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土司罩衣样本解析
关键词：彝族服饰；土司贵族；女罩衣
凉山彝族服饰是彝族社会文化的符号代表,其图案、形制等服饰内容展现了彝族人民独特的地理环境与风俗习惯[1-2],当地虽偏僻落后,但也因此使其包括服饰在内的文化艺术保存较为完整。近年来,关于凉山彝族服饰研究,大多集中于凉山彝族服饰的艺术特征、审美情趣、民俗文化等方面,例如冯敏《凉山彝族服饰》研究仅涉及其民族特色,没有涉及其特有的阶层涵义。以学院收藏的凉山彝族土司贵族罩衣样本为切入点,推断其产生年代,结合历史图文资料,挖掘服饰样本的文化内涵,并探索特殊时期服饰所传达的社会阶级和民族交流融合的依据。
1 土司服的历史背景
历史上所说“秦朝统一”,指的是秦统一六国,而非包含边疆民族地区。在元代土司制度形成之前,边疆地区的各民族相对独立,且发展不平衡。元代统治者总结了唐宋时期治理失败的经验,开始了对少数民族的“特殊”制度统治——土司制度。土司,是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内部设立的与其相适应的独有官职,并给予少数民族人们一定的管理权。《西南彝志》记述,在凉山彝族进入奴隶社会时,其等级制度变得更加严格,民族内部被严格地划分为“兹莫、诺合、曲伙、阿加、呷西”5个等级阶层。其中,“兹莫”汉译为“土司”,是当地最高统治者,因此当元代统治者开始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统治而封授官职时,便有“土司制度”之称。“诺合”指“黑彝”,黑彝贵族人口庞大,十分强调家庭氏族和血统关系,挣脱土司控制的黑彝贵族成为拥有自主权利的统治者[3]。根据《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却涅谱系》中黑彝家支谱系统计,黑彝人口庞大,因此在现有彝族服饰中,黑彝和白彝服饰较多,土司阶层样本服饰保留较少。同时,被统治的奴隶阶层服饰更为破旧,少有重视,保留很少。
在凉山彝族社会发展中,由于土司制度的特殊性,土司的族眷社会地位较高,也可穿着土司服饰。不同于古时皇宫里的女性地位低且不能参政,甚至有多位女性土司管理者的出现。她们会在自己的丈夫忙于公务之事时,处理好家中养育子嗣、照顾老人、管理下人等家族内部事务,还帮助处理地方行政事务。丈夫去世后,若继任者未满15岁,则由族眷暂先“摄政”司事裁决。在《寻访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杨代蒂:从女土司到女代表》中,凉山彝族末代女土司杨代蒂曾介绍过,凉山彝族土司的衣饰和平常百姓的服装样式差别不大,但衣物的面料材质要好一点,佩饰也更精致。封建王朝时期,各位土司经常被皇帝赏赐珠宝,并在重要场合盛装佩戴[4]。女土司杨代蒂所穿着的服装,特点是衣身宽大、右衽偏襟、袖口宽敞。贵族妇女无需劳作,因此宽衣博袖,装饰华丽。
2 凉山彝族土司罩衣样本
罩衣,简言之,是穿着在短衣或长袍外面的单褂。最接近罩衣式样的古制服饰是唐代的半臂。半臂为短袖的外衣,其特点为长及腰间,袖长在肩与肘之间变化,袖口较宽,整体呈十字形轮廓,有无领、对襟、套头、交领样式。半臂流行于隋唐,在之后的明清时期仍为盛行。例如元代出现方领对襟式半臂形制;明代西周生在《醒事姻缘传》中写道:“计氏取了一个帕子,实了一双羔皮里的段靴,外加了一件半臂”;清代满洲贵族为彰显皇室气派、易于游玩享乐,在服饰上更是改变以往便于战猎的马蹄袖束身长衣,逐渐向罩衣的形制特点转变[5-6]。图1土司罩衣样本,外形宽大,右衽大襟,黑蓝底色与普蓝的缘边、本白的袖口形成色彩对比,刺绣纹样少而精,与传统彝族刺绣图案有所区别。
图1 凉山彝族土司罩衣样本正背面
2.1 样本的年代推断
