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规范彝文的几点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彝文问题自1980年规范彝文经国务院批准推行以来，就成了摆在民族语文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而又十分困难的问题。10多年来，广大彝族人民、彝族语文工作者和全国民族语文工作者一道，绞尽脑汁寻找各种合理的方案，而且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设计了一些方案，有的方案还进行了一些试验，似乎都没有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例如，1992年在昆明成立了“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开展了彝文的规范工作，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经过了多年反复以后，最后不得不做出以国务院批准的规范彝文方案作为统一彝文的意见。1999年4月，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第七次协作会议做出决议称，“会议一致同意，把国务院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作为彝族的规范文字。会议认为，在推广使用和完善规范彝文时，要求同存异，逐步完善，共同发展。”[1]但是由于彝语方言分歧很大，在实践中将《彝文规范方案》推广到整个彝区是有一定困难的。因此，规范彝文方案需要进一步完善，使他名副其实地成为整个彝区都能使用的文字。
近几年，我主持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项目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其中有一部《彝语方言研究》是本所的武自立、纪家发等彝族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和他们讨论彝语方言差异情况时，也同时交换了对规范彝文方案的一些看法。与此同时也和在京的部分彝族学者（包括马学良先生在世时）就规范彝文问题交换过多次意见。今年7月，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中期会议上，正巧遇到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巴莫阿依博士，她邀我来石林出席第三届国际彝学会议，征得她的同意，我就斗胆把萦绕在脑子里多年的一个非常粗糙的改进规范彝文方案的思路，写成一个简短的发言提纲，在石林的会上做了简短的发言，以抛砖引玉。会上和会下，反映不一，部分专家和学者，包括彝语文工作者，鼓励我把这份意见写成文章，以便进一步更广泛地征求意见。我的这份“几点思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笼的。不对的地方，请民族语文工作者特别是彝语文工作者批评指正。
二、完善规范彝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彝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彝文起源于何时，学术界说法不一，《彝语简志》的作者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的说法是：“根据史志记载、考古发掘和家谱材料等综合研究，我们确信彝文可能创始于唐代而集大成于元末明初。”[2]陈士林等人的认识，反映了《彝语简志》创作的八十年代初期的成果。近20年来，大量彝文古籍包括金石铭刻的出现，对彝文起源的时代有了许多新的认识。例如，《中国彝文书法选》编纂委员会编的《中国彝文书法选》的第3-4页，分别刊载了在贵州赫章发现的西汉铜铸擂钵，上铸有彝文5字，意为“永传祖祠手碓”。云南昭通发现的西汉彝文铜印“螳琅山统辖手印”。云南个旧发现的的汉代铜凉壶（残件），其足圈有彝文二字，意为“水器”。[[3]]这些物证中的彝文如果可以确认的话，可以把彝文的起源时代大大向前推进。但从汉代到唐代中间还有较长一段时间的空挡，还没有实物加以补缺。此外还有许多讨论彝文起源的文章，推论的多，拿出具体物证的少。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彝文是一种有悠久历史的文字，而且保留了较丰富的传统文献，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解放后，彝文的使用经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个中原由，自不待言。七十年代末，规范彝文经过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的不懈努力，终于登上了科学的殿堂，并于1980年得到国务院的正式批准。20年来，我亲眼目睹凉山彝区学习规范彝文的高涨热情，令人感动，规范彝文在双语教育方面取得的累累硕果，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所起到的作用，在培养彝族的知识分子方面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在此基础上，设计的规范彝文的信息处理方案，不仅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而且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可以预料，它将在今后国家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彝语方言差别很大，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国务院批准的规范彝文是在北部方言的基础上进行规范的表音音节文字，它的特点是简明、易学、易掌握，非常符合彝语的实际。但是要推广到北部方言以外的其他方言区，有一道难以逾越的语音上差异和词汇上差异的障碍，这种差异，在短时间里是不可能立刻消除的。因此，无用讳言，规范彝文虽然被确定为“彝族的规范文字”，但实际上他仍然是一种仅能在北部方言地区通行并推广使用的文字，夸张一点说，仅仅解决了三分之一左右彝族的使用文字问题。
