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本土资源和弱势群体参与STD/AIDS防治的途径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多元多态，相互间的差异很大。而且，随着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不同阶层的人表现出来的行为差异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艾滋病防治必须兼顾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不同行为主体。因此，针对不同人群的社会文化基础和行为特点探索并实施多样化的防治模式，是人文社会科学参与药物依赖和流行病社会控制的主要任务。
近年来，艾滋病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蔓延很快。云南德宏、西双版纳和四川凉山等地已经成为艾滋病传播最严重的地区。1995年凉山州发现首例HIV感染者，目前凉山州吸毒人群HIV感染率高达36%，毒品泛滥社区15-50岁成年人中5％―10%已成为HIV感染者，局部地区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开始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凉山州已知HIV感染者占全省70%以上。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丧失劳动能力，发病死亡人数不断增加，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动员各种社会力量，针对目标人群开展防治宣传和行为干预，遏止艾滋病的恶性蔓延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各级政府和卫生防疫部门在凉山彝族乡村采取的各种防治和关怀措施，均由于忽视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化特点、目标人群积极参与和本土文化资源利用而不能有效遏制流行趋势。预防艾滋病的常识还没有被当地人普遍接受，青少年和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还没有社会力量进行有效干预。
2002年1月，我们联合当地彝族学者在“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支持下，选择凉山州昭觉县竹核乡为目标社区，调查分析毒品与艾滋病传播的社会经济根源和文化背景，探索将弱势群体、传统文化整合进现代疾病预防和关怀体系的路径和模式。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在田野调查和社会动员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及行为干预实验活动，总结出一套适合彝族社会文化特点的本土化防治模式，受到当地彝族民众欢迎和评估专家肯定。
一、行为转化模式与弱势群体的主体性
1-1行为转化：在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前提下，防治艾滋病只能采用阻断病毒传播一途。阻断病毒传播的最有效做法是调整行为方式，杜绝高危行为。我们希望建立的社区艾滋病控制办法和关怀模式，就是要把传统社会中积累但在现代社会受到压抑的民间文化的能量释放出来，把少数民族社会中的行为主体从被动的、不自觉的和无意识的状态中唤醒，使社会的内部自我调适机能得到激活，并通过启发和利用主体的自觉来影响其行为变化。
1-2行为转化的模式：环境（自然与社会）变化→产生新的需要（生存和发展）→进行（主体自觉状态下的）文化调适→接受新的行为方式。
人的行为一般具有目的性，即为了满足群体和个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群体和个人需求及其满足，既受环境条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也受文化特质（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的规定。尽管从时段考察，环境会变化，文化会变迁，但在中短时段里，它们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行为特征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传统社会尤其如此。只有在社会文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为了满足新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产生改变观念和行为的自觉意识，在行为主体的主观努力下，人们的固有观念和行为模式才会发生适应性调整。
