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远平：彝族“支嘎阿鲁”史诗母题探析
【摘要】“支嘎阿鲁”史诗,有着其他英雄史诗所具有的英雄奇特诞生母题、与恶魔争斗和征服母题、英雄的神奇婚姻母题、英雄救母母题等等,并有自己的独特性,体现着南方英雄史诗的文化英雄特征。这些母题充分说明了“支嘎阿鲁”史诗的英雄史诗特性,也反映了彝族民间文学与世界英雄史诗的可交流性。对跨省传承的“支嘎阿鲁”史诗母题进行研究,可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揭示彝族史诗的深层文化内涵。
【关键词】“支嘎阿鲁”史诗;母题;研究
（画家卢德富所画的《支格阿鲁》）
在彝族异彩纷呈的民间文学宝库中,“支嘎阿鲁”史诗以其丰富的内涵、雄浑的气势、感人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和生动的形象,放射着璀璨光芒。“支嘎阿鲁”,又称“支格阿龙”、“阿鲁举热”等,是彝族历史上一位有重大影响的传奇式神话般英雄人物,有关他的史诗、神话、传说及典故等民间文学作品流传在云、贵、川、桂等省区的广大彝族地区,家喻户晓。
在四川,“支嘎阿鲁”的伟大功勋是著名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的主要内容,此外,还有彝文版史诗《支格阿鲁》 [1]和汉文版史诗《支格阿龙》 [2];在云南,不仅彝族创世史诗《查姆》、《万物的起源》 [3]中有着英雄“支嘎阿鲁”神圣事业的叙述,还有史诗《阿鲁举热》 [4];在贵州,除了众多彝文古籍记载外,专门翻译出版有两部史诗《支嘎阿鲁王》 [5]和《支嘎阿鲁传》 [6]。新出版的《支嘎阿鲁传》洋洋15 000多行,是目前翻译出版的同类作品中最长最完整的一部民间叙事长诗,与荷马史诗《奥德赛》长度相当,被一些学者盛赞为“彝族的《格萨尔王传》” [7]。对不同民族史诗中类同母题的研究,既有利于揭示史诗古老的文化内涵,也有利于不同民族史诗的比较研究。对跨省传承的“支嘎阿鲁”史诗母题进行研究,可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揭示彝族史诗的深层文化内涵。世界各地英雄史诗,一般包括英雄奇特诞生母题、孤儿母题、抢婚母题、英雄征战母题、英雄救母母题等等。“支嘎阿鲁”史诗虽然在云、贵、川诸地流传并有不同异文,但其具有稳定结构模式并包含着深厚文化内涵的以下几个母题却是常常出现的。
一、英雄奇特诞生母题
美国民间文艺学家史蒂斯·汤普森(Stith Thompson)认为,“母题”(motif)就是指民间故事、神话、叙事诗等叙事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最小叙事单元,“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存于传统中的成分。” [8]郎樱也曾指出,民间文学中的母题,尤甚是比较文学中的母题,具备在不同作品中重复出现、程式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9]这几个特点。母题在具体的作品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世界各地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中,英雄一般都有奇特的诞生,英雄特异诞生母题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是史诗英雄人物一生创造伟业的基础。英雄史诗对于英雄特异诞生的描写,往往由多个母题构成。一般包括“祈子母题、特异怀孕母题、难产母题、英雄诞生特异标志母题、英雄神速生长母题等等”。 [10]
