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彝文文献文物开启西南史研究大门
摘要：本文所指的西南，主要指以云、贵、川三省为中心的辐射周边近邻省市的地区。西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方，历史上中央王朝对其在政治统治、经济开发、文化渗透较弱，曾是一片“蛮荒之地”，中原人很少涉足其境，导致汉文献留下的关于西南史料凤毛麟角。因此，如果仅以汉文献为依据研究西南史，必然要走进死胡同。西南的主要世居少数民族彝族，早在几千年前就创制自己的文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留下大量的彝文文献典籍和彝文文物遗迹，或明或暗、若隐若现地记载了西南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变迁过程，成为我们研究西南史的一把金钥匙，使西南史研究从山重水复走向柳暗花明。
关键词：彝文文献文物；西南史研究
彝文文献古籍《西南彝志》
一、彝文文献文物是研究西南史的一把金钥匙
（一）彝文是活着的文字化石、穿越时空的信息载体
彝族是中国56个民族中为数不多的有自己独立文字的民族之一。彝族文字，历史悠久，汉史志称之为“爨文”、“韪书”、“夷字”、“倮文”或“罗文”等。
关于彝文的起源，彝族民间流传有众多的传说。彝、汉文古籍、史志《西南彝志》、《滇系•杂载》、《开化府志》、《大定府志》亦有一些记载。但彝文创制的确切时间，迄今无明文可考。过去学术界曾有“汉创唐成说”、“唐创明成说”、“明代说”等。当代学术界公认成书于魏晋南北朝至唐朝时期，彝文著述的《彝族诗文论》、《彝族诗律论》等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的发掘、翻译和出版，推翻了上述之说，而近乎一些彝族学者“两汉盛行说”观点。
1972年，在贵州赫章县发现一铸有彝文的铜质擂钵，钵身铸有5个凸型葬文字，经彝文专家翻译，意为“是祖祠手碓”，说明此物系彝族先民祭祀祖先的神器。经考古专家鉴定，这一擂钵属西汉时期。而5个彝文字的书面风格，与今天流行使用的彝文字完全相同，证明彝文在2000多年前就已成熟并稳定下来。
贵州省博物馆于1978年和1979年分别在威宁中水的张狗儿老包、独立树、梨圆3个点进行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铜、陶、铁、玉等各类器物500余件，特别是在陶器上的50多个刻划符号，多在觚、罐的口沿、腹部、把手等部位，一器一符，由树、横、交叉单线构成，共16种，用现行彝文相对照，彝学专家们能够解读。这3个发掘点文化时代为西汉早中期。
这为“两汉盛行说”提供了新证据。
至于彝文的起源，彝区各地都有相关传说，各地说法不尽相同，有流传于民间口碑中，有的记录于文献。贵州方面的流传说法是：古代有一位聪明的吉禄老人，从刻画六种家畜和六种野兽的形象开始，到树、石上刻画，而逐渐形成彝文。四川凉山彝区的传说是彝文是古代大毕摩阿苏拉则创造的。云南省的禄劝、新平等县流传是古代的伯博耿根据鸟兽的足迹和事物的形象造字而成彝文。石林县撒尼支系的传说是远古的时候，有个叫鲁突知那尔的小伙子，由于尝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于是下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为人类创造一种文字，用鹰的羽毛当笔，蘸着鹰血书写，这样不知不觉就创造了文字。玉溪彝族的传说是：文字是天神发给各个民族的，各族都派了最有名声的人去领文字，彝族派了一个善于思考的年轻人去领回来。建水彝族的民间故事《红皮箱》说彝文为仙人所赐。武定、禄劝等地也传说彝文经书是从天上来的，洪水泛滥之后，毕摩做为文化使者带来人间的。滇南一代的彝文典籍《尼苏夺节》中记载是六位天神创造了文字。贵州彝文文献《西南彝志》中记述恒本阿鲁“创始供奉祖先，发现了天地根源，并创造了彝族的象形文字”，同时，该书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又说彝文是一个聪明无比，能知天文地理的名叫伊阿武的人创造的。《爨文丛刻》中的《说文·序例》说是“三圣”造字，由不同的三个圣人在不同阶段连续工作、补充而成。《爨文丛刻》的《帝王世纪·人类历史》中，翻译者罗文毕先生说，人类发展的武洛撮之时，天帝差使一个祭司宓阿叠来“兴祭奠，造文字，立典章，设科律，文化初开，礼仪始备。“汉文文献《新纂云南通志》中说：“唐阿珂，纳垢酋之裔，隐居半筒山修行，有道，撰爨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字，号曰‘韪书’，爨人至今习之”。贵州的大定县志中亦有类似说。之后的历朝历代的汉文文献大多沿袭了类似说法，如《滇志》、《开化府志》、《滇系》、《清一统志》等。也有的书认为“阿珂”为汉代人。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各地对彝文的起源或创制的传说是不一样的，这说明彝文的创造不是同一个人同时期创造的，其传播到各地彝区和各支系中的时间亦不一样。传说不能作为信史，但是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线索。
