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农耕文化意蕴及现代价值的研究
摘要：从凉山彝族起源与迁徙历史演变入手开启对凉山彝族农耕文化的源、迁、种、法、器、礼、艺7个大部分的多层次和全方面的诠释与意蕴，以史鉴今探寻凉山彝族农耕文化深度内涵与丰富内容，以期对凉山彝区发展乡村旅游、农耕文化传承与融合、农业可持续发展、巩固扶贫攻坚成果及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文化价值意义的研究。
关键词：凉山彝族；农耕文化；意蕴
凉山甘洛梯田（李新瑜摄）
农耕文化是我国勤劳劳动人民积淀下来极富智慧的文化集合，承载了关于农业劳动观念、生产技术、劳作工具等传统文化内涵[1]；农耕文化历史悠久与厚重深沉，传承千年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是千年乡愁留念的延续，是农业繁荣的关键因素，具有重要的传承利用价值。凉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凉山州)居于四川境内西南部，地理区域位于通往“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上，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农业资源丰富多样，综合形成垂直分布的农业生态系统，适合从事传统农耕生产。凉山州作为全国最大彝族聚居区、四川民族类别和少数民族人口最多地区，其民族文化资源独具魅力，彝族人民世世代代在这片热土上劳作生活，繁衍生息，彝族先民的农业生产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据主要及重要地位，因而创造积淀出极具民族特色而丰富多彩的彝族农耕文化。
1 源：凉山彝族起源形成与地理分布
彝族作为中国第6大少数民族，区域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滇、川、黔、桂4省(自治区)，聚集在楚雄、红河、毕节、六盘水、凉山等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有过众多自称他称。彝族自称“诺苏”和“纳苏”等，代表“黑”或“虎”之意。在彝族思想理念中黑具有尊贵高尚之意，而虎代表威猛和力量，被彝族先民敬奉为重要图腾崇拜。“苏”表示群体、人们、家族的意思。直至解放初期，彝族选择了鼎彝(泛指青铜礼器)的“彝”(大型盛酒器，为酒器中所谓的“庙堂之器”，作为礼器以其显赫的地位和精美的造型著称)为共同的族称，替代了旧史籍文献中其他称谓。
因可考究的文史志记载甚少，学术界关于彝族族源问题始终各执一词，但其中彝族源自分布于我国西部的古代氏羌人这个说法最具有真实历史吻合性，但不管哪种学说成立，都可以肯定的是彝族先民至少在5 000多年前的上古时期就已经出现在我国西部广袤地区，聚居于此并开始繁衍生息。彝族随着历史进程推进，因各种客观条件制约出现了分化现象，其中有一支从未建立过国家，但以联合成部族发展民族的方式聚居在现今四川凉山地区。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核心地区曾遍及滇、川、黔、桂4省(自治区)毗连的广大地区，包括以安宁河两岸的大凉山地区和滇西及贵州的“小凉山”的地区，这种分布格局的形成历经长期的历史演变[2]。有谚语说“大凉山山小，小凉山山大”，意为大凉山山脉镶嵌山间盆地地貌舒缓平整，相反小凉山山脉众多地势高耸陡峭。总体来说凉山彝族分布的大部分地区自然环境都恶劣，多为地形地貌复杂的高寒山区，少见平原河谷地带。虽然在古代社会凉山彝族生活在条件比较艰苦的西部地区，但彝族先民却用饱满的热情与大无畏的奋斗精神创造出辉煌的民族历史。彝族人民经过几千年的沉淀与发展，不仅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民族风格，而且也衍生出了独具民族魅力的文化艺术，彝族在历史发展中所创造出来的文化艺术也是彝族人思想与精神的重要体现。
2 迁：凉山地区彝汉分布及迁徙历史
凉山彝族地区，大致是指彝语北部方言区，包括凉山州、乐山市马边县、峨边县、丽江市宁蒗县(以上为彝族自治地方)、乐山市金口河区、雅安市石棉县、汉源县、甘孜州九龙县、攀枝花市盐边县、米易县、攀枝花市仁和区、宜宾市屏边县、泸州市叙永县(以上县区有较多彝族乡)等地的彝族聚居区。
