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征：可邑村彝族阿细人体育文化产业化发展研究
关键词：可邑村;体育文化;产业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BTY019)。
（图片来自网络：阿细跳月）
可邑村是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县的一个彝族小山村，位于弥勒县城北面21公里。村子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四季如春、风景宜人。阿细是彝族的一支，因部落首领名叫阿细而得名，可邑村属阿细部落的一支。据可邑村民小组编写的《弥勒县可邑彝族村志》介绍:“从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一个叫毕武的阿细人迁来定居于此算起，已有 350 余年历史。”［1］据2005年的统计，可邑村共有 199 户 690人，其中男 340 人、女 350 人。勤劳、勇敢的阿细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灿烂的传统文化，在“二月祭火”“四月祭山神”“密枝节”和“三月祭龙潭”等主要节日中，展现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其中壁画、织锦、祝酒歌、舞蹈、餐饮，以及以肢体文化符号展现出来的“阿细跳月”、大三弦、摔跤等具有竞技和教育特征的“体育文化符号”更成为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品牌。1999 年由云南大学彭多意教授率领的“彝族文化生态旅游村”项目组开始对可邑村进行了文化产业化开发研究。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使可邑村走上“城乡结合、科技与经济结合、开发与开放结合、工农商技贸一体化的经济合作的道路”［2］。2009 年7月在昆明召开的第16届世界人类学大会，将可邑村作为 1 个考察点向世界进行了展示，得到了世界的认可。笔者通过对两次实地考察经历的回顾，以及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研究，试图运用文化产业化理论对可邑村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分析和解释。
1、可邑村体育文化产业资源发展的基础
可邑村传统文化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都保存得很完整。从1950年至1957年，在党中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下，弥勒县文艺活动出现繁荣局面，村村寨寨有歌声，一年到头有活动。而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从破‘四旧’入手向传统文化开刀，可邑村的文艺活动被禁止。”［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可邑村彝族这种由于社会、自然环境的变迁导致的传统文化的断裂得以重组，以“草根力量”的形式焕发出勃勃生机。祭祀仪式的复现、节日的重塑与再创、先基的传承等使得传统文化得以复苏，同时使得众多的文化品牌得以再现。
1. 1节日祭祀仪式体育文化多姿多彩
节日是展示民族文化的重要场域，火把节、密枝节是可邑村重要的节日。“彝族的火把节同过年一样隆重，俗称‘过小年’，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举行。火把节为一年的开始，为驱鬼逐疫、迎吉纳新、庆祝岁月的开始。”［2］关于火把节的起源，阿细人《阿巴扎和伊里妹》的民间故事有着关于阿巴扎和伊里妹这对青年男女智斩作恶多端的男蛇，为民除害火烧蛇精的传说。其中，钻木取新火种、将火妖撵出村外、在村外烧毁火妖等仪式是火把节的重要内容。祭火的意思是为了送走火妖，迎来新的火种，期盼来年村里不要再发生火灾，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幸福。
密枝节是阿细人自然崇拜的庆典节日，日期以阴历四月属马或属鼠先到的日子为准。密枝节的由来传说，是密枝树保护了一个名叫普囡的妇女的一家儿女和牲畜的故事。密枝节由“毕摩”主持，内容有祭龙潭、祭密枝树神，随后进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整个祭祀过程有着严格的程序和要求。2012年2月3日，对可邑村毕摩刘家盛进行了访谈，关于密枝节的祭祀仪式成员由祭主1人、“毕摩初”1人、看狗 2人、宰杀祭物和炊事 4人等 8 名家中近期没有“不洁”事物的德高望重的男性长者组成。仪式前一周，他们不得行房事，要少吃少喝，用清香叶水洗2次澡。进入密枝林时，8人要身穿黑服，头用黑布绕 3 圈，不得在神山大小便和说不吉利的话等。祭祀包括祭祀树神、山神、龙神等，其他人不得靠近祭祀场地，女人不得进入密枝林。祭祀仪式后，全村人在林中的开阔地喝酒、用餐，以及进行阿细跳月、三弦、摔跤、阿基传唱等一系列的庆典活动。
1. 2 阿细跳月蜚声中外、享誉四海
阿细跳月是彝族最具代表性的体育舞蹈活动。“阿细跳月发祥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流传于彝族阿细人聚居的村寨。阿细跳月源于阿细人古朴的‘阿细跳乐’，阿细语称‘阿博比’，即‘拍掌跳’之意，因多在越野篝火旁起舞，故名‘阿细跳月’。节奏热烈欢快，动作豪放粗犷，舞姿矫健飘洒，音乐为宫调式大三度五节拍。”［3］
