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四川凉山彝区教育发展特征
【摘要】民国时期，彝族传统文化教育在凉山彝区占据主导地位，人们通过渗透在生活中的毕摩仪式、家支文化和家庭教养等方式实现对后代的培养；新兴的国家主流文化教育处于边缘地位。民国时期凉山彝区已初步形成现代学校教育体系，初期学校教育发展较为缓慢，抗战时期加速成长，其后因招生困难、经费短缺、双语教育缺乏等问题，多数学校停办，其中青年干部培训较有成效，民众教育则多浮于形式。民国时期凉山彝区现代教育在我国民族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关键词】四川凉山；民国时期；彝族学校教育；彝族社会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规划基金项目“启蒙与改良:彝族土司岭光电民族教育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4XJA850002）的阶段性成果，并获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的资助（项目编号:2015-XWD-B0304）。
凉山彝族聚居区地处四川省西南部。民国初年承袭清末旧制称宁远府；后设第十八行政督察区，归四川省管辖；1939年西康建省后划归西康省，称宁属；到1949年，境内设9县、3设治局、24个政治指导区。［1］民国时期凉山彝区的政治、经济都受到了外界的影响，其教育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出现了新兴的现代教育。以彝族人为主要施教对象的多元文化教育，既包括国家主流文化的教育，也包括彝族文化的教育。［2］前者多以学校教育形式进行，后者多以非学校教育方式呈现，即特定民族群体按照自身文化特点所进行的文化传承活动。［3］本文即从这两方面考察民国时期凉山彝族教育状况和特点。
一、彝族传统文化教育
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很早就发明了彝族文字，有大量的传世典籍，但迟至清朝中叶，凉山彝族社会还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也没有专职教育者和教育场地。教育往往采取口耳相传的方式。彝族传统文化教育场域不固定，火塘边、院坝晒场、山间岩洞、家支集会地皆可。彝族教育寓教于乐，寓教于日常生活。
（一）毕摩宗教仪式
凉山彝区民间宗教、巫术盛行。毕摩就是彝族社会中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人。毕摩掌握多种宗教仪式，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角色。毕摩通晓彝文，是彝文典籍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熟知本民族历史、风土人情、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哲学、医药等，是彝族社会少有的知识分子。
毕摩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宣传彝族文化:一方面通过主持的宗教仪式实施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播。彝人重视宗教仪式，如“晓补”、“吉觉”、“赎魂”等祛灾纳福式的季节性仪式；再如婴儿满月礼、成人礼中的换童裙和换裤礼、婚嫁纳员、丧葬中的指路、归魂等个体生命仪式。在仪式进行中，毕摩通过讲述、吟唱、诵读经文，传播本民族神话传说、历史地理、伦理道德故事等。另一方面，通过严格的学徒制度教授本民族文化。毕摩收徒，以家支内子弟为主，有时也收外家支的人；平时教徒弟识字、写字、诵读经文。
做仪式时，带徒弟至现场观摩。学徒学抄经文为神圣之事，必须举行庄重的仪式。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认为:彝文能流传，“笔母（毕摩）之功为多”，并认为毕摩授徒是“夷家惟一的严格的教育”。［4］（P.94）
2012年7、8月份，笔者分别在美姑县城和洛觉村、昭觉县竹核乡的三户人家参加了“晓补”仪式，亲眼见到毕摩主持仪式。洛觉村的毕摩，以正宗闻名于凉山，全村共有31位毕摩，他们经常受邀主持各类仪式。2013年1月笔者参加了在美姑县后布乃拖村举行的“尼木措毕”（送祖灵）仪式，主家共请了7位毕摩主持仪式。“有彝族人的地方就会有毕摩”，一位受访者这样说。在受到外来文化冲击的现代凉山，毕摩的作用仍然不可替代，那么在彝族文化保存完好的民国时期，毕摩的作用就更加重要，其在教育方面的意义也更加突出。