彝文的出现年代，从实证的角度，应该借助考古来研究。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许多文物上的符号，大部分与黔西北现存彝文字的字形、字义相同或相近。这些文物，其考古推测年代距今约4000多年，其符号或文字，被考古界称之为“巴蜀刻符”或“巴蜀文字”。四川社科院的钱玉趾先生破译了四川成都附近郫县出土的2400年前的古巴蜀青铜戟铭文，其文为“诺苏用的兵器”， 而许多地方的彝族自称“诺苏”。据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王昌富（且萨乌牛）先生在《彝族古代文明史》（2002年9月）一书中通过跨文化的分析、比较和研究，认为彝系统民族（即彝语支诸民族）在夏商之际，就已经在长江中上游独立存在，并创建了自己辉煌的文明，继而形成以古滇国、古蜀国、古夜郎国和楚国等长江中上游“四大文明古国”，直至秦汉后彝族文明日渐衰落。提出虽不能认定古巴蜀刻符文字就是古彝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与古彝文系同一文字系统，应该称之为“古巴蜀彝文”。 南开大学的孔祥卿先生为代表。他在其著作《彝文的源流》（2005年8月）一书中认为：彝族先民与古蜀国、古夜郎国和古滇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像夜郎国已经具备了产生文字的一切条件，是彝文形成的最早地域。在彝文成熟之前的早期文字起始阶段，相信是在古蜀文字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古蜀文字是彝文最直接的渊源。
1991和1992年，山东大学考古队对山东邹平丁公遗址进行数次的发掘，发现了一件刻划有多个文字的陶片。刻字陶片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偏早时期，其绝对年代估计在距今4100～4200年间。丁公陶文与之前发现的陶片刻划单符为主不同，它是五行十一个字，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书写排列，已经是一篇具有行款的完整文书了，众多专家普遍认为陶片上的符号肯定是文字无疑。北京大学考古专家冯时先生认为，丁公陶文和彝文有相近之处，彝族的原始宗教中占卜有用鸡骨占卜的习俗，丁公陶文用彝文解读意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从而认为丁公陶文是彝文的祖先。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有刻划符号的陶器和陶片共133件，有刻划符号50个，共27种。这些符号，用黔西北地区保留至今的彝族文字相对照，有22个刻划符号与现存的彝文字字形、字义相同或相近。这个遗址出土的木炭经碳14测定，文化时代为公元前4770±134年，距今已有6000多年历史。由此，一些彝学专家通过研究，指出古彝文与这些符号有同源关系，推断彝文创制时间在6300年至6800年。
甘肃秦安大地湾彩绘符号距今7350-7800年，也可用彝文解读。而距今8200年至9000年前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的石饰刻符，有的汉族学者确认是彝文的原始形态，论证彝文产生在约9000年前。
由上可知，从考古学的角度，可以雏形出现于9000年前。这能从《西南彝志》《彝族创世志》中得到印证。《西南彝志》记述了哎哺世系360代，按每代平均25年计算，共计9650年，如加上彝族远祖希弭遮到近祖笃弭的31代以及笃弭下传至今约80多代，共约480代，已有上万年的历史。
