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策略：以彝苗史诗民间物质文化和环境意象为例
关键词：史诗；图像；文本；西南少数民族；物质文化
翻译史诗和将其作为文学作品加以解读的一个难点就在于与民间文化尤其是物质文化有关的意象，即那些以动物、植物、土地、河流的形式呈现出的当地环境。很多史诗中都包含有不少意象，需要我们向那些阅读史诗文本的读者加以解密和阐释。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史诗文本中加入照片和注释。许多由来自不同背景的学者出版的史诗文本中已经补充了图片，有些甚至加入了影像以帮助读者理解史诗内容。在今天的讲座中，我想谈谈图像和文本的结合，从而揭示出目的明确地使用图像会如何进一步体现数字化图像在促进理解史诗指涉含义方面的潜力，不管这种数字化图像是数码相片还是视频。今天我将讨论的一条策略就是图像银行（image banks）在史诗中的设立和使用，而这样的史诗可能是独立成篇的，也可能是来源于相似文化的、在多方面共享物质文化和环境的一组史诗。我将阐述在中国西南部史诗，尤其是彝族和苗族的创世史诗中，将相似的图像与对意象的解释一起运用的这种方法。我还将举例论述在阐释蒙古史诗时能够用到的意象。
带着以上目的，我将着重指出的是，全球的民俗学者、人类学家、民族志学者和档案管理者正在借助电子文本、元数据、交互性、超媒体和建档等方式来保存和表现（或者说再现）口头的或与口头有关的民间叙事。比如说，《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杂志近年来就收录了一批附带彩色照片或视频的文章。2013年夏，在乌兰巴托举行的蒙古史诗和中亚史诗论坛上，我对中亚各地区开展的史诗工作印象颇深，用数字化技术介入的蒙古史诗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11年5月19日至20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文学）世界濒危语言与口头传统跨学科研究”在北京举行，会上，参与讨论的多篇论文均运用了多重策略。佐野贤治教授的论文特别研究了从民具和其他物质文化中获取知识的问题，而我发现这一问题恰恰与理解许多中国西南部史诗中呈现出的叙事世界有很大关系。如能与专门收集来的图像资料相结合，物质文化将极大地有助于向更广大的受众展现史诗的魅力。如果史诗在后传统社会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的话，这种观点我们就必须加以考虑。
数字图像的收集和含义
自80年代早期以来，我就一直在从中国西南部（有时也从内蒙古和东北部）搜集和翻译不同版本的史诗和其他民间叙事，并且从一开始就被与民间文化尤其是物质文化密切相关的数量庞大的图像所震惊，被那种有时可以认定为本土或区域环境的知识所吸引。而这种本土或区域环境，今天在自然语境或博物馆展览中都能看到。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陆续拍摄了几千张与史诗内容相关的照片，也录制了一些视频。在一些项目中，我使用了一些照片和视频，但数量很有限。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考虑过一个项目，能使民族志照片和史诗的文本在纸质书本或期刊上的传统解释之外相互补益。我于2012年在《口头传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给了我一个契机，来思考史诗中意象的本质，揭示出数字化格式的照片能保持史诗中的民间文化，而这些史诗在当今瞬息万变的时代很容易消逝。
在继续下面的论述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莎拉•平克（Sarah Pink）在她的经典论文《实践视觉民族志》（Doing Visual Ethnography）中的一章《民族志研究中的摄影》（“Photographyin Ethnographic Research”）中所说的：
在某个特定时间或为了某个具体的原因，任何一张照片都可以有民族志的旨趣、重要性或意义。这些照片的意义是不确定的、主观的，其意义取决于谁是照片的观看者以及观看的时间。当不同的观众身处不同时空维度和文化语境去观看一张照片时，同一张照片在民族志过程的不同阶段，都可能被赋予不同的或不断变换的意义。
如上对变化的、临时的意义的评价，不仅适用于照片，还适用于将史诗文本和数字影像相结合后所产生的杂合的多媒体产品。在这些产品中，由史诗文本产生的影像得以补充、改变，甚至被来源于文本外部的数字影像所改变。这一现象让我们首先考虑叙述文本生成意义的潜力。
