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祥：舞蹈人类学与彝族民间烟盒舞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滇南彝族烟盒舞的人类学考察，对舞蹈人类学的理论和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探索。文章认为，舞蹈艺术家和人类学家对舞蹈有着不同的理解，但目标一致。虽然艺术家更关注舞蹈的内部结构、审美和文化象征意义，而人类学家更关注舞蹈与人类文化、行为和政治经济的关系。烟盒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市场中完全超出了舞蹈本身的含义，而更为广泛地与社会组织、人际关系和政府权力联系在一起，显示出了民族艺术在乡村社会中的内在合理性。烟盒舞在地方政府那里所折射出的不仅是一种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倾向性学术话语，还表达了地方政府那种希望从权力中心那里得到资源分配的心情和愿望。
【关键词】舞蹈人类学；彝族；烟盒舞；舞蹈研究；理论
一、舞蹈的人类学研究与舞蹈人类学
舞蹈的人类学研究与舞蹈人类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人类学家关注舞蹈研究，而后者则是舞蹈的人类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走向成熟，成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舞蹈人类学。通常来说，舞蹈的人类学研究源于19世纪末，那时的人类学几乎也处在初期阶段，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但那时的人类学家已经开始对土著人的舞蹈进行研究，特别是美国本土印第安人的舞蹈研究，如熊舞、太阳舞、蛇舞、萨满舞、巫术舞、啄木鸟舞、白鹿皮舞、火舞、花舞等都在人类学家的范围之内［1］(P237～244)。学者们除了关注到舞蹈的内容、形式及其与文化的联系之外，还关注到了舞蹈的传承和保护问题。这说明舞蹈研究在人类学的初期就已经受到重视。然而，舞蹈人类学的形成则是以Kurath1960年在美国《当代人类学》上发表的《舞蹈民族学概论》为标志。Kurath从总体上来思考舞蹈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而不是具体地描述某一种舞蹈内容、形式和结构。对于舞蹈民族学的学科内容、研究范围、研究理论和田野调查方法作了深入地研究［2］(P233～254)。正是由于Kurath对于舞蹈人类学所进行的系统总结，她也被称之为“舞蹈人类学之父”，她的研究对于舞蹈人类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舞蹈人类学研究方法，有的人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研究，有的从结构主义的角度研究，有的从现象逻辑学的角度研究，有的进行比较研究，而有的则从交际的角度上研究［3］(P313～339)。然而，在人类学的学科理论中，田野调查被认为是处于核心的地位，“田野”使人类学研究有别于诸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科学、文学和文学批评、宗教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等与人类学相关的学科。人类学与上述学科的区别与其说是在于研究的主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还不如说是在于人类学家所使用的独特方法，即基于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方法［4］(P3)。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研究生教育甚至将世界分为两部分人：做过田野作业的人和没有做过田野作业的人，而不论后者对人类学的话题知道多少都不算“真正的”人类学家［5］(P23)。由此可见，人类学田野方法对于学科的重要意义。舞蹈人类学的研究离不开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和田野方法，舞蹈人类学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以上述两个方面为标志。一方面，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为舞蹈研究提供很多新的视野和思路，使舞蹈研究有更多的解释框架；另一方面，舞蹈的研究结果又能够丰富人类学的理论，为人类学的基础理论作出贡献。