（二）家支文化
彝族家支大体上相当于汉族宗法制社会的“宗族”[注1]，它是以父子连名谍谱为核心、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联合体。彝谚说:“蛤蟆生存靠水塘，猴子生存靠树林，人类生存靠亲友，彝族生存靠家支”，可见家支的重要作用。家支虽然有着政权和组织机构的作用，但内部并没有常设机构，各成员一律平等，也没有凌驾于众人之上的领袖，但各家支都有自己的头人——“德古”（能解决纠纷、善于辞令的人）和“苏易”（善于办事的头人）。家支头人依靠自身的能力和威望，领导和组织本家支，在家支内部和地方上很有号召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彝族人创造了完备的家支文化，即维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文化和维持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习惯法、典章、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
彝族家支文化没有专职人员传授，人们更多的是通过节日庆典、婚丧嫁娶和家支集体活动，进行观摩和学习这些必需的知识。
“克智”是彝族人举行的彝语口头辩论比赛，也是彝族人展现和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辩论比赛，经常在家支婚丧、喜庆活动中进行。在彝族民间语言艺术中，“克智”是一种内容丰富、活动灵活，最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娱乐性的文化活动。“克智”时，论辩双方说唱诗歌辞赋、谈古论今、引经据典，内容涉及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知识。为了战胜对手，“克智”双方灵机应变，自由发挥，即兴创作；听众聚精会神，屏息静听。说唱到精彩处，不时能赢得听众们的喝彩和敬酒。
（三）家庭教育
彝族家庭多采用言传身教的方式对子女进行教导和训诫。长辈们通过讲述彝族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如讲述《勒俄特依》（创世纪传说）、《玛木特依》（历史传说）、《妈妈的女儿》（民间叙事诗）、《尔比》（彝族谚语）等，教育后代要勤劳勇敢、诚实善良、孝顺父母、尊重老人等。父子连名的家支谍谱，也是通过家庭父传子、子传孙的方式，一代代传承下去的。
《玛木特依》是彝族一部传统的教育经典，记录了一个彝族贵族男子从出生到死亡的人生经历。故事以12年为一个年轮，共进行了9个年轮的叙述。以比喻、格言、谚语等叙述形式，描述了不同年龄段人的生理、心理特征及处事能力。故事蕴涵了许多生命哲理、家庭伦理、社会秩序等，反映了彝族社会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5］（P.315）
上述三种教育（毕摩教育、家支教育、家庭教育）方式，是彝族文化教育主要传统形式。这三种方式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比如在举行“尼木措毕”（送祖灵）的仪式时，毕摩教育和家支教育得到了强烈的体现，家庭教育也会渗透其中。“克智”既运用于宗教仪式，在家支亲友聚会上也经常出现。而利用彝族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教育后人，则渗透于一切社会生活中。
总之，彝族人民通过毕摩教育、家支教育和家庭教育等方式，掌握了作为“社会人”所需要的文化知识，完成了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较为成功地继承了本民族文化。
二、国家主流文化教育
历史上凉山彝族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虽从西汉开始纳入中央统治，但“越巂蛮夷长贵自立为邛谷王”，并不服从中央统治。元代时该区设建昌（今西昌）路总管府，任命沙骂、阿都、邛部、河东四大土司，但实际上土司无力统率黑彝，凉山的基本社会结构仍以黑彝奴隶主所有制为核心。［6］（P.555-559）到新中国成立前，凉山境内林立着大小近百个黑彝氏族［7］和10多个土司统治区。［8］（P.261）这些地方统治机构互不统属，各有其管辖范围。因此，从元朝到清末，尽管中央政府曾在凉山设立管理机构，但国家的影响力并未深入凉山，国家主流文化的影响有限，主流文化的教育微乎其微。民国时期，随着各路军阀势力在凉山的推进、政府对边疆民族的重视和彝族内部有识之士的引进，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国家主流文化逐渐在凉山产生影响，主流文化教育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学校教育
