖习俗（凉山彝族尼木措毕祭祀）”“毕摩音乐”“毕摩绘画”列入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毕摩文化和民众文化，作为两种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交相辉映的文化类型，构成了彝族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其中，毕摩文化以其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并因其重要的社会功能和认同作用，在彝族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要批判地继承彝族传统文化，推动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不能不研究彝族的毕摩和毕摩文化。
—、毕摩文化源远流长，地位重要，影响深远
贵州彝文典籍《人类历史》载云，最早的毕摩名为密阿迭，“他来兴奠祭，措文字，立典章，设律科，文化初开，礼仪始备”。据有关文献推测，密阿迭当为生活在上古时代的历史人物。从密阿迭的活动来看，初期毕摩的司职除了祭祀，还进行创造文字、设立典章等文化政治活动。随着历史的发展，彝族社会的政权形成兹（君）、莫（臣）、毕（毕摩）三位一体形式；三者的职能分别是“君施令，臣断事，毕祭祖”。毕摩从事的祭祀祖先活动，实际上是彝族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举凡个人和集体的重要事件，均要祭祀祖灵，以晓祖命。可以说，毕摩的祭祖活动是君发号令、臣断事务的前提。据《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六祖魂光辉》等典箱记载，彝族先民有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观念。在他们看来，五谷的丰登、六畜的兴旺、人丁的繁衍皆仗祖先的福佑与荫庇；彝家族的重大事务如分支合族、迁徙安寨、战争联盟、婚姻结缔、族籍褫夺等，必须秉承祖意；个人的人生关节——出生、成年、结婚、生子、死亡，都伴有祭祖的仪式活动。司理祭祖仪式的毕摩在君（兹）、臣（莫）、师（毕）三足鼎立的政权结构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唐宋时期，彝族社会还实行过鬼主制度，酋长赖任毕摩，集政权与祭祀为一身。唐代樊绰的《蛮书》记载，东爨乌蛮”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制”。又据《宋史．黎州诸蛮传》记载：“夷俗尚鬼，谓王祭者曰鬼主，故酋长号都鬼主。”元代改流，鬼主制度瓦解，政教分离，毕摩逐渐成为彝族社会中专门从事宗教仪式的神职人员。从凉山彝族毕摩历史和谱系来看，毕摩曾由黑彝担任，后来逐渐让位于白彝阶层。毕摩在彝族社会中地位的沉浮升降，不仅是民间信仰在人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作用更变的结果，同时也是彝族社会结构变动的投影。研究彝族毕摩文化，对千我们认识彝族人的心性特征，认识彝族社会的结构，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毕摩文化博大精深，为彝族文化的传承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从古到今，彝族民众都视毕摩为“智者”和“知识最丰富”的人。彝谚曰：“头人的知识上百，兹莫的知识上千，毕摩的知识无数计。”毕摩主要的职业活动就是执掌仪式实践。毕摩的文化创造与传扬也是通过仪式实现的。彝族的天文历法就与仪式有着天然的联系。举行仪式活动，不仅要取法大自然运行的节奏，还要依据祖先神鬼活动的规律。彝族的天文历法最初就是为了安排仪式活动的时间空间而产生的，具有明显的“仪式历”的特点。彝族人关于智慧的学问——哲学也是在仪式中得以体现和发展的。毕摩无论做任何仪式，都要唱诵《起源经》叙述仪式的来历以及仪式所涉物的来历。在婚礼、葬礼、送灵等仪式上，要唱诵彝族的史诗“勒俄”，讲述宇宙的生成、万物的产生、人类的来源。“虎尸解成万物说”“雪族十二子”的人类起源说、“万物混沌发生说”“清气浊气万物本源说”，以及各种各样对事物的来历以及对世界万物的形成衍变的解释具有猜测的成分和想象的因素，但它们是彝族人对世界对自然对人类的认知和阐释，是彝族先民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传统知识，是彝族人的世界观。
