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发：古代汉文史料中的彝族男子服饰文化
摘要：在古代汉文史料中，散载着一些西南彝族男子传统服饰文化信息，通过梳理可以发现，椎髻和披毡是最早被中原华夏(汉族)关注到的古代彝族男子服饰特征。汉代至元代，椎髻、披毡、佩刀、戴笠、跣足成为古代彝族男子的典型装束。明清两代，在保持椎髻、披毡的民族共同点外，各支系有分化和发展。因此，历史上彝族男子传统服饰文化呈现一体多元的局面。
关键词：汉文史料；彝族男子服饰；椎髻；披毡
衣冠服饰是古代中原华夏(古代汉族)甚为重视的文化内容，因此，在汉文史料记载中，也往往以衣冠服饰的差异来划分族群。服饰、发式是一个民族习俗中最显明的表征之一。从服饰和发式来看，上古时期，“披毡、椎结，是彝族男子装扮的主要特征”。[1]随着历史的发展，彝族各部的迁徙分化，彝族男子传统服饰出现了地方性和支系性差异。本文从汉文史籍中梳理并窥探古代彝族男子传统装束形象，并梳理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变情况。
（凉山彝族男子服饰 海来阿平摄）
一 椎髻和披毡
古代彝族男子椎髻最早被汉族注意到。在《史记》中司马迁说彝族先民西南夷“皆椎结”，彝族成为“椎结之民”。“椎髻”又称“椎结”，意为将头发结成椎形的髻。古代彝族男子的椎形髻位于额顶，头上发髻突出一撮如角状前突。彝族先民的椎髻习俗至今仍在川滇大小凉山彝族中延续。
古滇国的统治民族古滇族是在古代彝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滇国时期，彝族先民就着椎髻、披毡之习。对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墓考古发现的研究，也证实了彝族男子在汉代以前就已经普遍有椎髻、披毡之习。冯汉骥先生认为，乘马的滇族男子，肩上所披之毡有如当代彝族。在他所分析的7组人物形象中：A组自成一类;E、D两组为“编发”类;BCEG为“椎髻”类，和滇族关系非常之密切，为今彝族先民。椎髻之民在古滇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与滇王为同姓，是十分近似的族类。滇王未得到他们的同意以前，不敢单独降汉。[2]此外，方国喻研究认为，汉代前期古滇国“滇族男子乘马时所披的披风，绝类现在彝族所披的毡。”[3]马长寿也从服饰、生活习俗等方面研究认为，“‘滇族’的形成，亦可能是在彝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4]在历史学研究中，大多学者根据古代彝族独特的传统服饰打扮来判别族属。
从汉文史料可知，汉代彝族既有编发，又有椎髻。《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西南夷……此皆椎结”。此外，《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了与椎髻之民做铁器生意致富的一个汉人：“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史记》中的记载也可以与考古发现相印证，从晋宁石寨山、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物上所铸刻的众多人物的发式和服饰来看，发式有“编发”者，也有“椎髻”者，这与汉代彝族先民既有“编发”，又有“椎髻”两种发式完全一致。[5]
除了椎髻，古代彝族的披毡习俗也被他者注意到，并在史料中留下了遗迹。从此，椎髻和披毡往往同时出现，成为古代彝族的典型形象。披毡既可以挡风遮雨，又可以包裹身体御寒，因此，古代彝族，上至君王酋长，下至普通百姓，都披披毡。当然，披毡的种类多样，质地各异，上流阶层披质量上等的披毡，如南诏王异牟寻见唐使时就“披大虫皮(虎皮)”;广大民众披棉、麻和羊毛混合而织成的披毡;牧者披牛皮、羊皮披毡;贫者、耕者披绳草树叶编织成的披毡。
古代彝族披毡质地良好，做工精美，富有特色，也受到其他民族的喜爱，成为一种较为高档的礼品和贡品。据史料记载，彝族披毡在宋代时与外界交易。周去非《岭外带答。邕州横山寨博易场》载：“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携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物。”贵州水西部的毗那常与邕州交易，其中所带披毡为必备之物。元代，披毡成为贡品，《元史。本纪》载：“大德元年(1297年)，六月甲寅，罢亦溪不薛岁贡马及毡衣。”明朝洪武十三年(1350年)，霭翠为征讨云南的明朝军队贡献了10000领披毡。[6]
二 汉代至元代，椎髻、披毡、佩刀、戴笠、跣足成为古代彝族男子典型的传统装束