1.小学教育
民国初期，凉山彝区内部少数有识之士开始设馆延师办私塾。如越巂田坝岭土司家、宜地土司家请先生在家办学教其子弟。1926年，彝人李万钟在雷波乌角开私塾馆，后在靖远乡团防局设馆授徒，这些私塾均以教习汉文为主。1920年，中华基督教西南边疆服务部办会理箐小山学校，几经周折后改为边民小学。
1929年至1938年，凉山彝区开始陆续出现官办学校和初步具有现代意义的私立学校。二十四军西昌垦务局1929年创设的“化夷学校”，校址设在西昌城内小校场关帝庙，学生20多人，来源于彝族各支头人遣送的适龄儿童，不久该校停办。宁雷马屏屯殖军1931年在西昌设立的“宁属化夷学校”，由彝人曲木藏尧主办，学生约80人，不久停办。1936年至1938年，宁属边民教育委员会在盐源、雷波、冕宁、盐边、宁南创办第一批省立小学。私立学校有彝人罗大英创办的“大英小学”，设在其家乡红毛乡尼足村，办学数年后中辍。彝族土司岭光电1937年在越巂田坝捐资创办“私立斯补边民小学校”，办学卓有成效，一直持续到1952年由人民政府接管为止。
1939年至1949年，凉山彝区小学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学校数量（参见下表）快速增加。1939年彝族人孙子汶担任宁属边区教育主任，亲赴各地创办学校，相继在昭觉、冕宁、越巂、宁南、西昌、普雄等地开办了27所边民小学；1939年到1946年，宁属边民（疆）教育委员会在昭觉等地成立6所省立边民小学；从1940年开始，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雷波、越巂先后创办2所国立小学。基督教与天主教会在1946年，相继在昭觉、盐源、宁东开办3所小学，在西昌接办1所小学。［9］（P.2500-2501）此时的私立学校也有所发展:1940年彝族人瓦扎木基、米万福先后办边民小学；［10］1946至1948年，云南省主席龙云在金阳县的灯厂、派赖等处建立4所蒙馆，但历时甚短，后期停办。［11］（P.2501）
2．中学及中学以上教育。
民国时期，凉山没有专门招收彝族学生的中学及以上学校，小学毕业后的彝族学生分散到彝区外的中学、师范学校、职校，甚至成都、重庆等地的学校。
中学教育。从民国初年到1934年，凉山地区仅有4所初级中学，较有名气的学校，有会理县立中学和宁远联合中学。到1946年，凉山地区增加到15所中学，其中的西昌县中、省立西昌中学、西昌女中、会理中学4校办了高中。后来数所中学中途停办，到1950年仅存14所中学。［12］（P.2464）
技术教育。民国时期凉山地区共开办过9所职业技术学校，分别设在会理、越巂、西昌、冕宁等地，开设有农垦、畜牧、蚕桑、农艺、助产、缝纫、会计、刺绣等专业，到1949年仅存4所。［13］（P.2475）
师范教育。从1912年到1949年，先后在西昌、会理、越巂、冕宁开办6所正规师范学校。其中西康省立第二边疆师范学校，设在西昌大水井景王宫，主要培养边民小学教师、管理及技术人才。此外，从1922-1946年，凉山各地先后开设了18个短期师范班。［14］（P.316-317）
高等教育。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简称康专，是凉山地区唯一的一所高等学校，1939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创办于西昌泸山，开设有医学、农林、采冶、畜牧、蚕丝等专业，共招生11届。新中国成立后改为西昌技艺专科学校。［15］（P.2483）
资料来源:以上两表主要参照2002年版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志》第35卷和1997年版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教育志》。
（二）社会民众教育
民国时期，凉山彝区的社会教育以民众教育和干部培训为主要方式。
1．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或由各县开设民众教育馆；或在学校附设民众教育班。以成年人和失学儿童为教育对象，以学常识、识字为主，也教授卫生知识、组织杂艺训练，开展党义宣传、康乐活动等。［16］（P.2489）
