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差小明：彝文典籍整理研究范畴与策略
内容提要：彝族拥有卷帙浩繁的文化典籍,其内容丰富精深、形式多种多样,构成了彝族文明的历史画卷和珍贵文库,为当代人类精神产品的创造提供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和精神领域宝库。彝文文献的整理研究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智慧、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创新之举。彝文典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产组成部分。通过关照彝文典籍文献存在的形态及特征,探讨彝文典籍文献整理研究的视角、范畴、策略等问题。
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彝族人民集体创造和积淀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彝文典籍文献,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社会价值,是珍贵的文化资源。彝族典籍文献可以被誉为世间人类历史文化的活化石,群众身份认同的表征和民族识别的标记。民族古籍文献承载着民族思想智慧及深厚的文化意蕴,具有较强的民族凝聚力和活跃的民族情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文化财富。民族典籍文献在各民族智慧的观照下,形成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彝文典籍文化是彝族各地区突出的文化亮点。彝族拥有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献,记录了彝族社会历史发展情况,包括人、事、物等历史变迁,对研究民族社会发展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目前彝文典籍文献大多散藏于民间,彝文典籍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是一项重大的工程,研究彝文典籍文献的留存概况及文献价值对文献保护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彝文典籍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彝文典籍研究视角
彝族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典籍文献,是在彝族人民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是彝族民众共同继承与传播的文化传统,是彝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彝文典籍文献资源丰富,内容广泛,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族文化典籍是彝族人民表达情感和愿望的精神文化产品,是彝族重要的文化遗产。彝文典籍是彝族人民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彝族文化的精华和彝族民众智慧的象征。彝文典籍是人类智慧与文明的结晶、财富的源泉,在彝族人民现实生活中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从不同视角对彝文典籍整理与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 传承人研究视角
传承人对彝文典籍文献的保护与传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民俗学家刘锡诚先生认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以超人的才智、灵性,贮存着、掌握着、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类别的文化传统和精湛技艺,他们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接力赛’中处在当代起跑点上的‘执棒者’和代表人物。”彝文典籍的保护与传承,对国家统一发展、民族团结和谐、社会稳定发展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家园有一定的作用。通过对彝文典籍的整理与研究,弘扬彝族人民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建设和谐文明彝区。彝文文献的收集、挖掘、整理是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举措。
毕摩是彝族史诗重要的传承者,在各种民俗活动中演述彝文毕摩典籍,成为彝族典籍叙事传统和民俗传统中最活跃的歌手。目前政府关注和重视民族典籍文献保护工作,典籍文献传承者和受众是各民族典籍传承核心部分。在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视野下,民族文化典籍的保护与传承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同时也给典籍文献带来了鲜活生存的契机。运用现代化技术和媒介,对民族文献强力保护和传承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非遗”研究视角
中华民族拥有卷帙浩繁的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文化载体,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籍文献是人类最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来源,是族群历史文化和民俗传统的重要载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集体智慧表征,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
民族典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属于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范畴,在“非遗”视域下保护和传承民族典籍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如彝文典籍数字化研究。传统的典籍目录检索是通过分类卡片和书目检索手工方式进行,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及计算机数据库技术飞速发展,典籍文献数字化具有可操作性,古籍机读目录格式逐步应用于古籍文献检索服务当中,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的建设也成为古典文献数字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典籍数字化是新世纪典籍文献存在的一种形态和方式,对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和人类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从“非遗”保护视角研究典籍文献数字化具有实效意义。