由为彝文产生的年代非常久远，所以，不论是以纸质、皮纸、金石、器物等为载体的彝文内容，包罗万象，贯穿千古。彝文至今还被彝区大量使用，是当今“活”着唯一的古文字。它的使用范围比东巴文、水书、哥巴文都要广泛得多。用彝文著编的典籍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十分丰富。因此，彝文真正体现了能完全承担彝语言载体的功能，是发育比较成熟、稳定和具有厚实饱和度的文字。在世界古文字发展史上，苏美尔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文字以及中美洲的玛雅文字，中国殷商时代甲骨文，金文、还有古西夏文、古突厥文、古龟兹文、古于阗文、古契丹文、古女真文等，这些古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消亡类型、或整体形制过渡变化了的文字。然而，古彝文至今依旧保留古代固有型制在中国大西南比较广泛的地区活态传承，实属人类文字发展历史上的奇迹。彝族语言文字的活态教育仍在现今彝族方言区普及，这是一项最重要的文字活度——传承力体现，反映了政府对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导向双语教学是彝族文字得以保护传承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经过历代彝族文化人的努力，彝文典籍逐步构建了一级类、二级类（哲学、伦理、宗教、巫术、政治、法律、律历、通告、军事、经济、语言、文字、文学、传说、神话、谚语、故事、散文、诗歌、小说、文艺理论、艺术、历史、地理、民俗、谱牒、历史、地理、天文、天文、历算、医药、卫生、医药、病理、农牧业技术、科学技术、工艺技术、其他、碑刻、摩崖、译著）等比较科学完整的分类体系，以便于研究、考据、使用、传承。贵州毕节地区不仅加强了彝族文字文献收集、文字编译、双语应用，而且将古彝文作为打造、传播彝族文化的重要元素，正在大方普底彝族风情小镇、奢香公园、奢香博物馆、慕俄格古城、阿西里西大草原、支嘎阿鲁湖等古彝文化胜地集中收集展示古彝文献，展示彝族文字图画之美、象形之美、厚实之美、灵变之美、多彩之美，通过彝族文字景观化，将古彝文的文化价值、美学价值、传承价值进一步激活。
（二）彝文文献典籍是西南史研究的宝库
彝文古籍卷帙浩繁，遍布西南各省区。2012年9至10月，贵州省彝学研究会及相关彝学科研部门八位彝文古籍专家组成考察团，深入各省区对彝文古籍现状进行考察了解，基本掌握了彝文古籍文献的存量和收集整理情况：楚雄彝族自治州收集整理了106部布摩经书；凉山州语委已收集彝文古籍414种5652卷，并翻译整理出版了《彝族驱鬼经》、《勒俄特依》等30多部；宁浪调查摸清全县拥有经书4万多册，收集了百册，整理出了70多册布摩古籍经书；楚雄市收集整理了口传布摩经书一部，并编入了楚雄州布摩经典译注第二十卷；石林、美姑、宁浪、峨山、罗平、寻甸、双柏等县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布摩经文（古籍）；双柏县收集整理了120部查姆文献待出版；四川凉山等地约收藏有1000余卷（册）；贵州彝文古籍文献收藏居全国首位，藏书约有近万卷（册）以上；在全国有关部门及高校等科研院所已收藏彝文典籍总数近20000余册。
彝文古籍材料引入史学研究，曾有成功的先例。如南诏国的建立及其王室的族属是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最初，有学者认为南诏国是现居住于泰国的傣族先民建立的政权，也有学者认为是现居住于国内的彝族先民联合周围的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建立的政权。两种观点各执一端，相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来随着彝文文献深入研究，人们已经公认南诏是彝族和其他民族联合建立的政权。其中有学者把彝文谱系与南诏父子连名制作比较，发现彝文谱系与南诏蒙氏谱系系谱方法相一致，有些谱系先祖名追溯到了南诏王室人物。
《水西简史》对妥阿哲世系的考证，是对彝汉两种版本进行研究的结果，即根据《大定府志·安氏本末》与《西南夷志·勿阿鼐世系》等彝文献作比较研究的。
研究夜郎文化，离不开《夜郎史传》、《夜郎悲歌》等彝文献的研究。《夜郎史传》记载了彝族先民夜郎家支的正宗谱系，指出了夜郎的族源，记述了夜郎的兴起和演进过程，内容涉及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法律等各方面，是研究夜郎历史的一部最全面的彝文典籍。用汉文史志资料研究夜郎，不外乎是在《史记》《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几部志书中的凤毛麟角的只言片语，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虽记载夜郎相对详细一些，也不过百十字来左右。涉及夜郎的记述主要为：“西南夷君长以什数据，夜郎最大”“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西南夷君长以什数，独夜郎、滇授印”。这些只是简略地提及了夜郎的地理、建置等，连夜郎的历史脉络都谈不上。而《夜郎史传》、《夜郎悲歌》则详尽地记述了夜郎二十七代君长的兴替演变过程，不仅脉络清晰，而且有血有肉。