1939年前后，新兴的电化教育成为受欢迎的社会教育手段，四川省教育厅和西康省教育厅派员携带电影机、留声机、幻灯机、收音机到凉山各县巡回播放。［17］（P.74）
2．彝族青年培训。1936年国民政府陆军军官学校在成都分校开设屯垦班，招收彝族青年。凉山送去10名学员，1938年再送去7名，1940年招收92名彝族青年到成都受训。1939年，西康省在汉源举办两期“西康省保训合一干部训练班”，有630人受训。同年西康省宁属屯委会开设边民训练所，1941-1942
年间开办6期，受训学员达651人。1942年，西昌行辕开办边民筑路队干部训练班，大部分来自原来成都屯垦班毕业的学生，其中学员队43人，学生队126人，含少数汉族学生（参见表3）。［18］（P.2501）
资料来源:根据2002年版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志》第35卷制作。
三、教育发展特征
民国时期凉山彝族教育，既有彝族传统文化教育，又出现了新的教育方式，即学校主流文化教育。
（一）传统教育为主导，学校教育始发端
民国时期，凉山彝族人口为60万左右，[注2]但能接受现代学校教育的人数极少。据当时省主席刘文辉在工作报告中公布:1942年度，西康省边疆学校学生（少数民族）人数达到了3600多名，［19］（P.728）而彝族在校学生人数有限。
西康越巂实验中心小学，是当时的边疆示范学校，从表4可以看出，该校彝族学生较少，其中有7个学期彝族学生人数在20名以上、7个学期人数在20名以下，其中2个学期只有6名彝族学生。
省立冕宁小学、盐边小学均为办学较为成功的边民学校，但彝族生加上其他少数民族学生，算在一起也不过二三十名。岭光电创办的斯补小学是当时最为成功的边民学校，1938年学生总人数只有106名，其中还含有部分藏族、汉族学生。表1、表2所列的大部分边民小学，办学情况远远不如上述3所学校，且多数停办，当时这些学校招收彝族学生也是屈指可数的。
民国时期的凉山彝族教育仍然以传统方式占主导地位。著名学者胡庆钧先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即赴凉山考察，后又七上凉山，他根据30多年的凉山调查写道:“他们（指20世纪50年代的彝人）不仅自己不举办和不提倡系统的学校教育，而且还公然藐视汉族地区的学校教育。”［20］（P.336）刘文辉在1946年称:宁属“倮倮”，“数千年来，恃其强悍之性，深闭固据，竟能不为汉族所同化”。［21］（P.1）岭光电也曾说过:宁属夷族“思想愚顽，迄今尚滞于原始生活”，“政令不逮，俨然化外”。［22］（P.738）
（二）学校教育发展得益于时局的推动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局势动荡，政府无力也无暇顾及凉山教育，彝区各县教育听命于县公所，受制于各路驻军，教育经费短缺，仅依赖于庙会资助及原有学田租息，新办学校经费则全凭个人筹募，［23］（P.2439－2441）办学数量极少。
1929至1938年，四川政局初定，宁属各县教育属四川省教育厅管辖；1934年，宁属划为四川省第十八行政督察区，专署附于西昌县府，教育行政统于专员；1935年，专署始设置专门科室办理教育行政，［24］（P.2437）各县教育经费采取统筹统支的办法，学校数量增多，在此期间增加了化夷学校和宁化2所学校，5所省立小学和两所私立小学（见表1表2）。
1939年西康建省，凉山归西康省管辖，称宁属，省府设宁属屯垦委员会管理凉山事务。省主席刘文辉在全省施行“德化、同化、进化”治边方略，视“三化”政策为治理边区长治久安之策。［25］（P.610－612）而边疆教育是推行“三化”政策的前提，要使边民接受此善政，“有赖于教育之运用，所以教育实为三化政策之生力军”，［26］（P.730）因而西康省非常重视边民教育。1939年成立专门机构“边民教育委员会”（1942年改为“边疆教育委员会”）管理边民教育，［27］（P.728）宁属教育实际由宁属屯垦委员会的秘书处、垦务处、边务处、总务处及会计室分别管理；［28］（P.2439）教育经费沿例统筹统支，曾增列专项经费，如边民教育补助费、义务教育补助费等；在各地兴办边民学校等。［29］（P.728－729）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抗战建国”为基本纲领，提出“战时须作平时看”的长远教育方针[注3]西南边陲作为抗战大后方，地位日渐重要，其教育关系到国防和建国。［30］（P.87）边疆教育被置于突出的地位，中央政府设立“边疆教育司”（前身为“蒙藏教育司”）和“边疆教育委员会”专门管理和引导边疆教育；制定出台相关法案《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蒙藏教育章》、《推进边疆教育方案》、《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和一系列具体办法和措施；［31］拨出专项经费补助地方兴办边疆教育，并在边地建立示范性质的实验学校。
