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纳西族“火葬氐羌说”质疑
关键词：氐羌；火葬；彝族；纳西族
（图片来自：搜狐号-丧葬百科）
西南民族地区地理复杂，保留有丰富的丧葬文化和多样的葬式，而火葬于中尤为风行且历史久远，长期以来，学者多将火葬的渊源与历史上西北的氐羌人群相联系，视西南地区的火葬为属氐羌系统;罗开玉先生将古代西南的火葬分为三个系统，即氐羌系统、藏传佛教系统、佛教密宗系统，而其中以氐羌系统为最早[1];另有学者推测，“云南新石器时代氐羌先民也应该有火葬习俗”[2]。如果这样，即假如我们将西南地区的火葬归入于历史上的氐羌系统的话，那么就必然会造致西南行火葬的民族于历史上是一直循习火葬这一认识，因为氐羌是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采习火葬的。可见，这一认识的得出与氐羌火葬的久远及学者们认为今西南民族是为历史上的氐羌南迁不无关系，即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由氐羌系民族发展演变下来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藏、彝、普米、纳西、白、哈尼、拉祜、基诺、景颇、阿昌、独龙等民族，历史上都实行过火葬”[3]。
在此大认识的前提下，当具体到彝族、纳西族时，学者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刘龙初先生在追溯纳西族的火葬渊源时，认为“远古时，我国西北地区的古氐羌部落就实行火葬”，而“纳西族祖先渊源于河湟地区南下的一支古羌人———摩沙夷的后裔”，因而“火葬习俗自然而然地被继承下来”[4]，李静生先生也认为纳西族源于古羌人，将纳西族的火葬由来传说与文献记载中的羌人火葬相联系[5]。同样，在论证彝族的火葬历史时，陈世鹏先生指出，“彝族是生活在甘肃、青海一带的古氐羌人中的一支移居西南发展而成的一个民族。火葬是他们的主要葬式”[6]，杨甫旺先生也认为，“彝族渊源于古代氐羌，据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氐羌盛行火葬”，“彝族继承了氐羌的火葬习俗，历史上普遍行火葬”[7]。
可见，持彝族、纳西族“火葬氐羌说”学者们的依据主要为以下两点：
（1）历史上氐羌人是行火葬的且历史久远;
（2）彝族、纳西族源于氐羌，它们为氐羌南迁的一部分。
关于历史上氐羌的火葬，在先秦诸子文献得到充分记载，如《荀子·大略篇》：
“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而忧其不焚也。”
《吕氏春秋·义赏篇》：
“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垒，而忧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
《墨子·节葬下》：
“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
《列子》曰：
“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熏则烟上，谓‘登遐’，然后成孝子。”
《太平御览·四夷部》引《庄子》曰：
“羌人死，燔而扬其灰。”
仪渠曾被范晔置于《后汉书·西羌传》中加以叙述，可见其与氐羌应有密切的关系或即属于氐羌系统，因此上述文献就毫无例外的表现为认可火葬确为氐羌人的葬俗。这样，一方面诸子或出于不同目的对氐羌火葬进行记载充分说明了氐羌的确存在火葬这一历史事实;另一方面，这些文献皆产生于先秦时期，这也说明了早在秦以前氐羌就习行火葬了，进一步证实了氐羌火葬历史的悠久。另外，羌人行火葬这一习俗也为以后的文献典籍所记载，如《旧唐书·党项羌传》：“死则焚尸，名曰火葬。”即使到了今天，居住于茂汶地区的古羌人后裔，也一直从习着火葬，只不过受到汉文化影响而间有改习土葬罢了，所以这一切均足以说明氐羌火葬历史的久远性。另外，这种悠久的火葬不仅为文献所记载，而且还得到了考古学上的证实，临洮寺洼山墓葬中便出现了火葬葬式，正如夏鼐先生所说的那样，“洮河流域在古代适在氐羌的区域中，并且由文献方面我们知道由春秋直至唐代，氐羌中有些部落确曾行过火葬制的。这次火葬制遗迹的发现，增强了寺洼文化和氐羌民族的关系”[8](27页)，这说明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氐羌的先民们就开始了采习火葬的历史。
通过以上的考古及文献，我们简单地认识了氐羌火葬历史的久远，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理解这种久远的火葬呢？即：这种久远的火葬在先秦时期是不是只流行于氐羌？氐羌人是不是只采习火葬而无其他葬式呢？
当然，仅通过文献材料是不能使我们充分地理解氐羌的火葬，因为它导致我们只知火葬而不见其他。其实，通过近年来的考古材料，我们会发现火葬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分布于全国大部分地区，“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先秦时期的火葬遗迹，在我国的西北、西南、东南、东北等地均有分布”[9]，“1949年以来，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东北地区的小河沿文化，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华南的石峡文化等，均发现有火葬墓”[10](309页)，在东北地区“大约从距今4000多年前即已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火葬就在这一地区普遍流行起来”[10](312页)。很显然，我们不能将东北及其他地区的火葬说成是属于氐羌系统的，由此可见，火葬在先秦时期并非仅仅流行于氐羌系统民族之中，也就是说，其实火葬并非仅为氐羌所独行。