意象、指涉性以及目标明确的使用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教授提出的“传统性指涉”（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这个概念都不陌生。在他的著作《内在的艺术》（Immanent Art）和《演述中的故事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 in Performance）以及其他一些著述中，对这个概念作出了进一步阐释。有一种观点认为史诗中的图像是“通道”（pathways），能够以换喻的方式打开通向史诗叙述中隐秘之处的大门。而史诗叙事的更为宏大的语境是谨慎而目的明确地使用民族志影像来对史诗的批注和其他评注进行补益的充分理由。我认为，利用数字影像来补充或者物化物质文化的图像是一个非常诱人的策略，可以用来解读史诗和其他民间叙事之含义。
按照莎拉•平克的观点，在用数字化意象来解析传统史诗文本的含义时，确实有很多方面要加以谨慎的注意。正如处理从演述人那里得到的口头记录一样，照片和其他影像也必须与文本精准地匹配，从而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对文本意义的理解。鉴于民间文本有多重形式的特点，对意象的诠释和理解是变动的，并且会由于演述者和民族志学者的不同而不同。83 岁的学者金旦先生 50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收集史诗，创立典范文本。在他由三种语言撰写的著作《苗族史诗》的后记中，详细论述了我们称之为“枫树”的困境。在不同版本里、在不同的编者笔下，枫树被描述为树皮光滑或粗糙的变种，甚至是全然不同的新物种。然而，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呈现的照片只展现了其中的一种枫树。经过改良的数字版的文本或线下印刷品中有详细展现枫树和其他树木面貌的图片，这些图片连同文化和植物学方面的解释，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意象的含义。换言之，将史诗中的意象和照片相匹配时，必须慎之又慎，尤其是涉及短暂存在的事物，比如服饰。这些事物会随着时代发生明显变化，并且在当今中国西南部文化复兴与旅游业崛起的大语境中，正在被富有创造性地利用着。
中国西南部的创世史诗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西南部收集到了大量创世 / 起源史诗和其他关于宇宙起源的叙述。其中的一些已经出版了不同版本，包括云南楚雄地区的彝族叙事作品《梅葛》和《查姆》、诺苏彝族的《勒俄特衣》（Hnewo tepyy, Book of Origins）、苗族古歌、近期才被世人发现的苗族史诗《亚鲁王》、云南西部佤族的《司岗里》、广西瑶族的《密洛陀》，等等。与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蒙古文和藏文版的《格萨尔王》以及蒙古史诗《江格尔》相比，以上提及的史诗知名度较小，但现在也开始有不少得到出版，并且对公共艺术、旅游业甚至广告业都具有影响。
环境批评家琼尼 • 阿达姆森（Joni Adamson）用“cosmographic（宇宙起源论的）”这个词来指带这样一类口头叙事作品：它们将世界看成一个多重的、由各种生命形式组成的空间，人类不一定是万物的中心和主宰。我从阿达姆森那里借用了“cosmographic”一词来形容中国西南部史诗的特点，这些史诗中充满了民间生命、自然和人为改变的环境的意象。
很多史诗中都充盈着民间文化的意象，比如说农具和农业实践，木工工具和建筑，编织、制毡、刺绣和服饰，打铁技艺，金属装饰、金属工具和武器，烹饪方式和民间医药，捕猎陷阱、网具和其他渔猎的工具，仪式用具和乐器，等等。以下是从《苗族史诗》中引述的一则例子：
来看造月的风箱，
若是打铁的风箱，
树木长在山林里，
树食用黄土长粗壮，
选棵好木来劀通，
风板拉杆拴鸡毛，
牛角拿来做把手，
这是打铁的风箱，
……
即使是在今天，仍有传统的传承人能够在给定的文本中辨识出许多意象，虽然有些意象如今只能在博物馆或当地人那里找到，而另一些意象中的指涉已相当模糊。因此，与通晓本土文化的人士和专家合作来进行视觉档案的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西南部的许多地区都是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在四川南部的诺苏彝族《勒俄特衣》和黔东南的苗族史诗中，均提及了中国西南部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正如我自己在2012年的会议论文中所陈述的，翻译苗族史诗最大的挑战在于辨认文本中提及的动植物。然而对于大洋彼岸的外国学者来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于运用电子邮件发送民俗事项的照片。这些照片中的许多已经出现在出版成册的书中。如果以数字化格式存储的话，书中就能收入更多的照片。滋养史诗的民间文化已经绵延了千百年，但如今，中国西南部的本土环境正由于现代化而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因此，关于一些动物和植物的指涉在野外更难以采录。收集传统文化中尚且存留的或在博物馆、高校中仍然保存着的指涉，就成为当务之急。
为不同的史诗观众收集和展现照片和视频