凉山地区彝汉关系长期互动发展，两族人口均是长期持续迁入凉山地区的。彝汉迁徙路径基本表现为，汉族是翻山按水系前行，彝族是渡河按山脉前行。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农耕生产方式上的差异。汉族以稻作农业为主，主要在平坝河谷地区活动；而彝族大多半农半牧，畜牧以羊、牛与马居多，畜牧业在整个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3]。农作物原以荞麦、燕麦等为主，后大量种植玉米和马铃薯作为主食，相应的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例有所提升。凉山彝族先民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逐渐形成了比较统一的民族思想，而且也出现了比较稳定的民族习俗和农耕文化，这也为现代彝族人留下了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民族在形成、发展和成熟阶段，都要经历很多挫折和磨难。源于上古时期的彝族先民，同样经历了多次民族存亡的大事件，古代西部拥有比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资源条件，这为彝族先民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
目前全境而言，2020年凉山州年末户籍人口533.12万人，增长0.4%。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306.85万人，占总人口的57.56%；彝族人口为288.75万人，占总人口的54.16%，彝汉人口基本上各占一半。实际凉山州辖区有多个汉族人口比例较高的县，如会东县汉族人口约占90%，会理县汉族人口约占83%，宁南县汉族人口约占77%，德昌县汉族人口约占75%，西昌市汉族人口约占75%，冕宁县汉族人口约占65%。与此相对，凉山腹心地区多个县汉族人口低于5%。这是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区”的格局。
3 种：凉山彝族作物种植结构历史发展
早在公元纪年以前凉山彝族先民的生产生活为“随畜迁徙，无定常处”的半牧半农迁徙的状态。直到东汉魏晋时期，彝族先民从游牧或半游牧的经济生活发展到定居于河谷地带，开始正式从事畜牧业或农业耕作，其中农耕劳作作为凉山彝族最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族人对农耕生产倾注大量劳动力和精力。因为凉山彝族长期对游牧生活固有习惯的原因，在不同历史时期彝族种植农作物区域范围也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现象，种植业与畜牧业在凉山彝族区域农业生产过程中呈现为相互融合又相互制约的微妙关系。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彝族人民总结和掌握了一系列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在铁质工具得到普遍使用的情况下，特别是拥有较多山地和较少劳动力的凉山彝族，选择了更为经济实效的刀耕火种式的耕作方式，运用足够的生态智慧，解决好与自然的关系。农田因地势不同而种植不同气候类型作物，以获得高产优质并稳定粮食保障。多数耕地每年只种一季，土地利用率不高，一般安排不同农作物轮换种植，并采取3～5年耕种一次的轮休耕的方式[4]。
凉山彝族早期以荞麦、燕麦等传统农作物为主要种植农作物，是凉山彝区本地种植历史最为悠久的重要农作物[5]。彝族种植苦荞和燕麦不仅仅是农耕生产需要，同时也被赋予彝族世代相传的生命记忆和精神象征，一直从未退出凉山彝族农耕文化的历史舞台。水稻、麦类、粟、麻、甘蔗等农作物在凉山有悠久的种植历史[6]，随着彝汉聚居区融合扩展出现种植面积增加的趋势，凉山彝族种植相对有限，传播速度缓慢，除了凉山彝族不喜种植汉作农耕作物外，更多是因为作物收获后需要经过复杂加工才能成为食物，但食之易饿，产量较低，从根本上不符合彝族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这些可能是种植面积不高的原因。而直到清代玉米、马铃薯、青稞、豆类、油菜等大范围引种推广，对凉山彝区种植结构带来很大影响。马铃薯、玉米和青稞是作为外来作物被汉族、藏族等其他民族移民迁徙到凉山地区而引入传播的，彝族主要是借鉴其他民族带来的农耕文化生产模式，搭配本地农作物进行种植。这些农作物种植历史演变发展与清代移民垦殖、改土归流的政策，大量汉、藏等其他民族移民迁徙、凉山彝区外来作物大面积引入传播，尤其与汉族移民迁入凉山彝区带来的汉作农耕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关系[7]。凉山彝族区域大部分彝族主要种植粮饲作物，反而对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种植兴趣不高。简单归纳其原因如下：早期彝族长年从事畜牧业生产，牲畜饲养依赖于粮饲作物；彝族又多以大量粮食作物作为家庭日常食品消耗，可以解决生存温饱问题并满足生活需求；在以物换物的商业交易中，也多以粮食作物作为度量单位。
