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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件古蜀族文物铭文考释——兼论古蜀族与彝族的语言文字及族源的亲缘关系

作者：钱玉趾 发布时间：2023-05-05 原出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07) 点赞+（）

摘要：本文考释了三件古蜀族文物的铭文，其中，三角形青铜戈上的三个字符释为"君王使用的铜戈"；陶纺轮上的两个字符释为"转动纺轮"。本文认为：古蜀族的文字与彝族文字都是音节文字；古蜀族与彝族的语言文字及族源都有亲缘关系。陶纺轮是商代器物，其上铭文应是商代文字；与古蜀族文字有亲缘关系的彝文的起源，应在商代或商代以前。
关键词：古蜀族；彝族；语言文字；族源；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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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蜀出土的青铜器，有时很难区分是巴器还是蜀器，多数学者将其统称为巴蜀青铜器。在巴蜀出土的青铜戈也是如此。屈小强等主编《三星堆文化》根据青铜戈的形制、戈上图形及铭文字符类型等，区分为巴族铭文戈与蜀族铭文戈。已发现的巴族铭文戈有：郫县独柏树出土的铭文戈、万县新田出土的铭文戈、长沙收集的铭文戈。已发现的蜀族铭文戈有：三角形铭文戈(收集)、郫县张家碾出土铭文戈、新都出土铭文戈、峨眉符溪出土铭文戈、湖南常德出土铭文戈[1](P·421)，还有什邡出土铭文戈、渠县出土铭文戈等。本文选取属于蜀族的三角形铭文戈、张家碾出土铭文戈以及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出土陶纺轮的铭文试作考释。

一、古蜀族文字与彝族文字有亲缘关系

李学勤《试论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的刻划符号》说：“中国境内存在的文字，绝非都是汉字，或与汉字有关。比如巴蜀文字，不少论作以之当作汉字来释读，就是不成功的。[2]”马学良等编著《彝族文化史》说：“据凉山彝族奴隶制编写组的同志说，在凉山彝族同志中，有能识读郫县出土铜戈铭文的文字者，并认为彝文与战国时巴蜀铜戈上的文字相类似，这个看法值得重视。”“战国时的巴蜀文字有可能与彝族文字存在着历史上的联系。[3]”

我们分析了古蜀人与古彝人的民族迁移与风俗习惯等，认为古彝人的势力曾发展到成都平原，古蜀族的一支曾融合于彝族之中，并将收集到的三角戈、郫县张家碾戈和新都戈上的铭文与彝族文字加以对照，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相似性，上述三戈上的铭文为古蜀文字，这种文字和彝文一样是音节文字。因此，我们认为蜀族文字与彝族文字有亲缘关系。本文将依据彝族古文字考释古蜀族文物铭文的文字。

二、古蜀族语言与彝族语言有亲缘关系

《蜀王本纪》说：“蜀左言”。徐中舒《论巴蜀文化》说：“《蜀王本纪》说蜀左言，当与汉语有别。”“充分说明蜀的语言文字以及社会组织，和中原地区都大不相同[4]”。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说：“《华阳国志·蜀志》也指出与中原‘书莫同轨’，文字既殊，语言必异。[5]”

我们认为，古蜀族语言和彝语一样，都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谓语之前；形容词、指示代词、数词作定语时在中心词之后。《蜀王本记》说“蜀左言”，这个“左言”指的就是这种古蜀语言……汉语说：“姑娘穿红色的裙子”，古蜀语则说“姑娘/裙子/红色的/穿”。因此，我们认为古蜀族语言与彝族语言有亲缘关系(此不详述)，本文将依据彝族语法考释古蜀族文物铭文的文字。

三、三角形铭文戈铭文的考释

三角形铭文戈属收集所得青铜兵器，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器形与铭文最早见于刘瑛《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6]，如图1所示。铭文中的三个字符，从左至右排列，刻在内的上部近阑处。