应该辨明的一点是，传统的舞蹈研究主要是从舞蹈结构、韵律、节奏、内涵意义等方面进行探讨的，而人类学家则更多地关注身体以外的东西。这是人类学家研究舞蹈与舞蹈研究者研究舞蹈的区别之一。同时，关注舞蹈本身和关注舞蹈之外的文化符号也是欧洲和美国的区别之一。欧洲的舞蹈研究者源于民族音乐学和民俗学，他们关注的本地区的舞蹈和舞蹈的结构，而美国的舞蹈研究者则研究跳舞者，而非舞蹈自身的结构。因此，美国的舞蹈人类学研究者主要是一些人类学家［6］(P1～10)。人类学家倡导的是一种整体论的方法，因此，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显然比欧洲的舞蹈研究者的东西多得多，二十世纪的人类学已经从描述的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发展到了强调理论的方法。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世界范围内的舞蹈描写算不上民族学，材料必须在民族志的基础上，并进行相应的分析，舞蹈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才具有意义，也只能被称之为舞蹈民族学［7］(P173～217)。舞蹈人类学不是简单的人类学家考察和研究舞蹈，也不是舞蹈家研究舞蹈的文化意义，而是一个学科体系建设的问题，是人类学家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上研究舞蹈，并为人类学增添了新的学科领域、方法和理论。
与欧洲和美国的状况相似，中国的舞蹈人类学研究者由舞蹈家和人类学家构成，舞蹈家对于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把握和人类学家对于舞蹈艺术修养都有所欠缺或者说没有达到应有的阶段。如此的情况造成了舞蹈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与人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当然，这样的判断并不否认舞蹈人类学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舞蹈人类学的研究在中国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认为舞蹈研究应吸取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变传统的单项研究模式为整体的全面研究、跨学科的研究方式［8］(P59～61)，探索舞蹈与生活的境遇和情感，舞蹈在人类群体中的功能和联系［9］(P124～126)，研究舞蹈与社会行为、政治制度、经济组织的关系［10］(P120～124)，以及市场化分析［11］(P21～26)。在方法论方面，欧建平认为舞蹈人类学的研究步骤应包括观察、描述和分析三个部分，而分析又分为实际的行为本身、当地人对特定行为的阐释和分析者的阐释三个部分［12］(P18～24)。这样的方法显然是强调人类学特有的田野调查方法。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舞蹈所表达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族群等意义是人类学家的重点关注对象，特别是在云南这样少数民族多样、民族舞蹈非常丰富的地方，人类学家能够看到和观察到的东西很多，舞蹈被认为是文化产业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旅游产业的推动器。然而，少数民族舞蹈的产业化问题又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除了《云南映象》之外，舞蹈产业的开发几乎没有几家是成功的，与烟盒舞有关的文化产业公司几乎都处于破产的边缘，那些能够勉强支撑下去的企业前景也不乐观。烟盒舞产业化的状况说明了它与政府关系和权力之间的联系，舞蹈人类学明显向权力和社会关系的领域里延伸。本文将以彝族烟盒舞为例，对于舞蹈人类学的一些研究内容、方法和学科理论进行简要探索，以求得不同学科的同仁和专家的指导。
二、彝族烟盒舞的族群功能及其象征意义
烟盒舞是滇南彝族尼苏人的一种传统舞蹈。彝族尼苏人广泛分布在云南南部，人口大约一百万，与彝族其他支系如阿鲁、腊鲁、三苏、车苏等以及别的民族如哈尼、拉祜、苗、傣、回、汉等混杂而居，如此的居住特点决定了尼苏人的生存环境是一个多元的社会(Furnivall1980)。［13］(P86～96)烟盒舞是滇南彝族尼苏支系众多舞蹈中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舞蹈，该舞蹈的流传范围包括了今天玉溪市新平、峨山、元江等县和红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石屏、建水、开远、个旧等市县的大部分彝族尼苏地区。烟盒舞作为当地彝族人民的标志性传统舞蹈，在族群关系和民族认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见图1)
