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国主体民族及与周边民族关系考述
秦汉时期，中国云南滇池地区就存在着一个“滇人”部落，人们习惯称之为“古滇国”。1955-1996年五次发掘晋宁石寨山墓地，墓中出土了“滇王之印”金印，1972年和1991年两次发掘江川李家山墓葬87座，尤其1972年出土“牛虎图案”堪称天下无双的国宝，以及此后1998-2001年昆明官渡羊甫头发掘的大量滇文化墓葬等，证实了古代滇国确乎存在的史实。
以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为代表的古代滇文化遗存，星罗棋布于滇池周围及抚仙湖、星云湖等高原湖泊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区域，尤其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形制特殊，工艺精湛，带有浓郁的边疆少数民族风格，在我国青铜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抹去两千多年的历史尘埃，云南各族先民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古滇文化，越发闪烁着璀璨的光芒，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关于古滇国，特别是“庄蹻王滇”、滇国族属等问题，历来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十多年来，随着《滇国史》、《滇国研究》、《滇国与滇文化》、《滇国探秘》及《中华历史文化探源》、《古滇国文化研究论文集》以及《云南史前史》、《史前易学》等大批论著的出版，打破了此前一段时期学界滇国研究的相对沉静。一些学者致力于揭开滇国文化之秘，大胆探索，创见超前，拓宽了滇国研究的领域，精神可嘉，在云南学界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本文依据有关汉文史料、彝文史料、考古材料，对“滇”、滇国史事、古滇国主体民族及与周边民族关系等，兹作考述如下。
一、“滇”之释义
关于“滇”，见于史载颇多，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滇，益州池也。”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谯周《异物志》称：“滇池在建宁界，有大泽水，周二百余里，水乍深广，乍浅狭，似如倒流，故俗云滇池。”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滇池县郡治。故滇国也。有泽水，周回二百里，所出深广，下流浅狭，如倒流，故为滇池。”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滇者，颠也。”诸多学者根据这些见解，认为“滇”源于“滇池”。①方国瑜出生指出，“滇”当是土语译言，是当初一个部落名称，后来部落联盟用此称号，而区域扩大。②吴光范在《云南地名探源》中认为，滇，追溯起源，是战国时期，以晋宁为中心，聚居于高原湖泊（今滇池）周围的一个少数民族族群，他们是古代氐羌人的后裔，可能最初部落首领名“dian”（颠），以至部落族群亦称为“dian”。汉人记载该部落时有的译为“颠”，因其聚居在大泽边，更多的则加水旁译作“滇”，称之为“滇人”。云南简称的“滇”，是当地历史上少数民族部落、族群的称谓。至于人们按汉字“滇”所作的一些解释，则不可信。③马矅认为，“滇”是地名，“僰”是族名，“滇僰”是居住在滇池地区的僰人。④陈亮认为，当时滇人居住在今晋宁、呈贡一带，他们称海滨山麓之间的平坝为“甸”、“赕”，汉兵来到这里后将当地语言译为汉语用汉字记录下来就成了“滇”。⑤