有人提出，四川的三角形铭文戈不是考古发掘所得，可能是伪品。怀疑的理由之一是：巴蜀青铜铭文戈的字符大都刻于援上或胡上，而此戈刻于内上。但是，涪陵小田溪出的一件V5型铜戈的铭文也刻于内上。20世纪90年代初，山东即墨挖出一件战国铜戈(藏于烟台市博物馆)，其上铭文(5字)刻于内上[7]。1987年，江苏连云港市锦屏镇发现一件铭文戈(称“向寿戈”)，由内端向阑刻有2行11字；据考，此戈年代约在前308~前301年间(战国晚期)[8]。还有，新发现的“上皋落戈”，内的尾端刻有铭文2行约11字；与1986年在河南洛阳伊川城关发现的“十一年皋落戈”的形制与铭文极相似[9]。

1959年，湖南省博物馆于长沙拣选得“楚公戈”一件，类似蜀式戈，三角形援，二穿无胡，长内上铸有铭文5字“楚公秉戈”。对此戈曾有较大争论，有人认为铜戈、铭文皆伪，有人认为，戈真铭伪，有人认为戈、铭皆真。后有湖北枣阳发现了曾侯戈，李学勤研究后认为，二戈文例一致，楚公戈的戈、铭皆真，应属可信[10]。考虑到四川的三角形戈上的铭文字符与其他蜀族铭文戈上的字符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我们认为此戈及铭文应是真品。

邹芙都《楚系铭文综合研究》说：“楚兵器铭辞多见‘某某(器主名)之(用)某(器名)’或‘某某之造某(器名)’格式，如‘坪夜君成之用戈’、‘许之造戈’……燕国兵器铭辞常为‘国君名+作(造或为)+配属对象+兵器名’格式……”[11]， 1965年，由山东平度县征集、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吴王夫差剑上刻有2行10字“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异体字已改写)[12]；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吴王光戈，上刻“攻吴王光自作”鸟篆铭文6字(异体字已改写)，据研究者说：“从一般惯例看，该铭省略了宾语‘戈’字，以及‘戈’前的定语，如‘用’字[13]”。按照上述铜戈铭文的一般惯例，现在来看四川收集的三角形铭文戈。

为了方便称述，现将三角形戈代称为SJ，三字符(从左至右)分别代称为： SJ1、SJ2、SJ3。第一个字符SJ1，与彝文字符(用代码表示) SJ1·A……SJ1·G相近或相似。第二字符与彝文字符SJ2·A……SJ2·F相同或相似。第3个字符SJ3，与彝文字符SJ3·A……SJ3·G等相同或相似(见表1)。许多民族的古文字，一个字符往往有几种不同的形态。中国的甲骨文，常常字无定格，书写的大小不一，正反倒侧书写，同字异形、异字同形的情况都有。到了战国时期，文字异形现象更为严重。彝文也有这种情况。彝语有六大方言，彝文有书写不一致、重文别体较多，读音字义存在分歧的现象。例如表1中的彝文字符SJ2·A，可以倒写、侧写，分别变成B、C、D形态。彝文字符的另一特点是，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含义。

表1中彝文字符SJ1·A、SJ1·B、SJ1·C、SJ1·D(见《滇川黔桂彝文字集》402页)，笔画、形态都不同，但是《滇川黔桂彝文字集》[14]载明其含义相同，读音为[ fa33]，释义之一是：恒夺方[xe21do21fa33]，指“远古首领”；释义之二是：君王[dzi33fa33]。SJ1·E(1164页)与SJ1·F(410页)形态也不同，读音为[fa33]，但是，其释义却是“首位、第一”。SJ1·G(410页)的形态又与上述字符不同，其释义是“上等”、“一、二等”的意思。我们可以说，后三个字符在相关的句子里，也可与前四个字符一样可解为“首领”、“君王”。三角形戈的第一个字符SJ1，处在句首主语位置，应该是铭文的器主名，应有“首领”、“君王”的意思。在这里，应是古蜀某个君王的专名(暂称“古蜀王”或“恒夺方”)。本文中蜀族文物铭文字符的读音与相关的彝文古籍字符的读音(皆可查得)，究竟有多大关联，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暂不论及。

