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拉理论”再阐释:基于彝人的流动抉择分析
【摘要】“推拉理论”常被用以解释人口流动现象。这种理论从客位角度把人口流动归结为“推力和拉力”作用的结果，但对“推力和拉力”作用于个体行动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关注不够。通过对流动彝人群体的观察和研究发现，彝人在短时间内形成大规模流动潮流深受结构性“推力和拉力”影响，但这种影响建立在各种内化的社会性和心理性作用力基础上，内化的程度和方式因主体差异而各不相同，所以影响彝人流动抉择的“推力和拉力”除了具有明显的外在性，同时也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性。
【关键词】彝族；推拉理论；人口流动；社会结构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年项目“东部城市流动彝族人的组织与群体行动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CMZ026)。
学界关于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理论主要有二元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市场供需理论、同化理论等，而经常被用以解释人口流动抉择的主要是“推拉理论”。［1］125－135这种理论起始于雷文斯坦(E.G.Ravenstein)，再由赫伯尔(R.Herberle)、博格(D.J.Burge)等人将其不断补充完善。［2］1－27其基本观点认为，为了改善生活状态，人们往往会通过迁移和移民等方式从条件较差的地方流动到条件好的地方，迁出地的消极因素起着推力作用，把迁移者推出原住地，这些消极因素主要包括:1.自然资源的枯竭;2.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3.农村劳动力过剩;4.收入水平降低等等。迁入地的积极因素对迁移者起拉力作用，其中主要包括:1.较多的就业机会;2.较高的收入水平;3.较好的文化和公共设施;4.较好的受教育条件等等。与此同时，迁出地和迁入地都分别存在阻碍流出和流入的因素。此外，研究者更进一步发现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的自然距离和社会距离，以及沟通两者的社会机制同样也具有推拉的作用效果。［3］204－212总体推拉力的作用强度不同，导致不同的流动人群呈现各不相同的特征。
这种理论从客位角度把人口流动具象化为一种物理学现象，并将其归结为“推力或拉力”作用的结果。在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境中，这种“力”通常又被简化为单纯的经济因素。东部和西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经济生活方面形成了巨大的结构性差异，对于流动工人来说，“打工挣钱，改善生活”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他们选择从经济条件差的地方流向经济条件好的地方的主要理由。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个体行动并非完全出于经济动机，其往往和很多因素杂糅在一起。市场和经济的结构性因素长期存在，但个体的抉择却可能千差万别。从客位角度只能看到“推力和拉力”作用的结果，很难真正理解“力”对主体的复杂意义。
对于安土重迁的大多数人，要说服自己离开熟悉的环境，如同冒险一般地到陌生的地方开启新生活并不容易。历史上大规模的流民和移民大多因天灾或战乱导致。［4］（p.504）那个时候的人们往往在面临“生与死”的抉择时才放弃家业，背井离乡。对当下中国来说，迫使人群流动的压力已经远不如战争和自然灾害那么大，而流落他乡讨生活的潜在风险却并没有减少，原居于山区的少数民族面临的风险无疑会更大。
当他们面临“去与留”，面临是否替人打工，受人驱使时，改善生计是重要的理由，但是这个外生的理由需要经过反复权衡，只有真正说服行动者后才能促使其进行行为决策。而相对于打工改善生活的现实需求而言，那种对陌生世界的恐惧和忧虑同样会对其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每一个个体经历了内心复杂的思想过程后，毅然选择离开的抉择才造就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外显为推力和拉力的作用。
彝族人于1990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或东部地区流动，这一流动潮流兴起的基础是中国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山区民众对改善生活的渴望，但更重要的则是彝人社会中人口规模化流动的社会和文化基础的形成，并以各种方式得到他们认同，进而影响其流动抉择。本文在这一框架下，基于对原居西南山区的彝族人外出务工现象的调查和分析，从客位和主位相结合的角度来尝试理解影响他们流动抉择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一步深化对“推拉理论”中“推力和拉力”主体性与复杂性的理解。
一、流动改善生计
