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对彝族支系他留人聚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摘要：云南省永胜县彝族支系他留人是族属尚存争议的族群，作为历史上处于移民情境中的族群，其文化一直被认为是“夷汉融合”的典型。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以及王明珂提出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论述是族群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他留人聚落所依托的社区建制沿革、背景以及汉文地方志中与之相关的文献记载表明，明代以来，汉人移民的到来导致了夷夏文化边界的形成及确立。
关键词：他留人；历史记忆；族群边界；族群认同
一、理论背景
由于战争、自然灾害或者封建王朝开土扩疆的国家举措，部分族群存在着长时间、大规模的移民史，从而与其他族群杂居在一起，发展出复杂、多元的文化。在这种格局下，族群认同与变迁以及族群之间的互动不但会深刻影响着族群意识，同时还会导致族群内涵与边界呈现特殊性和复杂性。
西方关于族群研究理论比较重要的有根基论和情境论两派。根基论强调族群对原生性情感的依赖，情景论则突出认同的理性选择。而巴斯则提出主观认同下的族群及族群边界研究，他宣称:“调查的首要焦点变成定义群体的族群边界，而不是它、包含的文化因素。虽然也有相应的地理边界，无疑我们更应注重的是社会边界。”巴斯的族群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族群概念的认识，弱化了文化差异对族群认同的维系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巴斯的边界理论弥补了根基论和情境论的不足:“客观文化特征最多只能表现一个族群的一般性内涵，而无法解释族群边界的问题;如果无法探讨族群边界的问题，也就无法探讨族群认同变迁的问题。”
王明珂深受巴斯族群边界理论的影响，提出族群边界的形成与维持是在某种资源竞争关系中，人们为了客观资源的争取和维护而产生的。因此，客观资源环境的改变经常造成族群边界变迁;而客观资源可以是经济、物质等可见资源，也可以是历史记忆、祖源认同甚至道德感等文化资本。其中历史文献是最易于为民族溯源研究所采用的。但王明珂认为:“历史文献并不是一些真伪史事集结而成的‘史实库’，而是一种‘社会记忆’。”更重要的是，史料往往反映着记载者的自我建构与对“他族”的文化界定，可将其视为华夏主观上的、文化上的族群边界。因此，对于某些族群，通过对历史记载的分析，其族源研究可以得到一些启示。由前人的研究可知，族群成员间的一致性往往来自共同的族源历史记忆造就的共同体想象，从而完成自我身份的确认。如果从族群边界的角度来看待认同，那么对于族源记忆较为复杂和多元的族群，该族群中的各个次群体则常常因为情景或利益的变化，有选择地根据记忆进行认同建构。
上述讨论启发了笔者对彝族支系他留人族源及认同的研究，笔者将该族群与所在区域大环境的历史记忆联系起来，分析该群体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田野点及他留人的历史沿革与现实情况
本研究的田野点位于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他留河流域，考察对象为彝族支系他留人。历史上关于他留人的记载支离不全，零星散见于清代志书包括县志中。由此，他留人历史背景的梳理，须得结合永胜县的历史背景来呈现、剥离和凸显。
1．永胜县历史沿革
永胜县地处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的结合部，该地先秦时期便是甘青一带氐羌民族南来北往的大通道。西汉以后，这里成为由川入滇的战略要道。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永胜设遂久县，当时没有固定、系统的政权组织，部落也不稳定。据后代的史书追述，乾隆《永北府志》称汉代永胜“铁桥西北，为施蛮所据”。唐代《蛮书》卷四记载:“施蛮，本乌蛮种族也。……顺蛮，本乌蛮种类。……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皆其所居之地也。”“小婆”即今永胜县。
