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的“付拖”（河图）“鲁素”（洛书）解读
摘要：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源远流长，不仅见于汉文文献和古彝文文献之中，而且在彝族世居之地的四川叙永县天台山，至今还存有河图洛书石刻文物。彝族古代称河图为“付拖”，称洛书为“鲁素”，因其所蕴含“天数”“地数”与阴阳五行、八卦等丰富内容，是择吉的重要理论和工具。其除了在一般日常生活中的择吉功能外，还于老人去世后儿女辈行孝择吉方面表现出特殊功能。
关键词：彝族；河图洛书；择吉行孝
一
在古彝文文献里有河图洛书、太极等，且有文字叙述其源头、内容和作用。比如，属于彝族古代德化教育内容的《海腮耄启》中，其《文化教育》篇里的“盘古图文化”“乾坤经纬”“象卦论”“乾父坤母”“亨哈鸿雁”等文，《数理教育》篇里的“数理知识”“天地人运年”“乾坤始运”等文，均涉及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八卦等内容。在彝族传统社会里，修建择地基动工择吉日，要用到阴阳五行太极八卦及“天数”“地数”的河图洛书等文化知识。老人去世后，在决定安葬日子和选择墓地方面，要用到阴阳五行等易学文化。在老人的丧葬仪礼上，孝子不仅要打杀牲口作为献祭牺牲品献祭逝去的老人，还要请毕摩念诵相关经文，超度老人，以尽孝道。彝族毕摩经书里的河图洛书、八卦及太极图，具有鲜明的彝族特色。
河图洛书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易学文化重要内容之一，在长期的发展中与阴阳五行、八卦及太极融为一体，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对于太极实物遗迹，谭继和先生有“三星堆文化与三星太极”系列研究成果，孙德朝、张如柏等人也在相关刊物发表过三星堆太极实物遗迹研究方面的成果。应该说，河图洛书也属于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文献记载不绝于史，但学界对现今存在的河图洛书实物遗迹的研究却太少，实在不能与太极研究相比。
在汉文献中，最早记载河图的文献是《尚书》。《尚书·顾命》在记载周成王驾崩祭礼上摆设的祭品情况时说：“越翼日乙丑，王崩。……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壁、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胤之舞衣，大贝、鼖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
从这个记述看，当时的河图摆设于周成王驾崩的祭礼上，似乎是吉祥器物而不是图。
《周易·系辞上传》说：“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论语·子罕》载子曰：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管子·小匡》记述说，在癸丘大会诸侯的时候，周天子派大夫宰孔送祭肉给齐桓公时说，周天子有令你不必下拜受赐。对此，齐桓公招见管子商量如何应对时，管子说：“夫凤凰鸾鸟不降，而鹰隼鸱枭丰……夫凤凰之文，前德之义，后日昌。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图出，雒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虽曰受命，无乃失诸侯乎？”齐桓公听后说了一番尊礼仪的话后下堂拜受天子所赐。
《墨子·非攻下》说：“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
《礼记·礼运》载：“故礼之不同也，不丰也，不杀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陬，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
类似记述，还见之于《淮南子》及其他文献中，在此不赘述。
二