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彝族人口达871万，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和贵州的山区，适宜人们生活的土地较少，与外界交通不便。以凉山腹地的美姑县为例，该地区以山地为主，作为一县首府的美姑县城建于半山腰的山坳里，整个城区沿山坡而立，几乎所有的街道都有斜坡，足见整体自然环境之严峻。该县18.3万人口中98.8%为彝族。县域面积2731.6平方公里，但耕地仅占4.98%，农村户籍人口人均耕地仅0.072公顷。由于经济条件一直很差，且发展缓慢，使其成为最早被国家认定的141个贫困县之一。截至2004年底，全县200多个村落中仍然有110个贫困村。[注释]
美姑乡村的普通农家居住的主要是年久的夯土房，通常是人畜共用一个院落。家中男女老少皆住在一大通间里，生活取暖用火绝大多数都是利用山里捡拾的柴火。根据2013年调研了解的情况来看，当地亩产苞谷600～800斤，荞麦500斤，土地带来的收益非常有限。由于当地不产水稻，大米只能从外地供应。
以往这里主要靠简单农业、放牧为主要生活来源，但近年传统生计方式正在逐步被人们放弃。其主要原因是，畜牧业生产周期长，小规模的养殖能够换取的现金有限，不足以支付逐渐增加的家庭消费。而彝区的高山地形使大规模养殖对劳动力需求较大，以前家里的壮劳力主要从事这一工作，但后来壮劳力都外出务工，小孩上学之后，家中只有老人能参与放牧，因而导致传统的畜牧业日趋衰落。另一方面，由于现在的农村家庭生活方式越来越受到城市影响，日常生活对工业制品的依赖越来越大，从而对现金的需求也就日趋增加，很多农村的年轻人都不得不重新选择能够直接赚取现金的生计方式。
“留在老家没有出路，外出打工养活家人，改善贫穷的生活状态”逐渐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识。因为外出打工而脱贫致富的事例不断地在乡间流传，很多人有过外出经历之后便纷纷举家外出务工。美姑县觉洛乡的吉尔子古是其中较早外出务工的一个代表。今年39岁的他在19岁的时候由家人安排与邻村的女孩结婚。此后5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陆续有了3个孩子。家中原来主要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同时养殖了数十只羊，原本可以勉强支撑家里的开支，但随着孩子越来越多，花费逐渐增多。同时，家中人口增多，原来与老人一起的房子明显不够住了，迫切需要盖新房。但单凭家中的收入明显不能承担建新房的费用。后来，他得知一个远房表哥在广东打工，在经过与家人反复商量后，卖掉几只羊，买了去广东的火车票。在表哥的介绍下在东莞一个工厂找了一份临时工工作。等到2003年彝族年回家的时候，他带回了10000元现金。这对他们的这样的家庭而言是一笔不小的钱。第二年，他便把孩子留在家中，带着老婆一起去了东莞。如此3年后，他们攒了40000多块钱。回家在山下的路边盖了一栋3间的房子。同村人都以此称道，大家都来询问他在外打工的经历，他便陆续地把村里的年轻人带到东莞，帮助其找工作，还从中赚取一定的中介费，成了一个小的领工工头。
对于像凉山这样的地方，农村传统生计方式凋敝，新的产业还远不成熟，人们能挣钱的途径非常有限。外出打工成为改善生计最直接、见效最快的一种方式。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外出务工逐渐在当地蔚然成风。上至白头老翁，下至几岁孩童，大家常谈的也大多是关于在外务工的各种故事。当地政府也因势利导，将劳务经济打造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诸多方面对外出务工群体提供培训和各种支持。
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繁荣和彝人希望改善生计条件的迫切需求构成了彝人外流过程中重要的“推拉力”。这近乎是一种基于生存和发展本能的选择，但却并不一定是流动抉择的必然原因。
二、流动开启新生活
打工挣钱改善生计是彝人选择外出的重要目的，然而，对于一些人而言，希望隔离原来的社会关系，在异地开启新的生活才是他们选择外流的主要推力。这种推力主要生发于社会关系。因为社会关系出现危机，使行动者在原来的环境中生活感受到各种压力，从而促使其倾向于逃避原有社会关系。传统彝人社会以血缘基础上的家支为主要的组织形态，时至今日，家支及其关系网络对个体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而个体亦非常看重这套关系网络承载的伦理。因而，在这样的社会中，一旦个体在这套网络中的关系出现危机，其感受到排斥力非常强烈，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暂时脱离这套关系网络。从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这种因社会关系危机而外出的个案非常多，但具体表现的形式却各不相同，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情况是因矛盾冲突而导致无法为当地社会所容，只能另寻他处躲避。这种情况大多体现为当事人违反法律或道德伦理，如果其继续留居当地可能遭至严重的惩罚，因而迁离至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生活是他们最合适的一种选择。