诸说中，以方国瑜先生的见解最为确信可靠。滇，实为古代民族部落名，这个古代民族部落，我们从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得到解答，已故彝族著名作家李乔先生曾写有一篇文章《从滇说起》，认为“滇是古代一个土著民族的名称，部落联盟的酋长或领袖便叫滇王”(《春城晚报》1993年6月26日)。他曾对云南的简称“滇”做过很长时间的多方考证，得出结论：滇，源于彝语对“鹰”的称呼，滇国，也就是“崇鹰的王国”。“最近一位彝族学者阿苏大岭同我谈：‘滇’可能是彝语‘的’之变音，意为老鹰、雄鹰、山鹰，古代彝族把它和老虎作为‘图腾’，今天滇川黔的彝族巫师(毕摩)都把它视为神圣，有的在道具上画着一只老鹰骑在老虎背上，老虎骑在地球之上。大小凉山的彝族巫师作法时，两手各拿着一只长达五六寸的鹰爪，那样子非常凶恶，用以驱逐妖魔鬼怪，昆明和禄劝等地的彝族巫师做法时，头戴八角帽，两只鹰爪系在帽沿下，昆明西山区核桃箐彝族巫师的神龛上供着一只木雕老鹰，法帽上也有两只木雕老鹰，飘带上还系着一对锋利的鹰爪。四川凉山彝族史诗《勒俄特依》有支格阿龙的故事，楚雄州也流传彝族史诗《阿鲁举热》，阿鲁举热的父亲也是一只老鹰，老鹰把他哺育大，他为民除害，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所以人民对老鹰很崇拜。由以上情况，可知彝族对老鹰有特殊感情的原因了，明乎此，也可知‘滇’彝族‘的’的变音)的来历了。”
张纯德教授对《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地名和部落名号作过研究和考释，认为“滇”是古夷人部族名，国名，今云南省滇池附近，战国至汉武帝时为滇国。“滇”的意思不是什么过去说的为山巅的“巅”、滇池水似倒流颠倒的“颠”，而是夷语老鹰（滇、鹰图腾）之意，或者坝子（甸）的音译。滇国故地的晋宁，夷语称为“德津鲁莫”，又叫“纳铁”，滇南彝文记载它是古代夷人的京城，皇帝或夷王在的地方，滇南彝族《指路经》中给亡灵指路要经过这里。凡此种种说明滇国是以彝族先民为主体建立的国家，据民间传说有老鹰血统的“支格阿龙”就是滇王。⑦同时，指出“昆明”历来有苴兰、谷昌、拓东、善阐、中庆，鸭池、谷窝、押赤、以扯等彝汉语称呼。以“昆明”为族称，彝语昆明又叫“谷窝”，汉字记彝音，“谷窝”、“昆明”都与彝语支有关。滇南彝文古籍中“昆明”叫“谷窝”。“谷”，彝语贝谷，即螺蛳；“窝”，彝语大的意思；“谷窝”即“大螺蛳”的产地，昆明大普基彝语叫“贝谷井嘎”，即螺蛳梁子。滇东北彝文古籍中昆明叫“谷低古”，也可理解为“古滇国”的译音，或贝壳之城。滇池叫“谷池赫”，“谷池赫”也是“螺蛳之海”之意。⑧谷窝龙夺海，湖名，指昆明滇池；纳特（铁），地名，古代彝族君王所在地，据考在今晋宁县。⑨戈隆阿弘认为支格阿鲁的王国，名为“鹰王国”。鹰，彝语谓之“得”，并认为支格阿鲁从巴地迁到云南，与当地的“能”部族的夷（尼）人相结合。于六千年前创建起最初的古滇王国。云南简称“滇”的来源，众多彝文古籍上的记载，流传在滇、川、黔、桂彝族中的民间传说故事，澄江抚仙湖水下古城遗址的发现，都是无可辩驳的佐证。⑩张庆培认为，滇即古彝语滇濮殊罗，“滇”为鹰，“濮”为祖人或族，“殊”为湖泊，“罗”为深大，意即鹰祖的大湖或滇濮族的大湖。⑪
双柏彝文《指路经》记载：“祖先们的城，跟随祖先去，你莫要害怕，乃是祖先乡。看见边鄂山，站在边鄂山，看见谷窝城，站在西山上，看见谈书山。站在谈书山，看见纳铁城。”对于其中的彝语地名，张庆芬教授通过研究认为，边鄂山即昆明的西山，谷窝城指昆明，谈书山即今晋宁石寨山，纳铁指晋宁。她还认为，滇池是彝语“滇濮殊罗或罗朵海”的汉译，意为“鹰祖之海”，“滇”即鹰，是氏族部落时代彝族先民的一种图腾鸟，是彝族父系始祖的英雄崇拜，彝人男子自称是鹰的儿子。居住在哀牢山的彝族《指路经》中称滇池为“吉都赫”(意即东方海)。祖先亡灵要么送到滇池北岸的“谷窝”(意即螺壳城)，要么送到滇池南岸的“纳铁”(意即南方的京城)。四川凉山岭光电先生翻译的《谚语》的注释“滇”意即“鹰”，“濮”意即“祖”或“人”，“滇濮”一词，意即鹰始祖、鹰族或鹰人。彝文古典史诗《勒俄特依》、《阿鲁举热》中的主人公支格阿龙是鹰部落的首领。鹰部落、龙部落、蛇部落，是居住于滇池区域及其周边地区10多个部落中比较强大的三个部落。鹰部落首领支格阿龙征服了盛行食人风俗的飞马部落后，鹰部落变得更加强大，其部落首领支格阿龙被10多个部落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称为“俄姆”，即“最高主宰者”。其头上的发成束，绕9道，成尖状过于头顶，与出土青铜器上的“古滇人”椎髻发式如出一辙。由此可推断，古滇人，即彝族先民鹰部落。⑫
“滇”的由来及有关“滇”之地名、“滇人”部族，通过这样细致梳理，让我们知识见长，积压已久的若干问题也就逐一得到化解。在田野中解读史料，从其他学科领域探寻史料解决历史问题，正是当下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二、滇国史事