关于阿细跳月的传说，主要有“阿者和阿娥的故事”和“阿细人灭火的故事”。讲述了阿细人崇拜火和使用火的过程中，为了消灭火灾而发生的动人爱情故事。阿细跳月源于人们在灭火时两脚轮换踩火时的动作，并发出“阿子摩、阿子黑”(烫死了、烫死了)的声音。
“1946年，西南联大部分师生到弥勒西山地区采风时，多见阿细人的‘跳月’均在月夜进行，称为‘阿细跳月’，此名称博得了阿细人的认可并沿用至今。”［3］据可邑村博物馆的介绍，1950 年 10 月 3 日晚，阿细跳月作为西南少数民族首届国庆观礼献艺节目，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53 年，阿细跳月演出队奔赴朝鲜演出，受到金日成主席的亲切接见。1954 年10月，在波兰华沙第3 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会上，中国代表团带去的“阿细跳月”获得了金奖，之后又先后到柏林、莫斯科等地演出，赢得了国际友人的掌声和喜爱。1999年5月1日，阿细跳月表演队在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以精湛的表演迎送了一批批的中外来宾及各国政要，受到了江总书记和李岚清副总理的好评。“哪里有阿细跳月，哪里就是欢乐的海洋”。2009年7月，可邑村作为第16届世界人类学大会的考察点，阿细跳月向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展示。阿细跳月蜚声中外，享誉四海，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体育文化的宣传和交流，已经成为弥勒县乃至云南省享誉世界的民族文化品牌之一。
1. 3 摔跤活动群众基础扎实
摔跤是阿细人喜爱的传统体育活动，也是可邑村群众各种节日中必不可少的比赛项目。关于摔跤的来源，有记载说:“在清光绪年间，可邑村发生一场传染病，夺去了全村八九个人的生命。人们认为这是魔鬼害的，于是为驱逐病魔举行了首次摔跤会。”［2］火把节为摔跤比赛的重要日期，摔跤盛会非常隆重，看摔跤的人往往穿上节日盛装，游人如织，跤手也多达三四百人。
摔跤比赛一般采用自由式，不分级别、不分年龄，按照三局两胜淘汰赛的方式进行，跤手将对方摔倒两肩着地即算取胜。比赛前要举行隆重的开幕式，结束时按照“大员”“二员”“三员”“四员”的顺序披挂红蓝布，吹着唢呐，燃放鞭炮，由裁判陪同绕场 1 周以示庆贺。
在考察中看到可邑村儿童三五成群经常进行摔跤练习，其学习过程往往是一种“惯习”，即在彝族摔跤文化“场域”中练习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感染，从而学会了摔跤的技术，而不是师傅带徒弟的形式。随着可邑村的旅游和产业化开发，摔跤活动被列为展演文化的重要内容。
1. 4 《阿细先基》内容丰富、学术价值极高
《阿细先基》是彝族阿细人的一部创世史诗，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于弥勒县西山一带阿细人中。“先基”是阿细语的音译，意思是格定的歌曲调，是诗歌和曲调的总称。《阿细先基》结构庞大，形式完美，内容丰富，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总的来说，全诗分为“最古的时候”和“男女说和成一家”两部分。“最古的时候”保存了大批的神话和传说，有天地开辟、万物生成、人类起源、民族迁徙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男女说和成一家”以那女结合成一家为引线，真切地反映了阿细人纯真的爱情，表现了阿细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100多年来，可邑村涌现出10多名“先基”歌手，目前能够唱《阿细先基》的歌手已经不多，《阿细先基》成为彝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彝族阿细有着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这为可邑村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2、可邑村体育文化产业化价值的开发
“文化产业创意是从市场和产业的角度，针对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的思维创新和观念创新活动，它是文化产业的先导，也是发展体育文化产业的动力。”［4］在国家西部开发、新农村建设等政策的指导下，从2000年开始，云南大学人类学教授彭多意率领“省院省校合作项目”的“云南民族旅游文化项目组”选定了可邑村作为少数民族社区治理试验点，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体育文化产业化开发建设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少数民族社区治理能力是指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寻求或维持一个稳定有序、有效的公共秩序，满足村民需要的手段和条件，也就是少数民族农村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能力，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治理能力建设则是少数民族农村社区以集体行动寻求或维持一个稳定有序、有效的社区治理模式的过程。”［5］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治理能力即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生产、提供、分配和管理公共产品的能力，而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治理能力建设就是维持或寻求一个稳定、有序、有效的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分配和管理的模式的过程。