尽管各地流传的“支嘎阿鲁”史诗在主人公的出生细节叙述上有所不同,但都包括以下三个母题:“支嘎阿鲁”母亲的奇特怀孕;“支嘎阿鲁”的奇特出生;“支嘎阿鲁”的奇特生长。各地“支嘎阿鲁”史诗中关于英雄奇特诞生的共性与区别如表1:
从表可见,“支嘎阿鲁”的诞生,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神奇的孕育。“支嘎阿鲁”的孕育,一般均为超过十月怀胎的孕期或者没有孕期,且在母腹中即能与母交谈。即使在同一地区流传的史诗中,其孕育也有所区别。比如同为贵州流传的“支嘎阿鲁”史诗,一为十三年孕育后分娩,一为没有孕期,“支嘎阿鲁”是伴随着支嘎 (支嘎山,地名——笔者注)的第一枝马桑,第一声杜鹃,第一朵盛开的索玛而出生的。
表1 各地“支嘎阿鲁”史诗中关于英雄奇特诞生的共性和比较
英雄神奇的孕育,说明了古人对英雄及英雄史诗的理解和解释。英雄出身于天神,所以人们把英雄史诗看作神的颂歌,史诗演唱是一种特殊的祭祀祖先的仪式,因为其歌颂了祖先的丰功伟绩。这说明了英雄史诗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人们对史诗的崇仰,这一点也正是英雄史诗得到迅速发展和流传的动力之一。
二是出生后即为孤儿。或者有母无父,或者婴儿自动与母亲切断了联系(拒绝吃母乳),或者父母均化为马桑与雄鹰而不抚育刚出生的婴儿。《支嘎阿鲁传》中的“支嘎阿鲁”出生后是“生时父离世,生时母昏厥,策戴母休克,戴姆的儿子,没有人照顾”。《支嘎阿鲁王》中“支嘎阿鲁”出生后,其父“恒扎祝用尽最后一丝力,化作矫健的雄鹰”,其母“啻阿媚吸进最后一口气,化作茂盛的马桑”。“孤儿没有名字,人们叫他巴若……巴若大难不死,白日有马桑哺乳,夜里有雄鹰覆身。” [11]“支嘎阿鲁”是“马桑哺乳的巴若 (意为弃儿——原书注),龙鹰抚大的斯若 (有非凡手段的男人——原书注)”。
孤儿母题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故事母题,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更是普遍,如贵州苗族地区有民间故事《孤儿与龙女》 [12],云南傈僳族有神话中的孤儿等 [13],大多数孤儿故事,孤儿都能成长为英雄,似乎越苦难的孤儿在以后的英雄业绩中越显得高大。刘守华先生认为,孤儿可怜的出生及其后来的幸福生活寄寓着人们对于现实生活中孤苦无依者的一种人道主义同情。孤儿母题广泛存在,并体现为各种文本变体,其中一种变体是英雄在少年时虽然不是孤儿,但以“弱者”的身份生活,是一个有母无父,没有完整家庭庇佑的婴儿,这种变体在云南、四川的“支格阿鲁”史诗中表现明显。“支格阿鲁”出生时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有学者认为这是彝族母系氏族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文化遗留。在贵州“支嘎阿鲁”史诗中,“支嘎阿鲁”不吃母乳,最后只得由马桑或者龙、鹰哺育长大,这种英雄的选择,显然有动、植物崇拜的原因,但我们是否亦可将其视为在英雄史诗产生的父系氏族社会初期,人们让英雄自动切断其与母系的信赖关系与紧密联系,也是在试图更加确立自己的男性权威。