滇国地望、庄蹻王滇、汉使探滇、滇王受印、滇国内属等，《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最多。最耳熟能详者，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揲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又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
一般认为，滇国出现于战国时代，消逝于东汉中期，相当于公元前278年～115年，在云南历史上大约存在了390年，是中国西南古代民族建立的一个古王国。从滇文化分布的范围看，古代滇国的领地并不十分广阔。有学者经过研究勾画了古滇国的大概，“大致包括今昆明(四区八县)和东川全部，曲靖和玉溪地区大部，红河州、楚雄州和文山州的一部分地区。”⑬从《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来看，可知滇国地望，东至云南、贵州交界地带接夜郎，北似隔金沙江与邛都相望，西近洱海地区，大致而言，据有今云南中部。在此范围内，尚有诸多大小部落或王国。⑭
《史记·西南夷列传》及常璩《华阳国志》、范晔《后汉书》都有“庄蹻王滇”的记载。《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始楚威王时，使楚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地平，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华阳国志》和《后汉书》作：“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时间、路线上，两者记载有较大差异。方国瑜先生考证后提出《史记》、《华阳国志》两说可以互相补充，即全程为“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溯延水，出牂牁以伐夜郎，至滇池。”⑮早有学者提出，司马迁作《西南夷列传》有许多地方是他亲身经历的见闻，翔实可信，但有关滇王的部分，则得之于传闻。⑯《史记·西南夷列传》关于庄蹻王滇问题的记载，难以解释的地方不少，在后世学者中造成混乱，信者有之，疑者有之。楚威王时，国势还算强盛，到楚怀王时，屡经战败，以致被执入秦而死，已是衰落时期，楚顷襄王时又如何还能分兵来侵略黔、滇。都说庄蹻征滇在楚威王时，楚威王（公元前339年—公元前329年）秦并没有取黔中，楚顷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取楚黔中，楚顷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275年）张若伐楚取巫及江南为黔中郡已在楚威王之后五六十年，此时庄蹻已作古。言庄蹻“欲归报”因道塞不通而返回并以其众王滇，立国称王，已无可能。“庄蹻王滇”，考古证据亦不支持。若以庄蹻略黔中据夜郎称庄王，那周边地域如赫章、威宁等地都有许多考古文物出土，但没有受楚文化影响的痕迹。⑰有学者明确指出，“我国历史上到底有无“庄蹻王滇”一事，有的学者通过古文献的对比研究，已经提出过质疑。我们同意这一看法。因为从考古发掘来看，战国至西汉初期，滇池区域青铜文化的来龙去脉及上下因袭关系都十分清楚，丝毫看不到有楚文化的影响，更不用说有楚文物发现了。因而庄蹻带来大量楚人和楚文化，从而促成滇池区域青铜文化繁荣的说法是很难成立的。”⑱故而，庄蹻是楚国的将军、庄蹻是楚国的农民起义领袖、庄蹻是楚庄王苗裔等早期观点⑲以及新近呈贡天子庙M41墓疑为庄蹻墓等看法，⑳都不足信，庄蹻王滇事实不成立。
汉使探滇，发生在西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从西域归来之后。《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载。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西汉朝廷以强大的武力开始并滇设郡，《史记·大宛列传》载：“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汉占领南越、夜郎之后，以大兵压境，派曾到过滇国的王然于再度入滇，以兵势相威胁，游说滇王归汉，遭到拒绝。《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又从巴蜀等调兵南下向滇攻击，汉兵从东北向西南进出，先破劳浸、靡莫，再攻滇。滇王眼看无力抵抗，举国降，同意入朝及设郡县要求。汉以其地设益州郡，同时又颁给“滇王王印”，继续管理滇国属民，以致“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王归汉后，再也不见记载，滇王的下落及其后继者的去向，皆不得而知。