目前需要面对的事实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速度的加快，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计划的逐步实施，需要逐步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地区，是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开展民汉双语教学，是提高民族地区特别是聚居区少数民族文化素质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拿什么工具来开展双语教学，让不懂汉语的小学生硬学汉语吗？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必须解决开展双语教学的工具问题。因此完善规范彝文，以适应差异较大的不同方言地区使用，是当务之急，尤其是西部大开发即将来临之际，更是当务之急。
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广播、传媒、通讯等技术的迅速发展，随着四个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杂居区、散居区的彝语使用者，将很快转用汉语而丧失自己的母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里，保存了该民族千百年来积存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它是该民族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的消失必然会使积存在该语言或方言中的各种文化特点随之消失。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祖先用传统彝文给我们留下的屈指可数的那点儿古籍，而看不到存在于民间口头的大量的珍贵的活着的文学作品。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抓紧时机，用彝族自己的文字和一切手段记录和保存这些即将消亡的自然的、社会的等一切传统的知识资源。而要做到这一点，目前的规范彝文不加以补充、完善，是很难胜任的。再者，文字的推广使用，对延缓语言的衰亡肯定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纪要》充分考虑到“由于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造成了全国彝语各方言区彝文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的状况”，因此，提出了对规范彝文进一步完善，以利于整个彝区使用的思路。这是一个从全局考虑的非常英明的决策。这是因为，考虑到“1980年国务院批准规范彝文以来，彝文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近20年的实践证明，规范彝文是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对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为促进各民族之间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4]同时，规范彝文保留了传统的民族形式，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无论在信息处理和双语教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此基础上，稍加补充和完善，推向整个彝区，是完全可能的。因为20多年规范彝文所积累的工作经验和彝语方言、土语研究取得的可靠数据，使我们有信心和有理由来完成这个看起来复杂，但实际上并不十分困难的任务。
三、完善规范彝文的几点思考
1、50年代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时，彝语方言共调查了数百个点。经过学者们的潜心研究，划分了6个方言和26个土语。根据我们对有代表性的40个点的语言调查资料（包括所有的彝语方言土语代表点）的仔细分析和观察，彝语方言土语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和语法上，其中包括词汇的读音上，而彝语语音结构上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不象藏缅语族语言中，有的语言有丰富的复辅音，有数量众多的声、韵母，有结构复杂的韵尾，有的语言甚至有复辅音韵尾，音节结构的类型有近千，甚至超过一千。换句话说，如果每一个音节要用一个字来替代的话，要选用近千个甚至一千多个字才能够表达该语言的不同音节，还不包括声调。而彝语则不同，各地彝语的音节数量、音节类型、音节搭配（指声母、韵母和声调之间的搭配）规律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复杂，彝语基本上很少有复辅音，声母的数量一般在30-40个之间，介音一般只有[-i-]、[-u-]两个，很少有[-y-]介音，有的方言土语甚至没有介音，韵尾基本上已经消失，韵母少的10多个，多的30多个。组成的音节一般不超过400个。声调一般在4个左右。
2、文字有3个要素，即形、音、义，一种方言差别很大的语言，如果按照规范彝文的设计思路，用一个彝字来替代一个音节的话，那么，把他推广到其他方言区使用的话，必须首先使用规范彝文中已经确定的彝字及其读音，然后再补充北部方言中没有而其他方言中有的音节。也就是说，在文字的3个要素中，只能考虑两个因素。过去云南曾经试验的规范方案，实际上也仅仅考虑了形和义两个要素，而没有考虑音这个要素。而如果换一个角度考虑，把规范彝文的设计思路向全彝区推广，恐怕也只能考虑形和音两个要素。而这两个方案的思路根本的不同点是，考虑形和义的方案必须让学习者掌握大量的彝字（当时选了2600多个尚不敷使用，而学习者已经不堪重负），而采用形、音两个要素的方案，仅仅只要学习者掌握400个左右彝字即可，即使比较复杂的方言土语，最多也不会超过500个。而这400-500个左右的彝字中，大部分应该是规范彝文方案中已经有的，需要补充的仅仅是少数，因为现有规范彝文的方案中已经涵盖了彝语方言土语中的大部分音节。如果从整个彝区来看（目前还没有作精确统计），需要补充的彝字最多也不会超过500，而具体到某个方言土语，估计补充100-200个彝字也就足够了。
