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学本田野考察工作对20世纪中国边地民族研究的影响和意义初探
内容提要：本文对庄学本田野考察工作在20世纪中国边地民族研究中的影响和意义进行了初步探讨，指出他对土族神箭崇拜与神鹏信仰习俗、凉山安宁河流域大石墓、嘉绒藏族民间文化、边地民族法律、彝族传说、边地农具、地震史等问题的首次发现、记录和研究在边地民族研究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与学术价值。本文同时认为，庄学本田野考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20世纪上半期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学术思潮，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庄学本；田野考察；边地民族研究；学术史
庄学本（左）
一 论题的提出
（一）目前，庄学本的边地少数民族摄影和考察文献已被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角度进行引用和分析，其学术价值无庸置疑。需要继续进行的工作是具体地、分学科地梳理和归纳在20世纪中国边地民族研究中的庄学本田野考察工作的影响和意义，从而在学术史上给予庄学本人类学田野考察工作以比较准确的定位。
（二）除了纯学术问题在田野考察工作中的提出和解决这一维度以外，学术史研究还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诉求：时代与学术思潮的关联、研究者的价值观念与方法论的意义等等。庄学本田野考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20世纪上半期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学术思潮；尤其是在20世纪中国边地少数民族研究中，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与国家权力、政治象征的建构无法分离，庄学本对边地民族的田野考察工作与边政学的关系亦有待深入研究。
本文试图对上述第一个问题在有限的文献检索范围内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对第二个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二 庄学本人类学田野考察工作对边地民族研究的开拓性意义
在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考察工作中，首次发现与记录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极其重要，庄学本在这方面作出的学术贡献十分突出。
（一）关于土族的神箭崇拜与神鹏信仰习俗，庄学本的记述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很多学者认为，互助土族中的神箭崇拜与阿豺折箭遗训有关，他们认为这一古老习俗是吐谷浑后裔对阿豺折箭遗训事件和他倡导的“戮力一心”精神的纪念和传承。1936年，作为陪同班禅专使的庄学本在青海互助县沙塘川游历，就曾亲眼目睹过土族人供奉的神箭（图一），他在《青海土人考察记》中写道：“在叠叠馍馍的中央，供着一支高约四尺、仿佛梭标的神箭，清油灯的光亮照耀着箭上一绺一绺的红绿带条，披茸地如神箭的衣服，箭的颈中挂着一串铜铃和铜板，这是他们最信仰的护法神箭，又叫五台护法。他们庄子上的安宁，就地的农业，土人的健康，据他们说多靠这一支神箭的呵护。”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土族神箭崇拜的最早记载。据报道，如今在神箭前调解家人和村人纠纷的习俗仍在延续[1] 。
另外，《青海土人考察记》还描述道：“（土族人）在神箭左边供着一只大鹏鸟的神道，他也同样得到大馍馍的供奉，他的偶像是一块木板，平面三尺高，上面贴满剪碎的纸条，象征神鹏的羽毛，在头上装出一根长约二寸弧形的木条，作为神鹏的嘴喙，又画着圆形的两个眼瞳，大鹏鸟也是他们信仰而灵验的神道。”这说明，青海互助土族地区曾流行过一种大鹏鸟（图二）信仰。土族学者吕建福认为，“神鹏信仰是土族古老的信仰，由来已久。鹏鸟以及凤凰的图案，也常见于土族的有关装饰中。”青海互助土族地区曾流行一种大鹏鸟信仰，大鹏鸟的主要作用在于确保农业的丰收。民间传说和考古发现证明，这是土族先民吐谷浑从东北带来的一种萨满教信仰，与沟通天地的宇宙山密切相关[2] 。
另外，在土族人种来源的问题上，庄学本从语言和体质特征及地理分布等因素研究土族， 得出土人是蒙古种的一支的结论。这在土族学研究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3]。