三、滇国族属及文化
滇国，是古代中国西南边疆出现的一个独立王国，位处滇池地区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和东部地区。考古资料证实，滇国出现最迟不晚于战国初期，自春秋战国迄秦汉，滇国国家机器逐渐趋于健全和完备。
根据史书记载，远在公元前2世纪，滇池地区或古滇国范围之内，社会经济、生产力水平及社会发展状况不甚一致。既“耕田有邑聚”，“君长以什数”’“肥绕数千里”;同时又“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在二三百年中，滇国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氏族结成暂时或永久部落联盟并向民族形成跨出重要一步的一个特殊时期。乃至“劳浸”、“靡莫”与“滇”同姓相扶，滇国社会情形十分复杂。
滇国的主体民族自然是“滇人”。关于“滇人”，争论颇多，观点层出不穷。对于此，随着1950年代中期开始的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考古发掘发现，近现代诸位史学大家和考古学专家关于“滇国”、“滇人”的研究已为我们做了很好的铺垫，老一辈学人的严谨认真及学术功力至今无人能及。当汉武帝经营西南夷，“滇王”附汉，被赐予王印，汉王朝以滇池地区为中心建立了益州郡，郡治在滇池(今晋宁、呈贡)，下辖24县，范围遍及今滇中、滇西、滇东南及滇北。方国瑜先生认为，其中12县是以彝族先民为主的，也就是以“靡莫之属”血缘联系的地区。21《彝族简史》也说，“滇王”是滇池地区数十个“君长”中势力最大的一个，滇王直接统治的以滇池为中心包括附近12个县的范围，在当时来说确是一个相当大的地理范围，是一个相当强大的政治实体。两千年前，滇池地区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是彝族先民包括其他各族先民之辛勤劳动的产物，同时也是长期以来此地区与祖国中原、蜀、楚发生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22马长寿先生指出，“《史记》称滇为‘靡莫之属'，据其文义言，滇当为靡莫中的一种，但‘靡莫'究竟属于何种民族？现也无所知。幸晋宁出土文物中有铜俑、铜鼓(贮贝器)上所铸造的人物，以及铜鼓上所镌刻的人物的形象，一共不下二、三百之多，由此虽不能确切推知其中的各种人物各属于当时的何种民族，但当时的各种民族的属性是可以得其大概的。”23
冯汉骥先生说：“从晋宁出土的许多铜俑及镌刻的人物上来看，古滇族与其四周的民族在服饰上及风俗上是有着显著区别的。又从晋宁的各种人物图像场面中，所描写的对象，都是滇族的一些主要活动，或者是与滇族有关的其他族的一些活动。从服饰而论，滇族的服装是相当统一的，而特别以女子为然。滇族女子的头髻，与其他族的迥然不同。24冯汉骥将所有人物的发饰和服饰分成滇人及其他民族两部分，除滇人外，分出男女各七个不同的民族。25汪宁生先生以晋宁石寨山青铜器上人物形象的发式为区分标准，将滇文化的人物分为椎髻、辫发、结髻、螺髻四类十组。椎结六祖应属于“靡莫之属”，他们是一个族群，以“椎髻”为共同特征。其中以“滇”最大，即“滇人”占统治地位，易言之，即由“滇”王统治着其他民族。同时认为，从文献上找不到任何材料可以证明“滇人”和“靡莫之属”属于氐羌，石寨山“滇人”遗物的发现，更可证明“滇人”等不是氐羌。“滇”人等系统民族是西南地区的最古老居民，经过长时期的融合分化，他们和今天民族的关系殊不易言，“滇”人和今天的彝族有一些相似的文化因素。26
发式和服饰，是一个民族习俗中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晋宁出土的铜俑以及各种人物造像，大者高尺余，小者仅寸许，但其表现力均很强，技术造诣很高。“除了独立的铜俑外，人物动物造型还被装饰到礼器、武器、祭祀用具、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上。人物造型十分丰富，有祭祀、市场、战争、贡献、狩猎、舞蹈等等。人物的身份涵盖了滇人社会的各个阶层，有部落首领、巫师、武士、猎人、农人、手工业者，甚至包括罪犯。”27人物服饰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有八种不同的民族，其中大部分为“滇族”，滇族男女的服饰和发髻与其他七族迥然不同，而特别以女子的服饰的统一为显明。