三是生下后奇特之处立刻显现。在《支嘎阿鲁传》中,婴儿出生时母亲昏厥,婴儿的哭声奇特,如打雷、起台风,并由神仙以马桑露珠哺育,马桑树在西南少数民族的信仰中,乃是奇特的通天树;在《支嘎阿鲁王》中,“支嘎阿鲁”白日由马桑哺乳,夜晚有雄鹰覆盖,以麒麟当马骑,身跟虎豹当狗;在《支格阿龙》中,婴儿不肯吃母亲的奶,无论母亲如何哄逗喂养,婴儿都不依,结果引来塔博阿莫派使者抓走母子,阿龙被母亲丢弃在悬崖,由龙喂养长大。贵州流传的史诗中,“支嘎阿鲁”出生时的接生、出生后的命名礼都是由天神完成的。因此“支嘎阿鲁”不平凡的孕育、不平凡的出生从一开始就预示着他不平凡的经历。如其出生后的命名礼(取名仪式)即是一种预言:
摸三下头顶,边摸边评论:“头顶悬日月。”摸三下耳朵:“能听千里话。”摸三下眼睑:“要观万里事。”摸三下嘴唇:“要断事无误。”摸三下小手:“管山川河流。”摸三下胸口:“想就记,记就知,知就做。”摸三下腰部:“造鲁补,订鲁旺。”摸三下小脚:“测中央,清海底,修路过,收拾妖魔,与雄鹰为伍,斩杜瓦,要你去完成,为马桑之故,取支嘎阿鲁,天上有你位。” [14]
命名仪式上的这些预言,是英雄奇特能力和以后主要业绩的预显:“支嘎阿鲁”有超凡的听力、视力与智慧,所以要完成测天地、斩妖魔的艰难任务。
二、与恶魔争斗和征服母题
史诗中的英雄除了有奇特的身世,其主要的功绩就在于英雄要不断去战斗。以下为云、贵、川地区四部“支嘎阿鲁”史诗英雄的主要业绩见表2。
从表可以看出,英雄的主要业绩在于测天地、斗雷公、射杀日月、斩杜瓦和哼妖 (妖魔鬼怪)、战胜雕王等。虽然三地彝族地区流传的“支嘎阿鲁”史诗有繁简之别,但归纳起来都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一是英雄“支嘎阿鲁”测量天地的业绩。在四川和贵州流传的史诗中,都有英雄测天量地情节。贵州文本中,“支嘎阿鲁”是受天君策举祖的委托而测天量地,在四川,支格阿龙则是自动承担起将天地秩序重新恢复的责任的。
表2 云、贵、川地区四部“支嘎阿鲁”史诗英雄的主要业绩
二是“支嘎阿鲁”射日月的业绩。三省彝族地区的英雄史诗中,都有“支嘎阿鲁”射杀日月的母题,只是四川彝族地区流传的史诗中,英雄是主动去射杀日月的:“支格阿龙啊,有眼能见到,有耳能听到,要去射太阳,要去射月亮。”在经过了六次射杀不中后,最终求助智慧的天神圣舍,从地心鸠土木古地站在柏树上射中了六个太阳七个月亮;在贵州《支嘎阿鲁传》中,射杀日月乃是由于“支嘎阿鲁”的母亲被日月(天上的纪与洪两家)关押,为救母而用六枝银箭和六枝金箭射杀了六个太阳六个月亮;贵州《支嘎阿鲁王》中,“支嘎阿鲁”则是因为移山填海,用了山神鲁依岩的财产,山神的女儿阿颖爱上“支嘎阿鲁”并为帮助“支嘎阿鲁”完成治理洪水的大业而牺牲,山神为了报复天神和“支嘎阿鲁”,挖出举祖派人埋下的六个太阳、四个月亮,造成了灾难,“支嘎阿鲁”受举祖的分派,练好了箭术,将多余的日月都射了下来。云南《阿鲁举热》中的阿鲁,是因世间的不太平而决心为民除害,射下了六个太阳五个月亮。
三是“支嘎阿鲁”战胜各种动物的业绩。“支嘎阿鲁”史诗中,各种自然界的动物今日的特征,如外形、声音、生活习性等,都是“支嘎阿鲁”打败它们之后所形成的。如《支格阿龙》:“支格阿龙啊,跳到牛背上,气愤把牛拴,拴成花脖子,所有水牛啊,拴得喉沙哑。以前花脖子,现在花脖子,都是阿龙留。所有水牛啊,以前喉沙哑,现在喉沙哑,都是阿龙治。” [15]在其他民族的英雄史诗中,战胜各种动物也属英雄的主要业绩之一,蒙古—突厥史诗里,英雄常常要驯服各种动物、征服超自然力并历经恶劣的自然环境,乌日古木勒将这一类母题统一为“蒙古—突厥史诗考验母题”并将之视为其蒙古—突厥族成年礼民俗模式,是反复重复男性成员成长的民俗模式。 [16]“支嘎阿鲁”史诗中,主人公战胜各种自然界的动物,大约也带有彝族男子成年所必需具备的各种生存技能与技巧的考验意味。