有关河图洛书的记载，不仅见于汉文文献和彝族毕摩文献之中，且在彝族歷史上的世居之地四川叙永县当年奢氏宣抚使屯兵的天台山，至今还保存着河图洛书石刻文物。天台山四周峭壁，大约刻于明代以前的三个古彝文字至今清晰可见。岩脚下为乱石堆荒地，只有一条陡峭的羊肠小路通山脚。过去上天台山只能借助于木梯藤索才能攀爬，现在虽然修了简单的石梯并有钢筋扶栏，但有个别地方的坡度达50度以上，一般人仍难攀援。山顶上面是4000～5000亩的缓坡台地，土壤肥沃且冒出小股泉水可饮用。因路太陡峭，蹄类动物上不了山。而直到现在，山上仍只见飞鸟而不见蹄类动物。笔者进入台地后，见有一石坎下重叠着两个大石头。上面的是一个乌龟型石，一侧龟脚尚在，另一侧的龟脚及龟尾已经朽失，但龟背上的洛书图形清晰可见。龟石下是八卦河图石，上面的八卦画符有的清晰可见，部分模糊但仍能辩识。[1]
对这件河图洛书文化遗物，因位于人迹罕至之地，易学研究者并不知道此地有此物，而知道此物的当地人却不能从学术的视角加以重视。据叙永县民族宗教局一位陪同考察的先生说，其先祖与奢氏有关系，比较关注叙永彝族历史文化。过去奢氏土司在叙永有两个屯兵的地方，一处是天台山，叫天台屯；一处是现在的黄岩坝，叫黄岩屯。在黄岩屯曾出土大型石虎，[2]而天台屯则有河图洛书石刻遗迹。
任何文化的创造和传播都离不开人这个主体，当然也与大文化环境有关。要对天台山的河图、洛书石刻加以解读，有必要了解这里的世居族群。
叙永县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处，隔赤水河与贵州、云南彝地相望，偏远闭塞，曾被称为“鸡鸣三省”之地。历史上这里居住的是少数民族，至今这里仍有个少数民族自治乡叫水潦彝族乡。唐朝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朝廷在赤水河上游北岸置羁縻蔺州，后置羁縻宋州。自此以后，虽然此地偏远，但当地少数民族（为彝族先民）地方政权就一直接受中央政府之命掌控着这一地区。历史上的赤水河一带民族迁徙往来频繁，但彝族先民世居于“鸡鸣三省”的古蔺州即现在的叙永和古蔺二地的格局却一直没变，且一直与赤水河对岸贵州、云南的彝族存在着姻亲关系。
彝族先民进入川南叙永一带是相当早的，且曾是这一带的“望族”，建有统属于中央政府的地方政权机构，“奢王府”和“土司衙门”遗址至今仍在。据古彝文文献记载，彝族先祖笃慕（四川凉山彝语称居木）避洪水于“洛尼白”。他娶了三位仙女，生下慕雅枯、慕雅切、慕雅热、慕雅卧、慕克克、慕齐齐六个儿子，史称“六祖”，后发展成为武、乍、糯、恒、布、默六个部落。为了各自的发展，彝族六祖在洛尼山举行仪式分支，向不同的方向迁徙：武部落、乍部落两支向南边沿普渡河流域发展，后分布于现在的滇南及滇西一带。布部落、默部落两支有的向滇中部发展，有的向现在的贵州发展，后分布于现在云南的曲靖、宣威和贵州的兴义、普安、安顺、威宁、毕节、大方一带，其中少量南下进入现在的广西隆林等地。糯部落、恒部落两支沿金沙江流域逐渐进入现在的凉山、川南及云南昭通乌蒙山区。其中分布于现川南泸州相关地域及赤水河岸的恒部后裔，即后来的“扯勒部”。这就即是史称彝族“六祖分支”及其后裔分布的大致情况。[3]
从古彝文文献《西南彝志》卷十二看，恒部中的“慕雅卧一支，密雅恒最强”。传到德额奋时，他精心筹备做了一场规模很大的祭祖仪式，然后就开始了迁徙，最终分布于川南一带。对此，《西南彝志》卷十二有如是记述：
做了斋之后，到各的啥垮，住柏雅妥洪。大房与小房，如集云闪电；屋上连屋下，如鸭翅重叠；粮仓遍罗列，如群猪躺睡。有高大荣华，常治理其地，君尊居于上，民卑繁于下，如此住着呢。君为德额奋，臣为施阿隆，师为赤阿纪……
恒部后裔到川南后，“龙运仙气旺，祖根福禄美”，勇士善骑射，联了好姻缘，家业兴旺，把“武家”财富掠夺为己有，势力大增。古彝文文献《彝族源流》第二十四卷“扯勒的则溪”对恒部后裔扯勒入川南后的势力分布做了描述：
重庆一则溪，合江二则溪，泸州三则溪，江门四则溪，纳溪五则溪，江安六则溪，隆汶七则溪，海坝八则溪，丽克九则溪，杓棚十则溪，达卓第十一，雅溢第十二，易陇第十三，大奔第十四，阿麻洛十五，几洛第十六，古哺系十七，蒙吐洪所地，第十八则溪。
类似内容还见之于彝文其他古籍文献如《西南彝志》中，在此不赘述。
恒部后裔到川南现叙永、古蔺一带定居后，克服了许多困难，励精图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很快成为当地很有实力的望族，受到历代中央政府的重视。如 前述，唐朝在元和元年于赤水河上游北岸设置羁縻蔺州，管辖现叙永、古蔺一带。元开始设置永宁路，“治定川县，即今叙永县马岭镇。至元十四年招谕阿永蛮部，十五年置西南番蛮安抚司。二十一年，酋长阿泥入觐，以阿永蛮隶官府。二十五年，改西南番总管府为永宁路，领筠连州，州治腾川县（今筠连县筠连镇）；九姓罗氏党蛮夷长官千户所，元初置，治今兴文县中城镇。”[4]这里的阿永蛮，其实就是后来川南彝族的先民，其后裔就是后来所说的“扯勒部”。之后，中央政府设置“永宁直隶州，治叙永（今叙永县城）领县二：古宋县（后裁入叙永县）、古蔺县（今仍名）。州境设置土司三家。计：土宣抚司使一，土长官二。”[5]