滇族男子的服饰则比较复杂，他们在家庭中、操作中、出行中、战争中、舞蹈中、仪式中等等各有不同的服装、发式。作为女子和男子的装束，在各种活动及仪式中都处于主导地位，其他的七种民族，可于贮贝器上所铸的“进献图像”中见之。人物头髻服装均各不同，作“牵牛负酒，赉金宝而诣之之象”，其意义大概系表示滇王国所统属下的各民族(或部落)向滇王进献的图像。其前导者大概为“邑君”——部落酋长之类，其后之牵牛负物者，大概为其随从或奴隶之类。七种民族之中，有三种是与滇族关系比较疏远的大概是当时云南西部的一种游牧民族。其中有“编发”者，或者他们是《史记》中所说的“巂”、“昆明”之类。其他再有四种民族发髻皆挽于顶，大概为史籍记载中所谓“椎髻”，以装束言，应与彝族有关。他们与滇族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人也可能是当时所称为“靡莫”的这一类，他们与滇为“同姓”，亦可能是同属一较大的族系。由以上，除了滇族之外，其所统属的或经常有交往的，至少尚有七种民族，而此中的大部分可能为彝族，而“滇族”的形成，亦可能是在彝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滇池区域为彝族最早分布的中心，也可能是彝族形成的发源地。28实际上，这些发式相同而服饰略有差异的人物形象，应该属于同一个民族。个别差异体现的是支系、地方或身份的区别，而不是民族的区别。29
《华阳国志·南中志》明确提到晋宁郡之初设，是镇压叟人反抗以新拓之地设郡。《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西汉军队先破灭劳浸、靡莫，再攻滇，以兵临滇，叟反，滇王无力相抗，才同意入朝及设郡县。可知“劳浸”、“靡莫”、“滇”，其族属皆为叟。30方国瑜《彝族史稿》和《彝族简史》都认为“昆”和“叟”即彝族先民。尤中先生也认为，叟族在西南夷中的分布和人口仅次于昆明族，而且，凡有昆明族居住的地方，几乎都同时有叟族与之共居，他们互相交错杂居在一起。只是有的地方以昆明族为主，叟族其次;有的地方则以叟族为主，昆明族的人口较少。如此而已。叟族与昆明族的大部分共同形成近代的彝族，另一部分则形成近代彝语支的傈僳、哈尼、阿昌、拉祜、基诺等族。31劳浸、靡莫是部落名，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劳浸、靡莫。二国与滇王同姓。”又说：“（靡莫）夷邑名，滇与同姓。”关于靡莫，秦汉之后的史载也多，《元史·地理志》载：“霑益州……唐初置州，天宝末，没于蛮，为僰、刺二种所居。后摩弥部夺之。”顾祖禹《读史方舆纪爱》卷114：“沾益州……天宝来，没于蛮，后为摩弥部所据。”《明史·土司传》作末迷，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作末弥，樊绰《蛮书》卷1作磨弥殿部落，《新唐书·南蛮下》作磨弥敛。摩弥、磨弥、末迷等为同音异写，皆来自彝语译音。劳浸、靡莫在滇池以东北的方位，磨弥也在滇池以东北的方向。劳浸与后来东川一带的阿芋陡部另一部名鲁阻鲁卧之鲁阻为对音，劳浸、靡莫就是鲁阻，摩弥的同音异写，为彝族的两个部落名。因之。所谓劳浸、靡莫，其实就是彝文古籍中磨弥部和东川阿芋陡部。前者在今云南宣威一带，后者在今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及会泽县一带。32
综以上，“滇人”、“劳浸”、“靡莫”以及“昆明”、“叟”等等，都是彝族古代先民。也即，彝族的形成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在远古时期即已显现出来。《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劳浸、靡莫”与“滇”同姓相扶，“劳浸”、“靡莫”、“叟”、“昆明”皆为“靡莫之属”，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部落。“昆明”后来融入了叟族之中，有着独立性的“劳浸”、“靡莫”却始终保留着独立性，后来成为了彝族中的鲁阻部、磨弥部。33方方国瑜《彝族史稿》亦说：“所谓‘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即为‘叟夷’部落，滇池地区自古住居着的是叟人。”“滇池和邛都居民称为‘叟'，始见于东汉以后的记录，其所以如此，可能当初分散部落(如谓‘靡'之属以什数'，‘越巂三十六种')，各有专名，但自公元第一世纪前后滇池和邛都已进入奴隶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消灭了部落，有共同的专名，称之为叟，这一名称标志着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34