4 法：凉山彝族天文历法与汉族历法同异比较
彝族古代天文历法是彝族灿烂古文明的一种集中体现，从日月星辰的运动方向、相互间方向的变化来观察和把握天体运动的一般规律，这是彝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对宇宙世界进行观察、研究从而总结出来的科技成果。彝族多种天文历法的发现，更是震惊世人，时至今日，广大凉山彝族人民在农业耕作劳动和社会关系组织过程中仍旧保留着使用传统历法的习俗。
彝族太阳历根据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以定寒暑季节，由节令把1年均分为上下2个半年，各占5个太阳月，以十二生肖纪日轮转，1圈12 d为一周，计3圈36 d为1个月，10个月为1年360 d，剩下5 d作为过年日。每隔3年加1 d为闰日。大寒期间为过年日；大暑期间过火把节。大寒之后是立春，由寒转暖；大暑之后是立秋，由热转凉。在我国历史上这种10月历曾是夏代的历法。彝族十二兽历用十二神兽肖纪年纪月纪日，川滇黔彝族与汉族十二生肖纪年法类似。彝族均会根据历法进行推算年岁，用以纪月纪日，同时认为人与五行关系密切，并与“公、母”配合而成10种命运，体现了敬畏自然，与之和谐相处的哲学理念；再与12属相配合，形成60年轮回“纪年周期表”，用于占算彝族婚姻生辰等大事，甚至与人生命运相匹配。彝族十八太阳历产生于远古伏羲母系氏族部落时代，1个月20 d，1年18个月，另加5 d祭祀日。十八月历所用为一种自然历，虽然从内容上看没有明确的季节性，但也包含着自然物候现象，例如一年各月名称中有风吹月、鸟鸣月、萌芽月、开花月、结果月、天乾月、雨水月、河涨月、天晴月、草枯月、叶落月、霜临月、过年月等等，彝族先民就是据此安排农业生产生活。每月用“20”纪日的记数法比较原始，源于孩童借助于自身所有的双手双脚共20个指(趾)以识数记日的原始时代。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的彝族和云南宁蒗县西番人即普米族，在解放前拿粮交租或粮食交换时，采用20筒(盛粮的竹筒)为1个单位来计量，甚至于所耕种土地面积不以亩来计算，而是以土地所产粮食有几个20筒来计算，或者折算牲畜价格也是按照几个20筒(粮食)来计算。
汉彝天文历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谐发展相互融合。彝族大量文献史诗中包含了大量物候与农时的描述，共同验证了彝汉历法具有共同特征[8]，特别是彝族12月历法与汉族传统阴阳农历法在农学思维观念不谋而合，这些都充分展示了汉彝民族的农耕文化的认同与归属，也是农业文明中“月令”文化的表现。正是因为这些来自先民对农业物候自然现象细致入微的观察，顺应天时地利人和进行农事操作的农业哲学智慧，促成凉山州彝族区域民族农耕文化凝聚成多元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也形成了丰富多彩又极具魅力的民族特色。
5 器：凉山彝区传统农具使用的研究
传统农具通常是指我国农民精耕细作过程中发明创造用以改变农业对象的手工器具装备，直到如今还有部分农事劳动生产仍在使用的劳作工具[9]。我国地大物博、地域辽阔，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环境、不同劳作、不同文化造就了传统农具具有鲜明性与多样性[10]。传统农具在历史发展长河中被人民在实际农业生产经验基础上不断推陈创新与手工改造，传统农具在时间实践检验之下，充满农业哲学智慧与手工工匠精神，为世界人类文明进步发展做出突出贡献[11-12]。
凉山彝族早期主要居住在高寒偏僻山区，开始农耕时采用都是刀耕火种的原始耕种方式，彝族先民也合理利用所处的地理环境、水利、气候、土壤等条件，根据农事操作具体要求制造和改进农具，在选材上秉承“取于自然、好用耐用、搬扛方便”的原则，不断对农具进行本土化改造，以适应凉山彝区高寒山区耕作的地理环境，进而提高农业生产力。使用的工具也都是就地取材以当地盛产的木、竹、石等天然材料为主要原料，加以设计、打磨、组装等简单手工加工后用于农业生产。木质农具多利用植物枝条自然状态和材质性质，经过剥皮、捆绑、修型等，有些甚至不经过加工直接使用，如木叉、木丫、连枷、木槌等。竹质农具以竹子作为原材料，多数经过劈、砍、篾等形成细条状，按照需求编织成各种用具。铁质农具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冶炼铁业兴起，代替了木、石等材料的农具，从而使农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是农具史上出现的一次大变革。