彝族是西南最古老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建立过许多地方政权，也用自己的创制的文字记载了许多珍贵的史实，留下了大量的彝文典籍资料，在汉文献非常匮乏的情况下，为研究古夜郎、巴国、蜀国、滇国、且兰、牂牁、南诏、水西、乌撒等乃至整个西南史提供了史料宝库和研究途径。
（三）彝文文物是西南史研究的突破口
古彝文的载体质料除纸质外，还有骨质、木牍、竹简、皮质、布帛以及金石等。为方便起见，本文将除纸质以外有载有彝文的物件统称为彝文文物。
骨质彝文主要用于宗教活动。木牍，汉文史料和有关地方志也有记载：“木刻……有所贸易，亦用木刻书定于上，要誓于神，故不叛……唐徐度使南诏，以木夹遣还，上有夷字，其遗制也”。除史料记述外，现实生活中也常见有木牍葬文，如明、清时期的彝文雕版，现当代彝族祭祀时配合祭仪写在木板上的彝文。竹简据《西南彝志选》记载:“慕俄格一家，大握其权柄，木刻与竹简，积累如柴堆，阿额在中部，也杀牛聚宴。”又据彝文献《尼苏夺节》载：“一千万银花，朵朵都盛开，一朵一个样，照样描下来，三千金银花，变成三千字，写在竹片上，编成六本书，伙伴六兄弟，每人拿一本，来到注生寺，住在房屋中，白天写理书，夜晚读理书，铁板生了锈，竹片永不锈，千年不变色，万年字变黑。”除文献记载外，民间也有竹简彝文的故事。解放后，还有人在云南乌蒙山彝区见过彝文竹简实物。皮书在彝族民间也有传说，威宁县民委收藏的彝文古籍中也有多部皮书。帛书在彝族历史上曾有过，但由于布帛昂贵加之易于腐烂而少用难见。
彝族历史上的重要史事，为了传之久远，不致朽烂、缺脱，于是彝族先民把所要记叙的内容铭铸在铜器上，铭刻在碑碣上，镌刻于石面上，书写于摩崖间，以传后世。所以金石彝文是彝文文献的又一重要部分。金石彝文是铭铸在金属品上，铭刻在石上的彝文文献，近代彝学者通常把二者统称为“金石彝文”。金石彝文还反映了彝族先民冶炼技术的历史，金石彝文除本身文献价值外，还有文物考古价值，所以备受各界学者的关注。
以金石为载体的彝文古籍，打破彝文文献古籍既无写作年代，又无作者署名的传统与常规，金石彝文在署明了年代的同时，还刻录下作者、书写者乃至工匠等相关人员的名和姓，为后人的研究与利用提供了方便，在深深刻录下古代文明的同时，所体现的创新作用与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 金石彝文呈网状分布，东南面的安顺、六枝、水城等市（县），西北面从四川省的古蔺、叙永，云南省的镇雄、彝良、昭通到四川凉山的雷波、金阳，西北面从云南省宣威、沾益、昆明往红河州，从会泽、东川到楚雄州境内，连片的各个地方，都陆续有一些发现，或多或少得到一定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取得的成果有贵州省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市合作的《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完成的《彝文金石图录》第二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和赫章县民宗局古籍办合作完成的《彝文金石图录》第三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云南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朱琚元研究员编的《彝文石刻选译》（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成果总数为139块（件），其中铜钟铭文、铜擂钵铸文各一件，在这些金石彝文中，字数多的是碑刻的类。
现已发现的金石彝文比较出名的主要有：
《以诺印模》，原印正面6字，背及钮之两侧均作波状纹，钮在正中。据有关学者研究认为，印模彝文字义为“夜郎王之印”。原印系由云南昭通张希鲁先生收藏。据说得之于贵州威宁县境。后在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陈列，“十年动乱”中丢失，现仅存拓片。这对于研究夜郎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昭通蛙钮彝文铜印》，印钮为立体青蛙，呈蹲伏状，栩栩如生。印面系阴印阳文，有7个彝文字。有学者将彝文字义译成汉文为 “妥鲁(堂狼）山里手辖印”,该物从旧货摊上发现，据学者考证，该铜印为西汉时期的文物。