图1：村边彝族烟盒舞
族群关系是指社会群体在进行面对面的交往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当文化独特性构成了人类群体之间的重要区别时，群体交往就具有了族群的意义。［14］对于一些学者来说，族群性源于血统的文化解释，是亲属制度的延伸，如同以基因为基础的动物群居论一样，是一种裙带中心主义的感觉；［15］然而，对于另外一些学者来说，族群性就是竞争和冲突，是群体精英、普通成员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Brass1991)。［16］前者称之为文化族群性，而后者称之为政治族群性(Deshen1974)。［17］(P281～310)族群性表现出人类群体的区别，即族内人与族外人，“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人们认同自己的民族，是因为他们排外性(与别的民族)和内部一致性(在相同的族群之内)的特点决定的。［18］(P515～548)彝族烟盒舞的形式体现了族群关系的意义，在烟盒舞的调查中，笔者深深地感到，烟盒舞留
给彝族人民心灵深处的是一种社会记忆，这种社会记忆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感情，民族情感是在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自豪感的基础上产生的。烟盒舞在彝族的历史上曾经起到非常重要的民族认同作用，例如，在个旧当矿工的彝族人，是靠着烟盒舞进行娱乐和构建民族认同的。烟盒舞随着彝族矿工传播到很多的地方，受到来自不同地方的彝族人的欢迎，这不是简单的文化传播过程，而是族群认同的建构过程。彝族人的民族感情和矿工们的社会诉求通过烟盒舞得以实现，它使彝族人在异地的工作中构建民族情感，通过跳烟盒舞，人们的心理得到安慰，精神和体力得到恢复，民族舞蹈起到的就是这样的作用。
另外，烟盒舞分为红河石屏、建水县的烟盒舞和玉溪新平县的烟盒舞两个部分。在建水、石屏县的烟盒舞中又分为正弦和杂弦两种，正弦就是“正统的”、“正宗的”的舞蹈，而杂弦是“非正统的”、“非正宗的”舞蹈。正弦包括了“一步弦”、“两步弦”、“三步弦”、“四步正弦”等，其余部分是杂弦，在烟盒舞72调中，把部分步调归为杂弦，而杂弦是外来的产物，石屏、建水一带的烟盒舞融入了很多外来文化的成分，并成为烟盒舞主流。但是，为了区分“正宗”和“外来”的部分，人们创造了“正弦”和“杂弦”，即“正统”与“非正统”的概念。总体上讲，正统的烟盒舞是彝族传统舞蹈，而非正统的烟盒舞是外来的。［19］［20］(P3)这样的舞蹈类型划分表明了舞蹈的族群关系意义。如同印第安人Tao人部落中“我们的舞蹈”(包括了玉米舞、鹿舞、乌龟舞、水牛舞等)与“非我们的舞蹈”(包括西班牙舞蹈和表演舞蹈，如战争舞、环圈舞、盾牌舞、鹰舞、马尾舞、蜂鸟舞、偷马舞、皮带舞等)［21］(P33～41)的划分一样，都具有族群关系的意义。由此可知，烟盒舞无论发生何种变化，都会在舞蹈上留下深刻烙印，我们在分析正弦和杂弦的时候，不仅看到了舞蹈的内在变化，还看到了在这种变化的时候所代表着的民族心理和认同上的变化。
在新平、元江一带的烟盒舞中，人们用“汉族姑娘喜欢打扮，彝族姑娘喜欢跳舞”的调子来表示彝族与汉族之间在重大节日欢度方式上的区别。汉族女子喜爱打扮数千年来均如此，而彝族女子喜欢跳舞也完全符合彝族人的性格。由此可知，在日常生活中，彝族烟盒舞也具有这样的意义。与烟盒舞有关的社会记忆还表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烟盒舞和民族文化的限制上，那个年代对于包括烟盒舞在内的限制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化是族群认同的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对于滇南彝族尼苏人来说，烟盒舞不仅能够成为族群认同的重要内容，还能与民族情感相联系。
烟盒舞是表达族群的象征意义的符号。族群的象征主义认为族群的中心是神话、记忆、价值和符号。没有神话和记忆就没有认同，也没有集体的行为，族群也不例外。在这些符号的价值体系中，神话始终处于核心的地位，神话体现的是民族的深层信仰和感情，民族的生命力，不在于别的东西，而在于神话，民族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①（Smith, Anthony. D., 1987.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这一学派被称之为历史的族群象征主义，它的产生源于对现代主义的批判，认为现代主义对很多方面的解释是失败的，例如，对一个民族的长期的历史过程与结构之间的区别等，主张从历史、神话、记忆和传统的角度研究族群关系。参照Smith, Anthony D. 1999. 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烟盒舞中的很多调子，无论是新平县的烟盒舞，还是石屏、建水县的烟盒舞，都有很多的神话故事，跳烟盒舞具有纪念那些神话和故事的意义。