唐朝以后，永胜成为西南丝绸古道经成都、过大理到缅甸、印度等地的商业要道。永胜县最早的移民记录即始于唐:“贞元十一年(795)，南诏异牟寻夺蛮地，名北方赕。徙昆弥河僰人、猓猡、以实其地，因号其地曰剑羌。又名成偈赕，寻又改名善巨郡。”贞元时，永胜称北方赕，其原因是南诏首府太和城在大理，永胜在其北，故名。
南诏中兴六年(902)，郑买嗣篡位，南诏蒙氏灭亡。后段思平夺取王位，改国号为大理国。段氏封功臣董伽罗为相国，高方为岳候，分治巨桥、成纪(今永胜县、华坪县一带)。自此，高氏子孙世代为相国。大理国保安四年(1048)，大理国相国高智昇使其孙高泰慧镇守，自此，高氏世居此地达800年之久。
元宪宗二年(1252)，忽必烈从甘肃经四川大渡河，渡金沙江，打垮了段氏政权，设云南行中书省。元至元十五年(1278)，在永胜、华坪两县设施州和顺州。两州名的来历，是根据南诏移来此地的“施顺二部”命名的，恰好和汉代“铁桥西北为施蛮所据”的记录形成互证，可能当时永胜的少数民族以汉代就生活于此的施蛮为主，否则怎么叫“施州”呢?除了施蛮，来自西洱河的僰人、“猓猡”等族群也逐渐融入。两年后(1280)，施州改为北胜州，而“顺州”沿用至今。至元二十四年(1287)，北胜州升北胜府。“北胜”的来历，据《滇考》，意为元兵自北南来，进攻大理，在此地首战获捷，故名“北胜”。从“施州”改“北胜州”，可以看出，一个富于土著色彩的地名转化为带有政治寓意的地名，这标志着永胜这个滇西“蛮地”已经悄然拉开了大规模迎接汉人入迁的序幕。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于洪武十五年(1382)派傅友德率征南大军入滇，土司高策率众内附，十七年(1384)“改土设流”，派流官任吏目，任高氏为土知州，达到“以夷治夷”的目的。二十九年(1396)，置澜沧卫军民指挥使，以州隶之，并筑澜沧卫城(今永胜县城)。
清代永胜地方志书乾隆《永北府志》载:
永郡在金沙江以外，界接吐番。……南连宾邓，北拒番彝，东至元谋，西通鹤丽。作大理之藩篱，引控诸土司;为武姚之屏蔽，地交乎滇蜀。人杂汉夷，边陲重地，览兹图者，慎勿忽焉。
因此，明清时期永胜成为王朝实行“寓兵于边，屯民实边”政策的重地，也就不足为怪了。
2．他留人基本情况
他留人，也叫他鲁人，自称“塔怒素”，俗称“他鲁苏”，1956年被识别为彝族。在他留语中，“素”是人的意思，“塔怒素”即“外路人”的意思，就是说他留先民是从外地迁徙而来的，到底从哪里迁来的，说法不一。他留人没有自己的文字，通用汉字。讲他留话，也不使用彝语，与他族交流时使用汉语。据不完全统计，他留人在20世纪90年代约有2万多人，主要分布在云南永胜、华坪和四川盐边、盐源等地，其中云南省永胜县六德彝族傈僳族乡的营山、玉水、双河是他留人的主要聚居地。2014年六德乡他留人有4421人，占当地总人口的31%。他留人主要和汉族、傈僳族、彝族杂居。双河乡二村是六德乡他留人最为集中的聚居点，也是本文的主要田野点，全村43户，除3户汉族外，其余40户均为他留人，是他留人文化传统保持最为完整的村落。
明代中后期，卫所废弛，他留人当地的澜沧卫政权逐步转入北胜州衙署，澜沧卫屯军也逐步转化为北胜州民，屯军和卫所政权转由高氏控制。明嘉靖、万历年间，高、章土司分辖永胜、华坪两地，今永胜六德乡的营盘(今六德乡营盘村)、小米田为高土司界，旧衙坪(位于今华坪县)通达乡为章土司界。为争夺地盘，大约于1520年前后，高土司派遣一支原屯卫士兵，东迁至今六德营盘山附近的红泥山一带定居屯种，建立他留村，逐渐扩建为他留城堡。1862年他留城堡毁于杜文秀起义的战火。他留人四处逃散，不断寻找容身之处。大部分他留人迁到了今天营山、玉水、双河一带，他留人聚居的二村也形成于这个时期。
笔者翻阅他留人的传说时发现，当地为数不多的几则地名都无一例外地和迁徙、逃离、家园的寻找与重建有关，比如纳咱村(现属六德村委会)的来历:
传说，他留先民从郡城乡东南沿河迁徙，来到六德塘时天色已晚，过河后便在他留河畔宿营。第二天大队伍出发时，纳咱人的先民说:“要走你们走吧，我们不再走了。这个地方好，有柴有鱼，哪里去找?我们就扎在这里了。”故他留话称纳咱人为“那匝云地”，为“扎下”之意。
此外，瓦窑坪、营盘村、二村的村落口述史也是如此。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关于二村的来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2013年10月6日，六德乡文化站站长杨如刚讲述的版本，另外一个是2015年8月6日二村蓝绍增老人讲述的版本。两人的讲述虽细节有异，但故事的内核相差无几:位于今天营盘村的他留城堡毁于杜文秀起义的战火后，他留人四处寻找新的家园，蓝绍增说第一次找的地点坡太陡，到了二村，终于找到合适的地点了，二村的意思就是“第二个地点”之意;杨如刚则说他留人酋长、主将蓝华及其两子战死，四儿子蓝发茂带族人迁至二村，形成继营盘之后的第二个据点，蓝发茂被尊为二村蓝氏之祖。无论是哪个版本都表明，二村的来历均和战乱、迁徙、移民、家园的重建有关。
三、汉夷融合与族群边界的确立
永胜“慎勿忽焉”的地理位置让历代统治者自唐以降都采取移民永胜的政策。如前所述，其历史记载较少，但透过这些零星记录，也隐约可以发现掩映于历史记忆背后的族群边界及族群关系的变迁。
1．明代以前:夷夏边界的形成
从前文的记述可以看出，在明清汉族移民大量进入北胜州之前，永胜远自先秦始，已经是“孤悬江外”的偏远之地，这里分布着许多以氐羌系统为主的藏缅语诸族，如施蛮、顺蛮等。南诏以后，不断有各种民族如僰人、“猓猡”、白夷等迁入，光绪《永北直隶厅志》称“自阁罗凤称兵以后沦为‘异域’”。笔者认为，此处关于“异域”的表述值得注意，因为同为永胜地方志书，乾隆《永北府志》则没有阁罗凤称兵致滇西一带沦为“异域”之表述。对大理洱海地区的“名家大姓”历史记录作梳理，也许可以找到原因。唐人梁建芳的《西洱河风土记》(648)载:“其西洱河……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自云其先本汉人……。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庄蹻之余种也。”据此，初唐时期大理洱海地区的“名家”为庄蹻入滇而来的汉人。方国瑜先生也认为，大理洱海地区的“名家大姓”其实大多都是中原汉人移民的后裔:“《通典》载:初唐西洱河民，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即中原移民初居滇东之大姓，迁徙至洱海区域者;唐人纪录谓之白蛮，率多汉人，而自称为僰也。”
不过南诏政权(738—902)兴起后，樊绰《蛮书》等中原文献则将大理洱海地区的“名家大姓”皆视为“蛮”类:“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贞元年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也。”
笔者认为，此处的“异域”既是指对于中央王朝而言地理位置的偏远，“隶辖甚遥，烟火连村，雄关四辟”，但更为重要的是阁罗凤称兵后控制了云南全境、四川西南、贵州西北部区域，南诏政权逐步确立，造成了与唐帝国文化中心主义相对的新的族群边界，“夷夏之别”越来越清晰。此时偏居一隅、尚无汉族进入的永北胜与大理地区相较，也有很大差异，更是蛮地中的“异域”。直到其后阁罗凤之孙异牟寻移大理洱海地区的僰人、“猓猡”等族入永，才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当时的族群关系。
2．明清时期:族群边界的建构
(1)夷夏之别:文化边界的确立