魏晋时期，汉文史料中彝族男子的形象开始成型固定，椎髻之人披披毡成为古代彝族男子的传统典型装束。1963年云南昭通后海子中寨发现的东晋霍承嗣墓，墓中西边壁画有夷汉部曲图，共三排：第一排13人，着汉装;第二排13人、第三排14人，装束均为“夷”，梳有天菩萨发髻，披毡，赤足，与今四川凉山州彝族装束相同，明显可知是彝族先民。昭通是彝族的发祥地，在清朝武力改土归流之前，彝族一直是昭通的世居主体民族。
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曲头”，具体义未详。[7]“木耳”即用木制耳环穿耳。“环铁”即以铁环为手镯或项圈。“裹结”即头上挽髻而以布缠裹，“结”通“髻”，指椎髻，现今彝族的英雄结就是如此。
唐代，从当时汉文史料中印证，彝族先民的椎髻、披毡之习已经非常普遍和盛行，且椎髻形式多样，并形成阶层差异。《新唐书。南蛮传下》记载“乌蛮……男子椎髻。”樊绰撰《蛮书》记载：“其蛮，丈夫一切披毡。其余衣服略与汉同，唯头囊特异耳。……若子弟及四军罗苴已下，则当额络为一髻，不得戴囊角。当顶撮髽髻，并披毡皮。俗皆跣足，虽清平官大军将亦不以为耻。”从此可知，“蛮”成年男子一律披披毡，其服饰大体与汉族相同，但是头顶上的发髻却与汉族有较大差别。达官贵人喜欢用红色的绳子、布带等束住发髻，或将头发绾于脑后作髻，贵族戴头冠，其形状像一花筒，包裹住发髻。此时椎髻、披毡的习俗成为一种时尚，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亦不以为耻”。南诏国清平官及大将军等皆跣足，南诏国王室是彝族，南诏政权是彝白两族统治者的联合专政，因此，这一时期的彝族有跣足的习俗。
宋代的汉文史料中进一步指出，椎髻、披毡之人为彝族远古传说中的文化共祖笃慕后裔。《宋史。叙州三路蛮传》中说：“石门蕃部，乌蛮仲牟由裔。俗椎髻，披毡佩刀，居住栏棚，不喜耕稼，多畜牧。其人精悍，善战斗，自马湖、南广诸族皆畏之。”宋代，在滇桂交界处一带有一个强大的彝族部落王国，称自杞国，该部彝族常到广西境内做马匹生意，任职邕州的吴儆在《论邕州化外诸国状》中称：“其人皆长大勇悍，善骑射，好战斗。”范成大对“至邕管卖马者”的体质特征、生活习性作了详细描述：“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刷牙，金环约臂，背长刀，腰弩箭箙，腋下佩皮箧，胸至腰骈束麻索，以便乘马。”概括出了该部彝族的装束是椎髻、披毡、戴笠、背弓、佩刀。
元代，彝族又被称为罗罗，但仍沿用之前的称谓，汉文史料中记述了彝族男子椎髻、披毡的形象。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记载元代罗罗风俗说：“罗罗，即乌蛮也，男子椎髻，摘去髭须，左右佩双刀，喜斗、轻死。……男女无贵贱皆披毡，跣足。……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雟皆此类也。”周致中纂集的《异域志》中说：“西南夷，国人椎发跣足，衣斑花布，披色毡，背刀带弩，其人勇悍，死而无悔，西戎皆畏之。”
三 明清两代，在保持椎髻、披毡的共性外，各支系有分化和发展
在《史记》中，彝族先民属于西南夷。魏晋时称叟人、爨人，唐时称乌蛮，元时称罗罗，基本指的都是彝族先民。但是，明清以前，汉族对彝族的认识大多较为模糊和笼统。明清两代，是我国方志发展的高峰时期，此时的汉文地方志，对彝族的介绍信息有所增多和深入。此时椎髻、披毡仍然是彝族男子的典型形象，但在此基础上，各地各支系有所分化发展。
明时西南地区彝族的分布非常广泛，遍布滇川黔三省。《明史。土司传》说倮罗“散居山谷间，北至大渡河，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西讫盐井，延袤千余里。”彝族男子传统装束，除了椎髻、披毡，还有以布缠裹椎形发髻，或在椎形发髻上戴竹制斗笠。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于景泰六年(1455年)完成刊印，为云南省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云南地方志，书中记载彝族时说：“罗罗，男子椎髻披毡，摘去须髯，以白布裹头，或黑毡缦竹笠戴之，名曰茨工，见长官贵人，脱帽悬于背，以为礼之敬也。”明嘉靖《寻甸府志》也说：“黑罗罗，头戴黑毡笠。”戴笠之习后来被彝族毕摩继承了下来，竹笠成为毕摩法帽，一直延续到现在，如今四川凉山、贵州毕节、云南楚雄、大理、红河等地的彝族毕摩均如是装扮。