毕摩的仪式还与文学有不解之缘。毕摩仪式的特点是念诵经书歌诗，“毕摩”一词中的“毕”就是念诵之意。仪式上，出自毕摩的语言几乎都是优美的五言、七言、九言等诗性语言。毕摩的经籍——文字经书和口诵经几乎都由诗句组成。毕摩的仪式就是诗歌的仪式，毕摩就是彝族的诗人。毕摩不仅创作诗歌传播诗歌，而且还进行诗歌理论的探讨。《彝族诗文论》《彝族诗律论》《论彝诗体例》等十余部诗学著作均以诗论诗，已经引起了文学理论界的极大关庄。毕摩的仪式还与彝族的各种艺术形式有密切的联系。毕摩精美的绘画、草扎、泥塑、剪纸等艺术作品以及参加仪式的人们以歌舞乐的介入，都是与鬼神沟通的媒介和手段，重大的仪式活动就是一场大型的艺术展演。卷帙浩繁的彝文经籍文献，是毕摩文化的集大成。大量的毕摩经籍用彝族自己的文字记录书写，流存在民间和毕摩手中，难以统计其确切的数量。这些经籍可粗略分为诅咒经、祀神经、祭祖经、招魂经、除秽经、祛病经、驱鬼经、叙谱经、述源经、占卜经，等等。这些经书是毕摩仪式活动的根据，是人们精神信仰的重要依循。毕摩经籍文献包含着彝族哲学、历史、伦理、美学、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医学、农牧等丰富内容，研究毕摩文化是研究彝族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没有这把钥匙就难以开启彝族传统文化那底蕴深厚、五彩斑澜的世界。
三、彝族毕摩研究的简要历程、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
彝族毕摩和毕摩文化研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开创期。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国外的探险者、军事人员、旅行者、学者、传教士陆续到中国西南彝区游历考察，开始对彝族毕摩和毕摩文字文献产生兴趣，开毕摩和毕摩文化研究之先河。他们有的从彝区带回毕摩经书，向西方介绍彝族毕摩的文字和文献；有的在彝区传教几十年，向毕摩学习彝文、翻译经书、编纂字典、研究社会和宗教，在国外发表了文章。这一阶段的毕摩文化研究主要是对文字、文献和一些宗教情况的简单介绍。
发展期。20世纪初至40年代，我国的学者或胸怀赤诚的学术热情，或肩负改革边疆帮助民族发展的宏伟志向，深入彝区实地考察研究。其中，丁文江、马学良、杨成志、徐益棠、陶云逵、庄学本、雷金流、黄万民、陈宗祥等学者成果斐然。他们主要从语言学、人类学的角度调查研究毕摩和毕摩文化。这一时期围绕毕摩经书的翻译分类、仪式活动的描述记录以及彝族信仰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
停滞期。1949—1978年，这一时期的彝族研究主要集中在彝族历史、彝族语言文字和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性质等方面。毕摩及毕摩文化被视为迷信、四旧，成为理论禁区，无人问津。
复兴期。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步入21世纪的新时代，随着思想的解禁、学术的昌明以及彝族学者的成长，彝族研究从以外国学者、汉族学者为主的客位研究转为彝族学者参加的主客位相结合的研究，进入一个生机勃勃的振兴阶段，毕摩文化研究也有长足进展。这一阶段，毕摩文化研究的特点有三：其一，毕摩活动逐渐恢复，为我们观察研究提供了客观条件；其二，毕摩经籍整理、翻译、出版成绩丰硕，公开面世达数十部之多，为相关学木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材料，同时治理古籍文献的彝文文献学逐渐形成，为毕摩古籍的整理研究提供了理论武器；其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熟悉本民族语言文字和宗教文化的彝族学者逐渐成长，他们翻译整理毕摩经书、调查记录毕摩仪式活动，对毕摩文化进行专题性探讨，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总之，这一时期毕摩文化的调查研究在长时间的沉寂之后迈出了新的步伐，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较前几个阶段都有很大拓展。
纵观彝族毕摩文化研究的历程，从无到有，从一般性介绍到较为深入的探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较之彝学研究其他主要领域还存在差距，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研究的相对封闭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国内学术界的情况来看，毕摩文化的探讨基本上局限在彝学研究的范畴中，而其对于宗教学、宗教史、人类学、文化学、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价值尚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和发掘，没有形成多学科或多领域关注的热点。从国际学术界的情况来看，虽然西方学者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注意到了中国西南彝族的毕摩文化，并开研究毕摩文化之先河，但到20世纪以后，对毕摩文化研究逐渐减少。实际上，从毕摩文化的生态环境、传承程度、仪式的频繁多样和经籍的丰富浩繁来讲，其学术空间亟待深拓，其多学科价值也有待阐发。因此，毕摩文化研究还面临着走出彝学走出国门的艰巨任务。封闭的研究存在研究角度单一、研究方法和理论单一的局限，不利于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丰满。
