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指向：彝族题材电影的空间建构
摘要：彝族题材电影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对传统/现代生活空间的选取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空间在电影中成为彝族身份的隐喻，成为"国族一体"与时代认同的具体表现，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民族文化反思与坚守的像喻、民族神话与史诗传统的复刻。但是彝族题材电影在空间的建构上并未呈现出独有的美学风格，只有用民族特色符号构筑独特视听空间，注重影像文化空间的建构，建构具有写意性的彝族题材电影空间，才能营造出独特的美学风格，进而实现彝族题材电影的长足发展。
关键词：彝族题材电影；电影空间；彝族空间；空间建构
基金资助：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彝族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彝族题材电影的空间构建研究”(项目编号:YZWH2032)研究成果。
电影艺术作为一种影像媒介，将其放置于少数民族文化记录的视野下无疑让是让它成为窥视民族文化、记载民族风俗的有效载体。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充满了书写民族记忆、观照族群历史的文化意味，然而，彝族题材电影在中国电影艺术创作中始终处于一个“似是而非”的尴尬局面，作为拥有自身文字、语言、风俗、建筑风貌特征且拥有5000年历史的一个民族，其影像创作却呈现出了与民族发展面貌、其他样式艺术发展速度不协调的现象。新中国成立70年来，彝族题材电影创作在中国电影创作格局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对促进民族团结、宣传民族文化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近年来，彝族题材电影并未在电影创作格局中形成如蒙古族、藏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一般的繁盛局面，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民族文化样貌在影像中的记录、复刻面临“失语”之态，且在现有的彝族题材电影中，以“民族”为奇观之外衣而缺少内核的影片比比皆是，故此，从空间建构角度去解读、探析彝族题材电影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影像对“民族性”的把握。
空间不仅是自然的、地理的，也是社会的和心理的。电影中的空间复现，不是简单的地理选取，而是对蕴含着政治的、文化的一种社会空间的择取。“通过现有电影艺术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所描绘的生活内容以及故事发生地界——中国西南和蒙藏地理环境的结构特征，影响甚至制约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总体特征，进而影响到其电影艺术品格的独有风貌。”彝族题材电影中的空间选取蕴含的则是彝族文化中最为直观的体现。彝族题材电影的空间选取、空间建构对于彝族题材电影的创作而言具有着重要意义。选择何种空间、如何运用本民族独有的空间进行叙事，是构筑彝族题材电影独特民族化视听风格的首要保证。
一、彝族题材电影的叙事空间选取
从1955年《神秘的旅伴》开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彝族题材电影已然走过了60余年的光辉历程。当电影艺术将创作的视野聚焦于彝族文化之时，彝族题材电影就势必是一种“在地化”的审美在场，彝族民众生存的空间场域成为展现彝族风貌、传播观念的重要载体，彝族群众的聚集地、生存空间就成为一种具有在场“象征”意味的符号。然而，当代表科技力量、现代文明的电影同彝族传统文化进行联姻之时，彝族题材电影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多元空间”聚集地，成为一种指向文化在地的样态，最终现代、传统空间相互融合形成了彝族题材电影的叙事空间。
(一) 传统生活空间
空间不是一种绝对物化的外在地域性定义，它始终以一种固定的形式存在，因为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容器，它同人类的社会实践息息相关。在中国少数民族的繁衍生息中，各民族历史的、地理的原因早已形成了较为固定的一种生活空间，这种栖息空间的选取让民族族群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惯、民风民俗。事实上，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去辩证地看待少数民族世居的空间，不难发现他们生存的自然地理空间业已成为他们文化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传统的世居空间呈现出了其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这正如邵培仁所说的那样：“即便是以文化为核心结成的空间系统，也能够通过民族以及地理景观的差异而呈现出具有差别的外部形态。”“彝族题材电影”这一概念界定的重要原则就是“文化原则”，也就是说只有以彝族民众生活为取材对象的、反映彝族文化的影片才能够被称为彝族题材电影。从这个原则上说，彝族题材电影坚持的就是文化秉性。
