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香民族融合的施政举措浅析
摘要：在元末明初之际，奢香对于西南地区甚至全国局势都具重要影响力，作为西南少数民族领袖，通过将各项主张与实践都置于国家大一统之下，避免中央王朝的武力"改土归流"，表现出对中央朝廷的绝对向心力，积极配合明初政权，清除元朝在西南的残存势力。通过开辟驿道，改善西南交通，进而推动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大力发展民族教育，汉、彝文化得到沟通与交流，保护文化多样性，推动当地多民族融合。
关键词：奢香；彝族；龙场九驿；民族教育；民族融合
奢香，明初著名女政治家，水西彝族杰出领袖，在支持国家统一、维护民族融合、促进贵州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她开路修驿、兴办宣慰司学，在保留彝族文化的同时，积极倡导学习汉族文化，对于促进民族融合起了巨大推力。从奢香促进民族融合政策主张出发，探求其背后的历史意义，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丰富民族精神内涵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学界对于奢香的研究，比较薄弱，进入21世纪以来，才有所关注。早期研究主要从思想史角度出发，详细分析研究了奢香爱国思想形成的原因[1]。在史料方面，多从“龙场九驿”这条古驿道为出发点，进行历史文献的整理[2]，并讨论“龙场九驿”开设的具体时间、地点[3]。近年出现从经济史角度出发，详细论述“龙场九驿”开设前后西南经济发展情况，分析“龙场九驿”的经济贡献[4]。多数学者对奢香的地方行政措施进行了研究，探讨其对于西南交通的影响。也有部分学者从历史人物评价出发，详细阐述奢香彝族与汉族文化交流的主张措施[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6]。对于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而言，重新回看历史，从民族融合的视角出发，探讨奢香这位少数民族领袖的政策主张，对于文化传承、民族团结，有着重要历史意义。
一、奢香与水西政权
“水西”最初是一个地理概念，历史上对于水西地区的划分，是与水东相对而称，即以鸭池河为界，鸭池河东为水东，鸭池河西为水西。 从现在的地理划分而言，水西地区主要位于现今毕节市大方县为主体、覆盖临近各县市的部分地区[7]。关于水西政权，可追溯到西彝族君长在蜀汉建兴三年（225）正式受封为罗甸王建立方国。蜀汉时济火从诸葛亮南征有功，被封为罗甸国王[8]8169。后五十六代为宋普贵，传至元阿画，世有土于水西宣慰司[8]8169。一直到清朝，水西政权才在改土归流中逐渐消失。
奢香（1358—1396），彝族名“舍红”[9]。元末明初人，中国古代杰出的彝族女政治家，在西南地区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奢香出生于四川永宁，系四川永宁宣抚司、彝族恒部扯勒君亨奢氏之女。奢香从小习文尚武，有一位武艺高强的武术教师，给奢香和贴身侍女朵妮教授武艺。她还常得到将门出生而精通武术的奶娘指导。元末明初，贵州宣慰使陇赞阿期与四川永宁宣慰使扯勒氏奢家订有婚约。奢香父母临终，嘱咐子完成奢香与霭翠婚事。明洪武八年（1375）奢香与霭翠喜结良缘。次年八月，霭翠为贵州宣慰使。
明洪武十四年（1381），霭翠因病逝世，而霭翠与奢香之子年龄尚幼，从此开创了奢香执政的历史[10]。奢香代理贵州宣慰使之职后，改善交通，开设龙场九驿，调整贸易，改善民生，不断加强当地与中原地区之间的联系，不仅巩固了边疆政权，推动当地彝族与其他各少数民族之间和谐发展，也使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奢香因病而逝，朱元璋遣使祭奠[8]8170。对于奢香，黄宅中有诗评论道：“女官恰英举，万里朝天字。参政礼贤儒，心折书一纸。”[11]5
二、处理与中央朝廷的关系