其中的宣抚使奢氏，其衙门所在地在今川南叙永县西南。明洪武四年改为永宁安抚司，移治所至今叙永县永宁河东，洪武八年升为宣抚司，天启三年废除。有资料可查的奢氏宣抚使经历了禄照、奢尾（女）、阿聂、奢苏（女）、奢贵、奢禄（女）、奢效忠、世统（妻）世续（妾）、奢崇周、奢崇明等。[6]出嫁于贵州大方的奢香夫人即出于本支系。
历史上曾有易学在蜀之说。[7]川南彝族易学文化深厚。笔者2012年到古蔺采风调研时，见“四川古蔺奢王府酒业有限公司”的宣传材料中有一折叠式广告宣传品“奢王府护佑卦”。其封面是以坤卦为外卦乾卦为内卦的泰卦，展开内页，其文本内容包括“吉卦相随”“卦解”“玄机”“用卦”“融于酒文化”等项。其中的“用卦条”说：“在传统中，奢王府使用‘天地泰卦象图非常讲究。在饭局中，主人应亲自为客人斟第一巡酒，斟酒时，酒不能盛入分酒器之类的器皿，而要主人将八卦图象握于掌心，用瓶给客人斟满酒。其寓意‘手握地天泰，求得关照来。家中摆放此酒时，卦象图应面向主人常坐之位。店铺陈列此酒时，卦象图应朝向店门。每年立春之日，用‘地天泰卦图护佑的酒祭祀祖宗佛神，当年走南闯北必有贵人扶。周易文化博大精深，心诚则灵，长此以往，贵人相扶，事业通泰。”
明代“奢安事件”后，奢氏有的迁往赤水河对岸的贵州毕节七星关等彝区，有的仍留叙永赤水河岸的水潦、石坝等地，并更姓为“余”。清代余氏诗人余家驹就是其后裔。居住于叙永的彝族有相当一部分在“奢安事件”后，迁往赤水河对岸贵州毕节彝区，比如曾工作于贵州民族大学的王子尧教授、现仍工作于贵州民族大学的王富慧教授，祖上世代为毕摩，就是当年由叙永的黄岩坝搬迁过去的。从他们祖上珍藏的上百部彝文古籍看，其中用于仙逝老人丧葬仪式上的经文以及日常生活如择吉等经文，都载有阴阳八卦河图洛书的内容。2013年、2015年笔者曾两次到现叙永水潦彝族乡调研，在该乡的乡政府旁边（原余氏土司府遗址），有一住户李录清为毕摩世家。虽然近半个世纪以来，水潦彝族乡的彝族文化消失极快，尤其是乡政府周围的彝族，能操彝语的人在减少，但他家至今仍珍藏着30多部祖上留下的彝文古籍。他的妻子娶自赤水对岸贵州毕节彝区，所以他本人会在农闲时过赤水河到贵州毕节，一是去探亲访友，二是与同道研习古彝文。2015年7月，笔者和来自贵州毕节人大精通古彝文的禄少康先生、贵州民族大学的王富慧教授到李录清家造访。李录清拿出了部分经书让我们观摩，其中汉意为“玄通大通书”的文本，其内容有历算、治病占算等，上有以古彝文标示的八卦、十二生肖方位、河图、洛书图。另外还有一本印象极深：封面题名为彝汉文对照，汉名为“万字归宗”，估计是彝文字典之类。据李录清说，他所收藏的经书所载内容，与赤水对岸彝区的相同。
虽然在赤水河岸的四川叙永一侧，载有河图洛书等内容的彝文古籍文献还没有翻译复制面世，但在赤水河岸贵州毕节一侧的彝区，载有河图、洛书、阴阳八卦的彝文古籍，有的已经被学界翻译并公开出版。比如，彝学专家龙正清《精气易发微：彝文献精气易八卦历法数理研究》一书，所译介的彝文古籍《妥鲁历咪》，就是阐述河图洛书的。另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土鲁窦吉》、民族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宇宙人文论》两书中，都有河图洛书的内容。云南民族出版社于2007年至2012年陆续出版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民族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彝族先天易学》中，也有河图洛书内容。
彝族的毕摩文献中关于河图洛书的描述，对于研究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易学文化，极为珍贵。比如，《宇宙人文论》是对彝族先民关于天地万物形成、天体运行、人与天体关系认识的記述。文本在对这种认识里把“鲁素”即洛书称为“十生五成”，把“付拖”即河图称为“五生十成”，并将这二者视为天地运行的根本。其表现形式，是以彝族先民中两位毕摩布慕鲁则和布慕笃仁二人的问答方式进行的，文体为古彝文五言诗。文本记述大毕摩布慕笃仁和布慕鲁则以问答方式讨论“天地间的十二地支”“总论两门的根生”即阴阳五行生万物及其与天数地数的关系。布慕笃仁在回答了布慕鲁则关于天数一、三、五、七、九，地数二、四、六、八、十的变化关系问题后，遂向后者提出什么是五生十成的问题，布慕鲁则如是回答：