表1中的SJ2·A与三角形戈第二个字符SJ2完全相同，倒写后就成了SJ2·B(563页)，两种字符形态不同，读音为[pi33]，含义有“毕摩”[pi33mo21]的意思。“毕摩”是彝族的神职人员，相当于巫师，一般说，在铜戈上不会出现“毕摩”的名词。表1的SJ2·E与SJ2·F(1319页)，字形不一样，但读音一样，都读[nd i33]，词义有“矛”、“梭镖”的意思。这两个彝字与SJ2相近。SJ2处在铭文的宾语位置，其词义应该是兵器名称，应该是与矛、梭镖相类的“戈”或“铜戈”。

表1中的SJ3·A的形态与SJ3完全一样，词义有“斗架”(二牛斗)的意思。SJ3·B与SJ3·A相同，与SJ3·C、SJ3·D形态相近，或者似乎是前者的变体， SJ3·E(1274页)有“杀”、“戳”、“战”、“打仗”、“作战”的意思。从形态上看， SJ3·F、SJ3·G(1274页)似乎是SJ3·A及其变体的“行书”写法。这三个彝字都读[si55]，也有“杀”、“戳”、“战”、“打仗”、“作战”的意思。以上彝字与SJ3相同或相近，而SJ3处在铭文谓语位置，应有“斗”、“杀”、“战”等含义。在铭文中，与宾语(铜戈)联系起来考虑，可理解为：“斗杀”的“铜戈”或“战斗”的“铜戈”；可翻译为“用来战斗的铜戈”或简化为“使用的铜戈”(用戈)。

因此三角形戈的铭文可释为：“君王(或‘古蜀王’)使用的铜戈”或“君王用戈”。

四、郫县张家碾出土铭文戈的铭文考释

郫县张家碾出土铭文戈，在胡上竖直排列有8个字符，最早见刊于刘瑛《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此铭文戈见图2。为了叙述方便，图2铭文的8个字符分别用PZ1、PZ2……PZ8表示；与之相同或相近的彝文字符，分别用PZ1·A、PZ1·B……PZ8·A、PZ8·B……表示。先说张家碾戈铭文的第一个字符PZ1，表2中与之相似的彝文字符有7个，其中，PZ1·A有“斗架”(斗牛)的意思； PZ1·B、PZ1·C、PZ1·D(《滇川黔桂彝文字集》866页)有“切”的意思；PZ1·E(1274页)也有“杀”、“戳”、“战”、“打仗”、“作战”等意思； PZ1·F、PZ1·G与PZ1·G与PZ1·E含义相同。次说第二个字符PZ2，表2中与之相似的彝文字符有5个，其中， PZ2·A(422页)有“凿子”、“锋利”、“敏锐”的意思； PZ2·B与PZ2·C(413页)有“矛”、“戳”的意思； PZ2·D(474页)有“扑”、“械斗”、“攻击”的意思； PZ2·E(487页)有“富裕”、“幸福”、“兴旺”的意思。再说第三个字符PZ3，表2中与之相似的字符有3个，其中PZ3·A(901页)有“给”、背(背物)的意思； PZ3·B(1015页)有“兴”、“始”的意思； PZ3·C(1052页)有“得”、“有”、“后”的意思。

铭文的前三个字符处在主语位置，应该是构成了一个器主名称，可以按“彝语语法”直译为：“作战·敏锐(锋利)·有(兴)”，可意译为：“有(兴)·敏锐·作战”(者)。这三个字符可能构成了某个蜀王的名称，这个蜀王可能以武功著称，类似于秦武王、楚威王、赵武灵王等的称谓，可暂称为“蜀武王”。