著名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Lauri Honko）曾指出“文本化的过程”（process of textualization），在这一过程中，一篇叙事从“传统资源”（poolof tradition）中诞生，进而被演述者学习并演述，最终被演述者的观众所接收。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观众中包含民俗学家和其他民族志工作者，将听到的史诗转化为纸质或数字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史诗会经历各种形式的改变和变异。目的明确地收集数字影像的行为也是文本化过程和接受过程的后半阶段。
史诗文本的载体可以有多种形式，其中至少包含三种主要的表现形式：
（1）传统的纸质印刷书本形式：文本，笔记和图像；
（2）各种数字 / 网络形式：网络文本，笔记，图像，视频，超链接，交互维度；
（3）杂合形式：印刷书本，CD，网页，交互维度（例如像维基百科这样的形式，不同的资料提供者可以不断向其中加入资料）；
在我看来，为一个史诗项目准备和使用数字化图像的过程至少包含以下几项举措：
（1）关于民俗方式、自然环境或人为改变的环境的意象在史诗叙事文本中被辨识出来，这些意象中有些是“已知的意象”，譬如黔东南苗族史诗中的花和犁。这些已知的意象很容易与读者的知识相呼应。另一些是“未知意象”或“模糊的意象”，比如苗族史诗中关于古老星座的指涉。这些意象对于研究者和信息提供者来说，尚不明确。
（2）存在于田野中、私人收藏或者博物馆以及网上资料库里的关于“已知意象”的纸质或数字化的图像资料。
（3）试图厘清存在于田野资料中、当地传承人或当地博物馆里的“未知意象”的含义。
（4）建立囊括了图像和辅助性评注的图像银行 / 图像数据库。
（5）将图像与文本匹配运用，同时运用适当的评注。
（6）为有视力障碍的用户配备适合的图像字幕，正如现在Drupal项目中要求的那样。
以上举措包含下列过程，比如收集、誊写、翻译以及编辑以便向不同受众出版或展示。对意义进行阐释和展示的重要举措包括以笔记、照片、视频和补充性评注的方式收集和传递支持性材料。如果文本是以交互性的方式（即维基的方式）展示的，其中的信息则会不断被加入和被更新。“图像银行”或者在线数字影像数据库的概念（比如说，与蒙古史诗《江格尔》有关的图像）对史诗领域以外的学者同样有益。同时，我们还可能需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决定了照片和视频的组成因素，关于文本中特定部分的图像是如何被构架和呈现的，思考一幅图片是如何胜过千言万语的，思考图像是如何有助于建立阐释权威的。具体的技术性问题涉及平台 / 网络项目，这些项目制造理想的“充满意义”的文本，这些文本涉及观众，涉及对图像的文本化索引，也涉及对熟知史诗中文化谚语（包括图像）的人的训练。
结论
各种资源可让我们用对史诗文本的接受来填充指涉的鸿沟，而对史诗文本的接受也包括数字图片和视频等。当前，我们处于一个可以用最先进的技术来有目的地收集图像和传统知识以支持史诗文本和图像的时代，但也处于一个口头传统和传承人正在消失的时代，正如朝戈金教授所指出的，“就在我们眼前”消失。通过经改进的文本来吸引学者观众群，并向其他可以提升史诗受欢迎程度的机构提供资源，这样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加大，由一系列图像支持的数字化文本的生产也正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科技发展的脚步是迅猛的，形式是多样的。因此在选择未来的传递形式时，就更需注意。这也带来了对后勤问题和实施这一项目所需人力的思考。最后，合作和分享的机会也由于科技进步而大大增加，我希望我们能加强合作，更充分地在工作中利用图像和视频。
这里是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海量的数据，鲜明的彝族文化特色，是向世界展示彝族文化的窗口，感谢您访问彝族 人 网站。[1] 本文译自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教授于2014年11月13日在“第六期IEL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讲习班”上所发表的讲稿。本德尔教授欣然同意并授权《民间文化论坛》在中国地区首发该文的中文版。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2期，原刊责任编辑：丁红美。
作者：马克•本德尔，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和民俗学教授、系主任；译者陈婷婷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系博士。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推文编辑：邱运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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