以安全套的使用为例。就我们所知，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凉山一直在积极推广其使用。可是，20多年过去了，彝族群众仍在坚决排斥和抵制安全套。即便免费提供，也没有人用。这是因为计划生育本身是由外力强制。这种自上而下灌输的东西不是他们固有的需求，反而被认为是限制他们繁衍后代的工具。没有需求就没有主体自觉。没有主体自觉就自然会有排斥和抵制。现在，性病艾滋病的流行使安全套的使用开始成为保障生命和健康的必要手段（特别是高危人群）。但是，客观需要转化为人们的主观愿望和自觉行动，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即要通过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让他们切实感受到面临的威胁和后果，又要为贫困社区的人们长期免费提供安全套。安全套的使用才可能最终被他们所接受。
再以凉山毒品兴衰为例。1997年以前，毒品的危害还没有在彝族社会中暴露出来。那里，人们把吸毒当作消费时尚，把贩毒当作致富捷径，趋之若骛，而对政府的禁毒宣传置若罔闻。一些村社80%的家庭涉毒。1997年后，吸毒者逐渐耗尽家财，注射者成批死亡，贩毒者身陷囹圄，社区治安每况愈下。乡民们看到听到这一幕幕惨剧。于是，村寨长老、家支头人、宗教人士和受害者亲属等民间力量吩咐采取自救行动。一些家支召开禁毒大会，把惩处贩毒的条例列入习惯法，把吸毒者集中起来强制戒毒。还出现了家支禁毒巡逻队和村社禁毒宣传队，自发创作了越来越多的禁毒民歌。有的乡村还联合各家支成立“民间禁毒协会”，在社区形成合力，实施“净土计划”。使吸贩毒人员在本地的活动越来越困难，逐渐扭转了这些社区毒品泛滥的局面。遗憾的是对家支和彝族群众在禁毒方面的努力，政府引导配合和支持不够，甚至还做出许多限制家支活动和打击头人威信的做法。没有全面推广这种自然产生的本土化禁毒模式，这才使毒品禁而不绝。
1-3尊重并发挥弱势群体的主体性：这两个实例给我们的启示：一是任何社会文化都有进行自我调适的内部结构和文化资源。二是任何行为改变都必须建立在主体自觉的基础之上。只有主体自觉基础上的社会整合和文化调适，才可能消除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同理，任何针对边缘社会的发展计划和宣传教育，都必须尊重和发挥当地人的主体性，重视他们自身的文化，相信他们的自我教育和自我调适能力。反之，任何不顾当地社会文化传统而强制灌输和靠外力推动的行为干预，都难以达成良好效果。
把传统文化视为积贫积弱的根源加以贬低，把传统社会组织当成现代国家的竞争势力加以压制，这是中国主流社会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思维和行为定势，也由此带来严重的生态和社会后果。在少数民族地区，情况更是如此。目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持续、毒品泛滥、艾滋病流行等都是这种后果的表现形式。中国社会要在参与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初步富强稳定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迟早要为传统文化，包括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名和定位。本项目是这一总体趋势的组成部分，并能为此提供实证，因此有较强的推广应用前景，其范围不仅在疫病防治方面，还在保护生态环境和矫正世道人心方面。
二、彝族乡村艾滋病防治的社会条件
目前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高达百万。但以中国幅员之大和人口之多，艾滋病感染者毕竟还是少而分散。公众也感觉不到直接的负担和压力。但在凉山州昭觉县竹核乡这样的流行社区，感染者就不再是个别现象。每个村社都不断有成员被检测出来。社区中的每个人都与感染者和高危人群有直接的联系和交往。因此，动员社区各方面力量参与防治，就成为这个社区自身的迫切需求。那么，彝族乡村有那些社会力量和文化资源可以动员起来开展防治工作呢？