四是“支嘎阿鲁”打败各种害人的神怪。《支嘎阿鲁传》中,“支嘎阿鲁”打败了各种食人妖,如斩杜瓦(吸食人畜)、灭哼妖(食人妖)、智胜雕王(啄食人类);《支嘎阿鲁王》中,“支嘎阿鲁”灭撮阻艾(食人妖);《支格阿龙》中的雷公劈人、劈树、劈石,支格阿龙捉住雷公后不但打得雷公承诺从今后不劈人,而且还问出治各种病的方法。
在彝族史诗中,“支嘎阿鲁”所战胜和打败的都是直接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灾害及妖魔鬼怪。“支嘎阿鲁”所要征服的这些恶魔并不直接与“支嘎阿鲁”为敌,“支嘎阿鲁”一开始也并没有成为人民的首领,只是一个孤独的英雄。正是在与这些人类的敌人的斗争中,“支嘎阿鲁”成长为部落的英雄,民族的领袖。“支嘎阿鲁”与妖魔鬼怪的斗争,常常并不只是仅凭着自己超凡的力量直接与妖怪打斗,有时也会借助神奇的武器,如神鞭、神剑等,但其最终战胜或者消灭对手所依靠的主要是智慧。这是彝族人民崇尚知识和智慧在史诗中的重要表现,一如彝族人民对于知识和智慧的代表——彝族毕摩的尊重。
“支嘎阿鲁”史诗中的恶魔争斗与征服母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支嘎阿鲁”受天命出战,二是“支嘎阿鲁”主动帮助受到恶魔伤害的人们。“支嘎阿鲁”受天命出战主要是测天量地,巡海除害,其他业绩则多是“支嘎阿鲁”在人间行走或者在寻找母亲的过程中遇到受苦受难的人们,为打抱不平而进行的艰苦努力。四川流传的支格阿龙除害母题有着较为固定的文本内叙事模式,具体为支格阿龙寻找母亲来到某处——这一处的人民受苦,受到恶的侵害不得生存,哀哀哭泣——支格阿龙知晓后怒火中烧,决心为民除害——支格阿龙历经艰苦寻找恶者处所——支格阿龙心中害怕但不退缩——支格阿龙运用智慧征服恶者,使恶改变生活方式,或服务于人,或不再祸害人。这样的叙事更体现了史诗英雄的人性和伟大,神奇而又平凡的英雄更易成为彝族人民歌颂和崇拜的对象,成为民族精神的具体化身和人民力量的代表。英雄身上体现出的彝族人民平凡自然、坚强勇敢、无私无畏的民族性格,正是彝族先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铸造出来的。
三、英雄的神奇婚姻母题
英雄的婚姻是英雄史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蒙古族、突厥语诸民族史诗中,英雄的婚姻即是史诗的中心母题,并往往与一个民族的婚姻方式有着密切关系。
大多数民族的英雄史诗中,婚姻既是英雄业绩开始的原因,也是英雄业绩完成的标志,主要情节常常是:为了救未婚妻或者向某部落的美女求婚而开始一系列的战争,通过一系列的考验,最终抱得美人归。仁钦道尔吉在《蒙古英雄史诗源流》一书中曾采用比母题大的情节单元,即以史诗母题系列(早期英雄史诗的情节框架)为单元,对蒙古英雄史诗的情节结构类型进行分类,把蒙古早期英雄史诗归为“勇士远征求婚型”和“勇士与恶魔斗争型”两类,并认为这两个系列是整个蒙古英雄史诗向前发展的单元,“在蒙古英雄史诗的基本情节里存在的数百种母题都是以这两种母题系列有机的组织在一起,以不同数量、以不同的组合方式滚动于各个史诗里”。 [17]可见,英雄的婚姻母题在史诗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且大多数史诗也都会伴随着英雄成功的远征和与此相应的成功的婚姻。
然而,彝族“支嘎阿鲁”史诗却是一个例外。该史诗的英雄婚姻情况如表3。
表3 “支嘎阿鲁”史诗的英雄婚姻情况