2008年从家乡凉山州木里县到东莞打工的阿果正是这种类型的代表。外出打工时，他只有16岁，初中没有念完就早早地在县里跟着亲戚干零活儿。从小在山里长大的阿果练就了一身力气，再加之为人慷慨，在县里的年轻人圈子里有一帮小兄弟，大家经常在一起玩耍。在一次喝酒之后与县里另外一伙小孩发生冲突。借着酒劲儿，阿果冲在最前面，与对方打了一架。结果导致对方一个小伙子严重脑震荡，昏迷不醒。酒醒后，阿果回想起可能是因为他用砖块拍了对方的脑袋，下手太重。如果追究责任，自己必然脱不了干系。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后，他不敢回家，更不敢主动承认自己伤人的事实。在几个“朋友”的劝说下，最终选择离家出走。他连夜从朋友那里借了500块钱，坐车离开了木里，后来和在外打工的亲戚联系上，辗转到了东莞，从此断绝了和家里的联系。转眼4年过去了，他一次也没敢回家。
后来阿果得知，那个被他们打伤的小伙子已经去世。和他一起打架而没有跑路的那几个兄弟后来都被判了刑。按照彝人的传统，伤人者必须要给予赔偿，如果被伤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其家支会认为自己受到欺辱，很可能会卷入两个家支发生矛盾。因为毛强一直未露面，其家人以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为由拒绝赔偿，但对方始终没有放松对这件事的关注。阿果自己清楚，一旦他回到家乡，必然会面临巨额赔偿。所以，他只能无限期漂在外面。
在以往，由于自然环境和基础交通的限制，使得凉山地区与外界的人员流通有限，一个人试图逃离这片区域非常困难。与此同时，彝人社会的家支和亲戚关系使得那些居住在临近区域的人们都往往彼此熟悉，每个人都有一个具体的家支身份，而通过家支，人们很快就能确定彼此关系和大致的居住地。因打架造成伤亡，家支核心成员通常都会出面协商，从而使得整个家支都会卷入纠纷，帮助自己家支解决问题。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试图逃匿的人通常都无处藏身。然而，外出务工这条渠道打开之后，使得彝人流动的空间迅速增大，很多人出现纠纷后就借此躲避。阿果这样的重大人命事件，时隔多年依然不能解决。但有一些小的矛盾纠纷案，事主在外躲避几年之后，双方的矛盾就可能逐步冷漠淡化。因而，那些出事的人大多选择了“逃离”策略，到异地开始新的生活。
第二种情况是原本过着稳定的生活，具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却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重大变故，出现严重的关系危机，使其在原来社会中的发展空间受到极大限制，促使其选择离开原居地。对彝族人来说，公务员是稳定舒适的优质工作，但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这些外出务工人员中有不少原本在老家就是公务人员，他们的经历和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关系危机对个人的流动抉择具有重大影响。
鲁强原本是老家的乡政府的文书，收入稳定，社会地位高，再加之他们家有亲戚在县里任副县长，这一切都使得他在自己的未来规划中，一直将“仕途”作为他的努力方向。在乡里一干就是10年，所有日常的关系网络都是围绕工作关系建立的。然而，随着县里任职的亲戚去世，他逐渐感受到往常顺畅的工作关系越来越难办，时常还会与直接领导发生纠纷，在一次与领导发生直接冲突之后，他毅然选择离开公务员系统。但由于从来没有其他行业的工作经验，在辞任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他不知道做什么，而整日游手好闲使他在家支成员面前显得非常尴尬。后来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他最终决定离开家乡，到深圳打工。而对他来说，做普通员工并不是他的愿望。在工厂干了几个月，他就得到工厂老板信任，成为工厂的管理人员，后来积攒一定资本之后，自己办了代工厂。在短短5年时间里，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从访谈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准备长期安居东莞，老家成了回不去也不想回去的地方。
像鲁强一样的彝人并不在少数，有的以前做过乡村教师，有的还是大学毕业生。由于他们原本的教育水平较高，学习和掌握在城市生活的能力远比普通工人强，所以他们很快就在就业市场中占据较好的岗位。经过几年的发展后，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不仅成了劳务经纪人，建立了自己的劳务派遣公司，而且还逐渐开始投资第二行业，与凉山老家的联系和交往逐渐减少了。
第三类是指在原生社会中心理遭受重大打击或束缚而迫不及待地想转换一个新环境生活的群体。对他们而言，沉重的心理压力是其最终选择离开老家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类型中，来自云南宁蒗的李知路一家的经历非常典型。李知路出生自德古世家，家庭条件很好。十多岁就开始在家人支持下跑长途货车，是被家人看好的一个年轻人。按照彝人的习俗，男孩子大多在小时候就与姑姑家的女儿定亲，等他们成年后就会举行正式婚礼。李知路也不例外。等到姑姑家的女儿刚过17岁，父母就张罗着让他们俩完婚。婚后他们陆续有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第二个女儿出生一个月就夭折了，后来大女儿和小儿子也相继生病去世。在短短几年内，接连失去三个孩子，使他们夫妻两人备受打击。