三、烟盒舞的起源问题：学术话语与地方利益
烟盒舞的研究和开发具有很多与地方利益相关的东西，这里列举起源问题进行讨论。需要说明的是，烟盒舞的起源问题只是众多争论的问题之一，但它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关注起源问题能更好地理解其他的问题。
图2：扬武烟盒舞
彝族烟盒舞的起源大体上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烟盒舞起源于玉溪市新平的扬武鲁奎山上。传说古代鲁奎山彝族在收割高粱时，发现跳壳的高粱秆皮能发出悦耳的声音。于是把高粱秆用细木棍作音品穿连起来弹奏，男女和乐围成圆圈跳起舞。受高粱秆琴的启发，以后人们就用红椿木和盐肤木板等做成月琴弹奏，并加上三弦和小牛角二胡伴奏。烟盒舞产生之后，以扬武为中心向四周传播和辐射，向东蔓延变成了红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石屏、建水县一带的海菜腔式烟盒舞；向北、向西蔓延变成了玉溪市扬武、通海、峨山县，以及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一带的色哩噜舞和龙头月琴舞；向南蔓延变成了玉溪市元江县青龙、洼垤、三马头等地的彝族烟盒舞。［22］(P62～72)(见图2)第二种观点是烟盒舞起源于红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建水县，人们拍巴掌跳舞，后来由于巴掌太单调，用烟盒代替，形成了今天的烟盒舞［23］；或者起源于红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石屏县，彝族人民为了纪念异龙湖边的彝族英雄罗色保卫家乡的英勇行为而创立了烟盒舞［24］(P177)；或者起源于红河、禄春、元阳等县，并具有江内、江外的区别［25］，彝族烟盒舞起源于建水、石屏、红河等县之后，向四方传播和辐射。上述两种观点的代表人都是本地方的学者，都认为烟盒舞源于自己的家乡。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烟盒舞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有一个具体的发源地，它是彝族古老舞蹈演变的结果。［26］(P73～80)［27］［28］(P104～120)
这是一种正常的学术观点不同的现象，但是，当田野中碰到学术话语和观点与地方利益相挂钩的时候，我们进入了一种新的学术视野中。在烟盒舞调查和研究过程中，笔者到了新平县和石屏县，采访了新平和石屏两县的领导，他们都向笔者表达了烟盒舞起源于本地区的坚定信念。在新平县，领导们认为烟盒舞的研究应该得到加强，也欢迎学者进行调查和研究，但是烟盒舞起源于新平县的观点不能动摇。而石屏县的领导也说欢迎学者对烟盒舞进行调查和研究，但是，烟盒舞起源于石屏县的观点不能动摇。这些观点与当地学者的观点有惊人的一致性，即红河州的学者坚持烟盒舞起源于红河州，而玉溪市新平县的学者坚持烟盒舞起源于新平县。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烟盒舞起源于自己所在的区域，是烟盒舞的原生地、发源地和故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因为烟盒舞的起源地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非常重要，民族文化产业化和资源开发中的重要依据是“起源地”或者“原产地”，“烟盒舞之乡”、“原生态歌舞之乡”代表了烟盒舞在该地区的“正统”和“正宗”的地位，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宣传优势也建立起来。在肯定自己的同时，实际上是否定另一个地方的相同状况。所以，“源”与“流”［29］(P236)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已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不同的地方政府都想证明烟盒舞发源地在自己的地盘上，对“烟盒舞的原产地”不能动摇的原因源于“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尽管起源地的讨论还只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命题也不一定成立，但它对于实际操作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可以相信的一点是，与烟盒舞起源相似的问题还很多，都能够表示相同或者相似的意义，这种情况发生在相同民族、相同地区之间，也发生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