《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说：“晋宁郡，本益州(郡)也，元鼎初属牂牁、越巂。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以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这一记载清楚地说明滇的主体民族为“叟”，当然，也包括了融于叟族的昆明族。《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昆明人和叟人属于同一族系，故可互称。35自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举国降汉”，“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之后，滇国属民多次反抗。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将军郭昌“还击昆明”;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益州昆明反……遣拔胡将军郭昌以击之。”这些战争及对“昆明族”的镇压一直持续不断。到了东汉时期，昆明族的反抗从滇池等县发动，滇西各地的昆明族人都全部响应。36《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今四川盐边至云南永胜、华坪、宁蒗一带)，叶榆(今大理、洱源)，弄栋(今姚安、南华、楚雄、牟定、广通等县)，连然(今安宁)，滇池(今晋宁)，建伶(今昆阳、易门)昆明诸种反叛。”由此说明滇中地区昆明族之多。建武十九年(公元13年)，东汉王朝“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今四川梓潼)、健为(今宜宾)、蜀郡(今成都)人，及朱提(今昭通)夷，合万三千人击之。”37刘尚率军打败起义武装，于公元45年(建武二十一年)追击起义者直至不韦县(今保山市)。起义反抗的昆明族中有七千多村社农民被杀或被俘，五千七百多奴隶被捕捉回去。38益州郡内的奴隶制度自此走向衰落。
文献记载滇人的特点，其明显标志是“椎髻”，《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后汉书·西南夷传》都说“此皆椎髻”，《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九载：“自夜郎、滇池、邛都，人皆椎髻左衽，邑聚而居”，肯定滇人“椎髻左衽”的文化特征。考古材料表明滇人的基本发式之一也是椎髻，汪宁生等学者还将晋宁石寨山等滇文化出土人物形象分为椎髻、辫发、结髻、螺髻几种，椎髻最多，滇文化青铜人物不分男女皆为椎髻，滇人的服装相当统一，特别以女子为然。滇文化出土人物中，未发现被杀被役的椎髻人物形象，椎髻民族为滇人的基本形象，即滇的主体民族，而以椎髻发式为主的滇的主体民族当是“叟”。39椎髻，是彝族先民古已有之的装束，迄今凉山彝族男子仍有椎髻发式的保留。《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北宋四大部书之首的《册府元龟》卷812载：“郑程，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魋结之民，富埒卓氏。”其后注云：“椎髻，《汉书》作魋结，西南夷也。”《册府元龟》卷960又说：“昆明夷部落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山路险阻，住止高栏，亦有牛马，其俗椎髻、跣足，首领披虎皮，下者披毡。”《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说：“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产羊毛，其人椎髻、跣足、披毡，其首领披虎皮。”李京《云南志略》及《皇清职贡图》等均有“男子椎髻”、“女子椎髻”的诸多记载。《皇清职贡图》所绘彝族先民发式与滇国青铜文化中人物椎髻发式完全一致。滇青铜器常见披披衣骑马人像，这一习俗在彝族中至今不难见到，披察尔瓦骑马。40凉山彝族男子都会在头顶留一绺头发，彝语谓“兹尔”，即“天菩萨”，男子的“天菩萨”就是椎髻，其梳理方法是用双手将这绺长发撮拢成一绺，从发根开始由右向左扭黑转，使散发扭成绳状，先盘底部，逐步向上盘，形成下粗上细的螺髻，最后将发梢别入盘好的髻中。现在，年轻人一般不在留天菩萨，仅留一块头发。凉山昭觉、布拖等地，巫师毕摩和苏尼均留天菩萨，有些老人也留天菩萨。彝族天菩萨椎髻发式十分古老，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沿袭千年至今不变，与司马迁所说椎髻在地域上、民族上一致，与滇青铜文化中人物椎髻发式也基本一致。41