奢香摄政时，正值明朝初立，新生政权稳定统治成为头等大事，明太祖朱元璋“经理南荒”，此时西南大部分地区还处于蒙古王公控制之下，朱元璋云：“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遗孽把匝剌瓦尔密等自恃险远，桀骜梗化，遣使招谕，辄为所害，负罪隐匿，在所必讨。”[12]2179经过十数年的苦心经营，明王朝屯兵逐渐强盛，具备了征服云南的实力。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亲自制订战略，派大将傅友德、沐英等率师30万，从四川、湖南出兵，经贵州入云南，以讨伐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的残余势力[12]2232。当时，盘踞于云南的元蒙残余势力正暗中与乌撒（今威宁）、芒部（今云南镇雄）等地的彝族土司勾结，于黔西北境内屯兵，企图阻止明军入滇。
奢香虽为彝族领袖，但“固步自封”“盲目自大”的西南“蛮夷”传统印象，在她身上却毫无体现。自元时起，水西土司收获大量封地，并且世代在此经营，水西土司又掌握从川、湘进入西南内部的交通要道。在当时的西南地区，很多土酋都已暗中投靠元朝旧势梁王。但奢香对于明朝来军的态度，一度让其他土司所惊异。她审时度势，以大局为重，以大一统的国家观为指导思想，反对西南地区各土司之间各自为战。明朝来军时，奢香积极支持明军在水西安营扎寨，并利用自身对于当地环境的了解，向明军在西南地区的用兵事务提供指导，同时为明军贡马、献粮。而在当地，奢香则利用土司相互之间世代联姻的姻亲关系与其他土司斡旋，亲自出访临近各部的少数民族部落，向各土司头目宣扬统一大义，告以利害关系，从而使蒙元旧势力失去当地各土司头目支持。最终明军大胜，梁王自缢而死，土司段氏被擒，西南地区分裂势力基本铲除，西南地区在奢香的竭力斡旋之中，达到统一。朱元璋赞道：“奢香归附，胜得十万雄兵。”[11]1这一方面不仅看出奢香当时在西南地区的重要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中央朝廷对于奢香在水西治理的肯定。
奢香治理下的水西政权，对朝廷有巨大的向心力。以当时奢香水西政权在西南的势力而言，完全可以和其他土司一起投奔梁王，获取巨大利益，但奢香助明军，贡马、献粮，与其他土司不同，她助明而不助元。在民族层面上，她放弃狭隘的民族观念，顺应民族融合的大势。
奢香与中央关系方面，《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中均有具体记载。洪武十六年（1383），明王朝委任“马烨”[13]为都督，处理西南事务，此人虽在地方治理上具有一定才能，但具有强烈唯汉主义偏见，对于少数民族甚是歧视，视奢香为“鬼方蛮女”[8]8169，在役使官兵开置普定驿站时，肆意妄为，时常以子虚乌有之名任意屠戮当地少数民族民众，并且不顾当地实际情况层层为难奢香，妄图在贵州灾年之时广征赋税。
当时，贵州正遭大旱天气，粮草作物颗粒无收，水西彝区人民生活极端困苦，赋税无从征集。奢香曾多次禀文陈诉，然而马烨却借机挑起事端，“檄传奢香对簿，不分情由，指令壮士裸香而笞其背”[8]8169，企图辱香激变，俟其反而后加兵镇压，欲达到其所谓尽灭诸罗，代以流官的政治目的。奢香属下四十八部土目头人，得知奢香受辱，群情激奋，带领兵丁聚集奢香军门，发誓助香反。战事一触即发。但奢香深明大义，毅然向属下表明“反非吾愿”[14]的态度，当众揭露了马烨逼反的恶毒用心，从而避免了一场殃及贵州各族人民的战祸。朱元璋深谙贵州政局对整个西南地区的影响，从牺牲一人而可得一方安宁的策略出发，欲除马烨，探问奢香“何云报也！”奢香回禀：“贵州东北有间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愿刊山通道，以给驿使往来。”[15]朱元璋甚是高兴，不久之后，便惩治马烨，得到贵州民众的信服。
奢香与马烨发生冲突后，部下发誓助香反。贵州宣慰同知宋钦之妻刘淑贞知晓此事，前来劝导奢香，分析了马烨的目的就是为了激起本地民众反叛，从而引起矛盾冲突，为日后明军直接军事改土找借口。正是由于受到刘淑贞的点拨，奢香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同时，刘淑贞更是加急赶往应天，向朱元璋揭露马烨的用心。随后在刘淑贞帮助引荐下，奢香走诉京师，得见朱元璋，面陈马烨逼反的真相。关于这段历史记载，学界虽在细节之处有所争议，但从《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皇明经文录》《炎徼纪闻》等史料相互佐证，至少可以确定在与马烨事件中，刘淑贞给奢香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面见皇帝，也是刘淑贞加以引荐。刘淑贞作为水东宋氏重要领导人，虽分属两大土司家族，在这次事件中也反映了当地土司之间的相互关系，虽因家族不同各自为政，但又能为集体利益团结一致。