既然火葬并非为羌人所独有，那么火葬是否为羌人的唯一葬式，也就是说，历史上的羌人是不是只行火葬而不行其他葬式了呢？我们对临洮寺洼山墓葬中的火葬葬式为属羌人这一点均为认同，但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其葬式“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可以说有三种”：一是火葬后将骨灰盛在陶罐中;二是平放仰卧;三是乱骨一堆[8]，也就是说在属于氐羌文化的临洮寺洼山墓葬中，可见火葬仅为羌人的葬式之一。对于氐羌葬式多样性这一点，其实早有学者注意，如陈宗祥先生即认为氐羌并非只行火葬，但他又以附国、吐蕃为例，且说：“至于纳西、彝族和羌族(茂汶)都是行火葬的，再没有其他葬俗”，则欠周确[11]。
可见，火葬并非为羌人所独有，而且也并不为其唯一之葬式，那么为什么在先秦记载中我们见到火葬者多为氐羌人呢？这可能是因为火葬流行的区域，“大多分布在山地，经济形态相对较为原始，农业经济不发达，游牧和狩猎占有重要地位”[10](317页)之地区，而此种葬式对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而追求稳定的农耕民族来说，一为怪异，将其当作奇风异俗来记载，这或许是体现于多记载神话怪异之事的《庄子》之中;二是中原人士主为农业经济，追求的是相对的稳定，和适应游牧经济的火葬不同，同时反映在此种经济之上的观念也自不同，可能正是基于此背景下的氐羌火葬葬俗自然被凸现出来了。至于火葬为什么多记载为氐羌而非其他民族，这或许跟中原地区与羌人直接接触的要为早之缘故吧(华夏对东北、西南地区民族的直接接触明显要晚于西北之氐羌)，特别是《吕氏春秋》中所记载的应非常可信，因为仪渠国正在其西，而且和秦国有着直接的往来。
因此，我们说，火葬并不是氐羌的唯一葬俗，而且氐羌也并非仅仅只行火葬。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一看，彝族、纳西族是否源于历史上的氐羌人呢？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将西南民族分为西夷、南夷，而称呼白马为氐，可见在司马迁看来氐是不同于夷的，我们说彝族、纳西族源于羌人可能是对《后汉书·西羌传》的误读：
“羌无弋爰剑者……，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 戎。忍季父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
正是在此羌人南迁背景下造致了后来的人们认为今天的西南民族多为属羌，在两唐书中作者甚至将吐蕃也说成是羌人的子孙，而关于羌人的南下，正如马长寿先生所说，据文献记载，羌人最南也仅为到达了越郡。其实，若我们对《西羌传》作一认真细心的分析则不难发现，在范晔看来，西南地区羌之分布也仅于越、广汉、武都等地，若和《西南夷列传》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在西南地区的羌人，其活动也多入于《西羌传》中;另外，在《附国传》中，“羌”和“夷”也是有别的一个族群，如作者称呼附国、嘉良、薄缘等为“夷”，而称呼党项、左封、昔卫、白狗、利豆等则为“羌”。就此，蒙默先生提出了西南民族应有一与羌有别的另一支系———“夷系民族”[12]，石硕先生对此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他指出，“从彝语支中两个主支民族———纳西族和彝族的历史渊源看，他们的直系祖先均主要是横断山脉地区被称作‘夷人’和‘夷种’的古代部落集团”[13](170页)，这是非常令人信服的。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火葬非羌人的唯一葬式并且也非为羌人所独有，今天的西南民族也不是历史上氐羌南迁的结果。所以，我们说“火葬氐羌人说”是无多大根据的。
既然火葬并非羌人的唯一葬俗，行火葬者也并非仅氐羌民族，而今西南民族也并非氐羌南迁所致，那么我们为什么还将今天的彝族、纳西族的火葬渊源同历史上的氐羌火葬联系起来呢？这可能一是受了“泛羌论”的影响，即认为今西南民族大多为氐羌南迁的结果，二是借火葬来反证彝族、纳西族渊源于历史上的氐羌吧，正如“有许多学者曾以彝族实行火葬来作为论证彝族的族源与古羌人的重要资料”[14]。
可见，以往我们错误认识的实质是将西南行火葬的诸民族置入氐羌系统之下，而后反用火葬来作为羌人曾经南迁的力证之一。其实，对这一问题，我们不妨换一视角，即我们并不先将彝族、纳西族定性为何民族系统，而是从其自身出发，来看看在其自身认同中火葬是不是历来就有的。
据东巴典籍《普尸董姆》记载，普子考的母亲死了，儿女食母尸。“后来董色二神指责儿女食母尸的事情，于是人们把尸体放搁到树下，野兽吃了母尸，又把母尸移到树上，飞禽食了母尸，又把母尸移到草丛里，草虫吃了母尸，又把母尸移到岩洞里，蝼蚁食了母尸，又把母尸移到河滩上，洪水冲走了母尸”[13](159页)。