（二）关于凉山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主要分布于四川省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是凉山最具特点的古代文化遗存。经调查，凉山境内现在还保存着200余座大石墓，主要分布在安宁河流域的喜德、冕宁、西昌、德昌、普格、昭觉等县，凉山州博物馆对其中的40余座进行了科学发掘。大石墓最具特点的是它的墓室和葬俗，大石墓的墓室都用天然的巨石构筑，墓长五六米到十余米，石墓中出土的器物有陶器、石器、铜器和铁器，时代约在春秋至西汉时期。据研究，它就是《史记》、《汉书》等古籍记载的“邛人”、“邛都夷”的文化遗存。邛人是我国古代西南的主要民族之一，大石墓的发掘对研究西南地区古代民族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关于这种以大石建造的石室墓，最早记载就是20世纪40年代庄学本在冕宁的发现，叫“石墓”。庄学本在记述中说：“冕宁县中左千户所后面有石墓，形如几，系一大石棚置放竖石上。乡人呼之曰‘么些坟’”。1946年，郑德坤将其划入“大石文化”的“墓石遗迹”。20世纪50年代，鲍文熙、徐知良等人所论也是根据庄学本的发现。20世纪7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冕宁清理了一座墓葬，被称之为“三块石大墓葬”，随后开始了大规模发掘。林向在《四川省金沙江流域考古调查简报》中，始以“大石墓”命名。据研究，建造大石墓的邛人可能是氐羌人中的一支[4]。
（三）关于嘉绒藏族的研究。生活在“藏彝走廊” 的嘉绒藏族是藏族的一支。有学者认为学术界对嘉绒藏族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最早进行嘉绒研究的是庄学本，然后才是40年代马长寿先生、林耀华先生对嘉绒藏族地区进行的实地考察[5]。
庄学本对嘉绒民间文化的关注和记录也是嘉绒研究的重要资料。流行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及大渡河上游的嘉绒锅庄，俗称“达尔尕”，是嘉绒地区最古老的一种民间舞蹈娱乐形式，在历史上曾与“西藏歌舞”、“甘孜踢踏”、“巴塘弦子”并列为藏区四大舞种。庄学本在他的《羌绒考察记》（1937年3月10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中最早详细记载了嘉绒锅庄的表演形式。他还撰写了《西藏之戏剧》（载《边政公论》卷5，6期，1941年6月版）。据藏戏研究者统计，在20世纪40年代，国内仅有3个汉文刊物（《边政公论》、《康导月刊》、《艺文杂志》）上发表过《西藏之戏剧》、《藏戏在巴安》、《康藏戏剧的本事》等3篇文章。
（四）许多忠实的记录不断被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有些记录的学术价值庄学本当年可能也并不是很清楚，但他作了忠实的记录。在以后漫长的学术史发展进程中，它们在多种学科中的重要价值不断呈现。下面举四则研究案例以窥其大概：
第一则属于边地民族法律史研究范畴。羌族流行的“转房”婚俗，依清朝法律是严重违法的。庄学本于1934年在理县薛城沙金坝发现光绪元年（1875年）建于理番县（今理县）的《严禁转房碑》碑文云：“□□□□殊不知大乖伦理，重犯典型，亟宜晓论严禁。”他的《羌戎考察记》中载有此碑文。这是国家法律对边地民族地方“习惯法”的否定，构成了法制体系二元并存的一个侧面。在过了大半个世纪之后，一块名为《永远章程条规》的碑文（刻于光绪廿二年，1896年）于1994年在川西羌族区被“西南政法学院《羌族习惯法》调查队”发现。如果光看此碑，则会发现：“国家法与习惯法的规范冲突，主要集中为‘制裁’手段的不同。实际上，这两种规范体系的冲突还远远不止存在于这方面，在历史文献中，我们还可发现国家法予以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习惯法却予以支持；习惯法严加禁止的行为，国家法律却不以为然，这种冲突也可以存在于规范结构的‘假定’、‘处理’部分。”对于论证这种冲突中的相对平衡状态，庄学本当年记录的《严禁转房碑》就具有重要的价值[6]。