2-1社会组织形式与行为约束力量
2-1-1家支组织：凉山彝族自有传统的组织形式，那就是我们提到的家支（氏族和宗族）。在凉山每个社会成员都归属于某个特定的扩大化的家族，他们是九代或更远以前的一个共同祖先繁衍的后代。家支有自己的姓氏，依靠父子联名的谱系联接。每个男子都要记忆和背诵自己的谱系，以明确自己的身份地位、责任义务和亲属网络。本家支成员相对集中居住在若干自然村落。但大的家支可以分布很广，甚至遍及凉山各地。例如阿侯家支，曾经号称“十万阿侯”。一般家支人数都有数千。全凉山大约有一百多黑彝家支和近千个白彝家支。
家支的作用一是对内守望相助，包括扶持困难家庭和帮助本家支内的各个家庭举办婚丧嫁娶等仪式活动；二是对外威慑，特别是在家支成员与他人发生冲突，出现危难时，家支会出面帮助解决。每家支都有家规，严重违犯并拒绝服从者要被家支开除。个人及其家庭一旦失去家支庇护，就难以生活。他会被人鄙视，没人跟他交朋结友，不会有人嫁给他，还处处被人欺侮。总之，被开除家支是凉山彝族的最大不幸。由此可见，家支是影响和控制彝族行为的主要力量。
2-1-2基层政权：解放后，凉山彝族农村逐步建立了党组织和乡村政权。家支组织受到国家法规制约和基层政权挑战。1956－1981年间，家支头人受到打击，家支活动被明令禁止。人民公社成为乡村唯一合法的组织形式。乡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过集体生活。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乡民有了土地使用、生产经营、商品贸易、人口流动迁徙等权利。但作为代价，乡、村、社等机构也不再为乡民提供直接的生产和生活保障。亲情和血缘纽带关系再次成为人们唯一可以直接依靠的力量。于是，家支活动又兴盛起来。但恢复后的家支只负责民间事务，不干预地方政治。因此，基层政权仍然发挥主导作用。乡政府仍是社区权利中心，对社区公共事业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但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凉山也出现了基层政权与家支制度相重合的现象。一些民选的村社干部往往同时是家支头人（或由家支推举出来担任公职的青年才俊或当地企业家，他们已经成为地方新权威，有些还直接当上家支头人）。也就是说，多数基层干部实际上多重身份。他们既秉承上级旨意按政策法规办事，又要根据习惯法调处家支和社区内部事务。
2-1-3宗教信仰：“毕摩信仰”是凉山彝族以祖灵崇拜为核心的传统信仰形式。它没有完整的教义，没有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没有严格的教阶等级，也没有严格的宗教戒律，只有信奉的祖灵和各种鬼神，因此很难说是一种宗教。但它确实有大量经典，有相对固定的仪式规则，也有固定的传承方式。我们观察，它主要利用人们对超自然物（鬼神和灵物）的信仰和畏惧来规范、约束人的行为，达到避凶趋吉，维持生活秩序和心理安定的目的。彝族人相信鬼神无所不至，生老病死，祸福吉凶都是鬼神影响所致，任何不合规范的言行都会招致鬼神惩罚，需要毕摩和苏尼通过各种经书、祭祀、巫术、兆卜、禁忌、符咒等方法化解和规避。因此，彝族人思想和行为与宗教的关系非常密切。
2-1-4习惯礼法：目前凉山彝族除遵从国家法律外，还按照传统的习惯法行事，据以处理民族内部的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习惯法没有固定条文，人们只是援引前人行之有效的处事原则和类似案例来处理当前事务，并且总是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做出灵活调整。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基于传统信仰，依靠家支力量而以贤明人治为依规的处事原则。实际操作中，它以公理和道义为基础，以经济补偿为手段，以化解矛盾和恢复和谐为目的，而不以报复和肉体伤害能事。运用习惯法解决冲突时，需要当事双方达成协议。协议一旦达成并通过杀牲喝酒等仪式确认，就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目前凉山彝族尝试利用习惯法打击贩毒和抵制吸毒，有较好效果。