大众对世界的认知离不开对空间的指认，因为空间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烙印！对电影艺术而言，空间是影像叙述内容发生的容器，故此彝族传统的生活空间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像选择的重要内容。彝族题材电影对于传统生活的空间选取主要是乡村、山谷、山林，这些极具辨识度的地域空间配以彝族特有的民俗、服饰等文化符号再融合现实为观众勾勒出彝族文化生活的面貌。在诸如《奴隶的女儿》(1978)、《舞恋》(1981)等彝族题材影像中，茅草屋、雪山、寨子、藤索桥成为构筑彝族民众生活空间重要的能指。从这些意象符号的外观来看，这些带有彝族文化特色的场域符号成为“彝族”题材电影的标志。因为这些传统的空间、传统的符号是彝族人民在千百年生活栖息的过程中运用自己独特的生产方式产生的结晶，它既是见证、说明彝族题材电影的装饰，又是彝族题材电影本质核心的文化心脏。
可以说，彝族传统生活空间的择取，是电影导演写给观众的一封“情书”。影片将镜头对准了彝族民众生活的周围，用视听解读彝族人民文化生活的变迁，用画面直接呈现彝族历史与现实，最终构筑了本民族文化变迁的影像世界。虽然，这些传统空间的择取在某些观众看来是一种“浮夸”或者“臆造”的符号，但是对更多的彝族大众而言，这些内容是他们回望曾经历史的、传统的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同样地，这也是非彝族人民体认彝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窗口。
(二) 现代生活空间
全球化的到来让世界越发地成为一个整体，地理空间的区位界定越发模糊，传统的生活空间势必被强大的全球化所裹挟，传统生活空间也势必被现代工业文明所蚕食。传统与现代似乎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然而事实上在真正的影像空间中二者并非一种真实的事物，只有二者相互对照、解释的时候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意义。更多的时候，大众目力所及之处见到更多的是一种“灰色”地带，即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的空间，二者的相互交融让本土文化逐步同现代文明进行了不同程度上的联姻，本土文化也逐步呈现出了区别于原始文化的一种转化趋势。
电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映演，伴随民族在现代文明中的境遇，电影中现代的生活空间随处可见。对彝族题材电影而言，纯现代化的、都市化的影像并未出现；相反，一些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交融地带——“小城镇”“小县城”出现的频率更高，小城镇成为彝族题材电影中现代生活的空间能指。《深谷尸变》(1985)《茶花彝女》(2011)等影片就多次出现“城镇”“县域”，这些现代生活的空间构筑了彝族群众在现代都市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处境。现代生活空间——小城镇、县域在某种程度上构筑了区别于其他类型电影的独特韵味，这些现代空间的应用已然成为影响、推动彝族题材电影发展的核心要素。毕竟在彝族题材电影中，现代生活空间有着多重的文化指涉。一方面，现代都市文明的侵袭让传统的彝族文化无所适从，这是众多导演目光投射的重点；另一方面，现代工业文明急速发展过程中的彝族人民所处之尴尬境遇、现代都市空间中彝族人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惯的变革也是导演关注的焦点，二者都成为现代生活空间选取的重要原因。
从建构民族形象的角度而言，现代的、文明的、都市的现代生活空间，更多的是从民族处境的角度进行空间叙事的，它没有以一种宏大的、历史的叙事方式进行电影讲述，也没有沉浸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可自拔，而是将镜头对准了彝族民众、文化学者所关注的社会命题——现如今彝族民众的处境。用现代意识侧目之窥，挖掘、剖析彝族民众的心理，这体现了彝族题材电影创作者的责任担当。另外，关注现代生活空间的彝族题材电影，无疑是对彝族文化进行了影像“编码”，在保持了彝族文化的最大特色之时，实现了同其他文化、工业文明的融合共通，挖掘出了充满时代特征的彝族记忆！
二、彝族题材电影空间文化表达与主题展现