第二则属于边地民族传说与民族观、历史观的关联的重大问题。台湾学者王明珂在《关于蜀之黄帝后裔的一些讨论》中探讨了“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之间的差异与关联，在其论述中，边地民族传说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一再呈现。他由在川西羌族间进行田野调查时曾采集到一种可以名之为“弟兄故事”的社会记忆而论证存在着一种“历史心性”，而正是这种“历史心性” 起着这样的作用：“当许多西南族群被纳入‘中华民族’或‘中国人’的族群体系时，他们也曾以‘兄弟故事’这样的‘历史’，来合理化他们与这新的民族大家庭中其它成员‘民族’间的关系。”作者力图强调一种兼顾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的研究路径[7]。文章特别引用了庄学本在20世纪40年代对彝族传说的记录和整理：远古时代乔姆家有弟兄三人（洪水后﹐老三乔姆石奇有三个儿子，原来不会说话。他们烤火时竹筒在火中爆烈﹐三个哑巴吓得惊呼）大的叫 Atzige（罗语），二的喊Magedu（番语），小的呼“热得很”。从此他们说三种不同的语言，成为夷（Nohsu）﹑番﹑汉三族的祖先[8]。实际上，庄学本的田野考察工作不仅具有人们已认识到的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历史研究的多元视角的重要价值。
第三则属于农具史研究。据陶元珍《云孙随笔》“耦牛及直辕犁”条论述：
吾国古代未用牛耕之时，恒两人并耕，二耜两人为耦，如论语谓长组桀溺耦而耕是也。迨牛耕发明，初仍沿耦耕之习，两牛并耕，二犁两牛为耦，而以两人牵牛，一人将之。如汉书食货志谓赵过用耦犁，二牛三人，齐民要术引崔实政论谓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吴志孙权传载权报陆逊语谓车中八牛，以为四犁，是也。耕，必备二人两牛三人，良非易事。犁尚易具，人牛难得。今农人耕作，均以一犁一牛一人为一单位，盖两牛并耕之法久废，牵牛之人亦久已去而不用矣。惟荒僻之区，尚有用两牛并耕者。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六日印行之申报图画特刊第五十一号，有庄学本君所摄西戎现状照片数帧，均四川西北部松潘一带番人生活实况，颇足珍贵。其中一帧为犁田之影。即系两牛共轭。拽犁并耕。此在内地人视之，诚属罕见，惟所拽仅一犁，又无牵牛之人，与旧法不尽同耳。
耕犁初用直辕，后乃易为曲辕，曲辕远较直辕为灵活，齐民要术引崔实政论谓辽东耕犁辕长四尺回转相妨，要术注谓自济州迤西犹用长辕犁，长辕犁殆即直辕犁也。今观庄君摄影，番人所用耕犁，辕长而直，扶犁伛偻随牛，几至匍伏，厥状甚艰，犹存古法。政论及要术注所述当时辽东及济州迤西耕犁形制，可想见矣。[9]
从这段论述中可知，庄学本的田野摄影中包含有大量的生产劳动情景，对农业史、农具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则是地震史研究。1933年8月25日15时50分30秒，在四川省茂县的叠溪发生7.5级大地震，山崩地裂，岷江断流，死亡6800余人；地震后45天，叠溪地震形成的堰塞湖（“海子”）溃决，又有2500余人死亡。据洪时中、徐吉廷《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记在叠溪大地震的考察、研究和救灾工作中作出贡献的几位前辈》，在1933年叠溪地震的考察、研究和救灾工作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有常隆庆、李善邦、周郁如、徐近之、庄学本、张雪岩等几位先生。文章特别论述了庄学本所摄叠溪地区的照片对于地震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些照片在他生前几乎都没有发表过，鲜为人知。直到1987年，四川省地震局才获得了仅存的22幅照片。作者认为，尽管常隆庆的《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和四川大学的《叠溪地质调查特刊》中曾刊载过一些叠溪地震的照片，但限于当时的制版印刷条件，印出来的照片质量都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数量很少，那些照片的原件就更没有保存下来。而庄学本所摄的这22幅叠溪照片，尽管年代久远，却仍然提供了比过去丰富得多的图像信息；加上他在每一张照片的背面都亲笔写有说明，注明了拍摄的地点和内容，使得这些照片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它们不仅为地震烈度和震害提供了比文字描述更为直接、确切、有力的证据，而且还给出了有关文献中所没有的一些新的信息，特别是教场台地上的地裂缝、黄草坪南老龙湾的泥石流等照片，尤为珍贵[10]。
从庄学本日记看，他途经叠溪震区的时间是1934年的11月。此时仍不断有余震发生，他的旅行日记对余震和震外灾区的记述十分细致和全面：
十一月六日……关于海子新闻在入山时及经松潘已略有所闻，唯仅知去年七月初五（廿二年八月二五日）日叠溪大地震，全城陷落山峰崩溃，其附近山谷陷成大海（即湖俗称海）人民活埋者无数，余于经灌县至威州一段沿途所见水灾之遗迹，测之已想见其水势浩瀚及在什谷脑喇嘛寺塔顶之倒塌，推知此次地震之猛烈。