《成化钟》，这口钟原存于贵州省的大方永光村内。铸造时间为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所以通常把它称为“贵州水西安氏成化大钟”，简称“成化钟”。钟体全高135厘米，厚1厘米，呈喇叭形状，口径110厘米，内径97厘米，重约300公斤，钟上有彝、汉铭文8幅,每幅高19厘米，长54厘米，彝、汉文约各占一半。
现所见的石文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有立于今贵州的《妥阿哲纪功碑》《新修千岁衢碑记》《水西大渡河建桥记》《可乐银子岩摩崖石刻》《野马川永利河乌撒驿道纪功摩崖石刻》，云南的《禄劝镌字崖》《路南普沙摩崖碑》等。
《妥阿哲纪功碑》又称《济火纪功碑》，是毕节市大方县文化馆在1981年的文物普查中，于县城西24公里处的响水柯家桥一社员的菜地边发现。碑为砂石质，右上角残。横长方形、高0.52米、长0.65米。碑文为彝文，残存174字。该碑现收藏于毕节市大方县奢香博物馆内，是现存最早记录彝族默部首领妥阿哲济火与蜀汉丞相诸葛亮在七星关结盟的碑文。据《贵州名胜古迹概说》载：此碑“相传为蜀汉时济火所立，碑上有建兴年号。”又据彝族历史文献《西南彝志》载：“妥阿哲之世，孔明先生来临，出兵南征，祖先妥阿哲，率兵随汉王，背军粮给他们吃，紧紧跟随。汉皇帝说：妥阿哲为人，真是位忠臣，爵禄和官位，给予妥阿哲”。该碑对研究西南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千岁衢碑在大方县城西南10余公里的白布河畔。该碑由彝、汉两种文字合写而成。汉文表述了明嘉靖年间，摄贵州宣慰使的安万铨致政卧这，捐银300两，率各族人民，在悬崖峭壁的洛启坡中，开山劈岭，凿成长2083米，宽6.7米，起自小寨石桅杆（因天然石柱兀立，直指苍穹而得名），止于鼠场乡大石板的千岁衢一事；表彰了安万铨“节用爱民，百废俱兴”的政绩及修衢善果。大方县千岁衢驿道为古代传递政府文书的人行通途的一段。彝文6行，字多残损，尚能辨认者，经毕节地区民委翻译组意泽，大意是简述彝族先民勿阿纳的历史功绩和安万铨筑路的思想。
《水西大渡河建桥碑》位于大方县鸡场乡和黔西县林泉镇交界，现搬至大方奢香博物馆内，该碑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6年）。全碑有彝文1972字，是目前已发现最长的彝文碑，与之并列的是一通汉文碑。碑高1.78米，宽0.73米，碑头有９个彝文分3行大书，下有29行小字，字体工楷，字迹清晰可辨，没有残缺。文中先叙述默部的历史，然后叙述建桥经过，安邦母子为彝族人民着想，修桥筑路，费银1150两，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十月初三动工，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十九日落成，从此成为康庄大道。
位于赫章野马川镇下金山永利河东岸,明正统三年(公元⒕38年)书刻,离驿道(地方称石阶马路)3米许处,壁面未凿平而版书,也无具题。由于年代悠久,长期日晒雨淋而字迹不太清晰。明洪武十五年,乌撒卫隶属四川都司,同时又隶云南布政司,乌撒土官纷纷遣子监学。毕姆克博学名陇旧,学成袭任君长,精通彝汉文,始设乌撒卫学。抚民有方,蛮民信服,是时,贵州奢香九驿修至毕节南门即今长春,乌撒土知府毕姆克博君长,为了开发本部,号召部属拓修致富驿道,自毕节南门经赫章、威宁而接云南界。明正统三年,毕姆克博君长巡视修驿情况,来到黑张(赫章)路段时,挥洒彝汉文记功摩崖,命匠铭刻留垂千古。
汉阳邑彝文摩崖,位在贵州省赫章县可乐乡营盘村,于1996年发现,铭文共176字。摩崖面高180公分,宽70公分,自左而右竖书阴刻。标题则横书阴刻“俄索尼陆偶”五个彝文,汉意为“这是俄索君长邑记”。该摩崖镌刻于西汉太初元年(前104年),迄今2100余年。汉阳分置平夷县后,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乌撒君长召属下诸慕濯麻色(行政军务并兼的长官）举行庙祀,示以“乌撒”为标志的旗号,
贵州省博物馆于1978年和1979年分别在威宁中水的张狗儿老包、独立树、梨圆3个点进行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铜、陶、铁、玉等各类器物500余件，特别是在陶器上的50多个刻划符号，多在觚、罐的口沿、腹部、把手等部位，一器一符，由树、横、交叉单线构成，共16种，用现行彝文相对照，彝学专家们能够解读。这3个发掘点文化时代为西汉早中期。