如前所述,蒙古—突厥英雄史诗的婚姻母题一般都有提领全诗的作用,它是英雄出征和战斗的原因,也是英雄最后胜利的奖赏,因此,英雄作为勇士,一般都会成功,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妻子。但是在所有的“支嘎阿鲁”史诗中,婚姻既不是“支嘎阿鲁”完成其英雄业绩的原因,也非“支嘎阿鲁”完成英雄业绩的奖赏,“支嘎阿鲁”的神奇婚姻母题与其他英雄史诗中的婚姻母题相区别的重要之处在于,婚姻非但不是“支嘎阿鲁”英雄业绩所获得的结果,相反的,“支嘎阿鲁”却因此而失去了生命,或者对方为“支嘎阿鲁”而牺牲了生命。就“支嘎阿鲁”婚姻的来历而言,所有“支嘎阿鲁”史诗异文中,“支嘎阿鲁”与情人(妻子)的相遇都是在进行别的英雄事业时的“意外收获”,如《支嘎阿鲁传》中是阿鲁是在完成测天量地、收伏海中寿博的路上与溢居诺尼相遇的;《支嘎阿鲁王》中“支嘎阿鲁”是受人指点为完成治理洪水的任务而去主动结识甚至是勾引山神之女阿颖,以期得到她的帮助;在《支格阿龙》中是阿龙完成母亲交给的艰难任务时与阿里阿乌相遇等等。从上表可以看到,无论是哪个“支嘎阿鲁”史诗文本,英雄都没有得到完美的婚姻。《支格阿龙》与《阿鲁举热》中,主人公虽然都得到了两个妻子 (情人),但也因为女人而失去了生命,在《支嘎阿鲁传》中,虽然“支嘎阿鲁”没有因为女人而死,但其婚姻仅只一夜,且从此以后似乎也没有再见面。作为一种补偿,这一夜婚姻为“支嘎阿鲁”留下了一个儿子,但儿子仍是孤儿,而“支嘎阿鲁”也并不知道诺尼生子。
“支嘎阿鲁”史诗的特殊婚姻母题,反映了多种婚姻家庭形式。史诗主人公在两个妻子之间轮流居住,“一家住十三天”,体现了母系社会婚制下的走婚习俗;《支嘎阿鲁传》中的一夜婚和山神之女阿颖为帮助“支嘎阿鲁”的自我牺牲,当是受后世婚姻家庭形式的影响,在这部民间文学流传和再创作中出现的,体现了有着漫长母系制的彝族社会对女性的一种崇敬。
“支嘎阿鲁”史诗的神奇婚姻母题丰富了英雄史诗的婚姻母题,使“英雄为未婚妻而出发——英雄历险征斗——英雄获胜得妻归来”的一般婚姻母题之外,另有一种母题模式,根据“支嘎阿鲁”史诗的几个异文,这一母题模式可简单概括如下:
英雄在完成任务途中遇到漂亮的女子——经过某种途径得女为妻——女子最终害死英雄 (离开英雄)或为帮助英雄而牺牲
英雄史诗中如果有英雄的死亡,一般往往会伴有英雄的死而复生母题出现,如熊黎明归纳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呈半圆形结构,即英雄在人间诞生→立功→牺牲→死而复生结构” [18]。云南、四川及贵州彝族地区流传的“支嘎阿鲁”史诗同样呈现出这样的半圆形叙事结构,但其结果却不同。云南、四川的“支嘎阿鲁”史诗讲述到英雄的牺牲就结束,《支嘎阿鲁传》的结尾是“支嘎阿鲁”告诉人们:“这段时间里,共同来生活,有共同心愿,共同来创业,感情似海深。只不过,我受天庭派,天庭差我来,今天传令来,叫我回天庭,我不得不转,我不得不回,我走了。他起身离去,故事传人间。” [19]《支嘎阿鲁王》的结尾是:“阿鲁历尽艰辛,完成一统能弥大业,能弥变成乐园。口渴时,记起水的源头,解馋时,想到果木好处。阿鲁上天去了,他的事迹,永远留在人们心中。……阿鲁的事迹,留给后世子孙,阿鲁在天上盯着,子孙们的一举一动。那闪闪的星星。是支嘎阿鲁,敏锐的眼睛。” [20]贵州两部史诗出现的是“人间诞生——立功——回天庭”的叙事结构。显然,这种区别与“支嘎阿鲁”史诗的婚姻母题大异于其他民族英雄史诗的婚姻母题相关,也与彝族独特的古代人学思想相联系。
杨树美在其博士论文《彝族古代人学思想研究》中谈到:
彝族人学思想的根本特点就是把人的存在区分为灵魂与肉体两个方面,并把灵魂作为人的根本……灵魂与肉体又有不同的归宿:肉体是暂时的、有限的,最终是要消逝的,人的肉体之消逝也就是人之死;而灵魂则是人的生命的本源,是人的本质,它可以离开肉体而单独存在,它是不死的、永恒的。
……彝族先民构拟了祖界及其理想生活,认为不死的灵魂最终最好的归宿就是回到祖界与先逝的祖先一起过着永恒而又幸福的生活。因此,终归祖界就成为彝族人的信仰和终极超越的目标。 [21]
这也许就是死而复生这一世界性英雄史诗母题在“支嘎阿鲁”史诗中缺失的原因,也是贵州两部史诗具有相同的英雄回归天庭结尾的最好诠释。
尽管“支嘎阿鲁”史诗歌颂的是一位男性英雄,甚至其中的天神系统也是以男性神为最高主宰,但仍有多处叙述中时时隐含并体现着母系氏族社会以女性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秩序,“支嘎阿鲁”的婚姻母题更是如此。如“支嘎阿鲁”被女子主动求婚、他答应女子的求婚、走婚于两位女性之间等,女性需要其遵从母系氏族社会的从妻居之俗,而“支嘎阿鲁”又要争取男性在婚姻和家庭中的决定权,男性争取父权与女性保持母权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史诗最终以婚姻的失败否定从妻居的母系氏族社会残余下的习俗,并且不同程度地借婚姻来贬低女性的地位和作用,如将支嘎阿鲁的死亡归结于两个女子的嫉妒心或者女子为支嘎阿鲁的事业而必须牺牲自己的生命等。应该说,这是父系氏族社会初期父权与女性保持母权之争夺在史诗中的显现。
四、英雄救母母题
各地流传的“支嘎阿鲁”史诗中,除了英雄与妖魔鬼怪的角斗母题外,还有英雄复仇母题。复仇母题主要是英雄的母亲或母亲的魂魄被恶势力抓走,英雄为了救母而与恶势力进行争斗。英雄救母的叙事程式可归结为以下序列:
英雄得知母亲的消息——英雄寻找母亲的途中不断与邪恶者斗争,经受考验救出母亲——英雄寻找救母亲的神奇之药
在贵州《支嘎阿鲁传》中,“支嘎阿鲁”寻找母亲乃是一个母题系列,主要包括以下母题:
寻找母题:英雄经过长途跋涉,问过了牧童、过路人、犁地人、赶集人、背水人、驮马人、石工、过河人、建房人、迎亲人等,都得不到父母的消息,又到举布偶家、野使家,终于得到上天庭询问的指点,并与笃勒策汝一起结伴上天庭向举策祖询问父母的消息。
考验母题一:英雄被天神设计考验其是否真心孝顺父母,通过测场坝、设置祭祀场、请布摩祭祀父母等,得到天神的肯定,并得知母亲被抓的消息。
考验母题二:英雄为救母亲而射死关押母亲的纪与洪两家的作恶者 (即射日月母题)并救出奄奄一息的母亲。
考验母题三:英雄为医治母亲而到米褚山上寻找奇特的恒革(药),终将母亲治好。
四川《支格阿龙》中支格阿龙寻找母亲的系列母题包括:
寻找母题:阿龙想找父母,向大石头打听父母的消息,得知妮依为塔博阿莫所捉;阿龙找路费以找母亲,在寻找路费的途中,依次得到神猎狗阿各与神仙马。
考验母题一:(寻找途中与邪恶者的斗争)阿龙捉雷公——征服巴哈阿支 (食人魔)——不食鹅而得鹅赠与的神剑——征服塔博阿莫救出母亲。
考验母题二:阿龙请毕摩为母亲招魂——阿龙为母亲寻找黒熊胆、冰柱、治欧惹乌基,终将母亲治好。
从以上“支嘎阿鲁”史诗的救母母题系列可以看出,在“支嘎阿鲁”史诗中,该母题往往与英雄的征战母题交织在一起,救母是征战的原因,而在其他许多民族的英雄史诗里,救妻或者求娶妻子才是征战的原因,如《伊利亚特》、《江格尔》等,这也是彝族史诗与许多其他英雄史诗相区别的一个地方。母子关系的重要性在“支嘎阿鲁”史诗中远远比夫妻关系更重要。这一现象,与彝族对母亲、女性的尊重与崇拜有密切关系,是彝族母系氏族社会演化留下的重要文化遗迹在史诗中的表现,母子关系比婚姻关系更为重要。
