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古籍目录及目录工作的创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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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彝族古籍是指1949年以前产生的，用表意的彝族音节文字写刻在纸张上、铭铸在金属上和铭刻在石崖上的文献档案资料；用彝语口诵记忆传承下来的口传记录；也包括1949年后产生的、原有古籍的转抄本以及口传资料的记录本（没有妄加修改的）；还有对彝文古籍的研究成果。早在彝族文献学建立前，著录以上资料而成的目录产品及围绕它们进行的目录工作就已经存在。这些目录，报导了彝族研究基本文献的来源构成、数量规模、特点性质、学界研究和利用等情况，是我们了解彝族研究的基本格局与发展趋势以及较快地进入研究状态的必备工具，对彝族古籍目录研究乃至编制国际性彝族古籍联合目录数据库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2 彝族古籍目录工作发展历程

2.1 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彝族古籍目录工作的草创期

外界对彝族古籍了解始于19世纪末。最早的彝族古籍目录应是一直承担抄写、编撰和传承彝文古籍工作的历代毕摩编制的经书简目，但不多。20世纪初，彝族文化研究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彝族古籍成为文字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实证研究的最好文本，自此引发搜集彝族古籍的第一个高潮。学者们在彝区调查中访求、翻译和研究彝族古籍，编制了一些具有现代学术性质的彝族古籍目录著作，预示着彝族古籍目录工作进入草创期。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杨成志编的《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是我国第一部初具现代学术性质的彝文古籍目录。在1928～1931年间，他在凉山和昆明彝区调查时访获130部彝文经典，分16类并按类序体编成表格式目录一份。丁文江和彝族经师罗文笔共同编译，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爨文丛刻》，则是一部典型的译书目录。该目集丁先生1931年在云贵川考察时偶获的11部彝文经典。在早期的彝族古籍搜集和类别梳理研究中，马学良是十分重要的领军人物。在1940～1942年间，他在武定、禄劝等彝区搜集到彝文典籍2000余册，初步释读后撰成《倮文经典目录提要》和《倮文祭经的种类述要》等专题性研究目录，首次较全面地总结了彝文古籍的类属。前文将彝文典籍依内容分9大类，后文则着重梳理其中数量最多、价值最大、使用最广的祭经大类，拟定祭经的四级类目表（含45个类目）。所有大小类目下都详述所属经书的文化背景、大意、毕摩诵念行法程序及效用等。这种结合内容主题和宗教仪式给彝文古籍设类的方式，为彝文古籍目录编排树立了一个科学的典范，后来者多受其影响和启发，至今仍被一些彝文古籍检索工具和藏书的排检所遵从。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上述目录是编者有意无意访书活动的结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彝族古籍目录研究情况。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2.2 20世纪80年代：彝族古籍目录工作的恢复期