样本服饰收于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保存完整,给人庄重、肃穆之感。整体形制为宽袍阔袖,七分拼接短袖置于手肘处,袖口处的少量刺绣装饰在前片仅有1/3,后片袖口有2/3。特别的是,前后袖口纹样相加刚好为一整面装饰,立圆领,“错襟”右衽[7]。前后衣片为接缝结构,肩袖线为连裁形式,内有里衬,且接于衣身边缘。黑彝女装款式为上衣下裙,袖口宽大或有拼接结构,其衣领为右衽大襟结构,有襟缘、领缘边饰,服饰面料有些许光泽,有盘扣数组,服饰颜色有浅有深,衣身长短不一。通过比较发现土司罩衣样本也具有相似特点,例如宽袍阔袖、大襟右衽、拼接袖口、深色为底、面料更为轻盈柔软。
罩衣面料为丝织物,相对于彝族女装常用的麻、土布类面料,样本服装更为贵气和精致。但细看之下,主体面料、袖口拼接面料、宝蓝色贴边、黑色绲边虽同为丝质,但手感不同,袖口拼接处面料最为细腻,其次为宝蓝色贴边、黑色绲边,衣身面料最有“粗糙”感。袖口乳白色经纱最为柔软,有磨毛质感,并在其上装饰精致的手工刺绣纹样,以牡丹、凤凰、蝴蝶等植物和动物纹样为主,图案色彩丰富而雅致。表1示出服饰中央处为对称如意云头包裹蝴蝶纹样,此与明清官服将织绣的图案缝贴在服装视觉中心位置的特点相一致。但样本纹样与本地服饰纹样有差异,既有满清贵族服饰的气韵,又有汉族传统刺绣的精美,这应该与土司本是朝廷任命的官职,易受政权中心影响相关。因此初步推测样本的年代在清末民初。
表1 样本罩衣细节
2.2 样本服饰的形制
经测量,图2样本幅宽38 c m,衣身长80.9 c m,立领高3.3 c m,领长10.5 c m,领宽13.5 c m,通袖约99 c m,右袖缘为11.1 c m,左袖缘为10.7 c m,衣摆宽87.5 c m,前后开裾20.7 c m,左右两侧开裾分别为18.8 c m、9.4 c m。肩袖连裁,下摆渐张。衣摆、领襟、领口各有三重贴边装饰,下摆处最外层绲边宽为3.8 c m,全身蓝缎盘扣6组,并镶铜扣。样本中的“装饰”多为拼接手法,领襟处不同面料、不同色彩的拼接,是人们充分利用边角余料的成果,其目的为保护衣身,延长服饰寿命,也意外有了装饰的作用。这种拼贴工艺在清末古代尤为盛行,体现少数民族人民敬物、惜物的节俭意识。
图2 样本服饰正、背面款式图
2.3 样本服饰的色彩文化
土司服上的颜色主要以深蓝色为底,在袖口两端装饰有少量彩色刺绣纹样。样本色彩提取如图3所示(颜色标示取自潘通色卡)。可以看到,其主要有黑(将接近黑色的颜色统归为黑色)、蓝、绿、黄、红,结合土司样本中颜色的使用面积,占有主要作用的颜色为黑、红、黄。究其根源,凉山彝族当地的生活环境、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对之均有一定的影响。例如黑色,意指彝族人民所生存在的土地与自然中的高山,肃穆高贵,不仅指现代传统意义的纯黑色,与黑色相近的青、蓝等深色均包含在内。在黑彝贵族中,更强调黑色的使用,即身份地位的象征。红色,代表“火”,从远古至今,火是人们生存不可缺少的要素,代表旺盛的生命力。黄色,具有太阳带来温暖的寓意,是万物生存的根基。因当地特殊地势,农耕生活是彝族人民的生存基础,因此也有了丰收与富裕的意义。以深色布料为基调,在其之上点缀以红、黄等纹样是彝族人民服饰的一大特征[8]。将样本与上述任意清代服饰比较,很明显能够看出两者之间在色彩运用方面有很大不同。清代服饰由于当时皇室贵族优越的生活条件、追求享乐的生活态度,因此体现在服装上,其多以亮度较高的彩色为底,装饰纹样满密,并多为同色系或通过对比色将其突出,通过明亮的颜色衬托出满清贵族无忧、潇洒的生活态度。对比土司服饰主要以深色为底色,在视觉中心处呈暗红色系,在袖口处少量的装饰纹样为淡雅的红色、绿色、蓝色,服装整体给人一种沉稳、端庄之感。这样的颜色运用,一方面体现了土司氏族身份地位高贵,另一方面也烘托了在当时氏族承袭争夺、国家对少数民族土司权利的削弱以及不合理的奖惩制度等多重压力下森严压抑的社会氛围。
图3 样本服饰颜色提取
2.4 样本的图案