乌日古木勒在对蒙古—突厥英雄史诗进行研究时,对口传史诗母题有以下认识:
1.史诗母题是史诗故事情节中独立存在的最小的情节单元;
2.史诗母题是世界性的;
3.史诗母题不仅是一个独立的情节单元,而且也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象征符号系统;
4.史诗母题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22]
母题是通过比较得出的共性的归纳,显然它是比较文学的一部分,斯蒂·汤普森六卷本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其功能是为了展示世界各地故事成分的同一性或相似性,而母题的文化内涵之研究又是为了挖掘同一表现方式下不同的文化历史内涵,这似乎是一种悖论:既要找共性,又要关注差异性。形成这一悖论的主要原因在于,母题的叙事与母题的提炼之间是具体与抽象的关系,即前者为形而下的表述(口头表演或书面表达),后者为形而上的总结(充分运用逻辑后的表述)。抽象程度越高,越接近人性的发现,而组成这些抽象叙述的文本本身,则是千差万别地代表着史诗、故事的演唱者与讲述者记忆的苦难和怀抱着的希望,代表着他们对生活的希冀,对人性的期许。因此,如何在共性母题的关照下有效地分析与阐释“支嘎阿鲁”史诗,就成为“支嘎阿鲁”母题研究的重要课题,而这有赖于更加细致的阅读与对“支嘎阿鲁”叙事语境的把握,充分运用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乃至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也就成为“支嘎阿鲁”史诗研究的重要支撑。
在“支嘎阿鲁”史诗中,英雄的神奇诞生母题、英雄与恶魔争斗和征服母题、英雄的神奇婚姻母题和英雄救母母题等共同构成“支嘎阿鲁”史诗的神奇世界,这充分说明了“支嘎阿鲁”史诗的英雄史诗特性,也反映了彝族文学与世界英雄史诗的可交流性。此外,“支嘎阿鲁”史诗的母题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象,这也与史诗的重要传承人毕摩和彝族的宗教文化及各种日常生活仪式、礼仪等有密切关系。
普罗普在《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一书的结尾曾不无体会地指出:“随着封建文化的产生,民间文学的因素成为统治阶级的财产,在这种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一系列英雄传奇……民间文学,包括故事,不是只有千篇一律的一面,在具有同一性的同时它还是极其丰富多样的。对这种多样性的研究、对单个情节的研究,要比对情节结构相似性的研究困难得多。” [23]“支嘎阿鲁”史诗中的其他母题所蕴含的一些文化意象也具有独特性,对这些母题中独特性存在进行研究,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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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4期，责任编辑：罗兴贵
作者：肖远平(1965-)，男，彝族，贵州大方人，贵州民族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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