2-2社区权威的影响力：彝族社区存在国家公职人员和民间社会权威两股精英力量。公职人员指乡镇干部、教师、医生和县政府其他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税务、邮政、信用社）工作人员。他们的人数一般在50--80之间，多数为大中专毕业。其中乡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是社区中最关键的人物。外人没有他们的支持配合和引介，就不能在乡村开展工作。但这些人工作在乡上，家属却在县城，服务几年都会返城。他们虽然从事与乡民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业，却不能融人乡村社会。他们当中有事业心的人，往往以改造乡村社会为己任，因而是现代化的锋线人物。
民间社会精英有德古（长老）、苏易（头人）、毕摩（宗教祭师）、世袭贵族后裔（兹莫土司、黑彝）、村社干部、民营企业家、退休回乡干部、民间艺人等。这些人有的代表传统社会，也有人代表新兴的市场经济力量。
2-2-1德古：凉山彝族社区最具权威性的人物是“德古”，即汉族所谓“长老”。他们是社区事务的公共调解人。他们年长，辈份高，出身名门望族，有家支背景，熟知历史典故，通晓习惯法，了解各种案例，处事公道，社区信任度高。相邻社区和家支也经常邀请他去主持调解一些大的案件，其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可以超越本社区范围。
2-2-2头人：彝族由于人数众多，家支内部又分为“支”和“房”。家支是“家”和“支”的总称，“家”是指整个氏族（俗称家族），“支”是指家族内部的分支，支下还有房，房下才是家户。各房有各房的头人，各支有各支的头人，最后还有代表整个家族的头人。头人有大小之分，但都可以称为“苏易”。彝族家支头人并不世袭，也不出自选举，而是靠个人的品格、学识、才能、门第、财富、公益心和影响力自然形成。
2-2-3毕摩：毕摩是彝族知识精英。他们通晓古彝文经典，了解各家支谱系，熟知天文历法和历史掌故，会占卜和巫术，通过主持各种仪式活动，为他人治疗疾病排解忧患。他们每天走村串户，信息灵通，交往广泛，受人尊敬。毕摩一般是父子相传，需要7-8年时间的学习才能出师。另外，彝族中还有一种巫师，彝语称为“苏尼”，专职跳神、驱鬼、治病，苏尼不懂经典，也不是师承而来，多因患了某种疾病，神智恍惚，自以为有苏尼的灵魂附体，病愈后就可以进行宗教活动了。苏尼不会作大的法事，所以，宗教地位和社会声望均不如毕摩。
2-2-4兹莫后代及黑彝：兹莫是世袭贵族，元、明、清以后陆续被中央王朝封为土司。黑彝是自清代以后凉山内部崛起的新贵族和实际的统治阶级。20世纪50年代后，他们虽然丧失统治权力，但仍保持自己的尊严和荣誉。他们有显赫门第，强烈的社会意识，并在行为上严格自律，因而在社区仍享有声望。兹莫和黑彝人数不多，但内部认同感强，外部影响大。其家支的头人一般担任德古，可以充当跨家支的社区调解人，受到各阶层尊重。黑彝家支的家规家教极严，其成员极少参与吸毒、贩毒和高危边缘活动。上述一个阶级两个阶层的情况足以说明传统社会地位和文化规范对凉山彝族的行为约束力之大。
2-2-5民营企业家：乡村民营企业家是彝族社会近10年来涌现出来的一个新阶层。他们的人数不多，但已经成为社区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传统文化薰陶下，他们注意把经济实力转化为社会影响，在社区扮演多种角色。在企业当老板，在家支当头人，在乡村当干部。竹核乡的阿牛麻里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是私营企业家，还是乡政府民选副乡长，兼任大温泉村党支部书记和阿牛家支头人。九口乡的马黑工人也是私营企业家，乡政府民选副乡长和马黑家支头人。近年来，这两个人还分别在当地发动家支开展禁毒活动。
2-3文化特点与自我教育形式
2-3-1语言文字：彝族自有语言文字。彝文有古彝文和规范彝文两种，古彝文为表意文字，只有毕摩使用，不在群众中通行。规范彝文是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府在国家支持下，于1981年推广的音节文字。它从老彝文中选取810个表意字符代表彝语中的不同音节，易学易用。目前凉山州的彝文出版物、学校双语教学和扫盲教育都用这种文字。彝族群众学习这种文字，通常用几个月时间就能掌握，甚至用于文学创作。所以，凉山懂规范彝文的人较多。但因出版物少，所以使用强度和范围还是不大。民改50年来，凉山彝族成年人虽然多少会些常用汉语，但听广播和看电视仍有困难。至于汉文，则只有中学以上学历的人才会。所以，任何针对彝族乡村群众的宣传教育都必须使用彝语彝文。