彝族人民对于世界有着自己的神话传说,例如有“风吹出了神,神再造就万物”等传说故事,认为万物与神意志有关,自然物又演化为人的思想。样本服饰的刺绣纹样同样表达了彝族人民对自然万物的信仰与热爱。将满彝纹样进行对比发现,两者虽有共同纹样的使用,但满族服饰更注重纹样使用的设计形式,而样本服饰更贴近生活,描绘自然画面。样本衣身前片有大朵如意云头与蝴蝶组成的对称纹样,在面料最为柔软细腻的袖口拼接处有精致的刺绣纹样,从前袖至后分别有飞鸟、太阳花、牡丹、凤凰、飞蝶、菊、荷、柳枝、游鱼,袖上共有5只飞蝶。对服饰样本观察后发现,动植物大多具有尖锐的外形,源于彝族人尤为信奉宗教文化。宗教主要人物便是毕摩,是凉山彝族地区的“智慧象征”,通晓生活技能、天文地理、哲学思想等,也是彝族人民眼中的“天神”,受到全族人民的尊重,当面对彝族最高统治者土司,毕摩无需起身,起立则会被认为是对土司的不敬。在祭祀等活动时,毕摩的重要任务便是法术仪式、去除鬼魅。在此过程中,毕摩也会使用必要的法具,例如保护伞、签筒、经书、神铃等,工具的局部总是成“尖”状。因为彝族人认为鬼怪怕类似于刀、剑的锋利器物[9],所以在服装中,服装本身除保温保暖、保护肉体的基本功能外,在纹样的装饰上,也会选择具有尖锐特征的植物进行装饰,以起到防御鬼怪的作用。对于图案的绘制,类似古时图腾文化,将自然与生活中所见的植物或动物,通过夸张、概括、抽象等艺术手法表现其独有特征并应用到服饰、银器、漆器等用品上,直观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神往。
将土司样本纹样中具有代表性的牡丹花、飞蝶、凤凰与满汉服饰纹样对比,土司样本纹样与满汉共有纹样见表2,结合满汉文化的汇总,在清代发展中,满汉文化也在互相抗拒中渐渐融合,例如此3种代表性图案在汉民族中均为吉祥纹样,蝴蝶是一种自由的五彩昆虫,自古以来受到人们喜爱,因“蝶”与“耋”同音异形,又有长寿的祝福意义,后在清乾隆年间便已大量出现,通常与汉服同样伴有“蝶恋花”图案的构成;凤凰为百鸟之首,寓意吉祥和谐;牡丹为百花之王,寓意着富丽堂皇;丹凤结合更象征富贵与吉祥。在清末慈禧太后掌握实权期间,代表“长福长寿、富贵安康”的吉祥纹样更是流行,也足以看出在当时贵族服饰中此类纹样最具代表性,整体再现了清代奢华艳丽、纹样繁缛的装饰特点[10-14]。而纹样的布局有着显著的差别,究其原因,与清王朝为加强统治所实施的政治制度等有关,一方面土司为国家官员必然属于“贵族”氏族,另一方面要巩固中央集权,加强对周边多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制度,同时礼制严格,在服饰上延续明代用不同的纹饰来区分官职与品级,因此土司服饰样本便在纹样使用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表2 土司样本纹样与满汉共有纹样
续表
3 与满汉同类服饰对比分析
汉族自始是人口最多的民族,有着独特的历史文明,从上古时代至今,汉族文化不是独立延传,而是在发展中与其他民族不断融合。在服饰上,包括款式、色彩、原料等要素,都使汉服在国际服饰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15]。1644年清军入关,由满人建立新王朝,汉服开始淡出汉族人民的生活,满族服饰开始占据主流地位。顺治二年,清政府下令:“存明制,不随本朝者,杀无赦”。与之相应的制度便是强制性更改汉人服饰样式。在汉族长期的抵抗过程中,清政府针对汉族的“十从十不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满汉民族逐渐互相接受与学习彼此在服饰上的不同[16-17]。明代时卫所制度与土官制度并行,更多汉人走进凉山,把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思想带进凉山,两族虽仍有冲突存在,但也一定程度上加强民族联系。又因在清末政府针对彝族的“改土归流”制度,以及清代以来实行的“设夷卡坐质当差”制度,从而隶属国家职务的土司,其服装也有了满汉文化的体现。