东巴典籍素来为巫师所掌握而且世代相传，典籍对其具有某种神圣性，因此对于这则记载，我们可视为东巴们于远古葬习的曲晦记忆，因为它所反映的并非为直观的葬式，而为一种比较含蓄的表达(如果我们熟悉吐蕃的历史则不难发现藏人对远古赞普们的坟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所以我们应当说这则记载真实地反映了纳西族先民所经历的各种葬式，即野葬、岩葬、水葬等，这也是非常符合原始葬习的演变轨迹。但值得一提的是，典籍并不认为火葬是历来就有的葬式，即其认为其初民葬式并非一开始就是火葬，而是野葬、岩葬、水葬等，而关于火葬的来源，在同书(《普尸董姆》)中又载：丢到水里的母尸漂浮到南方的色阿注的门口，她觉得人类不懂丧葬的礼仪，十分可怜。这样色阿注教会人类丧葬的方法，男死者用九筒柴禾烧尸，女死者用七筒柴禾烧尸。从这以后纳西族初民才学会了火葬的礼仪[15](160页)。
东巴经《寻找父母死后葬法》所记载的与此类似，也反映了其先民曾经历过树葬、土葬、水葬、餐尸葬等葬式，其火葬为董神和塞神所教[6]，可见，在其民族自身认同里，火葬不但并非从来就有，而且还是从他处习得的，即火葬为一后起的习俗。
同样，据彝文典籍《指路经》记载，彝族也并非从来就循习火葬的：
“在鲁瓦以前，先有武迫勒，后有武奇巧，最后有吐史楚。吐史楚的母亲，在生时见土就感到寒冷，死后却想要得到土，便用十把锄头挖土，挖个土坑来埋葬尸体，埋成高高的坟堆，埋葬切勿焚。在鲁瓦以后，先有武阿博，后有拜谷楷，最后有哪乍木。哪乍木的母亲，在生时见火就躲避，死了却要火化”[16](569页)
在这段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彝族是先行土葬的，“挖个土坑来埋葬尸体，埋成高高的坟堆，埋葬切勿焚。”而到了哪乍木的母亲时，才行火葬的，即在彝族自身认同中，其先民在火葬前其是从习土葬的。关于彝族先民火葬的原因，贵州彝文典籍《论撮阻却必杓》中记载：“撮阻杓阿余，撮阻细产了，火葬的底啊!”，意译为：“吃人的鼻祖名杓阿余，吃人就随着他产生了，火葬的制度也兴起了。”蒙默云：据翻译者罗国义老先生解释，彝族先民原行土葬，后来有种叫‘撮阻羿’的人产生，由于撮阻羿吃人，连死人也吃，所以此后就改行火葬了[12]，因此彝族先民也并非自古就行火葬。火葬的实行应有其复杂的原因，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行火葬前彝族先民是有其他葬式存在的。前面我们提到了在彝族《指路经》中记载其先民曾实行土葬，有趣的是，在《彝族源流》卷八的第七章节《阿蒙鲁瞿的根》中，其认为人的死亡与鲁朵(山精)、斯里(岩神)、迷觉(水怪)横行有关，人死后分别有土葬、水葬等[17](430-432页)。
这种对葬式演进的自身认识，即先有其他葬式而后才有火葬这一认识也得到了考古学材料的证明。通过对西南地区墓葬的整体研究，罗开玉先生指出：
“西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以土葬为主，除少数瓮棺外，普通无葬具;石葬较少;青铜时代以石葬和土葬为主，土葬多有船棺、木椁等葬具;崖葬较少、火葬较少，火葬实物发现也较少。铁器时代，崖葬和火葬大为发展，成为主要葬法;土葬仍是重要葬法之一;石葬衰退。”[18](39页)
另外，古氐羌人和彝族古先民的丧葬观念也不一样：古氐羌人认为死者死后的归宿应为天，即所谓的“登遐”;而彝族先民认为人死后的归宿是入土，在《寻觅死者的归宿》中，人死后不见死者的归宿，于是歌手们宴请云雀、猛虎、蜜蜂、雉鸡、水獭等去寻觅，都未见死者的归宿，最后：
蚂蚁掘透九层土，
来到地底下，
逝者归宿在地下。
黑土隔断逝者回归路，
……自古彝人死后归土中，汉人死后也归地底下[18](193—195页)。
在《丧舞的起源》中，其同样认为人死后归宿为土：
逝者老人从此不会再返回，
老人跟随雨露浸入深土中，
从此永远留在土层里[18](209页)。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彝族认为“自古彝人死后归土中”，彝族挽歌渊源久远，平时轻易不吟唱，其认为人死后入土自为一古老观念的反映。
在《彝族风俗志》中，编者也认为彝族的古葬俗应有树葬、陶器葬、岩葬、水葬、火葬等[19](141—142页)。
可见，我们将彝族、纳西族的火葬追溯为氐羌是为主观上的臆断性，其实际是无多少根据的，因为其是在“泛羌论”影响下而流行的一个观念，而事实是：当我们从彝族、纳西族自身认同出发时，其认为其先民曾有多种葬式，如野葬、树葬、土葬、水葬等等，这不仅符合葬式的演变规律，同时也符合西南复杂的地理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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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东，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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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东，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增刊；文字来源：四川社会科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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