万事万物的总根子都是清浊二气。天地由它形成。哎哺、且舍由它产生，天地人和各种事物都出现了。知识也由之产生了，五生十成的道理也被人们认识了。
谈到五生十成，得从头讲起，当那天气与地气喷喷熏熏地潮着的时候，天地之间出现着一个图形，这个图形，标志着金、木、水、火、土各自的主管方位。天数一变而生水，地数六就成水，水有源有流，向四方充溢浪漫。地数二化而生火，天数七相应成火，火种亮晶晶，火花遍大地，宛如天上明星。天数三变而生木，地数八相应成木，绿树枝叶密茂，长遍山山岭岭。地数四化而成金，天数九相应成金，土内生金根，遍布中原各地。天数五变而生土，地数十相应成土，积土成山，到处是山。五行产生，人有根本，有生命力，会活动了，归纳起来，有个口诀就是：天一生水地六成，地二生火天七成，天三生木地八成，地四生金天九成，天五生土地十成。一样主管一门，这五生十成，是天地间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图形。二十五个白圈表示天，三十个黑点标明地，天数、地数共为五十五。以五十五个圈点来表示。天数地数发展，巩固之后，各门各行的事物都按图形中标明的规律去发展变化，像河流那样运行不止啊！
此外，还有一门叫十生五成，也有个图形，表示天、地、人的形成和发展变化，你又讲出来听嘛，大哥！
对于布慕鲁则的附带请求，布慕笃仁作了如下回应：
这还得从头说起。由于十生五成的变化，宇宙间先出现尼、能两类原始人群，就这样不断繁衍下来了。原来，清浊二气充溢弥漫于天地之间，从宇宙八角归到中央，分出九个方位，天气与地气一并产生，同时运转，日月云星都出现了，但还没有人类，于是通过十生五成的变化，人类出现了，他们各管一方。天数一与地数九发展变化，合而为十数，形成尼老，他们就是哎哺，管宇宙的南北二方。天数三与天数七发展变化，合而为十数，形成尼少，他们就是且、舍，管宇宙东西二方。地数二与地数八发展变化，合而为十数，形成能老，他们就是鲁、朵，管东北、西南二角。地数四与地数六发展变化，合而为十数，形成能少，他们就是亨、哈，管宇宙的东南、西北二角。四方八面有了主管，福禄就陆续产生了。于是，天九作头，天一作尾，天五作身，五行合成一个整体。宇宙的八角怎样与中央结合呢？北方的天数一与中央的天数五合而为六，西南方的地数二与中央的天数五合而为七，东方的天数三与中央的天数五合而为八，东南方的地数四与中央的天数五合而为九。天数二十五属尼，地数二十属能，天地、尼能之数共为四十五。尼能老少也就分辨了。从此天、地、人各有顺序，天地亮堂堂的，福禄明朗朗的，就这样发展下去了。上面所说的就是天、地、人发展变化的图形，还有青清之气与红浊之气的运转，形成冬、春、夏、秋四季，是怎么回事？你又讲来听啊。[8]
在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毕摩文献中，有关河图洛书的文本很多，在阐述阴阳五行河图洛书时，多数是以二人问答的方式进行。如龙正清2011年于巴蜀书社出版的《精气易发微：彝文文献精气八卦历法数理研究》一书中，也是以布弭笃仁和布弭鲁则的对话形式展开的。其内容，从清浊二气开始，出现了哎哺、且舍等，随即产生了主管方位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以及与天数地数之关系，主管八方的八卦的“五生十成”和“十生五成”，即河图洛书。文本称“五生十成”和“十生五成”即河图洛书，是“天、地、人发展变化的图形”。
三