第二，研究队伍数量和人才素质方面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涉足彝族毕摩文化研究的汉族学者和彝族学者在数量上与博大精深的毕摩文化并不匹配，真正长期坚持调查研究并不断有成果发表的学者为数更少。目前，研究毕摩文化的学者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汉族学者，他们有丰富的知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不懂彝语彝文，调查研究面临许多困难；另一部分是彝族学者，他们虽然熟悉本民族的文化，懂文字通语言，但学科专业性、理论性方面有所不足，外语水平还不够好。研究队伍的数量和人才梯队素质是决定研究能否取得重大进展和丰硕成果的关键。毕摩文化研究队伍的建设值得我们重视。
第三，毕摩研究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学术格局。在现有的毕摩研究中，重毕摩经籍的收集整理翻译，轻毕摩作为社会阶层、本土知识分子群体及其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的调查梳理。从事毕摩文化研究的学者基本上是按照自身的条件和学术兴趣来选择课题，学者与学者之间没有形成明确的分工，缺乏对同一问题的深入探讨，缺乏学术带头人，没有专门的刊物和专门的阵地，缺乏学术对话与学术争呜。
目前，毕摩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薄弱：对各种具体的文化现象所做的真实、全面的描述性研究不够；在描述研究基础上的专题研究畸轻畸重，发展不平衡，很多方面还尚未触及；建立在基础性研究和专题研究之上的毕摩文化总体理论，至今尚未形成。
四、当前毕摩文化研究的课题与方法
回顾历史，梳理问题，目的是更好地促进毕摩和毕摩文化研究。从目前来讲，研究毕摩文化，不能因为缺环多、薄弱点多而乱了方寸，眉毛胡子一把抓，应该对所要研究的课题和方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们认为，重点应该放在两方面：一是基础研究，即毕摩文化史志的描述性研究；二是现实研究，即当代毕摩文化状况研究。
首先，重视毕摩文化史志的描述性研究。毕摩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要对其进行科学的认识和说明，毕摩群体和毕摩文化现象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性研究必不可少，这是建构毕摩和毕摩文化研究的基础。就毕摩群体而言，我们要对他们的信仰体系、传承方式、知识结构、内部分工、派系分属、制度规范、职业道德、教育形式、历史沿革等等问题进行描述研究。描述要客观、真实、全面，以便为进一步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材料。完善描述性研究是做好整个毕摩文化研究的前提，否则后续研究没有后劲，无从发展。
其次，重视当代毕摩文化状况研究。对毕摩活动仍然频繁的彝区，除了加强基础研究，特别是现状研究，重视那些与彝族当代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的课题。如青少年学习毕摩从事毕摩职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毕摩文化中对当代彝族人影响较大的是哪些内容？毕摩仪式活动对当代彝族人影响有哪些？毕摩传承方式、活动形式有什么新特点？毕摩文化在当今社会中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是什么？怎样引导毕摩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等等。研究现状能够帮助人们客观了解毕摩文化，从而正确地评价毕摩文化在当今彝族山区的作用，有利于毕摩文化的健康传承和彝族山区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
五、编纂《彝族毕摩人物志》的构想和过程