对于《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学界有所考证，认为事迹的细节，在长期的历史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所出入。马烨一职，应为贵州都指挥同知。在情节描写上，史官也进行了艺术加工。贴近历史事实的情况，应该是奢香与都指挥同知马烨发生冲突，驻守贵州的官员曾向明太祖建议对水西地区进行军事征讨，以便于改土归流，然而明太祖并未批准，并对可能会激起地方骚乱的官员进行了惩处[16]。据此推测，龙场九驿的开辟，应该是奢香向明朝中央的表态。在避免中央政府直接武力改土归流的同时，奢香表明自身立场，展现自身治理下水西地区的绝对向心力。
从奢香的处事态度方法不难看出她对国家一统的坚持和维护，她始终抱有一种“以和为贵”的处事原则，作为少数民族领袖，她既要协调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同时必须保证本民族的发展，将本民族置于统一王朝之下，维护了国家统一，促进了汉、彝共处。
三、关于多民族地区的治理
西南地区自古就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早在《史记》中就有“西南夷君长以什数”[17]的记载，明初逐渐形成了彝、苗、布依、瑶、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奢香正是彝族阿哲部建立起的水西政权领导人，在当时，水西地区的发展，对于西南地区当地各民族而言，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这主要是得之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奢香个人优秀的领导才能和先进的历史眼光；另一方面则是明朝政府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安抚态度。朱元璋曾表态说过，要“宽猛相宜”，强调“非惟制其不叛，重使其无叛耳”[12]2237。就地方问题而言，奢香的具体措施主要从土地方面推动本族部落的经济发展，而对于与外族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围绕“和为贵”[18]的思想来处理民族矛盾。
首先，解决纠纷中的土地权属问题。奢香婚后，时常率卫队四处巡视，发现各部落的土司头目之间常为争地盘、人口、牲畜等互相攻伐，使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参军，丧失劳动力，从而导致生产力的下降。不仅生产生活难以保证，甚至威胁到民众的生命安全。奢香向霭翠建言：山林、牧场、田土所有权归属宣慰府，四十八部首领只享有管理使用权，不得所有权[19]。这一政策施行后，战事渐减，民生得到保障，繁衍生息，林桑耕牧渐长，社会发展日盛。
其次，平息矛盾，化干戈为玉帛。元末明初，水西领地的民族众多，各族之间纷争不断，矛盾重重。奢香建言：在无外界犯境的情况下，让辖地四十八部土目武装力量“卸甲归田”，采取“全民皆兵、寓兵于民”的办法，使辖内各民族武装力量得以归并统率，民族矛盾和地盘纷争逐渐减少，生产力大为发展，民族和睦日渐加强。
再有，奢香在走诉京师，面见朱元璋时曾答应：“贵州东北有间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愿刊山通道，以给驿使往来。”[8]8169奢香回到贵州后，不仅积极宣扬朝廷的刚正无私以及朱元璋的英明神武，使当地土司大为信服，稳定人心；另一面信守承诺，凿山通道。在“羊肠险恶无人通”的贵州高原，奢香亲率众部，不畏艰险，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披荆斩枳剪蒿莱，凿山刊木穿蒙茸。开辟出以水西为中心的三条驿道[2]：一条东经龙场、贵阳、平越到偏桥（今施秉县境）；一条西经水东（今贵州东北）果乌撒（今威宁）达乌蒙（今云南昭通）；一条北经草塘（今瓮安）到容山（今眉潭县境）。置陆广（今修文六广）、谷里（今黔西谷里）、水西（今黔西城关）、奢香（今大方）、阁鸦（今大方响水小歌鸦）、归化（今大方双山归化）、毕节（今毕节二铺）等九个驿站（龙场驿为首，故称“龙场九驿”），全长400余里。驿道纵横贵州，打开了与川、滇、湘的通道，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从而进一步推动贵州水西当地的发展，稳定西南的政治局面，确定了与明王朝的臣属关系。
