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彝族毕摩文化研究的进展——基于超星知识发现系统的文献学计量分析
摘要：毕摩文化是彝族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内容涵盖天文、历法、宗教、历史、法律、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多个学科领域，同时又是彝族人民最为宝贵的精神食粮和文化财富，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建国以来，彝族毕摩文化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毕摩文化作为彝族文化的一部分，虽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但其学科建设的任务有了长足的发展。彝族毕摩文化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拓展和进步，毕摩文化研究的国际化已经凸显，并成为今后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彝族；毕摩文化；文化研究
一、数据来源及依据
近年来出现一种新的整合数字文献信息资源的发现系统（Discovery system），通过在后台预先建立一个集中索引库，系统前台然后给用户提供单一的检索框，以实现对各类不同数据库和系统资源的一站式搜索。通过预先收割数据并建立预索引的这种方式，可以一定程度上保障发现系统良好的相关性排序和高效的检索速率，这一类系统代表着未来数字信息资源整合的发展方向[1]。我馆于2014年引进北京超星公司推出的中文发现系统——超星发现。该系统能够全面、准确地帮助用户发现资源，提供具有知识挖掘与情报分析功能。他以近十亿海量元数据为基础，利用数据仓储、知识挖掘、资源整合、数据分析、文献计量学模型等相关技术，完成高效、精准、统一的学术资源搜索，通过分面聚类、引文分析、知识关联分析等实现高价值学术文献发现、纵横结合的深度知识挖掘、可视化的全方位知识关联。超星发现系统的词表库共包含有以下数据：40万主题词表，600万作者库，30万机构库，8万同义词表，1．2万学科分类表，10万刊名表，600个收录来源表，50万学术专业库，10亿条引文数据。这些专业级的资源库为文献检索服务提供了强大的元数据支撑和保障。
本文基于超星发现系统，以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运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输入“彝族毕摩”作为检索词，检索出所有包含有彝族毕摩研究的文献量为541条记录（数据统计至2014年12月）。为了梳理建国以来彝族毕摩文化研究的成果及分布流向，更全面准确反映毕摩文化研究的相关信息，本文分别对历年来彝族毕摩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统计，从文献数量（包括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学科分类、作者、机构、基金、地区等进行分类统计与分析研究，以揭示近60多年来彝族毕摩文化研究的历史和特点，分析把握其发展趋势，为彝族毕摩文化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二、数据的计量分析
（一）20年来彝族毕摩文化研究的文献数据统计分析
从表1数据中，可以得到建国以来至2014年间彝族毕摩文化研究成果。我们分别从图书、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纸进行统计分析。
表1 建国以来至2014年间彝族毕摩文化研究成果
1.图书：至2014年，国内出版有关毕摩文化研究的著作共30部。其中最早出版毕摩文化研究的图书于1990年，此后，1990年、1993年、1996年各1部，2003年、2004年、2006年各3部，到2007年达到高峰，当年共出版研究著作13部，此后2008年1部，2009年2部，2010、2011年各1部。
2.期刊：到2014年，国内发表有关毕摩文化研究论文共351篇。最早关于毕摩文化研究的文章发表于1965年，此后由于“十年浩劫”，彝族毕摩文化被视为“封建迷信”、“牛鬼蛇神”，有关彝族毕摩文化研究出现了断层，到1980年代后才出现了生机。这一时期，共有15篇有关毕摩文化研究的论文发表。到90年代，共有32篇。进入2000年后，从事毕摩文化研究的人数激增，发表文章的数量也大幅增加，进入毕摩文化研究的鼎盛期。从2000—2009年，共发表148篇研究文章，2010年以来，每年的文章都在20篇以上，2010年34篇，2011年31篇，2012年34篇，2013、2014年各28篇。
3.学位论文：一般收录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2000年以前的学位论文只有1篇彝族毕摩文化研究方面的，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98年；2000—2009年，共21篇；2010年以后，逐年增加，2010年6篇，2011年12篇，2012年10篇，2013年10篇，2014年8篇。
4.会议论文：从表1看，研究毕摩文化的会议论文共有24篇，其中1989年1篇；1999年1篇；到2000—2009年13篇；2010年到现在7篇。
2013年 ，ONGAROD和OUSTERHOUT J在《In Search of An Understandable Consensus Algorithm》一文中提出了Raft共识算法[5]。作者基于Paxos进行了改进，使之更容易理解。它与Paxos相当，对构建实际系统起了促进作用。目前百度公开了Raft开源实现代码。