在1949～1979年间，彝族古籍目录工作基本处于“冬眠”状态。80年代初，国家民委呈国务院《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并获批复，彝族文献研究获得了学术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保障，成为彝族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学科，古籍编目工作也得以重启：邀请彝族经师和学者清点各机构所藏彝文古籍并编目；以自觉、明确的学术意识组织普查、征集和著录散藏于民间的彝文古籍和口述记录等。标志着彝族古籍目录工作进入恢复期。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1981年，中央民院民族语言所彝文献翻译组邀请彝族经师，将藏于北图、民族文化宫和中央民院博物馆等彝文经书659部，按内容及特点分11类编排和著录，内部刊行《北京现存彝族历史文献的部分书目》。这是我国首部书本式地区性馆藏彝文古籍联合目录，为彝文古书的馆藏、流通和使用提供了参考依据，探索了彝文古籍联合目录的编制方法。后附云南省楚雄州禄劝县张兴毕摩个人珍藏的彝文书目录，含122本。该目结构完整，虽无书的解题，但有类序，肯定了叙录体在彝文古籍目录编制中的适用性。但未能收全北京市所藏，著录项目也稍简略。随后，四川省博物馆、楚雄州彝族文化研究所等也相继编出所藏彝文书本式目录和卡片目录，但只是内部印刷和使用。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当时开展的涉及全国所有彝区的彝族古籍普查，征集和登录的对象有彝文记录的纸质和金石资料，彝语口传记录与毕摩行毕器具等，都被纳入目录中。如，云南玉溪地区民委等组织普查并编制的《玉溪市峨山、元江、新平、通海等县彝文古籍联合书目》和《新平县毕摩藏书联合目录》，就汇集毕摩经纸抄本3000余册，彝文金石碑刻拓片、彝文纸质档案资料、口诵经录音和毕摩行毕法器照片等45件。［1］这些新资料搜集量的增加，改变了目录的内容和结构。如，1984年中央民院将征集自云黔川16个县的16部《指路经》，译成《彝族六祖迁徙典籍选编》；1989年云南省民族古籍办集该省6县（市）的6部《指路经》，译成《指路经·第一集》（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指路经》目录的整理编制工作的开启，丰富了毕摩经目录内容的同时也为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和发展演变提供了文本材料。又如，陈长友主编的《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精选搜自毕节等地碑刻实物拓片20件，录拓片照片、形制特征、提要和汉译全文等。这是我国首部彝文金石古籍目录，既探索了金石文献的著录体例，也改变了彝文古籍目录重毕摩经轻其他载体的基本格局，还为彝族各领域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原始材料。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这一时期目录的编制，与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以及各级彝族古籍研究管理机构的有效运作有关，与彝族文献学科的发展有关，直接得益于彝族古籍的发现、整理和研究，促成了目录内容、结构和类型等的新变化，为彝族古籍目录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也存在诸多不足。比如，目录多内部发行；所收文献虽广，辨析和著录却不够；编制体例欠灵活，没有兼顾载体的差异与读者利用的便利。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2.3 20世纪90年代：彝族古籍目录工作的发展期

90年代以来，学术制度和教育制度不断健全完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深入，文献查阅因为交通资讯的发达变得愈发便利。在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中，彝族古籍目录工作步入发展期，目录著作的数量规模和学术水准都较前期有新突破，呈现出新特点。下面介绍标示该期进展的四部代表性目录著作。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1）陈长友主编的《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一）》（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收录1957～1990年间搜集自毕节地区11个县、现藏于威宁等6县民委及相关部门的典籍926册，以及当地陈正忠等48位毕摩私藏典籍344册，全部依内容按自拟的40大类分类编排，每册著11项信息。这是国内第一部将公私藏书按内容统一编目的彝文古籍目录，每册都录有编者亲自释读传本后所撰的内容提要，因此也成为毕节乃至贵州省彝文古籍发展的内在脉络和研究状态的最好工具。（2）朱琚元编译的《彝文石刻译选》（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收录楚雄州90年代搜集、整理和翻译的40件木石刻，印证了以往彝文石刻在云南彝区的繁荣，也给研究提供了更广泛的真实材料。（3）呷呷和伍文珍合编的《彝文文献名著举要》（附于《彝文文献学概论》，中央民大出版社1996年版），收录9部整理翻译后正式出版的彝文经典，17部尚未整理翻译、地位特殊而重要、内容和风格皆具独特性和互补性的抄本。其所举，既是彝文文献学学习和研究的基础文献，也是当时彝文古籍整理研究的成绩表。（4）马嘎陶编辑的《彝族文化主要著作、论文索引》（附于《毕摩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收录发表于1957～1989年的彝文古籍论著269种。其中，著作40种分3个主题，论文229篇分11个主题，著录皆简。这是国内编制的首部彝族文化研究主题索引，表明编制专门的索引以便查检丰厚的彝族文化研究成果，已成彝族研究的一种内在需求。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这一时期的目录特点鲜明，表现在：①所收皆为编者亲见，藏处具体明确，著录内容更准确可靠，保证了目录的高质量。②体例更完善，内容更丰富。大都既录题名、藏者和篇幅等基本信息，还归纳介绍文化背景、内容、仪式用途和版本流传等，满足了学界对彝族古籍目录的高要求。目录兼具了资料汇编和工具书的性质，更加密切了目录与彝族研究的关系。③公开刊布，扩大共享面和学术影响。不足：①收录不够完备，多为选目。②考证欠精。如《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一）》收1270册实为393种，以册为著录单元无妨，但复本下却没注。③体例待完善。如提要撰写的模式化，同位类排列无序，缺索引等。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2.4 21世纪：彝族古籍目录工作的繁荣期