龙场九驿修通之后，在国家统一、百废待兴的历史背景下，奢香为发展本土经济，使内外商贸流通，各族贸易经商者能天天都有“转转场”[20]营销贸易。所谓“转转场”就是为满足乡民们实际生产和生活需要而设立的专门贸易市场，并且依照地域而划分便于实施与管理、就近设立的轮流露天集市以方便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为尽最大努力实现交易，贸易的开展一般是按轮次进行，一次通常为12天，贸易基本是每天都有进行，“赶场”基本融入日常生活每天都有进行，民间为方便记忆不断发展成为以十二生肖命名编次。逐渐遍布黔滇乌蒙山彝区，促进了农、林、牧、工、商和运输各业的繁荣发展。六百多年以来，除由此产生而被译成汉语逢虎（猫）、兔、龙、蛇（小龙）、马、羊、猴、鸡、狗、猪（珠）、鼠、牛之日集市的街、场等大地名保留至今而外，还有盐道街、马勺街、马掌房、犁铧店、猪市街等小地名，亦由明代保留至今，在贸易形式上水西一些地区依旧还保存有类似于“转转场”的贸易赶集，这些大小商街加之定期的集市贸易，极大程度地发展了当地贸易，在此期间龙场九驿不仅作为官方驿道进贡使用，更多的是一条进入西南的重要商道，少数民族传统制品相互间得到流通，并且也使得中原汉族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不断加强。大量汉族人民开始通过这条驿道来到西南经商，先进中原文化也通过这条驿道得以传播，各民族文化也借此得到沟通交流，民族融合也正悄然形成。
借此驿道，极大地促进了西南地区的人口流动，不单单是少数民族之间的沟通交流，更使偏远之地的云贵高原得到一条对外联系的交通生命线。对于水西地区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农耕上，在通九驿的基础之上引进大量能工巧匠。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汉人开始进入西南，伴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各族之间的沟通联系加强[21]，彝民们学习中原汉族先进农耕技术，充分利用地下水资源，筑水坝、架水车、安龙骨车修水渠，提高水位灌溉农田；改良土壤，利用生活所剩的废弃物，例如草木灰的碱性物质抛撒于土，使酸碱土壤综合，使农作物获得丰收。在畜牧业方面，中原汉族的畜牧经验得到传出，牛羊成为每户的必需品，以羊为例，为能达到多产羊羔之目的，彝民们给母羊喂以桔梗之类草药催情，使其多产羔羊。在方志中曾有记载彝民牧养水西马的经验说：“水西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啖，则马健无病。”[11]106随着牛羊的养殖规模不断扩大，也正是由此诞生了许多以牲畜为名的街、市。每逢赶集聚市之日，市场便可买到新鲜牛羊，畜牧业的养殖不再是自给自足的运行，更多的是流入市场。《明实录》有过记载，仅仅洪武二十二年（1389），傅友德在普安“获马牛羊五千三百余头，坝区多犁而为田，养牛蔚然成风”[12]2928。由此可以看出在明朝初年，水西地区此时牛羊畜牧十分发达，并且广泛流入市场。同时在《水西简史》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彝族土司、土目和民间有财力的人家祭祀的时候，打杀牛羊动辄数以千计，彝文经籍中经常有‘打牛遍地红，打羊遍山白，打猪遍山黑’的记载。”[22]在此时期，水西当地不仅是养殖牛羊的发达，对于其他传统家禽也有一定的发展。通过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使得水西当地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不断发展，进而推动当地畜牧业的繁荣，大量农牧业产品开始广泛流入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
奢香在龙场九驿的开通基础之上，摒弃传统故步自封的思想，极力推动各民族的交流学习：一方面是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借此学习到其他民族优秀之处以推动本民族的发展。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不断接触融合，极大程度地稳定了西南地区，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交流融合。
