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阈下高等院校的彝学学科建设——基于毕节学院的思考
摘要：人类学视阈下的彝学是后现代学术发展开辟的一个新领域，自招收博士研究生开始，正式成为一门学科。彝学学科的建设是一个系统且持久的过程，当前应该就彝族历史文化资源丰厚的基础、彝文古籍藏量丰富的优势和彝学研究逐渐趋热的形势，重点从古彝文计算机输入法软件的开发运用、彝文古籍的收集与翻译、彝族文化博物馆的建设、推动协同创新等方面入手，打好彝学学科建设的基础。
关键词：彝学；学科建设；路径；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4）01-0046-05
20世纪是学术反思的世纪，而学术反思的动力，来源于西方学术界从19世纪开始研究对其殖民地统治时，对于非西方世界的人群的研究，特别是对殖民地的“他者”的研究。具体说，就是西方知识界对西方之外的民族-族群的研究，这些研究推进了人类学的兴起，一门以研究殖民地人民起家的学问，最终造就了人类学这个学科。而正是人类学学科的建立，挑战西方学术话语的霸权地位，对西方科学知识体系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对传统学科体系的解构，学术的人类学转向和地方性知识地位的确立，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为新兴学问，在全世界热热闹闹地展开了。
在人类学的四大学科即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或曰生物人类学、语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曰民族学中，生物人类学侧重于与自然科学相关联，而其它三者侧重于人文社会学科。当然，也有把民族学作为另外一门学科单列的。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人类学，美国通行使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英国常见的是社会人类学的用法。而文化研究，即文化人类学，有时候指的就是民族学。而民族学对各个民族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形成单一民族学的理论背景，于是，“汉学”、“藏学”、“彝学”等顺理成章地走到学者的笔头上来，构成了学科建设的理论依据。
（一）
关于彝学的概念产生于何时，是谁最先提出这个名称，目前尚不能作出确切的考证。然而，彝学概念的产生，必然起源对彝族的研究。最早记述或者研究彝族先民，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其中就有彝族先民“卢夷”人。司马迁写作史记，专门列出《西南夷列传》，《汉书》之中也记述了西南夷的情况，由此以下，二十五史中都不乏对彝族先民的记录，而时间越近于当代，研究和记录就越繁富。但是这些记录和研究中的族群，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现代彝族，其中有许多是彝语支民族或者居住在同一地域的其他民族。因此，彝学虽然起源于对彝族及其先民的研究，但是真正的彝学的形成，则不能溯源太远。
检索切近于彝学概念的学术研究，应该是近代时期西方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时期西方列强和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研究，当然就包括了对彝族的研究。这个时期的彝族研究虽然不是纯粹学术意义的行为，多半是为了政治的目的，但是其客观的研究结果推动了作为学术意义上的彝学产生。因此，近代以来外国人进入中国西南地区对彝族的研究，加上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彝族的研究，构成了彝学学术研究的主源。而西方的研究在人类学的角度上体现得更为直接。李列在《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中，对此有较为清晰的描述。
新中国成立后，彝族取得了政治意义、法律意义上的正式统一的名称。此后对彝族的调查研究，才成为在概念范畴中有正式学术取向的研究。1950年代全国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工作，是配合当时的民族识别工作开展的，这也是一次大型的民族学学术研究工作，它的成果直接运用于民族识别，在中国和世界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许多大学、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都参与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后来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关于彝族的部分，实际上奠定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彝学的基础。