20世纪末，《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彝族卷》编写任务的下达，掀起了21世纪全国的另一轮普查登记彝族古籍流传量和收藏量的新高潮，使得编撰完备而精良的彝族古籍目录著作成为可能，标志着一个从更远、更宽和更深的角度来规划彝族古籍编目的时代来临。下面介绍该期的四类目录。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1）藏书目录。代表性的单馆馆藏目录，有清华大学图书馆编的《清华大学图书馆典藏彝文古籍整理目录》（内部印刷2004年），杨怀珍编著的《国家图书馆馆藏彝文典籍目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姜荣文主编的《楚雄彝族自治州图书馆馆藏彝族文献书目提要》第一卷（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版）和第二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且都有电子目录和卡片目录。2010年，徐丽华将北京市五大图书馆所藏彝文古籍800余种，依《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体例编成《北京地区彝文古籍总目》（民族出版社），这既是北京市彝文古籍馆藏联合目录，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彝族卷》的北京分册。同时，涌现大量私藏目录。如，昆明市及其所属县区编有18份毕摩私藏目录,［1］张纯德也公布私藏目录,［2］贵州纳雍县12位毕摩的私藏则被王明贵汇编成《纳雍彝文古籍总目提要》。［3］这些目录既介绍彝族文献的基本形式特征，还提供索书号或私藏者姓名和提要，便于读者查阅和研究，也为编制更为完备的彝族文献目录打下坚实基础。它们的自身框架、体例设计安排和多样化目录服务方式也给后续目录的编制提供参考。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2）宗教经籍目录。最具代表性的是黄建明和巴莫阿依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经籍汇编·毕摩经卷》（中央民大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毕摩经卷》），收录流传于彝语四大方言区的原始宗教重要抄本和口诵经616部，启用方言和仪式相结合设二级类目表编排，依经书重要程度和篇幅长短分四种详略级别著录：79部录导读、汉译全文和注释；114部录导读、汉译文节选和注释；110部录汉译书名和提要；313部录汉译书名。这是第一部面世的彝文宗教经籍联合目录，全面展示了四大方言区重要宗教经籍的校勘、整理和翻译情况。此外，龙倮贵和钱红编译的《滇南彝族尼苏颇殡葬祭辞》和《滇南彝族原始宗教祭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师有福译著的《阿哲毕摩经选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等，皆结合宗教文献研究与目录编制，总结介绍了不同地域支系宗教经籍的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3）集大成性质目录。①提要目录。如，陈乐基和王继超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贵州彝族卷》（贵州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收甲编写本2256种分14类，乙编金石82件分4类，丙编讲唱573件分3类。录每书基本特征和提要。②译注书目。如，楚雄州政府组织编译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6卷），收录云贵川桂有代表性的毕摩祭祀写本、口诵经、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和叙事长诗等，云南人民出版社已出版前90卷；凉山州政府组织编译的《中国彝文典籍译丛》（4辑），收集流传于四川省的历史经典、口传文献和毕摩经书等，四川民族出版社已出版前3辑共38卷。③原典目录。如，楚雄州政府组织编选的《彝文典籍精选》（3册，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选录流传于云贵川的46篇彝文原典；李涛和普学旺主编的《红河彝族文化遗产古籍典藏》（20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收录流传于滇南红河流域彝区的创世史诗、宗教、祭祀和医药等93部。这些大型目录的面世标志着彝族古籍目录乃至整个彝族研究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4）彝族古籍学术研究成果目录索引。有肖惠华等编的《彝族文化研究：论文·专著·译文目录索引: 1984－2009》（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汇中华彝族文化研究学派近30年的研究成果，编成著作、论文、历史文献译著和毕摩经典译注等四种目录索引。陈东编的《彝学研究论文索引（1994－2004）》（一）［4］和（二），［5］普驰达岭编的《彝学彝语言文字论著目录索引》［6］等则发布于网络。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这一时期的目录呈现以下特点。①收录完备，规模空前。尤其是集大成性质书目，既收录文字经和口诵经记录本，还收录碑刻档案实物资料。②体例完善，检索方便。如《毕摩经卷》，以方言为纬集四个区域经书，以8种仪式为经统领全部经书。各藏书目录皆录索书号或具体藏处，有的还编制经书彝汉索引，强化了查检功能。③集体协作编撰大型联合目录成主流，但兼顾了古籍全国彝区的整体面貌和各省区的具体实情。④部分图书馆的电子目录数据库建设初现端倪，给彝族古籍目录信息网络化集中管理和检索奠定了基础。但收录仍有缺憾，尤其是国外部分；多卷本和精装本的出版则可能会拉开其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3 彝族古籍目录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综述