奢香的具体措施，是建立在保护本民族的和谐发展为中心的基础上的。作为一族领袖，带领民族过上更好的生活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在此基础之上，对于当地外族，奢香一改从前对外征战的策略，相反选择“卸甲归田”，极大地减少不同民族间的冲突，同时也促进本族的休养生息与长治久安，这在当时当地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政策主张。和谐发展才是奢香地方治理政策的重中之重。
四、对民族教育的推动
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奢香卓越的政治思想与历史眼光在其教育政策中体现得尤为突出。龙场九驿的开通可以说是西南地区各方面发展的基础，自然也与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交通的改善，人口流动的加强，中原与西南地区的交流开始密切。为了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统一发展，奢香极力地推广土司制度下的子弟学汉语，写汉字，知汉礼[5]。难能可贵的是，奢香送自己的子弟入京学习汉学，更兴办宣慰司学。受奢香的影响，周边播勒、乌撒等众多彝族土司，也先后选派子女前往京城学习。“遣子留学”之风，在土司这一阶层形成风气[1]，“尚学向汉”成为这一时期的土司潮流。
奢香在七次往返于彝族聚居区到南京的过程中，接触到汉族人民兴盛的儒学文化和发达的科学技术，深感彝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在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她认为必须学习汉文化，方能促进水西彝区经济社会较快发展[23]。为了“以利教化”，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奢香为让其子阿期陇第接受彝、汉文化知识，特指派彝文先生陪同送往应天府，请入京师太学。明太祖朱元璋诏国子监： “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24]朱元璋敕命奢香之子为安的（安稳地达到目的），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安的来朝贡马时，诏赐三品公服并纱罗袭衣及金带嘱归[12]3196。
阿期陇第学成归来，在其母奢香嘱咐下，聘请在内地结识的汉儒名人学士到贵阳，招收学子，贵州兴办宣慰司学的过程中，也大力招纳汉族优秀的文人学士，请其入山教学，传播汉族文化知识。时至今日，在大方西溪依旧有当年前来教学的大儒后代。奢香摄政期间，还大胆重用汉族文人担任慕魁要职，为其办理奏章文书等事宜，例如：罗土目（汉族任彝族文官）、彭姓（汉族任彝族武官），汉族文化至此开始逐渐深入西南地区。与此同时，奢香也并未放弃传统的彝族文化，而是巧妙地将汉族传统孝道文化与彝族文化相结合，传统二十四孝的故事被翻译成彝文，并作为彝族传统经典《尼巧》《哭灵经》《色特阿育》的补充。在文字使用上，不断引进汉文化的同时，加强彝文的普及，不再将彝族文字局限于贵族上层所特有，促进编写了彝汉互译的辞书《华夷译语》[25]。此书的问世，对于彝汉文化的交流共进具有重大意义，在当时推动教育得到最大程度下放，便利彝族对于汉文化的学习。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下，造就了安聚（裸志）、安珑富、安观等彝汉文造诣很高的彝族精英。彝汉文明气象日渐昌盛，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贵州与明王朝中央政权之间联系也更加密切，“报施之隆，亦非他土司所敢望”[8]8170。
伴随着奢香宣慰司学的不断开展，对于教育事业的不断投入，水西地区开始不断有人入仕，培养了大量知识分子。明代取人唯一科，而进士亦独隆。从贵阳府志中不难看出，明初至万历年间，西南地区考取进士的人数，均以水西地区居多（详情见表1）。
表1 明初至万历西南地区进士一览[26]545