马尔塞·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中指出：“电影是空间的艺术。”文化地理学视域下的电影空间，是逃脱了传统意义上“地域”限制的，它不是一种客观实在的自然环境、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空间，它是一种承载文化内涵、一种精神隐喻、一种意识形态的空间。方玲玲认为：“地理学在城市景观的展现过程中，已经不再仅仅纠缠于物质的、自然的环境地理，而是深入精神与经验的层面。媒介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中介。”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题材电影的空间选取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与精神隐喻，每一处空间的选取、应用都充满电影导演的目的，自然这些空间的选取都成为电影观众洞察彝族民众文化的重要维度。
(一) 彝族身份的隐喻
空间是承载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是本土性的直观体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拥有一方文化，文化的体现势必要加注于空间之上，而电影文本的空间选取，呈现是地方意识、民族意识。故此，电影的拍摄拥有了一定的特殊价值，它运用强大的光影艺术手段将地域空间放置于银幕空间之上，运用空间所固有的风景、民俗、风俗为观众构筑了一个异国异域景观。用谢尔慈(R.Sheilds)的话来说，这些仿制的地方给人制造了一种“他乡别处”的感觉，它们使遥远的地区和时代魔幻般地出现在人们眼前。彝族传统、现代空间的选取让影像成为一种充满异域情调的文化地域。
彝族题材电影的空间选取，无疑是凸显“彝族身份”重要的符号能指。一方面，在彝族题材电影中，导演的文化身份或其他原因导致所有的影像并非都植根于厚重的彝族文化之土的，一部分电影是运用一种“移植化”的手段将故事生拉硬套至彝族生活中，希望凭借“奇观化”“陌生化”的影像风格完成叙事。可以说，彝族文化中神秘的、民俗化的元素成为大众文化语境下一场消费的场景，影像对彝族人民生活的描摹、空间符号的选取或曰是为了借助彝族的“他者”文化身份而引起观众的“窥探”欲望，彝族群众被奴隶主压迫、参与抗战反特务的面貌有时是一种“他者”化的书写，彝族空间就单单成为一种浅层次的、仅为观众讲述影像是彝族故事所运用的手段。但是另一方面值得肯定是：对于真正讲述彝族文化的电影来说，彝族空间的符号选取是塑造、展现彝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影片成为表现民族认同、传播彝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例如《别姬印象》(2006)等影片都将彝族空间的文化隐喻功能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发挥，另外《彝文之恋》(2012)从民族文字的视角出发极大地渲染、传播了彝族文化，彝族的文化身份与民族意识在空间的加持下得到了明显呈现。
(二)“国族一体”与时代认同的表现
作为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我国至为重要的社会政治资源，中华民族认同的程度及其建设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电影艺术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它必定涉及民族团结、家国建设等问题，通过少数民族电影讲述民族文化、中国故事、时代境遇是摆在电影艺术创作者面前不可避免的创作题材。从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内蒙春光》上映初始掀起的波澜而最终毛泽东主席将其更名为《内蒙人民的胜利》来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在民族团结、国族一体、时代气息的创作上无疑是受到多方瞩目的。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各民族群体对中华民族的认知、情感和态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归宿感、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便是中华民族认同。”少数民族电影反映的是少数民族群体的生活已经成为电影创作者共同的观念，在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彝族题材电影也必定同时代呼吸、与历史同行，以“国族一体”“祖国建设”为主题的影片也层出不穷。而空间是体现民族特色的有力载体，故此，彝族民众生活的空间成为电影构筑“国族一体”社会认同的重要能指。影片《神秘的旅伴》(1955)就讲述了彝族民众同边防军指战员携手同行、同敌特势力做斗争的故事，“盘大妈”等彝族群众形象的塑造无疑是彝族群为祖国解放、建设贡献力量的生动描摹，彝族小伙朱林生最终实现自己的愿望当上边防战士更是凸显了彝族群众在时代语境下的同祖国站到了一起共同建设祖国的美好愿景。