3.1 收录范围

彝族古籍目录的收录范围既是彝族古籍目录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同时也体现目录编者个人的彝族古籍观念。依彝族古籍外延，其目录收录对象应含彝文抄本、彝语口传的定型记录本、彝族文物档案、彝族古籍的研究著述等，如此才能从目录学的角度体现出立体的彝族古籍观。实际上，这种观念在目录草创期就有学者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尝试，除当时未见的研究著述外，其余文献都被收入目录。在恢复期和发展期，既有汇集不同对象于同一目录的，也有各载体和各出版物单独编目的。在繁荣期，目录的基本结构呈现多样化的基本格局，各自独立又相互呼应，操作方便，符合彝族古籍自身的实际。如此，彝族古籍目录成为包含若干分支、自成一体的学术领域，由此来全面掌握和研究彝族古籍及其文化，方显事半功倍之效。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3.2 分类编排

收录范围确定后是设计结构框架，确定大类和展开各级子目。上述目录的大类设置依据大体有内容、宗教仪式类别、内容与用途结合、地区方言和载体等，大类序列多以类下集合的文献量由多到少排。子目多展开于量多大类下。一个合理完善的彝族古籍分类框架，从文献的角度看，反映彝族古籍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实况；从应用的角度看，既能编排彝族古籍目录，也能类分彝族古籍构建实体文献库，还能便于将来全国彝族古籍数据库的分类检索；从读者的角度看，各类界定准确、眉目清晰，便于读者判定每类所指及类间区别与联系。为此，初拟一个含“部—类—子目”的框架仅供讨论。按彝文传承和运用范围，结合口诵记录的整理成果，将其划分为四大部类：早期毕摩掌控彝文时产生的大量宗教纸本文献及其后世传抄本——宗教文献；中期摩史掌握彝文后撰写的政治、历史、文学、医学等各学科纸本文献及咏诵传承下的记录——学科文献；后期彝文应用扩展到彝族社会各阶层后出现的政府公告、家谱、碑刻、记账、书信等——世俗档案实体资料；最后是无法归入上述三部的综合性文献。然后，按时间梳理出中外学者的分类思想和方法，跨省区比较研究已收文献的内容和用途，通过纵横比较、点面结合等综合研究，确定各部内的大类及具体子目。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3.3 著录形式

目录质量与其著录项目的多少繁简直接相关。上述目录的著录形式经历了由少到多、从简到繁的过程。草创期，著录简略。突破始于恢复期，不仅增加基本特征项目，在毕摩和译者参与后丰富了类序，并概述每书内容、评论其价值。这就将彝族古籍的传播和研究扩大到不识彝文和难见原经的人群。21世纪前后面世的目录，提要中增加经书考述，更真实地反映彝族研究的状态。增添注释项，从彝族文化传统角度解释经文中出现的名物和术语，有助于读者阅读和治学。为达到著录内容规范化，又体现彝族古籍自身特色，建议：（1）题名著录统一用四行对照，注音一律用国际音标；（2）准确全面著录文献来源地，为抄本校勘奠定基础；（3）给关系密切或性质相近的经书在相关的类下作参照注释；（4）内容涉及多类目的专题经书，重复录于多类下，但规定互见分类，保证在目录等检索工具中各局部内容的完整；（5）丰富提要，详述每经大意、场景局部意义、社会文化背景及效用等，让读者了解经书的更多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6）完善类序，以文字叙该类大意和毕摩行法步骤，用图谱再现经书使用场景；（7）增辅助索引，如经名索引、仪式索引和流传地索引等。UtD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