诚然，作为两千多年前而且领地范围还算比较大的一个古代奴隶制国家，其民族来源复杂，具有多种民族成分。青铜器图像主要表现在贵族的富裕、权威和勇敢，或是某些具体事实的记录，但其人物形象对当时民族情况或许可见端倪。“滇族”人物形象最多，在各种活动及仪式中都处于主导地位，滇族妇女地位较高，甚至与滇族男子可同坐观“剽牛”等。其他，各组类别人物图像，头髻服装均各有不同，与“滇人”贵族平起平坐及参与议事者，应是各部落中的上层人物。当中有与滇王“同姓”的“靡莫之属”，他们有时还可与滇人贵族并马而驰。而见于铜鼓贮贝器上“进献图像”所反映的多属向“滇王”纳贡、服役的部落民族，其中绝大部分均为“昆明之属”，“昆明”族与“滇族”交错杂处，交往密切，并经常与滇人作战而被作为攻占和掳掠的对象。还有一部分距离滇池地区较远平素与“滇人”关系比较疏远，只是作为纳贡者定期或不定期来到滇池的“昆明族”部落。这些“牵牛负酒，赉金宝而诣之之象”的牵牛来献者，显然是滇王国所统属下的各民族(或部落)向滇王“敬献”的图像。每一组最多者四人，一般均为两人，其前导者大概为“邑君”(部落酋长之类)，其后之牵牛负物者，大概为其随从或奴隶之类。此一图像，可能是滇王国所属民族的最好表现。42古滇王国时期，确有猎头祭神的习俗，此习俗上世纪在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中仍有遗留,而今天的彝语支民族及其他民族则已经不存在了。据学者考证，商周时期的祭祀仪式“通常祭于内者为祖，祭于外者为社。”滇王国时期凡祭椎髻男子头像均在室内，而祭农神、山神等均在室外特设的祭坛上，这并非偶然。43“纺织奴婢”，云南少数民族中近现代妇女多擅长纺织织布，何况在古代妇女都以传统或原始方式纺织，永昌府以木棉织的“桐华布”则更为著名，古代云南居民成分复杂，用钹作为玉器比较盛行，《通典》卷144《乐》四云：“铜钹……出西戎及南蛮。”见于“滇人”居住的滇池地区，通过纳贡和舞蹈表演也便流传下了下来。
总之，青铜器图像所见古代民族与今天的民族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只能从文化特征上做一些分析探讨。44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不同的部落群体经过长期融合分化而形成的，从一个民族中也往往可以找到多种古代民族的因素。今天很多民族如壮、布依、水、彝、佤等民族都在使用铜鼓，滇文化中的铜鼓也就不能说是哪个民族的专有了。
滇国，有多种民族成分。古代的“越”、“濮”也有众多分布，《史记.大宛列传》称云南西部有“滇越”之国，并有“越归义蜻蛉长”印，文献中也常把南中称为“夷越之地”。滇文化出土文物中有古代百越民族的干栏式建筑及铜鼓、“羽人竞渡”图案，说明古滇民族有不可忽视的百越民族成分。但有学者直接认定滇国的主体民族为百越民族即今天的壮、傣民族，则就不能令人信服了。45如前所述，“椎髻”是古滇人的主要特征。《史记.货殖列传》载“程郑，山东迁虏，亦冶铸，贾椎髻之民。”《索隐》曰：“魋结之人，上音椎髻，谓通贾南越也。”有学者据此认为椎髻是南越之俗。《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南中志》都言西南夷地区有大量流行椎髻发式的人，但唐代司马承贞作《索隐》弃之不顾而说是南夷，或许是受文献关于赵佗椎髻见陆贾的记载的影响，但显然不可靠。46《说苑.奉使》卷12：“陆生至，尉佗椎髻箕踞见陆生。”陆贾怒斥赵佗“反天性、捐冠带”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并不是因为赵佗“椎髻箕踞”改从越人习俗。越人的发式，都是断发文身。47