后来，偶然听到一个亲戚在带工人到东莞打工，还需要人帮忙。他就说服了妻子，让自己先到东莞干一段时间，等他安顿下来，就把妻子和孩子接过去。于是，李知路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打工之路。不久后，他便把家人接到东莞，一住就是十多年。在这期间，除了因工作需要回老家短住之外，他们很少回家乡。在他们看来，回去总是难免会想起夭折的孩子们。
2011年，年近40岁的妻子又生下一个儿子。这件事让李知路非常高兴。因为这些年来他自己也做起了劳务派遣的生意，成了一个代工老板，在东莞的彝人圈子里颇有影响。自己的经济条件也逐渐改善，生活舒适稳定。随着小儿子一天天长大，他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并打算一直在东莞供养儿子上大学以后才回老家去养老。对李知路一家而言，老家就是伤心之地，接连的打击让他们失去了生活的意义，选择离开的目的是要隔绝原来的伤心和绝望。［5］(p.19-32)
与李知路遭遇的打击不同，很多年轻女孩子选择外出务工则是为了逃离家庭。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彝人社会以往主要采用族内等级婚。除此外，彝人家支之间又习惯于通过婚姻来建立比较稳定的关系。因此，彼此通婚的家支之间往往都以世代开亲来延续前人奠定的关系基础。这一习俗在传统彝人社会普遍流行，而随着社会开放和人口流动交往程度的加强，很多地方已经发生了改变，但这种观念还会影响长辈们对子女婚姻的选择。比较突出的是，两个世代通婚的家支相互订娃娃亲的现象还在一些地方时有出现。按彝人传统，舅舅家的儿子具有优先娉娶姑姑家女儿的权利，所以表兄妹之间婚配的情况在以往非常普遍。受这种婚姻习俗的影响，年轻人在婚姻问题上自由选择的空间并不大。
而随着外出务工的彝人越来越多，很多年轻人从山区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在婚姻方面，很多年轻人获得了重新选择的空间和机会。然而，由于家中原来的婚姻约定还在，父母坚决反对子女自己的选择。这一矛盾导致了父母和子女之间关系紧张。有的年轻人最后迫于家中压力，只能放弃在外的工作机会，回到老家按照先前的约定完婚，而也不乏有人为了逃避先前的婚约一直躲在外地打工。
由于此类现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对家乡的年轻人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因此逃离家乡的现象更为常见。在调研过程中，笔者遇到一位来自美姑县的女孩子，她15岁的时候跟亲戚外出务工，到现在已经4年过去了，一直未回家。其主要原因就是，她的父母从小让她与二舅舅家的儿子订了娃娃亲，但后来接触了自己的“未婚夫”之后发现他长得不好看，反应好像还有点迟钝。在父母催促完婚的压力下，她悄悄跑到了广东打工。父母每次打电话都催其回家结婚，但她始终坚持不回，期待着有一天父母能改变主意退掉这门婚事。
从这些故事可以看出，选择外流的彝人在原社会中经历的种种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抉择。这个过程固然与外在的经济推拉有关，但是其内在的直接动因却来自传统社会在心理和情感对个体的行为束缚，他们选择外出务工更像是一种自发的“社会性逃逸”现象。
三、流动创造梦想
外出务工除改善生计和开启新生活之外，也被很多年轻人认为是实现梦想的过程。他们大多怀揣对城市繁华、富足和神秘的城市的美好憧憬，在依然懵懂的年龄就勇敢地选择了外出“闯世界”。有的研究将年轻彝人的这种城市之旅归结于彝人的“冒险精神”，［6］(p.172-187)而在我看来，在他们开始流动的初期，外面世界不确定的风险的确是影响彝人抉择的重要因素，“冒险精神”必然是敢为人先者的品质，而当“领工制”逐渐发展起来,［7］(p.24-30)并以年轻彝人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提供了流动的社会保障机制后，早期那种对风险的忧虑就已经大大减少了。在这个阶段，追求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成为彝人去“闯世界”的直接动力，很多年轻人将流动外出当成可以实现梦想的机会。
1990年代以来，香港、澳门及东部沿海城市不仅被人们当成经济奇迹，而且也成为那个时代城市时尚生活方式的典型代表，通过电视、电影和学校教育影响着遥远山区的彝人生活。2000年以后，那些敢为人先的外出打工者逢年过节回到凉山，带回了大把的钞票，将东南沿海的富足带进了凉山深处的彝村，常年耕牧的彝人很少有机会见到如此多的现金，一些当地干部夸张地描述说:县里银行的钱都被这些打工的人取完了。县城集镇的小商贩因为这些返乡务工者带来的生意而欣喜若狂。除此之外，返乡的年轻人们还带回了原来只有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城市生活方式。他们一个个西装革履，皮鞋锃亮，怀揣手机，逢人便宣讲坐飞机的体验，村里的人们看在眼里，心里也逐渐有了很多新的想法。
如此种种现象深深地刺激着大家，尤其是那些少不经事的年轻人。他们想象着自己可以穿上李宁、阿迪达斯、特步之类的名牌时装;像明星那样去做一个漂亮的发型，烫成卷，或染成其他的颜色;玩电脑，用手机;过上那种被认为是时尚的城市生活。即使会面临父母的反对，他们也会以各种形式去追逐自己的梦。