2. 1 开发前的可邑村状况
“300多年前，可邑是一片原始森林，村子初聚落时有35 户115 人，1950 年有95 户410人，现有181户713 人。”［1］长期以来，村民的主要收入靠种植农作物为主，当地耕地以旱地为主，水田较少，全村水田只有122亩，村民主要经济作物有包谷、荞子、红薯、土豆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毗邻村子的红河卷烟厂鼓励农民种植烤烟，现在种植烤烟已经占总收入的80%，成为村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由于经济贫困、资源匮乏，可邑村长期人均年收入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徘徊，处于国家贫困线之下，属于典型的贫困村，也被列为506个扶贫攻坚乡镇之一。
2. 2 可邑村体育文化产业的开发过程
可邑村于2001年4月成立了“开发可邑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管理委员会”，并于2007年注册旅游协会，通过近10多年的建设，使体育文化旅游成为村里新的创收点。“所谓文化产业策划，就是对于文化产业运作过程的整体计划，是为提出、实施及评定文化产业策略而进行的预先研讨和规划。它是文化产业运作的设计蓝图，是文化产业运作之前的整体把握。”［4］
可邑村的体育文化产业策划在“项目组”的指导下，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而逐步走入成熟。1)通过开会讨论，培训，外出参观等活动，使广大村民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传承民族文化，保护生态环境，确立了参与式乡村旅游开发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新路子。2)经村民大会选举出“彝族生态文化旅游村管理委员会”(简称管委会)，在村民小组领导下负责村里有关旅游的一切事务。管委会任期3年，其中妇女占一定比例。委员们分工负责每一项具体工作。管委会领导和管理图书室、青年娱乐队、中年娱乐队。3)在“项目组”和乡政府的具体指导下，在村民的广泛群体参与下，村里先后制定了旅游发展规划、村规民约、管委会工作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如管委会的制度就规定有关社区资金管理、收费、分配、施工、制订发展计划等重大事项，均须集体讨论，交村民大会通过。4)通过讲授、会议等形式对村民尤其是村里的骨干分子进行培训学习，如请本地彝族研究专家到村里上关于弥勒历史以及彝族文化的课。彭多意教授也利用自己在高校的优势，要求每一位到村里考察、参观的学者和研究生要给村里免费上课、培训，包括民族文化、旅游、管理、普通话等内容。5)通过挖掘传统文化，打造文化品牌。可邑村是阿细跳月的发源地，在成为项目村之后，可邑村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得到国内外的关注。可邑村在文化开发过程中，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在相关单位的支持下，可邑村利用近邻石林、弥勒等地理优势，将体育文化产业列入旅游精品项目目录。6)加强硬件设施建设，为开展文化旅游提供良好的服务。通过修建博物馆、礼堂、表演场、旅馆，以及街道两旁的壁画、卫生环境等方面的建设，为展演民族文化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可邑生态文化旅游村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培养出了新一代社区精英，并逐渐成为社区治理的另一个与村民小组并驾齐驱的治理中心。管委会有效的工作使旅游收入明显增加，让人们对管委会越来越有信心。尤其对一个几年前还羞于言利、不善、不敢做生意的山区少数民族同胞来说，更是了不起的成就。管委会经济实力壮大后，便积极投入资金，用于社区公益事业，创造就业机会，发展社区经济。管委会加上所属的各个队，共有114名成员(有部分重复)，这些成员都是按出勤发给报酬，大大地推动了本村家庭畜牧业、商业等行业发展。在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村民首次发现民族和文化社区有独到的价值。文化自觉不仅唤醒了村民对自己社区的认同，而且逐步建立起社区文化，并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自觉完成了传统阿细文化的保护与重建、回归与重组，发展出新的内容更丰富的社会资本。
2. 3 可邑村体育文化开发带来的成果
体育文化产业化发展带来了党支部、村委会、村民小组、旅游协会、村民活动中心等部门的工作热情，极大地丰富了可邑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来源。既有传统的有形公共产品如道路、清洁水、水利等的改善，也包括公共秩序与安全，公共集会与娱乐等无形公共产品，村民生活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