清代是彝族传统服饰变化较大的一个时期，自此之后逐步形成了彝族服饰遗风同一，特点各异的风格。[8]彝族传统服饰文化正式形成“一体多元”的局面，“一体”是指具有稳定性、统一性、同源性的一面;“多元”是指在一体基础上发展的分化和流变。如男子传统椎髻头饰方面，居住在今云南红河州的部分彝族，还在发髻上插上骨簪作为饰物。康熙《广西府志》说“黑罗罗，挽髻插骨簪”。清乾隆《弥勒州志》说“黑罗罗，挽髻插骨簪”。今云南文山州马关县一带自称“桃花人”的彝族，当时其装束也是“披羊皮或披毡，前梳髻”，也是典型的彝族传统装扮。清道光年间贵州《大定府志》载，古代水西、乌撒彝族男子也与云南、四川的一样：椎髻、布帕裹头、披羊皮、戴斗笠，穿鞋。清代的《百苗图》，着意反映了彝族衣着习尚中的一些特点：一是披毡;二是梳成尖髻的天菩萨发式;三是分段的百皱褶长裙。[9]而前两个特点指的是彝族男子。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皇清职贡图》中记载了西南各地彝族男子的典型形象：头部，或椎髻、或在椎髻基础上缠头、或在椎髻的基础上戴笠帽;耳朵穿戴耳环;服饰，披毡;配饰：携弓弩或佩刀。清光绪年间《黔南苗蛮图说》中用彩绘方式描述了清末贵州彝族的形象也与上述大同小异。这些文献史料对了解古代彝族服饰文化，梳理其流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彝族男子椎髻、披毡、缠头、戴笠、戴耳环的习俗，在滇黔部分彝族地区一直延续至民主改革初，而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则一直延续至今。如民国23年(1934年)《宣威县志稿》中描述了当地彝族的几种穿戴形象：黑彝，“男椎髻，头缠皂布，左耳戴金银环，衣短衣，大领袖，著细腰带。”白彝传统发型服饰“悉如黑种(即黑彝)，婚丧嫁娶亦同”。民主改革后，随着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滇黔多数彝族地区，彝族男子传统服饰文化日渐消失，所剩无几了。目前，相较之下凉山彝族保留和传承古代彝族男子传统服饰文化居多，故四川凉山彝族对当前展示、弘扬彝族传统服饰文化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
四 结语
从汉文史料看，西南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族男子形象无疑是相对统一和稳定的，而女子传统服饰则各地各支系差异较大。族群是内部自我认同和外部他者认知共同交互构建起来的，椎髻、披毡、裹头、戴笠、戴耳环是古代汉族对彝族男子的共性认知。因此，除了通常认为的彝族文化共祖笃慕及六祖、家支宗法制度、毕摩文化、语言与文字(书同文)、支格阿龙等五大认同，古代彝族男子传统服饰也应成为彝族的第六大共同认同。
综观所述，历史上彝族传统服饰文化呈现“一体多元”的局面：“一体”是以彝族男子为主体，以椎髻、披毡、裹头、戴耳环为民族主要特征，属于同源的一面，在历史的发展中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统一性，是整个彝族的共性特征，成为一种共同文化认同;“多元”，是指各地各支系彝族传统服饰特别是女子服饰呈多元化、复杂化、本地化，属于流变一面。了解历史上彝族男子的装束形象，对了解、传承和创新彝族传统服饰文化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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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M]//中国考古人类学百年文选.北京：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82-103.
[3] 方国瑜.彝族史稿[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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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天玺，张鑫昌.中国彝族通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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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常璩.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M].刘琳，校注.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
[8] 白兴发.彝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153.
[9] 杜微.百苗图汇考[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144.
原载：《红河学院学报》2018年06期
作者单位：红河学院国际彝学研究中心（云南蒙自）。
所属专题：
彝族服饰（彝族服装、彝族刺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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