随着往来的外出务工群体越来越多，“外出打工”在凉山彝区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对年轻人们来说，“外面的世界”就像神话一样具有非凡的吸引力，以至于有很多年龄远不及打工年纪的小孩子们都跃跃欲试。来自盐源的小宝是县中学的学生，原本就是学校的孩子头，平时也不少与社会上的年轻人们往来，听到了很多打工的故事。在一次犯错被老师批评后，一怒之下带着学校的十几个小伙伴就跟着几个朋友到东莞打工去了。等家长得知这个事情时，他们都已经到东莞了。根据调查了解，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已严重影响到了当地的基础教育。凉山一个基层干部曾经跟我说，“在一些农村里，8～9岁的小孩子都跟父母吵着要出去打工，这样使得学校的9年义务教育工作成为很大的问题。现在学校正在检查‘双基工作’，老师的重要任务就是把那些已经被带出去打工的小孩子追回来上学。”
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外出的主要动力是来自对外出打工美好生活的想象，对舆论宣传中呈现的现代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他们想要去争取、改变和体验梦想中的生活。这让他们在远未准备好的年龄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乡和父母。当下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引发了城市对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优越感，现代消费观念依托这种优越感极大地改造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在年轻的彝人心目中，外出打工是体验和享受城市生活，追寻那个被改造的梦想的机会。
四、结语
综上所述，驱使彝人流动的并非是抽象存在的“推力和拉力”，也不单纯表现为结构性的经济力，而是每个个体发自内心那种改变自身处境的期望。这种期望的生成与生计水平差距、社会关系危机、年轻人逐梦等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共同影响，让人们感觉到流向异地可能是一种能够获得改变的机会。走出去闯世界在这种情境下成为很多人的主动选择，而领工制的发展为规模化的流动提供了组织基础，使得那种积蓄在内心的期望逐渐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数以十万计的彝人在几年内流向全国各地。
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反映的是社会行为的趋势，“推力和拉力”实际上是社会结构影响个体流动抉择的反应，它们所强调的更多是外在的、客位的作用关系。但实际上，社会结构性因素对个体行动者的影响是在个体行动者将其内化的基础上实现的。内化则通过一系列与个体紧密相关的社会性事件来完成，其程度和方式因行动者的主体性差异而各不相同。所以，影响个体行动抉择的“力”除了具有明显的外在性，同时也具有强烈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根本上是指行动者基于自身所处的社会角色，及其在具体生活情景中的遭遇进行自我评估和抉择的一种能力。唯有看到这种流动主体性的差异及影响，我们才能够明白处于同样结构性推拉力作用下一部分彝人选择流出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却选择留守;我们也才能真正理解彝人如此大规模流动行为内在意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注释：
本部分关于美姑县的材料参考美姑县政府网站:http://mg.lsz.gov.cn/,2013年4月24日。
参考文献:
[1]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2］CarolineB．BrettellandJamesF．Hollifield，IntroductionofMigrationTheory:TalkingacrossDisciplines［M］．publishedin2000byroutledge．
[3]顾朝林，蔡建明，等．中国大中城市流动人口迁移规律研究[J].地理学报，1999(3)．
[4]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5]宋宇．看不见的社区:一个珠三角彝族劳工群体的生活史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
[6]周如南．都市冒险主义下的社会空间生产———凉山地区彝族人口的城市流动及其后果［J］.开放时代，2013(4)．
[7]刘东旭.中间人:东莞彝族工头及其社会功能［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1)．
这里是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海量的数据，鲜明的彝族文化特色，是向世界展示彝族文化的窗口，感谢您访问彝族 人 网站。（原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研究中心，讲师，博士）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推文编辑：龙雪娜）
/ Recommendation
/ Reading 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