凉山彝区少数民族与汉族聚居杂合居住的形式决定了所形成的农耕文化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发展融合的过程，该区域所使用并传承下来的传统农具，不仅结构简单且设计轻巧实用，适应彝族人民居住地域环境，而且也从侧面反映出极具民族区域特色的彝族农耕文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一些现代化小型机械农具在凉山彝区得到规模推广和广泛应用，导致部分传统农器逐渐消失，但在很多时候仍然需要使用小型传统农具来完成农事作业，例如丘陵地带或者地块边缘等。传统农具的适用性、实用性和功能性沿用至今，是现代农业机械无法完全替代的。对于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操作传统农具进行农耕作业，体验农耕文化和劳作的乐趣，可以说传统农具让农耕文化更加具体而充实。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凉山彝族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与外界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新兴材料嵌入使得传统农具变得更为耐用和灵巧。而汉族区域内农耕农具伴随着农耕技法也传入彝区，使得大量传统农具越来越趋于相同，从侧面推动了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促进共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6 礼：凉山彝族传统节日礼仪中的农耕文化意蕴
仪式与节日是一种古老且重复并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和象征性的表现组成的。仪式礼仪和节日文化综合了信仰的神圣、诗学的哲理、艺术的种类、神话的叙事、行为的表演、心理的情结、文化的类型[13]。传统节日文化传播和承载着厚重丰富的文明内涵，其灵活的表现形式，有助于彰显民族文化与弘扬情操美德，有助于促进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有助于提升民族认同感融合。
凉山彝族传统节日有彝族年、火把节、赛装节、庆年节、跳公节、补年节等，节日民俗文化礼仪存在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万物有灵的社会观念中。凉山彝族节庆文化历史灿烂悠久，民族风情浓郁，形式异彩纷呈，有利于推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盛大节日民俗文化礼仪制度中也多数包含着农耕礼仪，是居住于高寒山地的彝族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实践中积累并传承至今的祈求丰收、五谷丰登的仪式活动。
彝族传统节日“火把节”，每年农历6月24日，是凉山彝族场面最隆重、规模最盛大、最富有民族特征的节日，2006年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14]。火把节古时又称星回节，彝语称为“都则”，意为“祭火”。关于火把节的起源说法不一，但都与彝族崇拜火的民族本性关联。该节日举行的祭祀、文体活动、社交礼仪等目的是用火驱虫除害、保护庄稼生长。火把节已成了彝族“照田祈丰年”的传统节日，强化彝族民族自我认同感，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促进各文化交流及民族团结进步。究其根本，火把节源于对火的崇拜以及反抗不公。彝族祖先使用火把消灭害虫，赶走恶魔，守护家园。古代典籍中对蝗灾的记载比比皆是，农耕时代把庄稼视作身家性命，把虫害视为生产活动的最大威胁之一。彝族人民以火把消灭害虫，是保护农田庄稼进而为生存和发展提供最基本的农业资源保障，折射出彝族人民对丰衣足食的向往，也彰显了彝族人民面对自然挑战时的自信和乐观。凉山彝族火把节所体现的生命观，认为人间万物都是出自上天恩赐，应饱含向往自然、尊重自然、尊重生命的理念，都体现在火把节严肃礼仪活动中。在火把节期间，不论亲疏，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分享美食，其乐融融。这不仅是联系感情的方式，也是处理社会关系的良好途径。事实上凉山彝族火把节是开放的，不仅是彝族人民的节日，也是包含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共同的节日。火把节中透露的人际交往理念和社会和谐理念，与新时代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同向而行的。