5.报纸：发表于报纸上的有关毕摩文化方面的文章，在2000年以前，几乎为0。最早见诸报端的是2000年，2000—2009年共27篇，2010年至今，共33篇。
（二）彝族毕摩文化研究学科分析
表2 彝族毕摩-中文学科分类统计（数据来源：超星发现）
彝族毕摩文化可谓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内容不仅涵盖宗教、历史、法律、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社会科学，而且还涉及医药、天文历算、军事、农业等自然科学领域。从表2彝族毕摩中文学科分类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研究彝族毕摩文化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历史、社会科学、文学、哲学、宗教、文化、艺术、语言文学等方面，此外，在法律、经济、医药、科技、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方面也有研究。从统计数据来看：近30年来，对彝族毕摩文化研究的论著中，最多的是有关彝族历史类，共有78篇（部），占整个文献总量的20%。其次是社会科学总论，涉及社会科学的论著有64部（篇），占整个文献总量的16.2%。其他依次为：文学类57篇，占14.4%；哲学、宗教类56篇，占14.1%；文化类48篇，占12.1%。艺术类48篇，12.1%；语言文学类9篇，占2.27%；政治、法律类7篇，占1.77%。经济7篇，占1.77%；医药7篇，占1.77%。其余自然科学类共13篇，占2.76%。
（三）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作者分析
表3 彝族毕摩文化-作者统计（数据来源：超星发现）
序号 名称 数量8张纯德 4易谋远 4 10 龙倮贵 4 11 刘冬梅 3 12 贾婷 3 13 李金发 3 14 毛燕 3 15 李红琴 3 16 李世康 3 17 左亮 3 18 白兴发 3 19 蔡富莲 3 20 曾铖 3 9
表4 彝族毕摩文化-机构统计（数据来源：超星发现）
本文主要统计发表彝族毕摩文化研究论著3篇（部）及以上的作者数据。从表3中可以看出，发表3篇以上的作者共有20位。其中发文最多的8篇，其次6篇，发表5篇的有3位作者，4篇的有5位作者，3篇的有9位作者。
从发表3篇（部）论著作者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西昌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10余所高校。其中，最高的是西南民族大学，共37篇（部）；其次是四川大学，共29篇（部）；西昌学院22篇（部），中央民族大学21篇（部）；从以上数据看出，高校已成为彝族文化研究的主要力量。目前在这些高校中，拥有一批既有高学历，懂本民族传统文化、语言文字，又有较强科研能力的彝族高级知识分子人才队伍，这一群体已越来越成为彝族文化教育、研究、传承的生力军。
（四）彝族毕摩文化研究基金分析
表5 彝族毕摩-基金统计（数据来源：超星发现）
本文统计的基金项目主要是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的项目，从表5中可以看出，彝族毕摩文化研究成果中，获得基金资助项目的论著共25篇（部），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8篇（部），占32%；国家教育部基金资助项目的14篇（部），占56%，；省级基金资助项目的2篇（部），占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1部（篇），占4%。近年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家也加大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研究力度，特别是彝族文化瑰宝——毕摩文化也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改革开放以来，彝族毕摩文化研究方面的课题得到多项国家级、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有的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资助。通过课题立项，可以保证项目经费来源，为学者开展课题调研提供经费保障，同时，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彝族毕摩文化研究的水平。
三、彝族毕摩文化研究的进展及现状分析
建国以来，毕摩文化研究经历从无到有，从一般性介绍到深入的探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通过超星知识发现系统，我们对建国以来彝族毕摩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彝族毕摩文化研究的脉络进展。
（一）萌芽阶段（1949-1979）：这一时期是彝族文化研究起步艰难、进展缓慢的时期。在改革开放前的较长时期，由于当时的政治因素等原因，彝族传统文化及其文献典籍的文化内涵和学术价值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把彝族毕摩文化及毕摩典籍视为封建迷信、四旧，因此，对彝族毕摩文化的研究成为理论禁区，几乎无人问津。特别是60年代中期后，全国性的文化浩劫，致使彝族文献典籍与彝族传统文化成为横扫对象，大批彝文文献遭到破坏，有的被收缴和焚毁，彝族传统文化学术研究也陷入了极为艰难的困境。因此，这一时期，彝族文化研究者主要投入到语言调查、民族调查中，为民族识别与新彝文的创制寻找依据[2].“过去的三十年中，由于观点不同，大陆学者对彝族所作的调查，重点多着重阶级关系和历史演变，家族类型之分析。”[3]这一时期，彝族毕摩及毕摩文化的研究成果稀少，从统计的数据来看，在1980年以前，仅有一篇研究论文发表。