3.1 服饰中的民族文化融合
将故宫博物馆与民族服饰博物馆馆藏图册中的清朝历代贵族服饰,选其具有代表性的如意云头、蝴蝶纹样、衣襟样式的演变进行统筹,清末宫廷贵族明黄色线绣牡丹平金团寿字纹单氅衣如图4所示。从腋下处左右开裾,纹饰云头图案,明黄色素线绸面料粗犷挺括,花纹均匀布满衣身,“寿”字镶饰在牡丹间,在淡雅中尽显宗室衣饰的华美。而土司样本纹饰简洁,仅在阔袖的拼接处有刺绣装饰,不同于满清贵族服饰装饰追求“满”的特点。边饰也是皇室氅衣的一大特点,最宽的饰边的质感、做工和纹样与衣身触感相同,从里向外有绦边装饰三层。
图4 线绣牡丹平金团寿字纹单氅衣(清末)
在清早期,满清中已有大襟右衽的圆领衣襟形式,虽在晚期时增添了琵琶襟样式,但大襟仍为主流,延续到光绪年间,演变为在前中破缝的错襟右衽结构并占据主导地位。“错襟”的主要作用是延长服饰的寿命,源于华夏崇尚俭约的传统美德。襟缘、领缘的逐渐流行亦是如此,例如故宫博物院部分藏品图册中清末宫廷贵族明黄色线绣牡丹平金团寿字纹单氅衣大襟为右衽“错襟”结构。明黄色氅衣平阔挽袖,袖长至肘部,折叠层数多达四层,挽袖四层,可以增加袖子的长度,并可拆卸下来替换到别的服饰上,既美观,又体现了满族人民节俭的制作观念,这是晚清后妃便服的装饰特点之一[18-19]。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藏品——清末民初的浅蓝色斜纹暗花绸凤穿牡丹大襟女袄如图5所示,共有六粒纽袢,位于领口两粒、大襟转角处两粒、腋下一粒、开衩处一粒,其中有五粒扣头缀有狮子滚绣球铜鎏金纽扣。此女袄与土司样本的纽扣分布位置完全一致。同时,土司服饰领口第一粒纽扣也是普通盘扣,其余为金属质感纽扣。不同之处在于土司样本上的金属扣较于女袄相对暗淡无光,为普通铜扣材质,仅在铜面镶嵌立体图案。
图5 斜纹暗花绸凤穿牡丹大襟女袄(清末民初)
在此,将土司样本与清末民初时期汉族石青芝麻纱三蓝绣饰边对襟女褂进行比较,如图6所示,其衣身面料为石青色芝麻纱料,立圆领,袖口宽大,衣身两侧有云头装饰。袖口拼接处面料为竹月色皮球花蝶纹绞经纱,下摆处有三重贴边,由内至外为黑素缎三蓝绣花蝶纹细镶边、黑色缎饰边、黑色缎绣花蝶纹饰边等。与此满汉服饰相同,土司样本服饰整体风格简洁,边饰也为三重几何绦边,最里侧绦边为菱形与暗花重复构成,最宽的宝蓝色饰边面料质感优于衣身面料。有吉祥纹样——如意云头的对称使用。在袖口处有蝴蝶装饰纹样,前片袖口纹样较少,集中于后片袖口,前后构成整片图案画面。
图6 汉族石青芝麻纱三蓝绣饰边对襟女褂(清末民初)
结合清代贵族服饰的演变研究,光绪年间流行的“云头绕蝶”图案、“错襟”结构、三重边饰、宽袍阔袖的服饰特点,均与土司样本相契合;其次,在衣身样式均为“十字型”结构,纹样的构图形式上也都体现对称的平衡感,为此次研究提供了佐证。
3.2 民族文化融合的政治因素
清初,由于战争、“改土归流”制度的强制,汉族人民身影出现在彝区。在清中后期,彝族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文化移植”。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打开中国市场,西方传教士受殖民者派遣来到中国,也带来新的思想文化。一些西方教士把凉山彝族人民作为传教对象,传教与建校使普通平民也能够接受教育,将与彝族人民生活交往过程中的故事写成文章,初步改变了凉山彝族地区“野蛮”的形象,使得汉彝两族之间的矛盾误会开始得以缓解,促进两族之间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20]。例如汉族服饰最显著的特征——“十字型、整一性、平面化”的结构出现在彝族服饰中,同时礼服褒衣博带、常服短衣宽袖,宽大的汉服已经实现了放任身体随意舒展的特性,这一特点在满、彝服饰结构中显而易见。