3、具体的做法是，调查研究需要使用规范彝文的方言土语的语音系统，将他与规范彝文所代表的语音系统进行比较，找出规范彝文中没有的音节，物色一个比较恰当的彝字来代表该音节，并补充到规范彝文的方案中去。如果从整个彝区来考虑，可以充分调查研究彝语各方言土语的语音系统，求出所有彝语方言土语音节的最小公倍数，再与规范彝文所代表的语音系统进行比较，找出规范彝文中没有而各地彝语需要补充的音节，物色适当的彝字补充到方案中去，就可以形成一个适应于整个彝区使用的规范彝文方案。需要说明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规范彝文使用了819个音节字，其中包括了声调，如果规范彝文在记录其他方言土语时不表示声调，则需要的音节数会大大减少，考虑到学习者的负担量，文字系统越简单、越容易，则学习者的积极性越高的原则，可以不设计用单独的彝字表示不同的声调。分析了各地彝语方言土语的声调特点，一般仅仅有4个声调，而且多半为平调和降调，因此可以单独设计表示4个声调的彝字或符号，在上下文发生混淆时，标出该彝字的声调，平时则用词的连写来区分大量的同音字。部分方言土语中的松紧元音也可仿照声调的处理方法设计一个彝字或符号来解决，不需要单独设计一个彝字解决松紧元音的区分问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松紧元音的特征和来源，与声调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根据我们对彝语方言土语的初步分析和观察，彝语各方言土语有一批同音、同义词，虽然数量不多，但他们是彝语的核心，他们在彝语中是使用频率最高，派生能力最强的词，对这部分词所代替的音节，最好使用同一个彝字来代表。这对于促进彝语方言土语的逐步统一，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将这一思路推而广之，再将各地彝语一批语义相同，而语音比较接近的词（虽然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也采用同一彝字来表示，这对各地彝语使用者的互相交流、互相理解是有一定帮助的。也有利于促进方言土语向标准语方向靠拢和集中。换句话说，规范彝文方案虽然主要考虑的是形和音两个因素，但在可能条件下，同时也考虑到意义的因素，并且陆续使这类形、音、义因素在使用中不断壮大，这不是对整个彝语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更有利嘛！文字的使用促进语言的规范和陆续统一，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这不是异想天开，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当然要获得成功就需要付出努力和代价。
第三，为了在彝文规范工作中真正做到“求同存异，逐步完善，共同发展”[5]，我们考虑在完善规范彝文方案时应该尽可能贯彻“模糊性”原则，也就是彝语方言土语中看似不同，但实质相同或相近的音，尽可能用同一个彝字来代表。例如，彝语方言中有卷舌塞音，它与卷舌塞擦音虽然不同，但在该方言并不出现卷舌塞音和塞擦音的绝对对立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合并到卷舌塞擦音里面去，不必另设彝字代表。同样，如果某方言土语中的某个音，使用频率很低，就不一定给单独的彝字表示，可以用一个相近的彝字表示。这种模糊性虽然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科学性”的原则，但实际上，但实际上，这恰恰是比较科学的做法。道布先生在总结使用少数民族使用文字的经验教训时认为：“（文字方案）越简便、越灵活就越受群众欢迎，越繁复、越刻板就越不受群众喜爱。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也是文字史告诉我们的一条基本规律。”[6]我认为，这个思想，也适合于完善规范彝文的工作和指导思想。
第四，至于这个方案需要补充的彝字，最好从需要使用的地区通用的彝字中补充，因为各地彝文在用字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使用该地区群众喜闻乐见的彝字，有利于当地群众的学习掌握。彝语方言土语差异较大，在哪些地方推行，则可以先进行试点，是不是仅考虑以方言为基本使用单位来增补，个别特殊的次方言如有特殊需要，也可以适当照顾，但面不宜放得太宽。总之，经过补充完善以后的规范彝文，就好比是各地彝文的一个总字库，从这个字库的总数来看，估计也就1300-1400个音节的代表字，当某个方言土语需要使用时，从总字库里选用自己方言土语需要的代表字，用来拼读本地的彝语。至于哪些方言推行，则经过领导、群众、专家学者三方面充分论证以后，由各地彝族代表人士协商决定，但最好在补充的总字库完成以后，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扩大，尽可能避免一哄而上。
第五，在完成上述工作以后，在可能情况下，尽快编出规范彝文形、音补充对照表（也就是彝文规范字补充表），而且尽可能给出该彝字在各地的词义，包括同音词。这样做的目的是便于各地互相参照、了解和记忆，有利于掌握了某个方言土语的群众，在掌握本方言的用字以后，在可能情况下了解另一个方言土语在用字上差异，掌握了这个参照点，就可以慢慢地阅读并掌握另一个方言的出版物。如果能够编出各方言土语使用彝字形、音、义（包括同音词）的对照词典，则更有利于掌握自己方言土语的人，进一步了解与自己方言不同的另外方言土语的彝字使用情况，有利于方言向标准语的陆续集中；有利于通过规范彝文的使用，陆续消除方言差异的障碍；有利于规范彝文标准化、信息处理的推广使用；有利于不同方言区的彝语使用者的理解和交流，以促进彝族内部的团结和统一。
四、余论
我是一个党培养起来的民族语文工作者，是一个汉族，有的人说，你这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也有的人说，你彝文一个不识，有什么资格来谈规范彝文的完善。这些批评也许是中肯的，但我还是自不量力，说了上面那么多多余的话。我坚信党的一贯政策：“言者无罪”。如果这些话能够对规范彝文的完善有一点帮助的话，我这个老民族语文工作者也就死而瞑目了。