（二）探索阶段 （1980-1989）：20世纪80年代，彝族毕摩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彝族分布的川、滇、黔、桂四省区，相继恢复和设立彝族文化彝文古籍整理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彝文典籍的收集、整理、翻译研究。此外，相关民族高校设置了彝族语言文字专业，培养了一批彝族语言文字及古籍整理研究高级专门人才，彝族学者逐渐成长起来，极大地促进了彝族文化研究的进程。彝族毕摩文化价值也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过去我们视毕摩为巫师，视其所主持的占卜、祈福等彝族传统祭祀活动为巫术。有的毕摩出于某种顾虑，临终前要求家人将其收藏的彝文古籍统统烧掉，使这些本该为传承彝族文化所用的珍贵遗产沦为殉葬品。从表面看，毕摩的祈祷仪式有神秘、诡异之处，貌似封建迷信活动，但他们所传承的却都是彝族的哲学、历史、地理和文化等等——他们不是巫师，是彝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媒体。”[4]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汉族学者为主，彝族学者参与的主客位相结合的研究格局。但尚未出现彝族毕摩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对彝族毕摩文化的研究，以翻译、整理毕摩文献为主。有关彝族毕摩文化的研究方面的论文也主要集中在毕摩历史文化、宗教方面。如何耀华《彝族社会中的毕摩》，徐铭《毕摩文化论》，马尔子《凉山彝族毕摩法具考释》，黄承宗《凉山毕摩浅谈》，夷吉木哈，阿乍窝芝《毕摩刍议》等，这些文章，基本上对毕摩及其文化宗教进行探索性研究，代表了这一时期彝族毕摩文化的研究方向。
（三）发展阶段 （1990-1999）：20世纪90年代，是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事业稳步前进，学术成果较为丰富的10年。这一时期，学术界对彝族毕摩传统文化的研究逐步走上正轨，民间毕摩经籍开始受到重视，并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整理、翻译、出版，为研究毕摩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彝族毕摩文化研究突破了以前单一的研究方向，内容涉及到哲学、宗教、历史、艺术、文化等方面。如以彝族学者巴莫姐妹为主的巴莫阿依《彝族毕摩剪纸艺术》，巴莫曲布嫫《神图巫符与仪式象征：大凉山彝族宗教绘画中的神话原型》，易谋远《记彝族“毕摩”的地位、作用和性质》，庚修明《黔西北彝族毕摩经典中的文化图像》，余宏模《贵州彝族毕摩文化与彝文典籍举例》，这一时期共发表了毕摩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32篇。此外，还出版了3部有关彝族毕摩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美姑彝族毕摩调查研究》；左玉堂、陶学良《毕摩文化记》；王康、吉克则伙、史伙合著《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李子乡倮纠村的灵姆》。
（四）繁荣阶段（2000-现在）：进入21世纪，随着思想的解禁，学术的昌明，毕摩文化研究进入一个生机勃勃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毕摩文化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出版的著作都大大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可以说达到了顶峰。其二，这一时期，彝族毕摩研究史上有几件大事值得一提：一是四川凉山美姑县中国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历经多年的努力，申报的美姑县彝族毕摩文献于2010年3月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目前，美姑县档案局和国家档案局正在积极申报彝族毕摩文献《世界记忆名录》。二是2008年出版了由云南省楚雄州政府投资1000万元，组织川、滇、黔、桂等地的彝族文献专家，历时7年编译完成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 （106卷）。该经卷收录云南省彝族毕摩经书77部93卷，四川彝族毕摩经书3部5卷、贵州彝族毕摩经书3部7卷，广西1卷。内容涵盖了彝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医药、宗教、哲学、天文地理、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方面，被称为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第一部彝族毕摩文化遗产巨著。这一时期，彝学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而为彝族毕摩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发展平台。