基于对彝族毕摩和毕摩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有关研究状况的分析，我萌发了编纂出版一部川滇黔桂毕摩人物志的想法，这正是毕摩研究的基础性工作。2014年初，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多方面的积极响应，大家认为很有必要而且可行：一是各地彝族对毕摩和毕摩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其重要价值都有共同的认知，编纂毕摩人物志的共识容易达成；二是我多年担任凉山州彝学学会会长，与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彝族领导、彝族学者联系密切，与各地彝学学会保持着频繁的交流合作，有条件组织实施这项工作。于是，我向新任凉山州彝学学会会长谢宇才提出了这一想法，谢会长表示赞同。随即，我又向凉山州委副书记、州长罗凉清同志汇报，凉清州长非常重视，他说：“毕摩文化博大精深，是彝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写一部《彝族毕摩人物志》留给后代子孙、留给学者们去研究，很有意义。”按照凉清州长的指示，我们编制了《彝族毕摩人物志》项目申请书、编撰工作方案、编撰工作流程、各地入选毕摩参考数，以及编写样例等五个文件。2014年2月，立项报告经州彝学会上报州政府，得到立项批复。2014年和2015年，州财政分两次拨付课题经费，保证了该项课题工作的顺利进行。
编纂《彝族毕摩人物志》是彝族历史上一项开创性的文化记录工程，有助于填补毕摩传统文化记录、建档和研究的空白，也是一项抢救性的紧迫任务。2014年3月，我们组建了编委会和精干的工作班子，计划用三年（2014—2016）时间完成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
我先后三次带领工作组到云南的楚雄、大理、巍山、昆明、曲靖、昭通，贵州的盘县、六盘水、贵阳、大方、毕节，四川省的攀枝花、昭觉、冕宁等地进行调研并部署工作，各地彝学学会、民宗委（局）领导和同志们都给予了重视和支持。川滇黔桂四省区共有120位人员参与调查、收集、整理、写稿工作，他们采取查阅文献资料与发动民间力量，尤其是毕摩的力量相结合，认真严格地进行入志毕摩的推荐和筛选工作。稿件由彝学会或民宗部门审看后再交编委会办公室组织专家进行初审；初审中提出和发现的问题以电话和电子邮件形式及时反馈有关州、市、县彝学会、民宗局联系人，由他们修改后再报编委组织专家进行二、三审。2016年12月15日至17日编委会在四川省西昌市召开会议，最后审定了《彝族毕摩人物志》全稿，并正式交付民族出版社出版。
此次编撰人物志的方法，采用了传统人物志的写作形式，吸纳口述史和个人生活史的新方法。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简要经历、传承谱系及代数、习毕与实践经历、毕摩知识结构与技艺特点、个人成就、授徒传毕情况、参与社区公益活动情况以及持有毕摩文化的相关典籍、实物、资料情况等。
由于涵盖面宽、报来的稿件多、工作量大、组稿撰稿的120位同志大多没有受过人物志写作的专业训练，有的汉语言文字能力弱等客观实际，存在少数稿件不够严谨、准确、朴实、简洁，有过分夸张，说空话、大话、套话等问题。云南、贵州还有同志反映说，有些彝族聚居的市、县没接到通知，一些著名的毕摩大师未能选送入志。就此而言，只能留下遗憾，让后人去弥补或续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56个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了多元一统的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详见习近平《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新华社微博“新华视点”，2019年7月16日）。毕摩文化历经沧桑，传承至今，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记忆价值和多学科的学术研究价值，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记忆和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目前，全国范围内都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有关要求，《毕摩人物志》的编纂出版，对于抢救和保护中华传统文化遗产，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巴莫尔哈
2016年10月1日于凉山州冕宁县漫水湾
2019年7月30日于西昌定稿
（本文转自巴莫尔哈主编《彝族毕摩人物志》，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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