个体叙事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的是族群的记忆，是具有族群“共同体”叙事的特征的。故此，在这样的影片中，彝族题材电影的空间内容就被赋予了一种使命、一种构筑多民族国家认同的使命。除《神秘的旅伴》之外，还有《金沙水拍》(1994)、《彝海结盟》(1996)等影片都是将空间的选取当作国族一体故事讲述的重要叙事载体，另外《姑娘寨》(1987)等电影是讲述彝族民众在时代背景下走向脱贫致富道路的故事，起伏的丘陵、美丽的萨尼村寨就成为影像叙事的重要空间，成为讲述时代背景下彝族人生活的背景。电影是一种能够再现、临摹社会的媒介，能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时代语境下民众生活的状态，侧写时代语境下群众的面貌，而彝族生活的空间就是反映时代语境下彝族民众真实面貌的场所。
(三) 民族文化的反思与坚守喻象
“文化”一直是电影导演在创作中秉承、坚守的原则之一，然而文化同样也是一种易受影响、并非一成不变的生命样态。工业时代的到来让传统的文化在影像中越发呈现出一种浇漓之态，中国在大跨步迈入现代化的大门之时，传统风俗、文化语态的处境似乎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暗淡与退却、光明与重提成为文化学者不断论述的话题。电影因为其媒介身份的因素必定涉及这样的一个话题，即传统文化在时代的快步跃进中要何以处之、本民族群众坚守的民族文化究竟应当何去何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呈现，无疑是表现急速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同少数民族人民坚守的传统文明之间相互影响、交融的最好手段，自然，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因为其文化身份让影像多了几分“咏叹”的色彩。彝族题材电影的空间选择永远同文化相连，呈现出一种“人类学家”的冷峻目光，凝视着民族文化。
在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大量的民俗元素、空间景观都不是一种简单的民俗风情展览，一地一物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民族文化反思的意味。在大量的彝族题材电影中，空间不是那个为观众营造奇观化、符号化的消费能指，而是一种真正的叙事符号，彝族浮光掠影的异域景观成为探寻民族文化处境的重要载体，《花腰新娘》(2005)、《走山人》(2018)等影片就是秉承这样的一种姿态。《花腰新娘》(2005)以爱情为叙事外衣，将彝族文化的风俗习惯、文化特征表现得一览无余，体现了创作者对于传统、现代的一种别样的彝族文化思考。《走山人》(2018)更是如此，彝族人民对于大山的崇拜在影像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这是对民族文化的又一次深刻问询、顶礼膜拜。可以说在彝族题材电影中，无论是传统生活空间的选择还是现代空间的展现，其核心都体现出创作者在现代都市文化视域下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复杂感受，退守、前进成为创作者内心飘忽不定的选择。对彝族文化风俗与民族信仰的深度刻画强调的是民族文化的异质性、是对本民族传统特色文化的一种坚守。彝族题材电影虽然并非在工业化、现代化的今天在电影市场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凭借空间选取与文化隐喻成为电影史册上坚守民族文化的一种钩沉，给予了彝族大众以精神快慰和身心满足。
(四) 民族神话与史诗传统的复刻
“少数民族的史诗被马克思称为‘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的’史诗。在我国少数民族的口头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少数民族神话还是英雄史诗都波澜壮阔地呈现在了大众面前，原本早已泛黄的故事伴随着书籍、纸张、互联网得以再次呈现，这些史诗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林中最为亮丽的一抹色彩。伴随影像技术的更新迭代与中国电影行业风驰电掣的发展，“古老”的少数民族史诗艺术得以以“视觉”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彝族神话、史诗成为彝族题材电影重要的展现内容。若涉及此题材则必定涉及电影的空间选取，彝族传统生活空间成为讲述民族神话与史诗的重要载体，成为影像一个重要的、可见的、可辨识的内容。