2-3-2民间文艺：凉山彝族具有浓厚文化积累，注重家庭和社区生活，民间文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口承文学有神话传说、史诗、歌谣、寓言、韵语、谚语、谜语及诵唱。传统工艺美术有漆绘、刺绣、银饰、雕刻、绘画。民间乐器有月琴、三弦、马布、口弦、胡芦笙、胡琴、唢呐、竹笛等，各种乐器都有其乐曲。乐曲的音调和结构相当稳定，能够独奏、合奏和伴舞。凉山彝族舞蹈也多，仅“达体舞”一项就有数十种套路和步法。彝族民歌有山歌、情歌、哭嫁歌、祭祀歌等，而且毕摩念经的腔调也类似吟唱。这一切，使凉山彝族村寨在节庆期间成为“酒的王国，歌的海洋”。彝族年轻人酷爱音乐，喜欢聚会，他们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喜欢自编自唱，在集市上你能够买到很多他们自己录制的彝族民歌磁带。
2-3-3民俗活动：彝族乡村每10天赶一集。逢集日，乡民从四面八方赶来，或贸易或消费或会友或者纯粹来看热闹，集市上总能聚集成千上万人。所以，集日是开展各类宣传活动的极好时机，但彝族人忌讳在公开场合谈论性话题，所以在集市上直接讲解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效果不佳，甚至引起群众唾弃。因此，最好的办法还是用文艺节目传达禁毒和行为自律方面的内容。高寒山区冬季时间长达4-5个月，农民没有多少农事，所以结婚、过年、走亲戚、祭祀活动等都集中在这个季节。彝族最隆重的节日是每年11月的“彝族年”和6月的“火把节”，一般所有在外的家人都会赶回来过节，这些时候是对外流人口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机会。平时则应利用傍晚，彝族人围在火塘旁边喝酒聊天唱歌时，用文艺节目吸引他们，或者分开性别做宣传教育。
三、彝族乡村艾滋病防治的途径和方法
3-1凉山州现行防治与宣传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性病艾滋病预防宣传历来是由有关部门自上而下，由外向内展开。近年，各方面开始重视对高危人群的行为干预，主要是针对性工作者和吸毒人员进行教育，发放安全套和针具。这些手段和办法，在主流社会和受过中等教育的人群中能取得明显成效。但在少数民族乡村社会，却有明显缺陷。总结当地卫生部门和国外非政府组织在彝族乡村开展性病艾滋病防治的经验，我们认为存在下列问题：
3-1-1教育方面：严重缺乏彝族语言文字材料（只开发过一种彝文宣传品，但没有广泛推行）。触犯彝族文化禁忌（话语和画面太直接露骨，没有分性别分场合）。其形式表面化，没有进村入户，更没有持续（集市上搞一两次活动就没有下文）。
3-1-2干预方面：只在戒毒所和歌厅开展活动，没有规范程序和适用材料。除禁毒外，对乡村青少年的高危行为没有具体干预措施。
目前，多数彝族乡村的性病艾滋病防治宣传还是空白，彝族群众没有接触到基本的预防知识，特别是性安全方面的教育。另外，大多数高危人群常年流动在外，对他们的教育和干预还是个盲点。盲点的形成，主要是缺乏民间权威人士的积极参与（村社干部和家支头人还搞不清楚状况），没有建立一支扎根本土的防治干预队伍，也没有找到能够深入彝族群众并使他们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
针对上述问题，本课题组结合彝族社区文化资源，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尝试，初步取得了一些可供将来提炼推广的经验。
3-2动员民间社会力量实施行为干预计划：目前，艾滋病在凉山如同毒品最初流行的情形一样，当地人还不能直接看到其危害，至少不如毒品的危害明显。艾滋病传播的隐蔽性和患者发病死亡的间接性，使多数彝族群众对艾滋病没有具体概念，因而不能警惕和行动起来。我们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了下列步骤：
3-2-1社区调查：通过参与观察、个案访谈、召开座谈会、入户访问，问卷调查等形式摸清彝族社区特点，包括其社会组织、家支势力、宗教影响、民间精英、家庭婚姻形式、性活动特征、高危人群分类及其行为规律、禁毒工作、疾病认知与卫生习俗、民间文艺形式等。我们分别召集了8个村的权威人员开调查座谈会，摸清社区家支分布，社区长老、主要家支头人和毕摩的姓名。竹核乡最大的家支分别是阿牛（180户）、麻卡（204户）、曲比（142户）、勒俄（106户）、勒乌（107户）、马海（74户）以及黑彝马家（约20户）和毕摩世家吉克家支（约20户）。
3-2-2社区动员：调查过程中，我们利用当地社会关系（亲戚、家门、师生、朋友）与社区各阶层的人密切接触，进行广泛的社区动员，使他们理解本项目实施的目的和意义。
（1）2002年1月30日召开“竹核乡基层权威人员艾滋病防治宣传动员会”。参加者有项目组成员、县宣传部长、防疫站长、乡政府机关全体干部、全乡主要家支头人、大毕摩、8个村的干部。会上介绍了本项目的调查内容和目的，通报了凉山、昭觉、竹核艾滋病传播的情况，分析了危害和后果，阐明行为干预的迫切性，强调了当地权威人士参与艾滋病防治宣传的重要性，介绍了艾滋病防治的基本知识以及本项目调查活动的安排。参会人员表示全力支持本项目工作。