“彝族年”顾名思义就是彝族人的新年，在彝语中“彝族年”被称为“库史”。正常情况下“彝族年”都在农历十月举行，时间与“火把节”一样也是3 d，是大小凉山彝族传统的祭祀兼庆贺性节日，其中以昭觉、美姑、布拖、喜德等县彝族年最具代表性、最富有民族特色。彝族年起源于古代彝族先民祭祀活动，彰显彝族对于祖先的敬仰之情。彝族年丰富繁杂的民俗事象，反映出彝族历史文化、经济生产、人伦纲常、风俗礼制、民俗服饰、餐饮饮食、农耕礼仪、思想理念等诸多文化内容。透过这些祭祀与庆贺性系列活动所蕴含生活生产场景和民族特色风俗，可探究彝族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历史变迁轨迹，对于人文学科及其涵盖范畴相关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7 艺：凉山彝族手工技艺上对农耕文化的呈现
彝族先民长期生活在高寒山区，地理地貌复杂，交通偏僻不便，鲜有对外交流，手工技艺遗产基本上保持本民族的艺术特征。作为图像形态艺术形式，凉山彝族手工技艺类文化遗产上的精美图案是彝族对生产生活中意识具象的高度概括和情趣提炼，以其独特的魅力、神秘色彩、博大精深、强大生命力世代相传，鉴于精神图腾表达情感与传达向往，反映着彝族特有的群落架构及社会文化，较为完整地表现出彝族民族文化意识[15]。凉山州彝族服饰、漆器和银饰以独立的视觉设计符号和图腾艺术内涵，潜移默化地表达着对农耕文化的信仰及对美好田园生活的向往，与先民的生存环境演变及采集文化信息有关。彝族先民将从大自然和农业劳作中观察到的日月星辰、河流山川、风雨雷电、花鸟鱼兽、日常用具、崇尚色彩等物象，或以神话传说或民族故事为题材，或借助借喻、比拟、象征等手法，或按照手工技艺表现形式和造型变化不同，或以自身认知与信仰崇拜的方式，将潜移默化中的意识具象简练概括，打散分解、拼接重构出彝族手工技艺文化遗产上图形，其蕴藏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审美情怀和精神追求等深层次的寓意[16-20]。彝族先民将敬畏自然、信奉万物、崇拜图腾表现在手工技艺艺术品上传承至今，也为彝族宗教活动、生产生活器物、建筑营造建设、服饰设计制度、重大节庆民俗、农耕文化传承的研究都提供了丰富素材和题材来源。
8 结语
通过对凉山彝族农耕文化的内涵和历史演变的探析，具体通过源、迁、种、法、器、礼、艺7大部分对凉山彝族农耕文化意蕴和现代价值进行分析，以期对民族地区农耕文化传承与融合起到理论支撑作用。目前凉山州彝族大部分居住在大小凉山彝区，具有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区”的格局，历史上彝汉两族都经历漫漫迁徙路，表现为汉族是翻山按水系前行；彝族是渡河按山脉前行，是汉彝农业生产方式差异及受到彼此农耕文化相互影响的原因。
凉山彝族世代根据当地地势和气候不同进行农事调整，对农业生产倾注大量劳动力。主要种植粮饲作物用于有效解决生存温饱，但随农作物种类增加和外来作物引种传播，对凉山彝区农业种植构成带来很多影响。凉山彝族早期农耕时采用都是刀耕火种原始耕种方式，使用工具基本上就地取材，加以设计、打磨、组装等简单手工加工用于农业生产中。与汉族农耕文化相互融合借鉴过程中，凉山彝区彝汉传统农具也逐渐趋于同化状态，依然存在少量极富民族特色的传统农具。凉山彝族拥有丰富节日民俗文化资源，震惊世人的彝族古代天文历法、精湛的手工技艺，潜移默化间表达着对农耕文化的信仰与及对美好田园生活的向往愿景，其蕴含的农耕文化是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精神遗产。充分挖掘凉山彝族的农耕文化资源，直接关系着凉山彝族农耕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对凉山彝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巩固扶贫攻坚成果及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 族 人 网的价值所在。（参考文献略，请参阅原文）
作者单位：西昌学院农业科学学院，四川西昌。
原载：《安徽农业科学》2023年18期；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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