以上只是随便列举收录于《彝文金石图录》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其实，三辑《彝文金石图录》的彝文金石还很多。另外，散失在民间的许多彝文碑数量还不少，如2016年7月笔者与赫章县民宗局、赫章县彝学会有关人员到本县兴发乡者老阁去探寻彝文碑文，发现除《高嫩定夫妇墓碑》列入《彝文金石图录》（第三辑）外，还有许多立于坟茔前和埋藏在地下的彝文墓碑，这次还现从地下挖出了两块墓碑进行了拓片处理。
古代先民，将彝文刻在实物上，一是表示彝文所反映的内容非常重要，比如纪功、表志、标记等，都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二是带有彝文的文物，有些是不是普通之物，上面的彝文也以“×××是也”句式进行对其进行命名定性，如“万古擂钵”、“堂琅山手印”等，这些文物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从彝文文物入手，研究西南史，许多瓶颈就能顺利突破，许多疑团就能迎刃而解。
二、用彝文文献文物研究西南史的几个重点
（一）抓好彝汉文的地名考证研究
古今彝汉地名研究，对于研究西南史来说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研究清楚了古代的彝汉地名，才能更好地确定古代西南方国疆域、政权的所在位置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
许多现代彝语地名是与汉语地名是能对应的，特别是大的地名，如贵阳、毕节、水城、昭通、成都、宜宾、重庆、昆明、大理以及毕节市的各个县，都有对应的彝语地名。我们可以以这些地名作为参照坐标，把彝文古籍文献中与这些已知地名关联的地名放入其中，再作定位，然后通过综合分析与之对应的现代汉语地名。这就是从已知推未知的定位推断法。比如彝族指路经，一般都是将死者从生前所在地指到其祖先所在地，生前所在地肯定是现有的地名，而死者祖先所在地，毕节地区彝族大多都指到了东川或点苍山，途经线路上的地点几十上百个，有的名称现在还用，有的随着岁月的变迁已经易名了，这就需要按定位推断法根据其前后已知的地点确定其大概位置，然后深入实地察勘和走访调查来确定。
有的地名彝汉语读音相近，且汉语是彝语的谐音演变，这就需要彝汉语同时进行类比研究。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取得的成果实例较多，比如汉文献的“朱提”“诸泚”与彝文献对应的为“阿卓仇”，“堂琅”与彝文献对应的为“吐鲁”等等，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是彝语语音系统中韵母多为元音，鼻音、后鼻音较少，汉语中有鼻音、后鼻音的要相应地去掉鼻音用以比较。
对于一些山水地名，我们除了根据山脉的走向、水文的流向确定外，还可以把彝文献中的《指路经》等地理类文献与《山海经》、《水经注》等汉文献结合起来研究。特别要重点搞清现在的金沙江、牛栏江、北盘江等流域水系的古今彝汉名称，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哀牢山等山区内的重点名山的古今彝汉名称。
（二）抓好彝汉文的人物考证研究
许多彝族历史人物，除了彝文献外，汉文献也有所记载。在明清改土归流以前彝人主要还按父子连名的名字或彝族姓氏“嫩以诃读”来取名，所以这时期的汉名多半以谐音来记用汉字记名。如彝文献记载的夜郎末代国君莫雅邪，在《后汉书》里记作“兴”，乃是“邪”与“兴”谐音之故。在《大定府志·安氏本末》《威宁县志·乌撒本末》中的谱系多以父子连名谱记载，到了最后几代君长才以汉姓名字，这也就更能与彝文献《祖摩菜述》中能很好地对比研究。尽管如此，《大定府志·安氏本末》和《威宁县志·乌撒本末》与彝文献中相关谱系记载也有不尽吻合的地方，有些汉字记音上还悬殊较大，这就需要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比较研究后匡谬归正。
彝文献里也不乏有汉族名人的记载，如在《西南夷志》的《治国安邦论》一篇中记载有汉光武帝，《彝族源流》的《蜀汉入彝地》里记载有孔明、《彝族源流》的《彝地通驿道》里记载有明洪武皇帝，一些文献里还记载得有王三善、吴三桂等，为研究西南民族关系、政权更迭和军事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抓好部族、政权等组织的研究