西康省的成立和中央政府对边疆教育的重视，加速了凉山彝区现代教育的发展，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学校数量的快速增加和对彝族青年干部培训的开展。这一阶段增加了27所边民小学，6所私立学校，6所省立小学，2所国立小学，4所教会小学（见表1、表2）。从1939年到1942年，接受西康省政府干部培训的彝族青年达1281人次；从1936年到1942年，接受中央政府机构训练的彝族青年达278人次，西康省和中央政府共培训彝族青年达1559人次（见表3）。
（三）现代学校教育体系初步建成
民国时期，凉山彝区共办边民小学58所，15所初中，4所高中，9所职业技术学校，6所师范学校，18个短期师范班，1所高等专科学校。还有不定时的青年干部培训班以及一些临时建立的短期学校，基本上覆盖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范围，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
抗战后期，凉山彝区学校虽获得加速发展，但因凉山特殊环境及有限的人力物力，凉山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兴办的58所小学却有51所停办，仅剩2所国立小学，岭光电创办的1所私立小学和4所教会小学在勉力维持（见表1、表2）。可见在彝区办学之艰难。
1．招生特别困难。招生困难，可以说是令所有从事边疆教育者头疼的大难题。彝人认为读书没有用，视入学为“坐质当差”的苦差事。对一般老百姓来说，送一名子弟读书，家中就减少了一个劳动力，影响家庭生计，都不愿送小孩上学。据中山大学梁瓯第教授调查（1942年）记载:“夷生征调受教，被迫入学，来而复去，视入学为听差、坐质，敷衍塞责。”［32］（P.2504）彝族土司岭光电节衣缩食办学，然而学生“爱他敬他也怕他恨他，恨他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们读书，不是为了你土司，我们何苦去读这个书!”［33］岭光电1944-1947年在腴田当区长时，拟办边民小学，教师、校舍、桌凳等都已准备就绪，最后因招不到彝生而停办。［34］（P.301）国立越巂小学校长林达珊感慨:“夷生不难教而难管，不难管而难招”。［35］
2．经费筹措困难。民国时期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地方筹措，其次由中央、省府拨补助费，另外收取学杂费。国立学校直接由中央拨付经费，条件大大优于其他学校，“但物价飞涨，仍形拮据”，“（民国）三十六年度已过三月，而经费尚未核发，其困难可见”。［36］1946年以后，大多数公、私立边民小学因内战不断升级，物价飞涨，筹措教育经费非常困难，学校数量、在校学生数量大大下降，导致很多学校停办。［37］（P.159）
因物价上涨、工资拖欠等原因，民国时期凉山教师生活困窘。以1943年为例，当时小学校长月薪70元，教导主任60元，一般教师平均45元，按照大米折算，不足购买1旧斗大米，仅相当于1937年的五分之一；而到是年末，最高月薪只能买到3升米（年初米价为1旧斗75至80元，年末则涨至每斗200元）。有些县改发薪水为大米，但经常拖欠。
冕宁县冕山乡绅民25人联名呈文县参议会:“教师仰食鼻息教米，受尽拖啃折磨，典当春衣，每食不饱，对客支账，家催户讨，不啻傍门乞丐，好收富户，胥被（乡长）吞食。”1941年西昌各中小学教职员罢教，1946年会理县教师号召各县教师罢教争取改善待遇。西康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夏仲远于1940年在《请省府依照部颁规程提高小学教员待遇案》中指出:“以生活动摇之教员，乌能谋小学教育之发展，瞻念前途危机殊甚”。［38］（P.395－405）
3．缺乏双语教育。实施双语教育是民族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而当时彝区学校的双语教育非常缺乏，突出表现在教师和教材两个方面。
当时彝区的小学教师大多是外地人，不懂彝语，上课语言多用汉语，只懂彝语的彝生课堂上如听天书，更失去学习兴趣。曲木藏尧主管的宁化学校，“教学纯用汉语，彝童茫然无措，终日如坐针毡。虽管理严厉，但逃亡者众”。［39］（P.2500）此外，因边疆生活清苦，语言、习俗的隔阂，教师难以安心在边地教学，导致学校老师变动频繁，很不利于教学。刘文辉因此提出，应培养边疆教育的特种师资，此特种教师应懂得康、倮语文风习。［40］（P.738）李安宅提出，边疆教育应任用“优于内地一般水准的师资”。［41］