特别是从1950年代开始，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和其它一些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相继开设民族语文专业和民族古籍专业等，其中就有彝语文、彝文古籍文献等专业课程，这些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彝学学科建设的发端。而推动彝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要力量，还有另外两个方面的助力。一个是1980年代开始的以彝学研究会、彝学会为名称的学术团体的建立，如云南省彝学会、贵州省彝学研究会、四川省彝学会以及彝族自治地方或者有彝族居住的市、州、县、区纷纷成立彝学会，把彝学这一名称打得更加响亮。另外一个国内以单一民族为研究对象而创办的刊物，固定的如《回族研究》、《满族研究》、《中国藏学》等，不固定的如《中国彝学》、《布依学研究》、《壮学研究》、《云南彝学研究》、《贵州彝学研究》、《四川彝学研究》等，直接以一个民族为研究对象而致力于“藏学”、“彝学”、“壮学”、“布依学”等学术成果的发表，大力支持了单一民族学学科的建设。而成立的单一民族学会和单一民族研究刊物，其中的成员和主要作者往往是该民族人士，这体现了其特色，也具有了特殊性。
这种学术研究主体力量的形成，与人类学的传统大异其趣，它与人类学传统中研究“他者”、“他者性”的方向不同，不完全是一种“他观”的视角而多半是“自观”的视角。而进一步推动这种单一民族学术研究及学科建设的学术力量，却来自于有关大学以单一民族学设立了硕士、和博士相关专业的招生。例如2012年度，西南民族大学开始设立“彝学”和“藏学”两个专业，招收博士研究生。这实际上就是“彝学”、“藏学”学科的正式诞生。
（二）
但是，作为把彝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的努力，并非就是从2012年开始。由于彝族在西南地区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许多研究西南历史和民族的专家都发现，在西南地区，不把彝族研究清楚，西南的历史就难以叙说清楚。彝族拥有自己成熟的文字体系和大量彝文古籍，在西南曾经建立过卢夷国、朱提国、夜郎国、罗甸国、南诏国、罗施国、毗那国等国家，许多汉文史籍中没有记载的在彝文古籍中有丰富的记载，例如关于夜郎国的兴亡等问题，在《史记》中只有寥寥几笔，而在彝文古籍《夜郎史传》、《益那悲歌》、《夜郎竹王》等中却有丰富的资料。因此费孝通、马学良、林耀华、姜澄清等老专家，都曾经明确指出，在西南，如果不把彝族研究清楚，西南历史就无法写好。努力致力于对彝族的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是刘尧汉教授的团队以“寻找山野妙龄女郎”（范文斓语）法进行大规模田野作业、将成果出版为“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从而被程志方命名为“中华彝族文化学派”。这实际上就是彝学学科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具有典型的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方法，即民族志的方法，这是它的重要的学派特征。
然而，并非所有的专家、学者都采取民族志的方法来研究彝族，或者说来建设彝学学科。1988年贵州省彝学研究会成立时，吴斯清在《彝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就提出彝学研究就是研究彝文古籍。其后，把彝学作为完整的学科体系来思考如何进行建设，也成了专家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巴莫尔哈2002年在《论中国彝学学科建设》中提出了系统化彝学的学科结构的观点，认为彝学学科结构的系统化主要有五个方面：1.本土文化研究。2.彝学民族志学。3.彝学文献学。4.彝学学术史。5.彝学应用学。陈英2004年在《论彝学的学科建设》一文中，把彝学初步分类为11个学科，即：彝族历史学，彝族古地名学，彝族文字学，彝族语言学，彝族文学，彝族音乐、舞蹈、艺术，彝族古代哲学，彝族宗教、礼俗，彝族天文、历算，彝族农、牧学，彝族医学。他还提出了“梳辫子”、“四结合”等进行彝学学科建设的6条方法、道路，以此开创彝学学科建设之门径。2007年王明东和孔军的一份《近二十年彝学研究综述》中，从彝族的历史及族源研究、经济研究、文化研究、语言文字研究、政治法律研究、婚姻家庭及伦理制度研究、文学艺术研究、哲学宗教研究、天文历法研究、医药研究、风俗及其它方面研究等11个方面对近20年的彝学研究进行了总结。
一边是理论思考与研究述评，一边则是彝学分支学科扎实的推进，其中以彝族文学学科的成果最多，先后有李力主编《彝族文学史》、杨继中、芮增瑞、左玉堂《楚雄彝族文学简史》、罗曲、李文华《彝族民间文艺概论》、沙玛拉毅主编《彝族文学概论》、左玉堂主编《彝族文学史》等出版；继《彝文文献学概论》之后，黄建明出版了《彝文文字学》；朱文旭的《彝语方言学》，以及《彝族医药学》等学科专著也相继出版。这些，都支撑彝学学科成为一门正式学问，在人类学的百花园中占据了芬芳的一隅。
（三）
国内高等院校尤其高等民族院校是彝学学科建设的主体，加上一部分中等专业学校和部分科研院所，构成了彝学学科建设体系的主力。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是最早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工作的大学，早在1950年代就开办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其中的彝语文专业，与后来在1980年代开设的彝文古籍专业，所培养的人才后来都成了彝学建设的重要力量。西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和贵州民族学院（后来都相继发展为大学），也分别开设有民语系，其中也专门开设了彝语文专业。后来，在西南民族大学专门成立了彝学学院。西昌学院也开设有相关的彝学专业。而在毕节学院，也断断续续地开设有彝语大专班。凉山彝族自治州开办了西昌彝文学校。就当前的情况比较而言，西南民族大学和西昌学院在彝学教学上占据有很大的优势。