在彝文古籍文献里，记载了许多氏族、部落、部族、族群、族系、家支、部系等名称，研究好这些方面内容，对于研究西南的民族源流、民族关系和社会组织制度、政权统治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如在进入阶级社会前的原始氏族部落哎哺、尼能、实勺、鲁朵等，应该是当今西南彝语支各民族的最早的祖先，只不过出现了相对分化而已。从彝族远祖希弥遮往下到六祖分前的笃弥共三十一代，每代都出现分支，特别是十四代的道弥尼（道弥娄）时代，人们的文明程度又进一步得到提升，经济发展、人口繁衍，彝族人的主体基本形成，故彝人自称“娄”、“尼”、“诺”等。而道弥尼的胞兄弟与他分化后可能演变成了其他部族。又到了第二十五大阿武、二十六世阿武僰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强大的武僰部族，武僰部族又进进一步分支，相互分合，出现了“七勾则”，成为了古僰人、白族和白彝的主体。又到二十九世武洛撮后，又分化成十二支系，一支保留了彝族的主系，其他十一支变成了其他部族。到了三十一世笃弥时，由于部落林立，为着生存发展的需要，部族之间相互倾压争斗，甚至经常发生部族与部族、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的战争。《笃弥与洪水潮天》的传说，反映了彝族先民各部族在内战中元气大伤，后来受到楚、秦等的外来大军的攻击下溃败衰微，惟有笃弥这支因天时地利人和等原因得以完存，并且势力逐步强大，到其六子时，分封各地开疆拓土，建立家族政权。彝族的政权组织是以家庭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从小到大有“吞”、“腻”、“格”（记作“勾”更准确）。
彝族族系以外，在彝文献中，对与自身关系较远的，彝语称“武”“阿武”，比如称白族为“阿武吐”，蔡家人等称“阿武哪”；对中原华夏地区来汉人称作“啥”，对回族称作“啥哪”，布依族称作“啥吐”；对苗族称作“马哄”。彝文献中还有许多族别的记载，如鄂麾、濮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考证究竟是现代哪一民族的前身，只有弄清了，才能通过了解古代西南的民族关系史。
（四）抓好历史事件的对比研究
彝族文献典籍中，关于汉族政权势力彝区进行军事行动、政治治理、经济开发、文化传播的记载不少。如《彝族源流》中的《彝地通驿道》一文载：“壬辰年间，彝地被汉占，到了癸巳年，开通了驿道，正因为如此，君长失宝座”。《彝族源流》中的《得胜的乌撒》一文，记述了诺周乌撒与回汉朝廷军作战先败后胜的过程。《彝族源流》中的《彝人失势》一文，记述了吴三桂剿水西和乌撒的情况。这些记载，对于研究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的统治情况提供了第一手历史资料，也对汉文献史料的重大补充，也可以与汉史作相互印证。
对彝汉文献中共有的历史事件的研究，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对一些关键细节不能放过。重大事件比如有夜郎灭亡、诸葛亮通南中、奢安起义、卜实摄政、吴三桂平彝区等。一些彝文献虽不全篇点某些历史事件，但偶有提到汉族历史人物，这些也是关键环节，值得深入对比研究。
三、兴起彝文西南史学研究的热潮
（一）加强彝文古籍翻译人员队伍建设
既然研究西南史离不开彝文古籍文献，那么，有就要有批从事彝文献翻译整理的人员。而研究彝文献，需要以彝文古籍的翻译为前提，所以也需要一批能对彝文识文断字的翻译人员。目前，各地在彝文翻译人员队伍建设上，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主要表现为：一是彝文古籍翻译人员青黄不接，毕节市、楚雄彝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都有彝文古籍翻译整理机构，但从事该工作的人员大多属中老年人，年龄偏大，年轻人懂彝文的少，能从事彝文古籍翻译的更少，专职从事彝文古籍翻译且水平较高的年轻人则更是寥寥无几；二是许多县份的古籍翻译人员属临聘性质，工资待遇低，无法参与职称评聘，他们不时带着情绪工作，影响工作成效；三是一些院校原开设彝语专业，一些中小学原上过彝文课，但由于种种原因，中断了，使彝文教育难以为继；四是就读彝语文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真正从事彝文翻译工作者的很少，学非所用，人才荒废。由此，可知，加强彝文古籍翻译人员队伍建设迫在眉睫。加强彝文古籍翻译人员队伍建设，需要及时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逐一解决，同时还可以借鉴有些地方的经验并加以推广，如建在威宁县城的民办彝文双语职业学校，面向整个彝区招生，对生源地和年龄不加不，几年来培养了上百名能读懂彝文文献经典的学生，如再适当加以培训和实践，从事翻译工作不成问题。但创办和发展这样的学校，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另外，随着旅游的兴起和国家对非物质文化传承的重视，一些地方创建了民族文化传习所，也把彝文的传承和教育纳入其中。