由此可知，学术话语、政治愿望和地方利益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烟盒舞的一致性所表现出的地区多样性也是存在的，那就是族群内部非一致性的问题，这种非一致性与国家和地方利益和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舞蹈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我们可以看到烟盒舞所代表的政治和经济象征意义。
四、彝族烟盒舞的产业开发与权力
接下来所要讨论的是烟盒舞的产业化问题。由于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的理论和实际的情况都很多，笔者只能根据新平县和石屏县的情况进行简单的讨论。但是，该问题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值得舞蹈人类学研究者的关注。
总的来讲，无论是新平县还是石屏、建水、个旧等县市都开展了与烟盒舞有关的民族舞蹈产业化活动，这些活动在舞蹈人类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扬武镇于2005年10月经工商局批准注册成立了烟盒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司组织机构设董事长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烟盒舞文化传播演艺部、音像工作室、公关部、民族产品开发部、营销部、计财部、接待部等。烟盒舞公司成立之后，还注册了“扬武————烟盒舞之乡+图案”的商标。公司的主打产品是烟盒舞和鼓舞演出队，平时简称为“舞蹈队”，或者“百人烟盒舞、鼓舞队”，主要活动是舞蹈演出和唱祝酒歌，舞蹈队比较成熟的节目包括了烟盒舞《红色针线包》、色哩噜舞《金雀银雀飞起来》、创世鼓舞《笃慕罗思则》、胜利鼓舞《鲁奎鲁克》、太平鼓舞《阿倮则尼》、彝族《山歌对唱》等。(见图3)同时还举办烟盒舞文化节，该节日于2005年首次举办，至2011年已经举办了7届，节日中同时进行商品交易会。扬武烟盒舞公司同时还发展其他产业，如服饰、民间工艺和地方土特产品。但是，公司还是在政府的补贴之下苦苦支撑，并没有较大的发展。
图3：烟盒舞节日迎宾
与此同时，石屏县也于2005年成立了龙之彝花腰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是石屏县第一个私营表演公司，公司下设艺术团、花腰歌舞培训部和花腰刺绣店。公司的主打品牌是《花腰放歌》，凭着该品牌，他们参加了《花腰新娘》首映式、“中国电影百年红河电影周”、“中国昆明国际旅游交易会开幕式”、“中国西部文博会开幕式”、“云南电视台联欢晚会”等。但是，他们同样面临着很大的经济问题，如演出成本太高、人员太多、人们不愿出钱看演出等，使公司只能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支撑下来。公司领导说：文化演出是相当难做的事情，没有资金投入是相当困难的。即使节目好，人们不愿出钱，老板们不来请，没有大的公司支撑，还是不行。民族文化的演艺公司大部分是亏本的，文化产业这塘水有多深、有多浑，我们根本不知道。②（上述是对龙之彝文化传播公司相关人员的采访记录。）上述两县的烟盒舞表演公司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况，那就是公司在市场上的经营并不令人满意，利润难以支撑开支，他们几乎都是在地方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勉强支撑下来。
除了上述这样的“大公司”之外，与烟盒舞有关的产业也不少，他们都是一些工商个体户，如扬武镇上就有两家专门为村子中录制DVD的影像作坊，他们的生意非常兴隆，在传统节日和婚丧嫁娶期间，这些小作坊根本忙不过来，每天都有村民来请他们录制，由于都是本地人，人们对他们的工作非常满意。据当地梦幻影像制作部的人员介绍，扬武镇内从他们手中制作出去的烟盒舞DVD就接近万张。无论是节日还是村子中的集体活动，人们都要录制DVD作为纪念，因为这些活动都要跳烟盒舞。此外，作坊中还有民间乐器，如牛角二胡、三弦、月琴等，这些乐器制作者的生意也非常不错，因为很多的村民现在都不会制作乐器，只有到作坊购买。还有与民族服饰有关的作坊也很多，无论在石屏县，还是在新平县都有不少的彝族服饰作坊，他们虽然属于家庭式的作坊，并且服饰制作也不是手工的，几乎全部是机器生产，但是，这些小作坊的生意却一直兴隆。当然，石屏县有的服饰作坊属于公司所有，而扬武镇的服饰作坊与公司有合作关系，但服饰作坊的生意好并不是因为公司的帮助，而是因为服饰本身就受到彝族人民的喜爱，有很大的消费群体。