体育文化产业开发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这些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学校(教育中心)、老学校(政治活动中心)、村民活动中心(重大活动、重大红白喜事、文体体育活动中心)、蓄水池(给小学校、村民活动中心的供水)、密枝林(祭神、旅游表演场所)、老球场(交通、商业中心)、教堂(宗教活动中心)等，这些是社区居民生产、生活，社区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提高了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的建设。随着文化产业化的发展，人们树立了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和预防各种疾病的能力。同时保持良好、整洁的村容村貌，是村民预防疾病、树立良好社区形象、发展体育旅游事业的内在需要。
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是百年大计，以教育为本，建设良好的基础教育设施更是可邑人深切的体会。可邑村为小学校的发展和教学提供优良的环境和条件是社区的基本需要。
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集会与娱乐，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廉耻，可邑村村民在劳动生产之余，有着丰富和强烈的文体活动需求，如阿细跳月、篮球比赛等，社区为搞好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
通过体育文化产业化开发，可邑村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是没有打牌赌博现象，这与邻村赌博成风的现象有明显反差。因此，可邑村曾多次被镇、县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村和综合治理先进村，可邑村村民生活正在逐步走入健康富裕的行列。
3、可邑村体育文化产业化发展的思考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下，可邑村利用传统体育文化资源，通过旅游业的产业化开发，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村民在“社区治理能力建设”的前提下，通过建立社区参与式机制，实现社区自治管理，创造自我发展的道路。实践上是推动民族文化资源资本运作，建立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机制，对文化资本有效合理地开发和利用。
可邑村体育文化产业化发展模式取得的成绩固然可喜可贺，但这些成绩是通过政府、专家、社团和村民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可邑村毗邻著名的风景区石林和温泉之都弥勒县，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促成了这种体育文化产业化模式的形成。作为云南省就有扶贫攻坚乡镇506个，那么，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在其他乡镇具有推广价值就值得思考了。可邑村在体育文化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一些商品化观念必然会对传统价值观造成冲击。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往往会让人忽略了对文化本身的追求。当人们以传统体育文化作为资源进行开发时，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传统文化反而正在消失。因此，在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保护文化的精神内容，这样才能保持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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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邑村村民小组．弥勒县可邑彝族村志［Z］．2001:31 －36．
［2］彭多意，崔江红．变迁中的彝族社区——以可邑村为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3 －264．
［3］陈保舜．阿细跳月的故事［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5－31．
［4］严三九．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6 － 16．
［5］彭多意．少数民族社区治理能力建设历程的回顾与反思——以彝族(阿细支)红村为例［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3):108－110．
作者：方征，系中央民族大学体育学院教授。
原载：《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原刊责任编辑：郭长寿。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推文编辑：邱运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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