士子考取功名入仕，极大地鼓舞了西南地区的向学之风。伴随历史的发展，奢香的教育理念得到不断的传承，宪宗成化十年(1474)至武宗正德八年(1513)，职任贵州宣慰使的奢香八代孙安贵荣，依旧十分崇慕汉族文化，并结识了受贬至龙场的“驿臣”王阳明，二者相交甚深，王学也从中极大地影响了水西思想教育[27]。时至今日，对于贵州这样的多民族聚居地而言，方言差别依旧是各地区的显著特点，每县一言，近乎常态。但是在处于明水西旧地的修文、普安、大方等地，除去一些汉语语音有所变异外，许多语音语义竟出奇的一致，这在贵州实属特例，当与水西地区推广的汉化教育息息相关。土司阶层推广的尚汉之风，对于后代以汉文化为主体文化的民族融合，起了重要作用，这与奢香在水西地区为推动民族融合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尚汉向学，无疑贯穿整个水西教育之中。自上而下的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加之近乎“有教无类”的宣慰司学开办，使得教育不再局限于土司上层之中，得到很大程度的下放。水西地区普通民众也得以从“烟瘴之地”中走出，获得进仕之路。大量汉族知识分子的引入，带来的先进汉文化，不仅强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教育发展，更促进各阶层、各民族之间的人口流动。
五、结语
奢香的各项政策，都体现着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在中央政府“改土归流”的大背景下，奢香要保障自身对于水西地区的治理，势必就要对中央王朝表达应有的态度。恰逢朱元璋对于西南土司的政策又以“宽猛相宜”的安抚为主，所以给予明朝军队的帮助、与汉官的问题处理、西南驿道的开辟以及关于汉文化的倡导，都极大程度地彰显奢香对于中央王朝归附的态度。对于中央王朝而言，不费一兵一卒就得以稳定西南地方，朱元璋评其：“奢香归附，胜得十万雄兵。”对于地方而言，当地少数民族得到自身信任的治理者进行管理，极大程度避免了“改土归流”所产生的民族冲突，为后来贵州地方发展和多民族和平聚居奠定宝贵基础。
与大多数土司不同，奢香放弃了自身绝对统治的追求，执政期间最核心思想举措，即抛弃狭隘的民族观念，在处事过程中，始终站在国家大一统立场上，推动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摒弃传统西南少数民族“武治”思想，各项政策举措都趋于科学化，立足于客观实际，从社会各个方面着手改革，其中尤以教育改革最为突出，奢香在西南地域首创宣慰司学，奠定西南教育事业发展里程碑。纵观历史，不难看出奢香各项政举之目的都在于促进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
时至今日，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迎向复兴，习近平总书记言：“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28]664早在600余年前，西南的土地上，奢香这样一位少数民族女领袖在西南这个少数民族混居的地区，践行着统一的家国观、民族观。无论是“转转场”的各民族贸易，还是到兴办汉学的开展，对于西南当地的民族融合都有巨大影响，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数量排在全国前列，但是民族问题、民族冲突在西南却鲜有发生，追其根源，与这些类似奢香的优秀少数民族领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西南地区的民族现状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现状的缩影，“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8]664。史书上有着太多的风流人物留名，像奢香这样的优秀的少数民族领袖也不胜枚举，虽然他们的历史记述仅有只言片语，但他们的许多影响却无形中传承至今，为当代的中华民族的构成，烙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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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大连大学历史学院，辽宁 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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