十一月七日……过叠溪震区高3700公尺。
在此地可以看得出地震的巨大破坏，教场坝有广袤数里大之面积，其整个之平原本来高度与山峰相连，自震以后下沉了有二三百尺，其原来地平影迹印在山峰还很明显，在下沉的时候房屋多被震倒塌，江边的农田发生了无数的折裂，每一条裂痕多像狭弄一样深长，万一有人掉下去那只有活埋在地下，当时坝上的人在陆沉的时候也许会像乘电梯下降一样的平稳，但是看见山峰的倒塌震声的隆隆、沙石的半空飞舞一定是吓得魂不附体了……
吾们离开教场坝东行不半里，就是全部沉陷的叠溪城（叠溪城高一丈，围三百九十丈有居民三百余家）在此地已看不见很热闹的城市，光是一片石砾堆满在数里宽的平埧上，后面的山峰已经脱去了衣服，露出内部的磷角（轮廓）一望而知城上掩盖的石砾，全是这个山上塌陷的，大概城是先沉，其后影响到山峰而崩塌，在石砾的核心爬过去也是很不容易走，石块大的有几丈高，现在的城市上已盖起了几十丈厚的石砾，经过数百年以后恐怕路过的人将要遗忘了这底下还有一个叠溪城呢！……
庄学本不但采访了灾民，记录了灾区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查阅了历史资料，对地震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对于一个并非地震学家的旅行者来说，这些记录以其观察之敏感、描述的细致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 庄学本田野考察工作在中国人类学发展中的影响
如何恰当地认识庄学本田野考察工作的性质和意义，从而在中国人类学发展学术史上给予比较准确的定位，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无庸讳言，在一些回顾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综合性著述中，庄学本或根本不被论及，或只是简单提到。有些回顾文献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内地学者对边地少数民族的田野考察工作述之甚详，如1928年杨成志对川滇交界的大小凉山地区的民族学调查，1929年凌纯声、商承祖对东北松花江下游赫哲族进行的调查，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对湘西苗族进行的调查，1934年凌纯声、陶云逵对云南傣族、彝族、佤族等进行的调查，1935年方国瑜对滇西傣族和拉祜以及佤族等的调查，还有林惠祥对台湾高山族的调查，颜复礼和商承祖对广西凌云瑶族的调查、费孝通与王同惠在广西金秀对大瑶山瑶族的调查等等均有记述，但是对庄学本前后长达十年的边地诸民族的田野考察却没有提及[11]。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一、庄学本一直没有在学术研究机构和大学里进行研究的经历，现代学术生产的流派、师承、学术研讨等要素均与他没有什么关联，他似乎一直只是一个社会上的摄影家，一个喜欢到边地旅行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二、他的考察文献在历史中被尘封太久，许多年青一代的研究者鲜有所闻。
本身注重边地民族调查、尤其是多次深入羌族地区的台湾民族学学者王明珂则对庄学本工作的意义有着较为客观的认识，而且把庄学本置于时代与学术的紧密关联中进行论述，同时也能客观地指出并非仅庄学本所有的局限性：
警觉到西人与日人对中国边疆研究背后的政治兴趣，中国知识分子也积极在国族边疆地区进行民族学调查工作。此时，东北有凌纯声，东南有何联奎、徐益裳、黄文山，台湾有林惠祥。更多学者则在西南地区作民族调查，如丁文江、丁骕、杨成志、凌纯声、芮逸夫、费孝通、徐益裳、庞新民、胡鉴民、庄学本等。他们对西方民族学所知深浅不一，在他们的著作中或混杂着明清以来汉人士大夫之边疆游历书写，或应用清代乾嘉之学的声韵、训诂。无论如何，一种新的民族志写作逐渐产生。其主要关怀是，首先，历史渊源，特别是边疆民族与汉族的历史族源关系。借着历史地理学、古地名与族名的声韵训诂，考古文化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化间的关联与传播关系，建立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长远历史关联，及血缘与文化关联。这是以历史根基化（primordializing）的民族情感。[12]