使用的教材与本地边疆生活脱节。当时的凉山彝区学校像全国大多数学校一样，均采用民国教育部统一审定的开明课本或商务馆复兴教本。这些教材内容根据内地生活编订，与边疆生活脱节，彝生难以理解。加上大多数学校不顾彝区实际，照搬内地课程安排，初小7科，高小增至10科，内地学生尚且难以负担如此繁重的学习任务，对于不通汉语的彝族学生来说，更是不堪负荷，［42］致使很多学生视读书为畏途，不愿入学。
（四）民众教育收效甚微
民众教育因师资、学员、场地、经费来源等重重困难，难以开展，大多流于形式。电化教育手段颇受地方欢迎，但真正到各地巡回放映的次数极少，平时各学校极少有机会运用到留声机、收音机、幻灯、电影等电教设备。［43］（P.74）
（五）青年培训工作成绩不理想
彝族青年干部培训，因政府重视，有专门场地、专门教师、专项经费保证，比之民众教育，较有成绩。一部分受训青年完成培训后或回地方工作，或进政府部门工作，或自由经商，学有所用。尤其在1939-1942年乐西公路的修建中，一批受训青年起到了带头和组织作用，受到了社会好评。一些青年受训后对国家、民族有了初步认识，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对转变当地社会风气有一定作用。但是在青年培训工作中存在着教材不适、学员选拔与管理不严、无适当出路、大部分青年返籍赋闲且培训时间过短、教师不通彝语、不谙彝区风俗等问题。［44］（P.23-44）
民国时期的凉山彝区，不管是占主导地位的彝族传统文化教育，还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国家主流文化教育，两者的共存共生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如何通过教育使彝族传统文化和国家主流文化融合并共同发展，提高少数民族成员适应主流社会的能力，既是民国政府发展边疆教育的要义，［45］（P.1211）也是我国民族教育孜孜以求的目标。［46］（P.9）尽管民国时期凉山彝族教育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在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上仍具有开创性意义。无论如何，民国政府初步建立起来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已为古老、封闭的凉山彝区搭起了一座通向外部世界的桥梁。
注释：
[注1]易谋远提出“家支”就是“宗族”的概念。参见易谋远:《对凉山彝族“家支”概念的研究》，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注2]新中国成立前凉山彝族人口有多少，一直没有确切的说法，庄学本根据昭觉县政府调查资料统计，较为可信，其统计为626063人。参见庄学本:《西康夷族调查报告》，西康省政府印行，民国三十五年，第9页。胡庆钧根据各项史料估计，至新中国成立前，彝族人口当在60万左右，参见胡庆钧:《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第16页。
[注3]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颁制《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和《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提出以抗战促进国家建设，以加强国家建设来支持抗战的主张，两者应同时并进，而教育为建国之基础，应以维持正常为主旨。参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三十七年，第1编，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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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此文时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四川警察学院警察管理系副教授）
（文字来源：彝学公众号，主编：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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