一方面，文化市场的广博胸怀让彝族神话、史诗有了生存的空间，毕竟吸纳民众、以飨消费是电影创作的动力；另一方面，对民族神话、事实的记录是影像作为一种媒介履行一种工具职能，即当作开展学术考察与文化表达的影像记录和书写工具。无论怎样摄制这样的电影必定离不开彝族传统空间，《我的圣途》(2016)重复展现彝人史诗《勒俄特依》，“影片由20多年前的剧本《山神》改编而成，以一位年轻的毕摩‘寻找圣途’为主线，围绕家族、血统、习惯法等元素再现了凉山彝族地区的民俗文化；故事情节的张力与彝族民俗密切相关;彝族的史诗传统贯穿影片全程，对‘圣途’理想之境的探寻发人深思。”大凉山雪域高原的空间景象在影像中一览无遗，河谷浅谈、绿树青山等地域空间成为影像有力的叙事载体。而作为少数民族神话电影代表作的《阿诗玛》(1964)更是如此，电影《阿诗玛》的叙事空间就是云南石林地区，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事项成为影片成功的重要原因，火把节上的阿细跳月让人看到了别样的民俗风情，而美丽勇敢的阿诗玛也成为彝族形象的新代表。风光旖旎的边地空间让彝族题材电影让彝族传统神话与史诗进行了复调呈现，这样的空间选取与呈现无疑也是符合大众审美期待的。
三、彝族题材电影的空间建构路径辨析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让地域直接的界限越发呈现出一种消解的态势，地域文化场景与民族生活空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地域空间的打破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古老的、传统的、原先的文化情境与文化规则被颠覆。在“消失的地域”这样的语境之下，彝族题材电影必须选择、构筑出一个真正属于彝族人民的生活空间、突破和超越地理空间带来的限制，在银幕之上构筑一个属于彝族人民的精神空间。可以说，在现如今的这种错位与失语的空间塑造过程中，彝族题材电影必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方能迎来自己的创作盛筵。
(一) 用民族特色构筑独特视听符号空间
在电影这样一个硕大的名词里面，各类型、各民族电影一如炫目的灯光一样闪烁着万丈光芒，但是其中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有属于自己的“特色”韵味，且这种具有文化身份的特色是其安身立命之根本。地理空间界限的消弭以一种翩然而至之态出现在大众面前，对于彝族传统生活空间而言，这无疑是一种猝不及防却又无可奈何的事件，彝族大众也在都市化与商业化的过些中被拥趸进入城市，传统生活空间诸如木屋、村寨一般的美丽世界逐步也被纳入商业化的气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彝族题材电影需要用影像的视听语言构筑出新时代、独具彝族特色的符号空间，而不是所有彝族题材电影的空间选取都指向古老时期，去重现、重制彝族原生态的生活空间。
电影是影像的、视听的艺术，故此选择何种画面符号、何种声音语言是构筑电影空间的重大选择。彝族题材电影在创作过程中必须尝试用民族特色构筑独特的视听符号空间，这是电影本体创作的基本要求。在彝族题材电影中，首先要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上进行把握，其一颦一笑是否符合彝族人的生活习惯、文化态势，就如同《走山人》(2018)、《我的圣途》(2015)一般的彝族题材电影就是从人物入手进行把握，主人公举手投足间体现的就是彝族文化，如果人物形象仅仅是被贴上彝族人民的帽子而没有彝族人民的生活特性，那么这个电影是否能够被称为彝族题材电影尚值得深思。其次，要善用民俗文化符号。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同民俗文化进行了多维度意义上的联姻，电影不停地从民俗文化中汲取养分，多重符号的同样特质能够构筑出一个独特的银幕空间指向，这种指向恰恰就是构筑电影类型的重要元素。彝族人独有的服饰、建筑、风俗等都是构筑彝族生活空间的重要能指，诸如木楼、大烟斗、火把节等这些内容能够为观众在银幕上构筑一个彝族空间，这是彝族文化身份的表述方式与力证。彝族题材电影必须坚持在银幕上构筑独特的民族文化银幕空间，在人物、民俗的加持下，用独特的光影艺术与声音特质书写当代彝族文化的符号，这样才是对当代彝族文化本质的折射和呈现。
(二) 将“奇观化”转为注重影像文化空间的建构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近年来似乎是处于一个独特的历史年代，本民族原本的文化特质在如今都成为大众文化语境下的一种消费冠能。民族风俗习惯成为影像中竞相出现的“奇观化”镜像，这无疑是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悲哀与无奈，电影创作者试图借助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风俗与面貌撑起民族文化这杆大旗，而创作过程中则夹杂着一些“羸弱”的特质，即注重当下“利益的”投注，即展现少数民族文化特质，挖掘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色的“点”的同时不惜进行“伪文化”的创作。