三是彝族毕摩文献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自2007年国家启动《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选工程，至今已经评选四批，共有48部彝族古籍入选，其中包括《劝善经》、《指路经》等彝族毕摩文献。其三，彝族毕摩文化研究基金资助项目从无到有，不仅数量增多，而且级别也越来越高，从省、部级到国家级。其四，毕摩文化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出现了既有本民族专家学者，又有汉族学者及国外学者参与的多民族研究队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批既受过高等教育，又掌握本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的彝族学者，成长为彝族文化研究的领军人才。其五、毕摩文化研究进入国际化，在彝族毕摩之乡——四川凉山美姑县，先后举办了多次全国性的毕摩文化研讨会和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宏扬彝族传统毕摩文化，推动彝族毕摩文化发展和繁荣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四、彝族毕摩文化研究发展趋势
纵观建国以来彝族毕摩文化研究历程，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毕摩文化作为彝族文化的一部分，虽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但其学科建设的任务有了长足的发展[5]。彝族毕摩文化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拓展和进步。彝族毕摩文化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
（一）研究的领域将会不断扩大，学科门类更加细化。学者的彝族毕摩文化研究领域，从最初的哲学、历史、宗教等几个学科，不断扩大、深入到多学科领域，学科分类也越来越细。在表2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目前毕摩文化研究的领域涉及的学科已达到18各学科。而且，目前还有学者在一些学科领域提出独到的新观点、新方法，我们也期待彝族毕摩文化研究有不断创新与突破。
（二）打破以往独立研究模式，不断整合研究力量，通过申报大型项目，形成研究学术团队，挖掘彝族毕摩文化。过去，川、滇、黔、桂四省区彝族毕摩文化研究，多以学者独自研究或以地区内研究为主，四省区间合作研究较少。由于目前在彝族分布的四省区，能解读彝族毕摩文字的专家已越来越少，因此，只有加强四省区之间的合作，整合资源，共同进行彝族毕摩文化的研究，才能把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传承下去。目前西南民族大学沙马拉毅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彝文古籍文献整理与保护及其数字化建设》、蔡富莲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云、贵、川百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研究》，整合了云、贵、川数十位专家学者，共同进行研究。通过这些课题的合作研究，可以形成一支跨地域、跨民族、跨学科学者组成的彝学研究优秀团队。
（三）毕摩文化研究的国际化已经凸显，并成为今后的发展方向。美姑县政府自1996年成立“美姑县彝族毕摩文化中心”以来，积极与国内外学者和相关机构合作，致力于通过学术研究，加强对毕摩文化的保护，先后翻译出版了多部彝族毕摩文献。为了提高彝族毕摩文化的知名度和毕摩文化的研究水平，先后举办了多次全国性的毕摩文化研讨会和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2]。众多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彝族毕摩文化，并加入研究队伍，出现了彝族毕摩文化研究的国际交流趋势，加快了彝族毕摩文化研究的国际化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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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段.发现系统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4.
[2]张公瑾，黄建明.中国民族古籍研究60年[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3]谢 剑.昆明东郊的撒梅族[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
[4]李冬生.新中国民族古籍工作[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5]阿牛史日，吉郎伍野.凉山毕摩[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图书馆。
原载：《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7期；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凉山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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