铭文的第四个字符PZ4，与表2中的彝文字符PZ4·A、PZ4·B相似。其中， PZ4·A(866页)有“切”的意思， PZ4·B(1274页)有“杀”、“戳”、“战”“作战”的意思。第五个字符PZ5，与表二中的5个字符相同或相似，其中PZ5·A、PZ5·B、PZ5·C(563、1162页)都是“毕摩”的意思； PZ5·D与PZ5·E(1319页)有“矛”、“梭镖”的意思。第六个字符PZ6，与表二中3个字符相似。其中PZ6·A与DZ6·B(422、777页)都有“凿子”、“锋利”、“敏锐”的意思； PZ6·C(487页)有“富裕”、“幸福”、“兴旺”的意思。以上三个字符应是一组，处在宾语的位置，应该是一个兵器名称。其中的PZ5虽有“毕摩”的含义，但不应解为“毕摩”，而应解为“铜戈”。与三角戈中的SJ2的词义相同(不同的是字符一正一倒)。以上三字符用“左言”可直译为“作战/铜戈/锋利”，可意译为“锋利的作战铜戈”。

铭文的第七个字符PZ7，与表2中的4个彝文字符相似，其中PZ7·A是贵州成化铜钟铭文的字符(是镌刻体)， PZ7·B是PZ2·A《爨文丛刻》的书写体(211页)[15]两者字形差别较大，但读音相同，都读[fie33]，字义一样，都是“权”；PZ7·C与PZ7·D都是《彝文金石图录·第二辑》[16]中的字符，与前二字符读音，字义都相同， PZ7·C(39页)注译为“权”，PZ7·D(12页)注译为“管”。铭文的第八个字符PZ8是刻于金属器表的镌刻体，刻画比较工整，像英文中大写的U；与表2中的两个彝文字符相同或相近。这两个字符是书写体，像英文中小写的u，笔画有些随意。其中，PZ8·A见于《爨文丛刻》6、21、45页，读音为[u21]，词义有“有”、“得”的意思；PZ8·B见于《彝文金石图录·第二辑》62、87、129、185页，形态、读音、词义都与前三个字符一样。第八、第七字符合起来的意思有“有权”、“有管”或“得权”、“得管”的意思，并且处于谓语的位置，可以意译为“使用”。

张家碾戈的铭文，按主·宾·谓的句型，全文可直译为：“蜀武王/锋利的作战铜戈/使用”；按主·谓·宾句型可意译为：“蜀武王/使用(的) /锋利的作战铜戈”(或“蜀武王/用/锋利战戈”)。

3民族文化　

在这里，特别要说及铭文末个字符PZ8，在彝文古籍中较多，而且常常出现在句末。例如，在《爨文丛刻》的《解冤经·上卷》351页有“师掌主吉得(PZ8)”(译为“师掌主得吉”)，《解冤经·下卷》429页有“师握主吉有(PZ8)”(译为“师握主有吉”)。在《彝文金石图录·第二辑》62页有“寿龄八十一岁有(PZ8)”， 87页有“阿妮乃七十四岁得(PZ8)”， 129页有“寿龄五十五岁享(PZ8)”，其中，彝文字符PZ8都在句末，都作谓语，可以译作“有”、“得”、“获”、“享”等，这个字符(PZ8)在甲骨文、金文中没有，且在彝文，古蜀文中有，并且都能出现在“主、宾、谓”句型的句末位置，这说明，彝族与蜀族的语言文字具有亲缘关系。

彝文是音节文字。《辞海》(1980年版)释义：“彝文：我国彝族原有的一种音节文字。史志或称‘爨文’，‘韪书等……’”在这里还要说及一个颇有趣的现象。日语也是主语·宾语·谓语的语序，日本的假名文字也是一种音节文字。日语中有一种“补助动词”，如ぃる、ぉる及ぁる等，在动词连用形下接续助词“て”之后，下面再接ぃる、ぉる及ぁる，这时的ぃる、ぉる及ぁる，不是表示“存在”或“有”的意义的独立动词，而只是帮助上面那个动词，起一种辅助性的作用。