当电影的镜头投向现代生活时，不能呈现一种“伪”现实的特质，彝族题材电影在创作的过程之中绝不能为了民俗化而奇观化，可以说现在的彝族文化元素在电影中是脱离了原本的彝族文化面貌的，部分电影只是将少许彝族元素贴片到影像中，将火把节等彝族文化元素当成是一种猎奇符号，为了展现民族风情而运用彝族符号。自然，电影创作者为了市场票房不得不满足观众的一些观影欲望，这是可以理解、能够认同的。但是在这样虚幻的奇观景象即便取得了票房，赢得了市场，但是对于民族群众而言绝对是个人记忆的一次绝望，原本希冀远去的民族文化能够在影像媒介中得以再现，却未承想影像造就了一个虚幻的民族梦境。
的确现在的电影市场成为一个“虚怀若谷”的天堂，一切能够消费的奇观化、猎奇化的点都被资本进行了深入挖掘、爆炒，以待大众为之买票。但是彝族题材电影不妨将“猎奇化”“奇观化”的影像创作态势转向关注电影真正的文化空间、向彝族文化更深处漫溯，就像彝族群众独特的质朴、诗意、丰富的生活方式都是彝族题材电影创作者可以驰骋的空间。《茶花彝女》(2012)、《彝文之恋》(2012)、《支格阿鲁》(2013)等电影都在为观众展现不一样民族文化风情的同时，更是关注着彝族人的文化动向与历史内涵。这样的选择方式无疑是成功的，彝族文化并未成为影像奇观化的一点，电影将整个彝族文化纳入一种影像的诉说中，以一种客观、平实的态度冷静诉说彝族文化的文字、神话、茶文化。
(三) 建构具有写意性的彝族题材电影空间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电影的故事空间和空间叙事分别是叙事中介和叙事方式，简单地说，叙事空间是电影中直接呈现的用于承载故事的视听空间形象，而空间叙事是指利用空间来进行叙事的行为过程。”少数民族电影的空间选取与展现与其他电影相比是具有显著特征的，无论是生活的地理空间还是生活器物，抑或是民风民俗都有显著的文化特征。但是在具体的影像创作过程中，彝族文化的体现被呈现出了一种“块状”的状态，即将彝族文化按照类型特点硬性植入影像中，这样的创作模式无疑给观众一种疏离之感，在60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彝族题材电影并非形成自己的类型，也没有自己独有的美学风格。故此，在彝族题材电影未来的创作中，要营造一种彝族文化独有的影像空间，将彝族文化的特性凸显于整部影片之中进而呈现出一种写意空间，最终形成彝族题材电影独有的美学风格。
新时期以来的彝族题材电影，无论是山林形象还是村寨风格，都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一种彝族文化的写实空间，这值得赞叹与发扬，但是彝族题材电影还应当进行“写意空间”的营造，在传统的写实空间之外营造一种独特的含蓄性、隐喻性的彝族文化之美。比如《走山人》中巍峨秀丽的圣山、《茶花彝女》中唯美的夕阳，彝族民众生活的空间跃然纸上，呈现出了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空灵之美。再如影片《我的圣途》(2015)将大凉山一带的雪域高原同彝族民众的信仰朝圣之旅进行融合，也就是说电影将写实空间与写意空间紧密地进行了结合，晨昏处处袅炊烟、牧童牛羊共悠闲与彝族民众的信仰灵魂的融合让观众无比悸动！这样的写意空间营造无疑是让影片更深层次地充满了彝族文化的气息，这样震撼的写意空间也能够让观众进一步对影片进行一定思考。
彝族题材电影是中国电影艺术史册中不可或缺的一笔，《阿诗玛》《奢香夫人》《花腰新娘》等经典影片对于今天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依旧有着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70年来彝族题材电影创作的数量并不多，但是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贾铁、张蠡等人创作的彝族题材电影在今天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电影是空间的艺术，电影空间的选取有着重要的文化依据！在今天，电影的空间早已成为叙事的重要因素、成为叙事的中心，彝族题材电影的空间如何进行选取、建构，是摆在所有彝族题材电影创作者面前的一大问题。只有通过对电影空间的合理化建构，用真诚的态度、质朴的情感去关注彝族民众历史的、现代的生活空间，才能更好实现电影对彝族民族文化的把握，才能建立起一种彝族文化独有的写意空间，才能够让彝族题材电影创作进一步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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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电影文学》2021年12期；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互联网。
作者：周祥东，河北地质大学艺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邓静，四川传媒学院电影电视学院，四川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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