1980年，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了云南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今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同时创办了《彝族文化》，这是第一个以彝族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出版、发表了《彝族文化丛书》等一大批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后来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的彝族文化研究所，也是专门以彝族为研究对象。毕节学院2011年成立的彝学研究院，正式以彝学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也是彝学学科建设正规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彝学学科建设？从整个中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格局中来考察，应该有一个总体的部署，各有侧重，共同推进。从现有的格局来看，必需重点依托高等院校的彝语文专业教育体系和彝学研究体系，专业科研院所和有彝族研究职能的科研院所辅助推进，一般彝语文中等专业学校和其他有彝族文化教育教学和研究职能的教育科研机构作为补充。
当前，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西昌学院、毕节学院等仍然是主要力量，其中央民族大学在教学和科研中葆有持久的影响力，而西南民族大学在彝学教学特别是彝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招生培养上具有很大优势，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在研究上契合了人类学的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就。毕节学院在彝学科研中占据着很大的历史和区域优势、具有后来居上的巨大潜力。
明晰的了彝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格局，在这个大坐标中，对毕节学院的彝学学科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开阔视野，找准彝学学科建设的定位
要从历史相对主义、文化相对论的人类学视野中，认识西方话语体系下西方科学方法的不足，从中看到彝学研究是顺应了世界学术转向的大潮流，从“科学-迷信”的二元对立思维中跳脱出来，转到“科学-文化”互补性思维中来。在国内，要从毕节学院所处区域是彝族文字的发祥地、是彝族阿哲家族和俄索家族统治历史最长即是“千年土司”所在之地、是全世界彝文古籍最多并且优质彝文古籍最多的区域、历史优势和毕节彝学研究后来居上的优势中找准定位，树立在做好彝学学科建设的信心。
2.做好彝文古籍的收集整理及出版工作
毕节市内的彝文古籍在10000册以上，其中被收集在各个机构中的还不到一半。在这些古籍中，彝文碑刻约有近1000件，占据了较大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其他机构没有大力开展而留下了巨大空间的一个部分。彝文古籍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出版工作是毕节学院彝学建设的一个重点，特别是加大对彝文碑刻的收集工作，必需加大力度，突出毕节学院彝文古籍工作的特色。
3.做好传统彝文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传承传统文化
传统彝文即古彝文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承工具有现代彝文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已经取得初步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开发范围，完善计算机输入法软件系统，使其功能更加完善，更加便于使用。特别是要做好使用这一成果出版增订《彝文字典》的工作，打好技术推广的基础，发挥其在文化传承中的巨大作用。
4.启动本科生招生，培养彝学传人
充分发挥大学的文化传承功能，在已有的大专生培养的基础上，提升学历层次，启动本科招生，做好彝语文、彝族历史文化教育教学，大力培养彝学传承人才，要把此项工作作为彝族文化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来抓，避免人才培养出现断层。
5.招收硕士研究生，培养彝学研究较高层次的教学、科研人才
要把这一项工作作为毕节学院的特色教育、教学工程来抓，寻找切实可行的途径，整合毕节内外的特殊人才和高层次人才，壮大教育、教学、翻译、研究力量，围绕招收硕士研究生工作创造有利条件、配备各种力量、挖掘和利用各种资源，早日达到招研目标。