例如：ぅららか春の日ぎしが天地に满ちててぃる。(绚丽的春天的阳光普照大地)远くの方て、犬がしきり吠にぇてぃる。(远处的狗在不断地叫)

张家碾铭文戈的末个字符PZ8可能也有“补助动词”的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张家碾戈铭文及其考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十二桥商代遗址出土陶纺轮铭文考释

成都十二桥商代木结构建筑遗址的12层内，出土一件陶纺轮[IT22(12)： 3]，腰部刻有两个字符(见图3)[1](P·461)。为了方便叙述，陶纺轮的两个字符(从左至右)分别用代码TF1、TF2表示。TF1与《爨文丛刻》中的5个彝文字符相同(见表3)。TF1·A(309页)、TF1·B(310页)的词义是“学”的意思； TF1·C(317页)、TF1·D(436页)、TF1·E(436页)的词义是“髻”的意思，读音为[ndzo21]。在陶纺轮上，不会是“学”的意思。因此，TF1而应是“髻”的意思，“髻”有“总发”、“发髻”的意思，“总”有“聚束”的意思。因此，TF1应有“聚束”丝麻线的物品的含义，可引申为“纺轮”。

TF2与《滇川黔桂彝文字集》531页的4个字符相近(见表3)，尤其是TF2·D与TF2相比，只差一个“点”了。这4个字符读音一样，词义一样，都有“周围团转”的意思。“周围团转”有“圆周旋转”的意思，也可以说是“转动”。

陶纺轮上有两个字符，左边的TF1应是“聚束”丝麻线的物品，是“纺轮”，后面的TF2应是“周围团转”，是“转动”。因此， TF1与TF2可按“左言”译成“纺轮/周围团转”；按汉语语序，可意译为“转动/纺轮(用以纺线的“转轮”)，在两个字符中没有“陶”的意思，因为纺轮是陶土制作，加上“陶”也可以。

结语

本文考释古蜀族文物铭文，主要引用、对照的是《爨文丛刻》、《彝文金石图录》、《滇川黔桂彝文字集》等的字符，皆系古彝文字符，有较高的可信度。尤其是《滇川黔桂彝文字集》，由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编定，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贵州民族出版社于2004年联合出版(开本：850×1168 1/16， 2240余页， 355万字)。此部高水平的巨著，为古蜀族文字的正确解读铸就了坚实基础，功不可没。

考古学界认为：城市的出现、青铜器制造、文字的应用是文明的三要素，而文字的应用是文明的最主要标志。古文字的解读是探索古文明的重大课题，全世界已发现的古文字，至今没有解读的，已经极少，而巴蜀文字是其中之一。已有著名学者提出：巴蜀古文字的解读，将震惊世界。本文对三件古蜀族文物的铭文进行初步考释，意在抛砖引玉。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的陶纺轮，属商代，是三件中时代最早的文物，收集的三角形戈应在其后，郫县张家碾铜戈时代略晚。考释结果显示，彝族语言文字与古蜀族语言文字有亲缘关系，因此，彝族文字的起源不应晚于商代。

《史记·三代世表》的《索隐》案：“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这是说，蚕丛国破，子孙居于云南姚安、四川西昌等彝族地区。《爨文丛刻·彝族远祖及罗甸水西世系表》载：“《且兰考》记载从希慕遮到隆穆(笃慕)31代‘世居于蜀’……蜀有洪水，隆穆避居南方，诸夷奉以为君。”这是说蜀族与彝族具有族源关系。本文考释的蜀族的语言文字与彝族的语言文字具有亲缘关系，证明其族源有亲缘关系是可以成立的。本文的写作与上述铭文的考释，得到了沙马拉毅教授、阿库乌雾(罗庆春)教授的帮助，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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