（2）2002年1月31日，项目组召开“竹核乡毒品泛滥、艾滋病传播与防治策略讨论会”，了解当地人的观点和立场；参加人员有项目组成员、部分乡村干部、家支头人、艾滋病感染者、吸毒人员家属。他们针对会议主题表达了自己的认识，讨论热烈。在社区权威人士认识到必要性的基础上，引导他们自己组织宣教并支持动员家支力量采取干预行动。
3-2-3组织干预：竹核是凉山最早组织家支禁毒的社区之一，其效果也最显著。这里的典型例子是阿牛家支的活动。阿牛麻里，男，45岁，阿牛家支头人之一，竹核乡大温泉村小温泉社人，乡镇企业家，经营热带鱼养殖等。1996年担任小温泉社副社长。当时全社60%的人涉毒。青少年大多外流吸毒。中青年妇女也成群结队的前往云南下关贩毒。在家里劳动的只有老人。由于该社多数是阿牛家支的成员（70户），所以阿牛麻里在1997年召开家支大会，杀牛打狗喝血酒，凡家支成员参与贩毒的要开除出家支，吸毒人员集体强制戒毒。宣布成立阿牛家支禁毒队。如果发现有贩卖毒品给阿牛家支成员，家支将没收其家产，并送公安机关法办。这项举措很快传遍周围村社。据说当时阿牛家有个人从家里偷了70 斤米背着去换毒品，走遍了竹核所有的村子都没有人敢卖给他。阿牛家的吸毒人员从90多人减少到4人。阿牛麻里担任大温泉村党支部书记后，又召集全村各家支头人、毕摩、乡人大代等60多人实施“净土计划”，使这个凉山吸毒贩毒最严重的村成为全国禁毒先进村。阿牛麻里也成为全国禁毒先进个人。还被选为副乡长。但毒品得到控制后，艾滋病问题又突显出来。2002年初，全乡检测出96人感染艾滋病，其中阿牛家支就有10余人。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可以采用重新树立家支习惯法的权威并重新建构其内容的方式。把家支大会和杀牲盟誓仪式用于青少年行为干预。2002年8月13日，项目组说服阿牛麻里召集阿牛家支在竹核、尔古两乡的十几位头人开会，通报艾滋病对家族的危害和后果，并商议解决办法。头人们一致同意制定和实施青少年行为干预条例，把艾滋病防治关怀、阻止青少年外流犯罪、强化对病患者的关怀和帮助、扶持家族子弟上学等内容列入家支习惯法。
8月18日，阿牛家支召开家支大会，各户男性代表100余人参加。县检察院院长、副院长、乡长、副乡长、民间禁毒协会会长、其他家支代表、项目组成员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纷纷发表意见，对毒品和艾滋病问题表示严重关切，支持采取干预行动。县乡领导也表示赞赏和鼓励。其他家支代表表示要采取相应行动。随即，请毕摩主持宗教仪式，打鸡、杀牛、喝血酒盟誓，宣布实施《阿牛家支青少年行为干预条例》。会后还专门集中本家支青少年详细讲解了艾滋病预防知识。 由于阿牛家支是当地最大的家族，此举在全社区引起了强烈反响。
3-2-4成立“民间禁毒与疾病防治协会”：马拉则，男，54岁，黑彝马家的头人，小煤厂主。2001年3月，在政府支持下出面联合竹核、尔古两乡主要家支的头人成立社区“民间禁毒协会”并担任会长，自筹资金开展活动。他们采取的措施：一是成立各村“禁毒巡逻队”，推行“家支连带责任制（1人贩毒全家族受罚）”，打击贩毒活动；二是组织吸毒人员集体戒毒；三是推行“五户联保责任制”控制人口盲目外流。目前已发展会员500多人，是该社区禁毒工作的主要力量。今年8月，在项目组启发下，他们认识到艾滋病的危害，同意把“民间禁毒协会”更名为“民间禁毒与疾病防治协会”，把艾滋病防治宣传列入协会工作，承担在当地持续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及青少年行为干预活动。他本人不懂汉语文，就学习课题组翻译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材料，并多次在课题组与协会共同组织的群众集会中用彝语演说。他表示自己以后也要组织这样的活动，希望我们培训协会骨干，为他们在各村开展巡回宣传演出提供启动资金和彝文材料。他还打算推动其他家支效仿阿牛家支对青少年行为进行直接干预。
3-2-5发挥宗教人士的作用：毕摩是凉山基层社会掌握民族文化资源最多、社会联系最广泛的人士。我们在参与“送祖灵”、“诅咒”等仪式活动，观察和分析传统信仰对青少年行为影响的过程中，也向毕摩阐明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及预防办法，动员他们在日常仪式活动中进行宣传教育，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这项工作还有待深化。