在讨论民族舞蹈的文化产业化时，笔者认为它很少能够与权力和社会关系相脱离，公司则需要政府的支持，靠政府的大型活动生存。烟盒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市场中完全超出了舞蹈本身的含义，而更为广泛地与社会组织、人际关系和政府权力联系在一起，显示出了民族艺术在乡村社会中的内在合理性。烟盒舞在地方政府那里所折射出的不仅是一种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倾向性学术话语，还表达了地方政府那种希望从权力中心那里得到资源分配的心情和愿望。
五、彝族烟盒舞的舞蹈人类学理论思考
彝族烟盒舞的研究能够为舞蹈人类学提供什么样的思考和视野呢？笔者认为，烟盒舞在人类学的框架之下，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探讨：第一是烟盒舞的传承和保护。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进行详细的讨论和研究，总结出了四种保护烟盒舞的方法：不离本土的传统保护方法、文化产业开发的方法、舞台创作和高校教育的方法、申请知识产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每项内容都有涉及到深刻的背景和意义。［30］石屏县在传承和保护的过程中，还申请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二，烟盒舞的族群关系表达，族群关系是民族舞蹈的重要研究内容，民族舞蹈在民间具有族群的象征意义，这已经被很多人类学家所证实，即使在大学校园中也是如此，例如美国高中印第安人跳舞的目的就是显示其独特性，促进群体内部交流，创造出族群认同，实现一种成功。［31］(P111～127)有的西方舞蹈人类学者称之为“舞蹈政治学”［32］(P503～32)，以此表明舞蹈所具有的政治和族群关系的意义。第三，烟盒舞的文化产业开发，这些研究涉及广泛的内容，如烟盒舞传播公司、烟盒舞文化节、烟盒舞表演队、烟盒舞的DVD录制等等，为烟盒舞的产业开发提供了一些鲜活的资料，无论公司盈利与否，成功与否，都能够为烟盒舞的舞蹈人类学研究提供新的视野。第四，烟盒舞与政府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舞蹈人类学的研究中是最应该受到重视的，也是最为复杂的。Dibia指出，当人们观看舞蹈时，特别是那些与外国文化有关的舞蹈，他倾向于仅仅观看这种艺术的身体移动。然而，为了深入理解这种文化，他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他必须超出身体的移动，来发现在这些移动的结构中的社会和宗教价值。因此，在此种文化中，舞蹈不仅仅是一系列的身体运动，它表示出的文化意义会更多更丰富。［33］(P9～11)
我国人类学家在研究舞蹈时，还需要在田野调查上有所突破，不仅仅停留在录音和拍照的习惯上，需要进行参与观察，从而提供完整的舞蹈民族志资料。Kaeppler曾经指出，人类学家会对舞蹈中的民歌和音乐进行录音，对服饰和舞蹈激情动作进行拍照，并且认为这是文化研究关心的事情。但他们几乎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录音和照片对于人类学来说是重要的。人类学家缓慢地认识到对于舞蹈的研究和理解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的深层结构，并对理解其他的文化元素有新的视野和观点。［34］(P31～49)这是我们在舞蹈田野调查中应该注意到的。
总结起来，笔者认为舞蹈艺术家和人类学家对舞蹈有着不同的理解，但目标一致。虽然艺术家更关注舞蹈的内部结构、审美和文化象征意义，而人类学家更关注舞蹈与人类文化、行为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舞蹈人类学的文章，无论是出于舞蹈艺术家，还是人类学家之手，这都是非常值得兴奋的事情，相信中国的舞蹈人类学将越来越走向成熟。这对于云南省丰富多彩的民族舞蹈艺术来说是值得欣慰的，我们期望着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种学科建设中来，促进中国舞蹈人类学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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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民族艺术研究》2012年第1期，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推文编辑：侯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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