(三) 典籍研究机构视角
民族典籍文献工作机构不同,其数字化方式和数字库建立目的也不同。我国有几类典籍非遗数字化工作机构,包括大学教学、科研研究院和其他各种社会研究工作机构。这类机构的典籍数字化工作具有较强的目的性,他们主要根据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需要来进行典籍非遗数字化处理和建立有目的性的典籍非遗数据库网络平台和电子化典籍非遗检索系统。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全唐诗检索系统、全宋诗分析系统等。还有各类图书馆的典籍非遗数字化工作,包括大学院校图书馆和专门图书馆机构。这类机构主要是为了更好的收藏图书和供人们分享使用资料,并且有选择性和目的性收藏图书信息,如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献数字化项目等。还有政府机构和商业机构典籍非遗文献数字化工作,政府是为了更好的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挖掘人类精神文明资源,进行对典籍文献数字化处理。而商业机构是为了图书利益,根据市场需求选择不同的典籍非遗数字化工作。
二、彝文典籍研究范畴
彝文典籍文献具有跨学科研究的丰富内容,目前彝文典籍不论是从典籍文献的本体研究,还是典籍文献的跨学科研究,都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因此研究典籍文献需要选择合适的学科视角,在全面把握彝文典籍文献的基础上,加强典籍文献研究的理论建设,采用正确有效的研究方法。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典籍文献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推动中国古典文献学科相关学术研究稳定向前发展。在实际实践过程中,彝文典籍文献具有不同的研究策略和研究范畴。
(一) 彝文典籍数字化研究范畴
典籍文献信息载体向数字化、网络化和媒体化方向发展,彝文典籍非遗需要新的载体形态取代旧的典籍介质。典籍非遗数字化是典籍非遗影像光盘的制作及检索系统建立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在计算机网络典籍非遗展示平台,典籍非遗以黑白相间的数字化电子文本、数字化的五彩互映图像资料和数字化的动态影像视频,构成一幅文字清晰、图像逼真和视觉感官系统。
彝文典籍文献是我国民族古籍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等彝族地区和国内外教学机构和科研机构。彝文典籍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和精神内核,具有独特的学术研究史料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彝文典籍整理研究的目的在于科学有效地保护、抢救和开发利用优秀的彝族历史文化。全面了解彝文典籍文献分布情况、保存情况及数字化现状,在充分了解典籍存在样态和尊重民众情感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彝文典籍整理研究的策略和方法。
彝文典籍非遗数字化处理包括文本数字化处理、图像数字化处理、音频数字化处理和视频数字化处理。这对彝族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正如梁爱民、陈荔京曾提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的古籍进行图像数字化,有利于学界对珍贵古籍的研究利用,有利于社会大众阅读丰富的文化典籍,并将对珍贵古籍原件的保存保护起到关键作用。”彝文典籍文献数字化研究不仅有助于建构彝文典籍文献数据库,也有助于弘扬彝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塑造民族高尚精神品格;有助于民族典籍文化资源共享和便捷检索典籍资料;有助于彝文典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跨学科和多维度视角研究彝文典籍非遗数字化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和研究机构加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力度。数字化技术对典籍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一定的技术保障和研究基础。目前,彝文典籍文献数字化整理研究是一种崭新的研究范式和文献研究范畴。
(二) 彝文典籍整理研究基本原则
彝文典籍文献整理研究工作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和重大的工程项目。彝文典籍文献整理研究要与彝区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发展结合,有效传承和传播彝文典籍文献非遗精神,促进彝区文化事业发展和经济生活提高。因此对彝文典籍整理研究具有一定的原则:1.彝文典籍整理研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原则。2.彝文典籍整理研究符合时代需求原则。3.彝文典籍整理研究满足人类现实生活需要的原则。4.彝文典籍整理研究以保护和使用典籍为首要原则。5.彝文典籍整理研究保持鲜活性的原貌原则,即典籍内容的保真性原则。6.彝文典籍整理研究要保留民族文化特色和民族元素原则。7.彝文典籍整理研究协调发展原则。8.彝文典籍整理研究要保持彝族各地域文化特色原则。9.彝文典籍数字化的科学性原则。10.彝文典籍整理研究的共享性原则等。
彝文典籍整理研究过程中,时刻关注时代需求和人类的需要,人是典籍文献的使用主体,赋予其鲜活的生命力。彝族文化独特丰厚,在典籍整理研究中始终突显民族特色,尤其是毕摩典籍文献中充满了毕摩文化特色。同时关注典籍文化的地域特色,尤其是田野典籍的图片和视频真实展示的地域文化特性。彝文典籍整理研究要把民族区域文化发展的优势和经济发展的增长因子结合起来,促进文化、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
三、彝文典籍整理研究策略
中华民族典籍文献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文化印记和历史见证。典籍文化数字化作为保护与传承珍贵典籍文献的重要手段,可以有效地储存典籍非遗资料。借助网络媒介和电子技术等,对彝文典籍非遗数字化处理,为后世子孙提供清晰可见的典籍文献原貌和各种版本形态。彝文典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可以促进文献典籍的传播和共享空间,弘扬优秀人类文化遗产和推动人类精神文明的建构。彝文典籍整理研究策略包括:1.征集大量口碑典籍文献;2.加强典籍文献实际运用效应;3.强化典籍文献整理研究专业人才队伍建设;4.科学有效地保护典籍文献。
(一) 征集大量口碑典籍文献