滇文化中有相当数量的杖和杖首出土。文献及彝文古籍中都有权杖使用的记载，或可成为滇与彝族关系的重要证据。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了不下50件的铜杖和杖首，杖首多为人、鸟、兽。滇文化中“这种用杖之制与三星堆文化中的金杖极其相似，而且杖身人首纹，也正是三星堆金杖的显著特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铜鼓，上刻伎乐图像，其中的人、鱼、鸟图纹也与三星堆金杖图案以人、鱼、鸟为主题相同。”48金杖代表王权、神权、财权的权杖，49金杖不仅仅是一具王权，同时也是一具神权，是用以沟通天地人神的工具和法器。50杖在彝族社会中曾起过神权之作用，而彝族毕摩的神杖至今还发挥着它神奇的作用。《彝族源流》之《德仇论诗》即有记载：“在古那时候，播勒与惹部，举行一场摩久，陆格德仇，骑饰绸角马，穿黑缀白衣，持毕濯金杖，入题点天地。”51“滇人”行土葬，彝族既行火葬，也行土葬，纵观西南彝区考古发掘，汉晋以前的火葬墓发现极少。彝文古籍如《恒略与六祖联姻史话》说：“……死后放入火，说是不耐热，放入土则安，尚白俗土葬，土葬者忌烧。……那乍姆时，那助乌氏，那乍姆母之母，死后沾着土，让尸体归土，说她不耐寒；把她放入火，才乐得其所。尚黑俗火葬，所忌讳土葬，就是这样的。”52彝族古代实行土葬，也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云南彝文古籍《六祖魂光辉》说：“尼家老母亲，安置石冢中，骑马长途奔，做祭葬老母。”译者注释说：“彝族古时葬俗，即石棺葬，这说明彝族并非自古行火葬。”这不但说明彝族古代曾经实行土葬，而且明确指出其所行的是石棺葬。53余论
两千多年前，滇池地区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是云南各族古代先民辛勤劳动的产物，同时也是长期以来古滇国与中原地区和其他地区经济文化交往交流的结果。随着西南地区设置郡县，古代滇池地区受到中原经济文化影响的程度更为加深。滇文化出土文物虽然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但在许多方面如兵器和礼俗等受到内地的影响，滇文化青铜兵器也有着浓厚的蜀文化色彩，成都平原青铜文化比较早地渗入和影响了滇文化。54
对滇国历史的研究，由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墓葬遗址的发掘和发现，特别是灿烂的青铜文化，高超的青铜艺术，可以和任何一地的青铜文化相媲美，在中国青铜文化中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诸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专家对滇国历史文化都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究。但由于史料太少，研究难度太大，尽管后来有更多的学者加入滇国研究，但迄今仍不见诸很有学术份量的研究成果问世。
滇国研究，是一个大课题。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古滇文化一直深深吸引着人们的视线，学界也期待着滇国研究能有新的更大的突破。学术研究，需付出艰辛的汗水，急功近利弄出些猜想推测乃至“定论”，有百害而无一利，其结局只会是让人贻笑大方。关于滇国，考古资料不可谓不多，汉文史料及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材料也有搜览寻觅的余地，我们缺少的是学术精神以及应有的责任与担当。转变角度，从其他学科领域搜寻史料，举一反三进行综合考察，乃至在田野中解读史料，强化“史识”，才是解决相关历史问题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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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王天玺、张鑫昌主编《中国彝族通史》第一卷，第274页，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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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王天玺、张鑫昌主编《中国彝族通史》第一卷，第292页，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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