洛书河图是中华民族先民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学者以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对此进行了研究。有的地方还在汉文文献记载的河图洛书出现之地，树立“河图、洛书出处”字样的石碑加以标示纪念。比如，自明代开始的河南孟津地方志虽然原件已失，但从后来地方史志转述的资料得知明代孟津的地方史志有关于河图洛书的记载，如嘉庆二十一年即1816年的孟津县志卷二“古迹”条记载说：“负图……在县西五里，相传龙马负图出于河即此地。今有伏羲庙。”卷三“建置”条记载说：“伏羲庙，在城西五里负图寺。有司官春秋致祭，旧在寺前。”本卷还记载说：“负图寺，在城西北五里，相传龙马负图之地，亦名浮图。”因为河图洛书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加之有诸如此类的历史记载，所以孟津县人民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在1991年新修《孟津县志》的《文物编·历史遗存》中记述了龙马负图寺沿革以及当代对本寺的修复情况。1992年、1998年，政府又先后两次对龙马负图寺进行了扩建。在扩建后的龙马负图寺里，有明代留下的刻有“龙马负图处”的古碑，重塑的“龙马负图处”石碑和新塑的“龙马负图”像、“河图故道”碑等。在河南洛宁县的洛河岸，则立有“洛出书处”碑。
学者阿城认为：河图洛书在战国末期，秦统一中国之后，就为世人所不知，处于神秘状态。一直到了宋代的朱熹，派他的弟子兼朋友蔡季通（即蔡元定）寻找河图洛书，结果蔡在蜀地找到了河图洛书并带回给了朱熹。作者肯定地说蔡季通带给朱熹的河图洛书“应该是从彝族那里抄来的图……彝族早在西汉以前就有着高度发达的易学。西汉著名易学家严遵（扬雄的老师，字君平），就是从彝族学者那里学到的易学。《宋史》载：‘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汉为严君平之师，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而这个郭曩氏正是彝族人，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说：‘谯天授之学，得于蜀曩氏夷（彝）族。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彝族人的易学，主要特征是‘象数之学”[9]。冯时先生在其著述中论述了彝文古籍中保存的太极图的意义后说：“从本质上看，宋人指定的河图、洛书其实表现的只是两个不同的布数过程，这两个图形在目前所见的古彝文文献中仍然被完整地保存着，但却并未冠以河图、洛书之名。在古彝文中，与河图相似的图名为‘五生十成图，与洛书相似的图则名为‘十生五成图，这些名称与易数原理十分吻合，显然也应较河、洛之名更接近这类图数的本质。它们不仅显示了两幅图形实际是互异的两个布数结果，而且有着共同的渊源。所谓河图其实只是体现生成數体系的五位图，而洛书则是体现天地数体系的九宫图，其实质则是反映古人不同天数观的‘五十图数。蔡氏（即蔡季通，引者注）的图、书虽然也正是自彝区蜀地访得，但他很可能并没有真正弄清它们本属同一种图的两幅附图，而错误地定为两种不同的图形。明了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所谓‘河洛图数十分重要。……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出现的这种特殊八角图形，其实就是最原始的洛书图像！”[10]阿苏大岭先生则以彝族毕摩主持的相关原始宗教仪式上作为天体星辰位置替代符号的“神枝图”，阐释了河图洛书的原始发轫及其含义。[11]
传说上古伏羲氏时，龙马从黄河中背负有星点的图纹而出，后人称之为河图。大禹时，洛河中浮出的神龟背显裂纹，显示出有规律的圈点，后人称之为洛书。所以，西汉扬雄有“河序龙马，洛负龟书”之说，从而后人将河图称为龙图。文献有诸葛亮为彝族先民作“图谱”而深受欢迎的记载，[12]而诸葛亮所作的“图谱”中就有“龙图”。这里的龙图是指彝族图腾观念中的龙形象还是河图洛书，值得进一步研究。
总之，笔者认为，正因为彝族毕摩文献有这样丰富的河图洛书易学文化内容，而彝族扯勒部很早就是叙永一带的世居居民，所以天台山的河图洛书石刻当为彝族先民所遗留。不过，我们也得承认，凡是与传说中发现河图洛书的先民有渊源关系的族群，都有可能传承河图洛书文化，只是在传承中会被地域化或民族化而已。
四