清王朝由满人建立并统治,朝廷延续春秋时期已有记载的“纳质制度”,使得少数民族将其内部首领等重要人物交与朝廷以便加强对民族的统治。清时,纳制主要表现为册封土司官职。雍正四年,清廷实行“改土归流”,开始考虑废除土司一职,由中央政府选派官员掌管少数民族地区内政,朝廷委派流官管理少数民族,并在凉山彝族等地设立学校,以此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在《论彝族土司治理权的近代变化》资料中讲述,朝廷对凉山彝族地区的统治在历史上始终若即若离,中央对其的管理也采取实时调控的态度。同治年间,清廷礼部铸造松林地都司关防,这类关防,是土司正式授职前的一种临时铜印,这再次证明土司职务隶属清廷统治,为国家职务[21-24]。因此在土司官服及其家眷服饰中必然少不了满清文化元素。同时,在国家统治方面,不仅政治制度、典章制度等受到重视,服饰制度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建立和巩固以少数民族当政的新时代的有效手段,也奠定了晚清时期满彝服饰文化彼此交融的基础。
4 结语
满清皇权为加强政权统治,对汉族和彝族在内的少数民族采用了新的政治制度,体现在服饰上,即在清王朝历代更迭中民族文化不断融合。通过将土司样本与博物馆馆藏的满汉历代皇宫贵族所着服饰研究比对,推断其产生年代。首先,样本服饰与凉山彝族服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样本服饰的面料质感柔软、刺绣做工精细,并明显优于当地服饰,加之丝质面料昂贵,推断此样本为富贵官员所穿着的服饰。在清对汉的统治中,由于汉族人民的抵抗,于是有“十从十不从”制度的建立,使得满族服饰开始融合汉族服饰的纹样、形制特点,多运用凤凰、牡丹等吉祥纹样。清初便于游牧的束身马蹄袖衣身特点开始减少,向宽袍大襟方向流行。晚清时,大襟、对襟均存在于贵族之中。其次,西方传教士、儒学的传播,满汉文化流入凉山彝族。更因“改
土归流”制度的强制,在服饰上,土司样本尤其与清末光绪年间的服饰极为相似。清末时期右衽错襟的普遍流行、宽大衣身的形制特点、如意云头的对称使用、牡丹与蝴蝶的刺绣纹样、下摆处三重贴设计,以及与清末民初馆藏服饰在六粒纽袢位置分配完全一致。此次研究通过对现有样本土司贵族女罩衣的探索,推断其产生于清末民初时期。将土司样本与满汉贵族服饰进行比较,其在形制外观、纹样使用、盘扣缝制、面料质感、贴边装饰等方面有很高的相似度。在此服饰上也展现了凉山彝族与满清贵族、汉民族之间隐性的文化交融,促进了现代挖掘民族服饰文化的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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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申报四川师范大学专项(XJ20201011)；2018年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18 YJC760111)；四川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SC19B114)；四川师范大学实验技术与管理项目(SYJS2020004)。
作者简介：闫晓玥(1998-)，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服饰艺术。
原载：《纺织科技进展》2022年2期；文字来源：微信公众号-少数民族研究。
所属专题：
彝族服饰（彝族服装、彝族刺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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