（二）开展彝文古籍文物的普查详查
彝文古籍和彝文文物存量虽然不少，但分布散杂，管理混乱。一是有些存放在地州市级以上的科研机构、院校、文物、档案部门，普遍存在管理不规范，容易遗失、损毁的问题；二是许多古籍、文物束之高搁，无人问津，使用效率低；三是一些留存在民间的彝文古籍，其持有者多为一些老布摩，随着这批老辈的陆续离世，出现了人亡书毁的局面；一些散落在民间彝文碑刻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要么受到自然的侵蚀毁朽，要么受到人为的损毁灭失。所以，在彝区开展一次彝文古籍文物的普查详查很有必要。要通过普查详查，作好登记、统计和归档，作好复印复制、拓片整理、照片存管，作好原件原物的保管、保护等工作，使资料更加完善，管理更加规范。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彝文古籍文物的参观、借用等管理制度，提高其利用价值。
（三 ）大兴彝学研究之风
要通过各种学术研究交流和舆论宣传，提高彝学影响力、价值和地位，让彝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积极引导族外乃至国外的专家学者、学术机构关注并投入于彝学研究，以改变以往仅靠彝族学者研究独自闭关修学、自吹自唱的局面。彝区各地，要积极建好彝学研究会并积极开展彝学研究工作，积极创办彝学期刊，利用期刊展示彝学研究成果，同时还可借助互联网、手机微信等新媒体，把彝学研究的动态和成果信息迅速传递出去，努力兴起彝学热潮。彝学研究会要积极支持彝文翻译机构的工作，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要同时加强协作，争取使他们在彝文翻译工作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对于热衷于彝学研究的汉族等族外专家学者，积极欢迎他们加入彝学研究会并参与彝学研究。彝学研究会要加强与史志、民族研究、社科研究、文物考古等部门的协作，让彝文文献古籍和文物资源共享，共同研究。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和支持彝学研究工作，要在经费上支持彝学研究会开展相关研究活动，要让彝学研究会有参与有关活动的平台，并适时安排各有关部门选定课题进行研究，开设论坛进行学术交流。
（四）抓好地方汉志与彝文典籍的对比研究
先秦以前的历史，无论是汉史还是彝族文献，都记载得粗浅模糊，但相较而言，彝文献中许多记载的具有神话色彩的传说却较多较细。人类学认，创世神话和古代史诗是历史事实的一种折射反映，彝文献中上古时代的史诗传说可以与《禹贡》等汉文献一起研究。唐宋以降，中央王朝加强了西南的统治，从羁縻政策到土流并治到改土归流，中央集权统治力度越来越大，民族融合程度越来越深，西南地区汉文化逐步取代了彝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的主流地位，随着庞大的中央封建政权体系在西南的建立及其政治统治地位的不断巩固，到明清以后，涌现出了大量的汉文地方史志，如就贵州而言就有《贵州通志》《贵州图经》《续黔志》《大定府志》《平远州志》《威宁县志》等。特别《大定府志》和《威宁县志》记述的许多内容，与彝文典籍《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等相同，《大定府志》还收录了部分彝文字集。但由于当时的汉族学者可能由于语言障碍，在记述上也有部分讹误之处，所以有必要从正本清源的角度，对部分地方史志典籍通过彝汉文献对比研究后进行更正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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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彝文金石图录》（第一、第三辑）；
[2]《中国古彝文与世界古文字研究译鉴课题报告》；
[3]《民族古籍文字概览》（张公瑾主编，民族出版社出版）；
[4]《从彝文文献记载探索古夜郎》；
[5]《夜郎史传》（王子尧、刘金才）；
[6]《可乐考古与夜郎文化》；
[7]《赫章文史第一至八辑合订本》；
[8]《彝族历史文化研究文集》（龙正清）；
[9]《彝族指路经从书》等。
原载：行艺行；编辑： 阿帝鲁义
作者单位：贵州省赫章县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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