彝族很早就有了文字，但一般人没有条件学习和掌握之，而由彝族历史上的祭司——毕摩传习。彝族毕摩是彝族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他们运用掌握文字之便，或者对本民族中的相关信仰或民俗文化加以记录整理，或者将其他民族中的相关著述加以翻译后成为其经书的有机内容。所以，现称之为彝族古籍文献的，其实大多数都是毕摩用于彝族社会生活中的“经文”，其内容包括鬼神信仰、天文、地理、歷法、医学、文学、伦理道德，等等。比如，建房造屋，请毕摩看日子选择地基时，毕摩要翻阅经文，进行推算，选择吉日和选择好的地基。这种择吉，要用到经文中融阴阳五行、太极八卦为一体的河图洛书中的数理文化。彝族传统社会里，老人去世后请毕摩选择安葬的日子，也要用到载有这些内容的经文。而请毕摩选择安葬吉日，请毕摩在丧葬仪式上念诵经文超度去世老人，则是儿女辈行孝的表现。毕摩所念诵的经文，其内容很丰富，除了包含伦理方面的内容外，还涉及事物的起源追溯等。在事物起源追溯的内容中，就涉及阴阳五行八卦、太极河图洛书的内容。正因为在彝族先民看来，河图洛书的内涵极为丰富，在日常生活的择吉中，特别是在对去世老人行孝方面有择吉的特殊作用，所以不仅在毕摩经书里具载有彝族特色的河图洛书，而且还在大山怀抱里留下有河图洛书图纹的石刻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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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展示的三张图片，是2015年7月下旬笔者参加在泸州叙永县于当年的“石厢子会址”即现在石坝彝族乡政府所在地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中央红军入川80周年纪念会暨叙永县首届彝学学术研讨会期间，考察当年奢氏宣抚司屯兵的天台山河图洛书石刻文物时所拍摄。笔者（第三图右）身旁的是叙永县民族宗教局兰杰先生。
[2] 彝族曾崇拜虎，以虎为图腾，黄岩坝出土的石虎也许正是当年彝族虎崇拜的遗迹。
[3] 史称的“彝族六祖分支”，其地点在洛尼山，其时间有学者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彝族文献中把彝族始祖居木及其六祖的出生与洪水神话连在一起，是彝族先民为了神化这一事件以凸显祖先崇拜和始祖认同。学界近些年对称为“洛尼白”的地名进行了考释，认为洛尼山的具体位置在云南境内是没有疑问的，比如至今四川彝语北部方言的彝族仍称自己来自于“兹兹普乌”即云南昭通，丧葬仪式上祭司（毕摩）念诵的“指路经”，也是指向云南“兹兹普乌”即昭通。
[4] 李宗放：《四川古代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245页。
[5][6] 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下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1页，第391页。
[7]《宋史·隐逸·谯定列传》有“其后，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
[8] 这两段材料引自罗国义、陈英翻译，马学良审订的彝族古籍文献《宇宙人文论》第54至66页。原文本为古彝文五言诗，翻译者采用古彝文、国际音标并以直译，然后将意译及注释置于文本后。为了表述准确，使内容不受形式的约束，意译采取了散文的形式。
[9] 阿城：《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页。
[10] 冯时：《中国考古天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16页。
[11] 参见阿苏大岭：《破译千古易经：兼论彝汉文化的同源性》，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97—128页。
[12] 参见（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本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彝族孝文化研究”（批准立号：16XMZ038）阶段性成果，西南民族大学2017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彝族毕摩文献中反映的孝、善主题研究”成果。
作者：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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