诚如作者所言，这是自中国学术界产生出来的“新的民族志写作”，所关注的首先是“历史族源关系”，在这种学术发展中，庄学本的田野考察工作可以当之无愧地位于有重要影响之列。新近出版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纪事》列有专条介绍庄学本对川西北、青海南部和西康北部的藏族和羌族进行考察的事迹，认为“庄学本的考察从一开始就专注于那些内地汉文资料很少记载之地，目光从自然生态到文化、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仪式、社会组织、教育、宗教、贸易等，用一种全景观来审视探索……通过考察记和摄影照片为他所考察的少数民族留下了一份可信度高的视觉档案与调查报告。” [13] 这种介绍比较客观，但仍然囿限于“考察”而略于研究和学术意义。
事实上，处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早期的西南边地民族学研究，类似庄学本这样曾于田野第一线辛勤耕耘、但在日后学术史上未获应有重视的学者尚有不少，如黎光明、王元辉于1928年在川康边地进行的民族调查，直至近年才由王明珂教授整理和介绍。值得思考的是，王明珂指出黎、王的调查记录可见的谬误、矛盾反映出一种学术研究中的“来自边缘的非典范记忆”，但是在今天看来，所谓的“典范”反而使民族调查者的眼光受到某些“限制”，而失去了一些“奇特的”观察角度。他认为这是应该引起反思的[14] 。对于研究庄学本人类学考察的影响和意义，这也是很有启发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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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崔永红、胡 芳：《草原王国的覆灭：吐谷浑 》，《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03期。
[2] 辛元戎、祁文汝、董思明：《土族神鹏文化的考察与分析》，《中国土族》 2006年第3期。
[3] 祁进玉：《土族研究一百年—土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述评》，《西北民族研究》2005 年第4 期。
[4] 宋明撰文，见凉山新闻网www.ls666.com。
[5] 论者的依据是庄学本《羌戎考察记》，《蒙藏旬刊》110期，1936年；《丹巴调查报告》，《康导月刊》1卷7期，1939年。见增穷石《清代嘉绒地区土司的婚姻初探》， 《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曾现江《嘉绒研究综述》，《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
[6] 见龙大轩《十九世纪末地方法律实践状况考—一块碑文透出的历史信息》，《现代法学》2002年第3期。
[7]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8] 庄学本：《夷族调查报告》，收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族学会民俗丛书专号 2﹐民族篇 26﹐西康省政府印行﹐1941年﹐第152－155页，转引同上。
[9] 据作者之子陶世龙述，《云孙随笔》散见于20世纪40年代报刊，近年经多方搜寻，数年间觅得40则。现查得之《云孙随笔》，首见于《经世季刊》二卷三期，1941年4月7日在重庆出版。
[10] 据作者述，该文已被《国际地震动态》选用，即将刊出。
[11] 如马玉华《20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述评》，《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6期。
[12] 王明珂：《近代华夏边缘再造》，选自其《华夏边缘》。
[13] 王建民等编《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纪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41页。
[14] 王明珂：《〈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导读》，《中国人类学评论》第7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原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9期；文字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图片来源：网络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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