解放以来，彝语文工作在曲曲折折、风风雨雨中走过了50多个春秋，广大彝族干部群众，包括老一辈民族语文工作者，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还亲记得，解放初期陈士林先生回北京汇报彝语调查研究、开展彝文工作时，那眉飞色舞的情景，在场的罗常培、傅懋?等老一辈民族语言学家无不对工作的进展兴奋不已。我也还记得，1986年在加拿大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国际语言规划学术讨论会上，当我介绍到规范彝文取得的成就时，在场的外国专家连续的提问，那惊诧、关心的复杂表情，溢于言表。我更记得，1990年，我参加规范彝文经国务院批准10周年在凉山开展的纪念活动，那双语教学结出的硕果，无不令在场的民族语文工作者赞叹不已，我还记得，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语文教育、研究、编译、出版等方面的工作人员，在这块土地上默默地辛勤耕耘，付出了大量辛劳和汗水，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
新的一个世纪已经到来，规范彝文的推行和使用应该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双语教学的需要，是保存民族文化的需要，是整个彝族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一句话，是时代的需要。
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国家的建设重点将向西部转移，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喜讯，在向落后、贫穷开战的过程中，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在电视、电话、网络等媒体迅猛发展的今天，过去封闭、半封闭的状态将被彻底打破，学习通用语言文字的浪潮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或替代部分民族地区语言文字的推广和使用。在国际上，过去曾经有过一些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只注意发展经济，忽视了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记录和保护，忽视了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导致一些弱势语言和文化现象的迅速消失，致使现在想抢救和恢复已经完全不可能了。这种历史教训，作为前车之鉴，我们应该牢牢记取。我们希望看到，世世代代处在相对贫困落后状态的各少数民族，在西部大开发节节取得胜利的过程中，陆续脱贫致富，奔向小康，走向真正的现代化。我们更希望看到，在各民族共同走向富裕，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在经济发达起来的各少数民族，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也能得到保存、继承和发扬，其中包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使中华各民族的灿烂文化更加绚丽夺目。
参考文献：
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彝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年。
道布《关于创制少数民族文字问题的几点反思》一文的第9页，载广西《三月三》增刊《民族语文论坛专集》，2000年第1期。
丁椿寿《彝文论》，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和丽峰主编《云南少数民族文字概要》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
马黑木呷、姚昌道《彝文在凉山的普及给人们的启示》，载《民族语文》1993年第2期。
孙宏开《多元文化的继承、保存和研究―关于濒危语言问题》，国家民委主持召开的“国际
人类学和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论文，2000年7月24-28日，北京。
伍精华等《关于把国务院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作为彝族规范文字的纪要》，1999年4月。
中国彝文书法选编撰委员会《中国彝文书法选》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
*本文的要旨曾于2000年9月在云南石林召开的第3届国际彝学会上曾以“关于统一彝文的几点思考”宣读过，根据会议期间与会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修改成此文，以求进一步征求意见。本文原计划收入该会议文集，但时隔5年，仍未见文集出版。今闻统一彝文工作重新启动，本文也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提前发表，仅供参考。
[1]引自《关于把国务院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作为彝族规范文字的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此文件由西南民族学院沙马拉毅教授提供，特此致谢。
[2]见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彝语简志》第217页，民族出版社，1985年。
[3]以上资料引自《中国彝文书法选》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
[4]引自《纪要》，见注[1]。
[5]《纪要》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则。
[6]见道布《关于创制少数民族文字问题的几点反思》一文的第9页，载广西《三月三》增刊《民族语文论坛专集》，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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