6.建彝族文化博物馆，为彝学教育和研究提供扎实的支撑
博物馆建设是人类学、民族学的重大工程，无论是在人类学形成的初期，还是在当代，它都是一项极其重大的历史文化工程。过去的历史，将来的研究，离开了博物馆的支撑，就会失去基本的依托，就没有有力的参证，就要走许多弯路。特别是毕节，是中国两大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是古彝文的发祥地，是几个彝族方国诞生和发展之地，是彝族统治历史连续最为完整的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为彝族历史文化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优厚的先天条件。在工业化、城镇化极速推进的当下，许多文物都在飞速消失，及早建成彝族文化博物馆，其紧迫性自不待言。
7.深化科研，协同创新，服务社会，推动发展
充分发掘彝族历史文化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紧密结合当代人类发展的前沿，把其中如生态知识、医药知识、天文知识、先进历法、传统卫生保健知识等系统开掘出来，利用先进科学技术手段加以开发利用。特别是要加强与政府、企业、其它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通过借力、借智、借资、借制（管理机制等），扬长避短，相得益彰，使优秀、先进的彝族传统文化通过科学的转化，服务于地方、服务于人类、服务于发展。
8.放眼世界，提升文化软实力
彝族天文、历法等先进的科学技术，曾经于上世纪末在法国社会科学院作过专题报告，向全世界推广，得到了同行专家们的高度肯定。国际彝学研讨会先后在比尔·盖茨的家乡、卡尔·马克思的故乡召开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在云南、四川召开了第三届和第四届，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随着《爨文丛刻》、《阿诗玛》等彝文古籍的向外翻译和传播，彝学的国际化步伐越来越扎实。要把彝学作为中国的一项特色文化，作为壮大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建设好，参与到全球化文化竞争的巨大格局中去，提升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9.搞好平台建设，及时发表成果
在目前特殊的管理体制下，创办一本公开的学术期刊还有许多困难，而对于学术的繁荣而言，平台建设十分重要。毕节学院从2005年开始在《毕节学院学报》，专门开设了“彝学专栏”，集中、及时发表彝学研究文章，为彝学的学术成果发表作出了很大贡献，对彝学的学科建设具有很大意义。目前，“彝学专栏”作为全国也是世界仅有的一个发表彝学成果的平台，对推动彝学学科建设的巨大作用将会逐渐体现出来，进一步得到社会的公认。因此，必需提升“彝学专栏”的学术影响力，条件成熟时，创办成一个独立的刊物——《彝族研究》。
（五）
一门学科的建设，需要许多方面的努力，特别是要通过许多专家、学者、学生的共同参与，经过若干年的艰苦奋斗，依靠许多人的学术积累。对此，要有长久奋斗的思想准备，也要有长期坚持的毅力。
一门学科是否能够成为一门学科，在中国，不完全取决于学术的积累与学科的发展。在当代社会，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一些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有待解决，还需要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方面的支持，并非具有了雄厚而有影响的学术基础，就能够把一门学科顺利建成，或者说把一门学科体系建立起来。因此，加大各种有利于学科建设的攻关工作，加强与外界的联系与合作，也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学科的快速发展，还需要依靠外界有利的环境因素。
人类学起源于对原始民族的研究，但是发展到当代，已经不限于对原始民族的研究，因为人类进入当代社会，许多原来被西方学者视为原始的民族，早已结束了那种社会经济形态，融入了当代世界发展的大潮流中。许多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如“城市人类学”等出现，正是回应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早就结束了一些少数民族的原始生活状态。单一民族研究作为新兴的学科，也随之涌现出来，如“彝学”、“藏学”等等。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代语境下，彝学的学科建设必将迎来一个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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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贵州省毕节学院，贵州毕节55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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