口碑古籍文献是一种活跃于民间的群众性口头传承,概念范畴与民间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存在着交叉重叠的特点。口碑古籍与民间口传文学主要联系在于它们的概念范畴、内涵所指、学术范式等。口头文学是民间文学中口头传承的有机构成部分,属于口头传统的系统范畴和概念含义。口碑古籍不仅属于民间文学的概念范畴,同时属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概念范畴。口碑古籍文献以口头传承为重要特点,口头传承以口头诗学、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理论范式为学科支撑。口碑古籍具有文本性、表演性和传统性等特征,具有一定的民间叙事传承规律。因此大量搜集整理口碑典籍是彝文典籍研究整理的重要一步。
(二) 加强典籍文献数字化研究技能
彝文典籍文献整理研究是中国文献整理研究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彝文典籍文献数字化研究需要对应的专业人才。典籍数字化对专业能力和技术能力较高的要求,不仅需要懂典籍文献方面的知识,也得懂网络技术、电子科技和典籍数字化信息制作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正如高建辉、徐彩玲、余正祥提到古籍文献数字化需要三类人才:“它需要有三类人员或者复合型人才。第一类是古籍整理翻译人员,第二类是古籍修复人员,第三类是信息技术人员。”典籍文献数字化是一种在非遗视域下对其进行数字化研究的策略,是典籍文献传统收藏和传承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保护和传承方法的结合,是一种重要的典籍文献保护和传承策略,同时也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举措。
(三) 强化典籍文献数字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关于加强典籍文献数字化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的对策,高建辉、徐彩玲、余正祥认为:“第一,教育机构应开设彝文古籍整理、翻译、数字化处理及建库相关的课程。第二,培训充实现有古籍保护队伍,使之学习相关技术,提高现代化水平。第三,提高彝文古籍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加入彝文古籍数字化保护的工作之中。”彝文典籍数字化工作量非常大,需要充足的工作时间和结构化的专业团队。首先,收集公开出版或内部资料典籍文献,对其深入分析、分门别类,以待数字化处理。其次,专业团队深入彝族民间征集口碑典籍(口传)和手抄本的典籍文献,尤其是在彝族人民现实生活中具有较高的民俗价值和社会功能的文献。在彝区做田野调查时客观如实的记录口碑典籍的生命本原和存在语境。不同技术专业人员分工工作,如有的负责照相,有的负责摄像(录像),有的负责录音,有的负责后期服务以便顺利完成典籍的记录整理。同时专业人员和通晓民族语言文字的工作人员共同对记录信息资料的整理形成口碑典籍的图像资料、音频资料和视频资料三种样态。再次,从类型学视角出发,课题组成员集中对所征集或收集到的彝文典籍文献进行分类,同时综合探讨关于彝文典籍数字化的策略。典籍数字化策略包括典籍录入计算机的载体形式、典籍电子化的呈现方式、典籍数字化的内容和典籍数字化的检索技术及典籍数字化的网络平台等。最后以多维视角出发,全面对典籍文献数字化处理,包括图像数字化、视频数字化和文字数字化,其中图像和视频是真实反映典籍原貌的铁证,通过一定的科学技术手段对其进行储存即可。文字数字化需要大量的工作,包括对彝文典籍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录入等。文本录入时采取四行翻译规律,包括彝文、国际音标、直译和意译形式,充分体现典籍的原貌,具有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
彝文典籍文献不仅是彝族人民宝贵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也是中华民族典籍文献的重要构成部分。典籍文献数字化资源是中国各高校教学机构、科研部门、研究机构和图书馆分管图书机构等主要工作的内容。全面观照彝文典籍文献的特殊性和独特性,根据彝文典籍非遗现存样态和现实的需求,建立体系化、整体化的典籍文献数字资源库群,构成中华民族典籍数据库的一部分。综上所述,彝文典籍文献整理与研究是现实生活的需要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同时其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研究史料价值和文化教育功能。
四、结语
彝文典籍文献是彝族人民优良的传统文化载体,是他们珍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针对彝文典籍文献始终坚持“在传承中求保护,在保护中求发展”的基本原则,快速、稳定、全面地发展民族古籍,尽量做到可持续发展。彝文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文明内核,是彝族文化主要载体。从不同视角及研究范畴,对彝文典籍文献全面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彝文典籍记忆媒介转化为电子媒体、电子读物和网络资料等。依据彝文典籍文献的内容和特征,建立彝文典籍资料数据库,使文化记忆以电子和网络为媒介,利用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学术交流和资源共享,对典籍文献资料检索和文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里是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海量的数据，鲜明的彝族文化特色，是向世界展示彝族文化的窗口，感谢您访问彝族 人 网站。[1]高建辉、李全华、余正祥、李仲良.彝文古籍保存现状及其数字化保护中面临的难题研究[J].图书馆研究,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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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毕节20部彝文古籍进入珍贵古籍名录[EB/OL].中国凉山州新闻网http://www.lszxc.cn2010.6.
注释
1.刘锡诚:《传承与传承人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5期。
2.梁爱民,陈荔京:《古籍数字化与共建共享》,《国家图书馆学刊》,2012年第05期。
3.高建辉,徐彩玲,余正祥:《贵州彝文古籍保存现状及其数字化保护策略调查研究》,《内江科技》,2015年第8期。
4.高建辉,徐彩玲,余正祥:《贵州彝文古籍保存现状及其数字化保护策略调查研究》,《内江科技》,2015年第8期。
图片来源：云南省情系列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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