永胜汉族，元代及以前的历史不可考。明初，朱元璋推行“寓兵于民”的卫所制度时，有9000多名军人及军属迁入永胜，这就是当时的军屯人口。同时，“巨族富民一有过犯，即按法遣戍云南”，又“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洪武二十二年(1389)，云南镇国公沐英进京时，先后两次奏准移山东、山西、江西、湖广、江南富户和居民80万实滇。“据《滇粹》记载:‘沐英还镇，携江南、江西人民250余万入滇，给子种，资金，区划地亩。’”上述移民自然也有分布到永胜的。另外，明朝政府设置澜沧卫军民指挥使以后，大量的内地汉族军士、家属、商人、文人以及流犯等人口纷纷迁移到了永胜。明清两代该地能够施行改土设流的重要原因便在于该区域的汉族移民已经有了持续稳定的增长。这也是滇西北一带族群关系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北胜州人口明朝正德五年(1510)为15994人(《正德云南志》)，明万历元年至五年(1573—1620)为33893人(万历《北胜州志》)，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为35210人(《永北府志》)。
可以肯定的是，在明清大量汉族迁入之前，永胜境内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元明时期，北胜州境内有高氏、章氏、子氏三大土司及永宁知府和蒗蕖土舍等势力。地方志书的记录已经表明当时永北境内的族群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族群边界，乾隆《永北府志》记录了这一时期北胜州土司(高土司)、永宁土知府、顺州(章土司)、北顺州土州同(子土司)辖境的各少数民族。高土司管辖的北胜州境内生活着僰人、白夷、“猓猡”、西番等民族。其中僰人惟北胜州独有，其余几种:白夷、“猓猡”、西番和其他土司辖境都或有一二。
僰人一种。附居城郭，与汉民错处。男子戴帽，身穿棉布;女人包帕，背披羊皮。……间有读书识字者，此种传自昆弥河而来，服食言语及婚丧，与汉人无异。
白夷一种。胆小、好饮、轻生。或小寨依山，多用板屋;……婚聘以牛豕，亦知礼义;殁后棺殓，哀送掩埋。
猓猡一种。无姓氏。男子跣脚蓬头，麻布为衣;女人身穿短服，腰系筒裙。开山挖地，资种荞麦。不知漱盥，鲜通礼义。男女野合，自配。身后火化，收骨埋葬，插松枝以栖神。
客观文化特征可以成为族群边界的变化的符号。与溯源研究相对，王明珂从边缘研究的角度出发，通过汉晋时人对西羌的文献记载分析，认为“华夏对于自身与非华夏之间族群边界的定义是:相对于华夏的规律与秩序羌人的异族本质在于他们的‘不规律性’”。从永胜清代汉文典籍关于所辖境内各族群的描述，也可以看出，“猓猡”、西番等“夷民”无名无姓，没有一定的政治秩序，居无定所，也没有一定的亲族体系，甚至没有卫生的生活方式——“不知漱盥”，也成为族群边界确立的标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当地大部分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族群边界已经相当清晰了。
(2)汉僰之间:族群边界的模糊地带
华夏不仅根据文化中心主义倡导的标准，对“夷夏”的族群边界做了明确的划分，甚至在蛮夷之间，也根据与汉族文化的亲缘性与接近程度做了划分，因此某些文化特征与华夏文化非常相似的族群形成了一些文化边界的模糊地带，笔者认为，通过对那些处于模糊地带的族群的文化边界进行分析，对其族源考察具有一定的意义。当地的白族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
从前文所述汉文方志对高土司辖境的僰人、白夷、“猓猡”、西番等的描述，可以看到，相对其他族群，僰人与汉族的文化差异是最小的，诸多记载体现了僰人与汉族的族群边界相对模糊，而“猓猡”、白夷、西番等族群与汉族之间边界则清晰得多。再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鹤庆府说:“近府治而居者，皆汉、僰人。”但是汉僰再近，毕竟僰人就是僰人，这个界限依然存在。
在以文化特征难以清晰地界定族群的时候，汉僰之间的界限应该依靠体质特征加以区别，诸如肤色、相貌、头发颜色等，但是在体质特征区别也不大的情况下，维系僰人族群认同的应该就是语言、世系、血统、习俗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