3-3利用民间文艺形式深入村寨开展宣传活动：2002年2月5日，我们在拉雅村调查时，意外发现当地彝族青年自编了很多禁毒民歌。有的是彝族少女放羊时自己编来劝戒家人莫吸毒的歌曲。有的是吸毒人员自己在戒毒所编的忏悔歌曲。有的是妻子哭述自己丈夫吸毒后，家庭破裂的经历。据说各村都有这类歌曲。第二天，我们召集各村民歌手，用半天时间收集到20余首。我们认识到这可能是在凉山彝族中开展自我教育的最好形式和内容，于是动员他们组织文艺宣传队，并把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内容编进民歌中演唱。
3-3-1项目组组织的活动：7月份，我们回到竹核时，已经有两个村在“民间禁毒协会”支持下组织了文艺宣传队（木渣落村禁毒宣传队和吾合村少年禁毒宣传队）。我们在这两个队的基础上组建了“竹核尔古民间禁毒和艾滋病防治业余文艺宣传队”，编排了40多个节目，并开发了如下活动：
1、2002年7月19日，在竹核区礼堂举办“村民禁毒与艾滋病防治自我教育文艺汇演”，动员了各村100多名文艺骨干参加演出，在演出过程中还穿插了艾滋病防治宣传讲演，参与群众600人。另外，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专家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也专程前来参加并讲话。
2、2002年8月9―14日，项目组对宣传队队员和民间协会骨干进行了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教育与培训，编排了相关内容的舞蹈、小品和歌曲。
3、2002年8月，该宣传队在尔古村组织演出宣传活动，演出中穿插（禁毒协会骨干利用我们翻译的彝文宣传材料）宣传讲演。演员60余人，讲演3人，参加群众800余人，反响热烈。
4、2002年8月19日，宣传队在集市上演出。演员40余人，演讲2人，参加群众2000余人。（项目中期评估专家组参加了该活动）。
据反馈回来的消息，我们离开以后，他们继续深入其他村寨，先后演出28场，观众达12000多人次，受教育面达90%。
3-3-2活动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勒尔布都，男，50岁，木渣落村人，原竹核民贸公司职工，下岗（原单位领导公款贩毒搞垮企业）后回乡办小商店。他是彝族民间艺人，唱歌、编舞、弹月琴样样精通。他深恨毒品危害，参加了禁毒协会。2002年3月，在课题组支持下，他在本村成立禁毒宣传队。每晚聚集青少年在他家练歌排舞，很快改变了村风。2002年7月，他与岳父家所在的乌何村禁毒宣传队联合成立“竹核尔古禁毒与艾滋病防治文艺宣传队”，排练出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反映禁毒和艾滋病防治教育的歌曲、舞蹈和小品，先后在区礼堂、集市和尔古村宣传演出，大受欢迎。
阿牛阿勒，男，28岁，乡村著名歌手。他12岁到成都流浪，当小偷，曾经吸毒。1995年因抢劫被判5年徒刑。2000年释放回家后，他根据自己在外漂泊的经历和感受，利用流行音乐编唱现代风格的彝语歌曲数十首，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歌星。但他因为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整天喝酒说大话，意志消沉。2002年8月，我们录制了他的20多首歌曲，并动员他参加宣传队的训练和演出。他还根据我们的要求，编写了几首青少年行为教育方面的新歌曲。他的参与使宣传队的演出越来越受到欢迎。他本人也在这些活动中受到鼓舞和教育。
3-4、编写和使用彝语文宣教材料
（1）、将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博士生“三下乡宣传队”编写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材料译成彝文，用来培训协会骨干和宣传队员，共发放50份。由于彝文材料通俗易懂，群众争相传阅，加上宣传队演出活动配合，效果极好。
（2）、2002年12月，西南民族学院的潘正云教授（课题组成员）用我们收集的多种汉文宣传材料，组织编译出3种彝文培训宣传材料，但因出版费用较高，目前尚未使用。
（3）、项目实施中，我们还拍摄了大量的数码照片和录像资料，特别是收集了大量彝族禁毒民歌。我们计划把这些作品制作成影视产品在乡村发行。但因为此项活动不属本课题设计内容，没有预算，因而准备下一轮项目申请。