对于那些面临多重身份认同的族群而言，“我是谁”“我是什么族的人”比那些有着清楚族属的族群显得更为复杂，也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历史上他留人和汉人移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民族识别中又被归属于彝族，由此，他留人始终自觉不自觉地要面对“我是谁”这一身份表述的问题。目前关于他留人的族源构成及族属观，无外乎四:一是秦汉时期施蛮、顺蛮及南诏大理国时期来自西洱河的世代居住于此的“土著”;二是明代“洪武调卫”屯兵于此的湖广汉族，三是对前两种观点的折中，即“夷汉融合”而成的特殊族群;四是1956年民族识别为彝族的官方族属。族源记忆往往是族群认同及身份构建的重要文化因素。第一个族源记忆是他留人文化精英及其本土学者所拥有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在他留人的日常生活中，作为一种记忆，又成为他留人构建认同的根基所在，他留人普遍认同的身份，既非汉族也非彝族，而是“他留人”——很早就生活在此的土著民族。20世纪80年代蓝绍增老人等族群精英曾向县人大、国家民委提出修改族属的申请;当地人目前认同度最小的是“洪武调卫”而来的湖南、江西籍屯武士兵的汉族身份，较为排斥的则是国家民族识别划定的“彝族”身份。但是他留人“彝族”身份的获得已经过去了60年，正如斯蒂文·郝瑞所言:“不管当年民族识别的依据如何，各民族已成了民族与区域政策中的一个真实的统一体，过去没有认同的民族，如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展出了认同。……因此，把民族识别所确定的‘民族’与自我认同的族群对立起来是过于简单化的做法。”笔者请蓝绍增老人预测其孙辈等年轻人的族群认同，他认为年轻人对本族群历史的隔膜以及现代国家话语体系有意无意对族群认同的改造，将会使以后年轻人对“他留人”的族群认同逐渐向对“彝族”的民族认同转变。族群意识是不断流动并处于不断建构中的，它随历史和现实场景的变化而改变。“族群”概念从未被国家话语体系正式接纳，而与之相对应的“民族”概念一直得到国家权力的支持而被广为接受，这一定会对族群意识及认同造成影响，而后者也必然在强势的国家话语体系中不断进行调适与应对。
四、结论
考察滇西的族群认同，不能忽略国家权力的渗透与政治动员。云南地理环境复杂，族群众多，历代王朝在云南推行的羁縻、改土设流、改土归流等政策均出于边疆内地化的目的。元、明、清三代，王朝中央政府分封地方土著首领予世袭的文武职衔，使之成为世袭的土官、土司，并保留了地方上业已存在的税收及武装等自主权。王朝中央得以实行“以夷制夷”的策略来维持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的稳定。同时，对那些中央政府渐渐有能力控制的地方，官方直接改土归流，以流制土。从永胜的情况来看，族群认同基本上可以说和明清汉族移民是紧密相关的，内地汉人大量入永之前，地方族群关系相对平衡，族群边界是模糊的;明清内地汉族入永，特别是执行“改土归流”之后，地方社会纳入清朝国家之后达成新的平衡，卷入到国家之中的不同族群面临着不同的命运。可以说，这个时期也是地方族群认同危机空前强化的时候，没有“异族意识”就没有“本族意识”，没有“族群边缘”就没有“族群核心”。反观被汉族志书记录的族群历史，其“历史事实”同样也是一种被选择过的社会记忆，这些记忆既描绘出了夷夏或者蛮夷之间的族群边界，也表达了华夏不断勾勒、建构新的族群边界的尝试，同时，透过对夷夏族群边界赖以存在的文化内容的考察，也可以尝试着对某些族群的族源讯息作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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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晓雯，女，云南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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