（4）、2002年8月，项目级在自治州民族中学举办“彝族社会发展与艾滋病防治”的讲座，受到彝族学生欢迎。这次活动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小学开展性病艾滋病防治教育具有特殊意义。
（5）、2002年8月，中英项目批准州防疫站申请和主持的另一关怀项目。他们也把目标社区定在竹核，设立了项目办公室。我们了参与他们在竹核开展的宣传活动。他们的做法是在村里展开群众大会，讲明目的和意义后，把妇女和男子分开，用彝语分别向他们详细介绍有关性病艾滋病的知识（由经过培训的彝族妇女干部负责妇女群众），在此过程中提问和讨论，群众的接受效果较好。
3-5依靠传统社会资源关怀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庭：艾滋病感染者虽然在彝族社会没有受到歧视，但由于他们吸毒时间长，财产已经耗尽，又逐渐丧失劳动力，成为社区中最贫困的人群。目前只是受到亲属接济勉强维持生计。随着陷入赤贫的家庭不断增加，社会的负担越来越重。在政府还没有对他们采取救济措施的情况下，家支组织就成为他们赖以生活的唯一依靠。因此，调动传统社会资源关怀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庭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另外，从阻断传播源的角度，维持艾滋病感染者正常稳定的生活并确保他们在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是最关键的环节。然而，据我们调查，当地的感染者有相当一部分人迫于生计外流出去，下落不明。而且，几乎所有感染者在性生活中都没有使用安全套。因此，他们是最危险的传播源，也是最需要尊重、帮助和教育的对象。要改变这种状况，同样，需要依靠乡村社会内部为他们提供生活保障和行为安全教育，以阻止盲目外流及危险性行为的发生。
案例：海乃伟几，男，32岁，大温泉村人。95―97年间注射吸毒，目前已戒毒三年。2000年检测出感染艾滋病。他现在经常感觉泛力，睡眠不好，心情烦躁，常发低烧。注射药物时把左手打坏，现开始溃烂。已经基本丧失劳动力，依靠父母兄弟生活。自从知道得的病无药可治，他的思想负担很重。村里人虽然没有歧视他，但自卑心理使他不愿意与人接触。课题组成员自2001年8月以来，3次在竹核调查，每次都带礼物去看望他们，与他们像亲戚朋友一样交往，并请他们参与我们组织的各种活动。通过这些示范活动既增强了他们在社区正常生活的自信，也启发了他们的自觉防治意识。
毒品和艾滋病在中国贫困少数民族中泛滥，说明它是经济社会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解决它的根本办法是为弱势群体赋权和改变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地位。我们从彝族传统社会组织和文化建设入手，强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遵照当地习俗、用文化艺术形式传播预防艾滋病知识，并通过家支和宗教来干预青少年高危行为。同时，依靠乡村社会资源关怀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庭。通过在目标社区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活动，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能够在彝族乡村社会建立一种毒品和疾病控制系统，逐步减少药物依赖并阻断病毒的传播途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争取各级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在凉山全面推行这种模式。
在社区采取行动是全球控制HIV/AIDS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高危社区建立艾滋病控制的有效机制？怎样使本土资源和目标人群进入预防和关怀体系？是当前艾滋病防治策略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是社会科学进入公共卫生领域并参与流行病防治的重要课题。我们所倡导的禁毒与艾滋病防治的本土化模式，不仅是药物依赖和流行病社会控制的新思路，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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