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彝族女性写作的价值和意义
内容提要：彝族女性写作的历程,短短几十年间从无到有,逐步形成一支有一定成就的队伍。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观察,都能发现女性写作在心理、情感、价值取向和审美态度上,性别意识不自觉的影响和制约。再加上“民族”这一特殊身份的作用,这一群体的写作更是具有自己独到的意义。她们在民族文化熏陶下形成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女性特有的纤细、温婉的情怀,使其作品充满特殊的韵味,也为中国当代文坛增添了新的审美内容。
关键词:彝族 女性写作 价值 意义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人类生活是由男女两性共同构成。写作活动是人类心灵和情感表现的轨迹,离开了任何一方来谈,都会有失公允。作为在历史和文化上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尤其是少数民族女性,她们对写作活动的参与有着远远超出文学范畴的重要意义。翻开一部厚重的中国文学史,女性写作虽然从来都像断线的风筝,飘摇不定,但是,她们对写作活动的参与,也从未中断过。每个朝代都会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女性脱颖而出,为女性写作画一条时断时续的轨迹。
对彝族文学史而言,虽然女性的参与从来没有缺失过,但是主体却并不明确。更多是以群体生活的方式存在。这种情况直到当代,才有了本质的变化。随着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文化的普及、作家文学的出现,女性写作也掀开了新的一页。共和国建国后短短的半个世纪以来,彝族文学不但出现了“欢笑的金沙江”那样的宏篇巨著,和一批有影响、可以和其他民族的作家并肩而立的作家队伍,彝族的女性写作也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进步的过程。出现了李纳、吉慧明、阿蕾、黄玲、冯良、禄琴、巴莫曲布嫫、李云华、李梦等一批女性写作者,在小说、诗歌、理论研究等方面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文坛贡献出一份力量。虽然她们的创作还不足以在全国文坛产生大的影响,但是,从彝族文学发展的角度而言,她们的出现和对写作活动的参与,其价值和意义是深远的。它标志着彝族女性第一次拥有独立发言的权利,用文字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态度。她们在民族文化熏陶下形成的独特思维方式,和女性特有的纤细、温婉的情怀,使她们的作品充满特殊韵味。也为中国当代文坛增添了新的审美内容。
一
彝族的作家文学是在建国后才正式出现,并逐步形成群体。云南作家李乔因为写作了表现彝族民主改革历史进程的长篇三部曲“欢笑的金沙江”,被尊为“彝族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稍后有凉山诗人吴琪拉达,贵州作家苏晓星、龙志毅,云南作家普飞、张昆华等一批彝族作家开始文学写作,并逐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群体。为彝族当代文学拉开了序幕。
但是,在彝族作家群最初的合唱声部中,来自女性的声音却非常微弱。回顾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那一段历程,只有曾经经历过革命战争洗礼的女作家李纳,为彝族的女性写作扛起最早的旗帜。从彝族女性写作的角度看,她的身影无疑是孤独的。
一直到上个世纪80 年代,彝族女性写作的行列中,才有一些年轻身影的加入。凉山的阿蕾,是1981 年进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六期学习之后,才开始用汉文创作作品。出生于60 年代的巴莫曲布嫫、冯良、禄琴,都是80年代开始文学写作。90 年代,彝族女性写作的队伍基本形成。
按照某些评论家的划分,李纳属于和李乔同时代的彝族第一代作家。吴琪拉达、普飞、龙志毅、张昆华们属于第二代。以后的作家则是新时期文学新人。①那么,回首文坛,在彝族第二代作家的队伍中,彝族女作家的身影是缺失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到新时期文学第三代的作家队伍中,彝族女性写作者的身影才逐步聚拢,形成比较完整的状态。出现了小说、诗歌、理论的写作者。并获得各种全国性的奖项。这一批作家从年龄、文化修养、个人经历等方面都有新时代的特色和个人优势。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有民族文化的成长背景,又接受了汉文化的规范教育,两种文化的交融对这批作家走上文学写作道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除凉山的阿蕾外,其他作家基本以汉语为第一写作方式,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她们的作品中,处处显示出对母族文化之根的追寻和热爱。并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纤细的心灵去把握世界,展示自己对民族、生命、性别等概念的独特理解。如巴莫曲布嫫的组诗《彝女》,就是以大凉山彝族女性形象为审美的对象,并选用了“水”这一核心意象去描绘群山怀抱中彝家女的美丽剪影,表现了彝族女性丰富的情感和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去年9月获“首届中国海宁?徐志摩诗歌节?青年诗人奖”的禄琴,评委对她的评价是:以其彝族的血统,为中国女性诗歌的发展增添了一个新的意境。②
二
相对于所谓的主流文学来说,民族文学其实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民族身份成为一种标志,无形地妨碍着对文学作品价值、地位的公正评判。那么,作为少数民族的女性文学,无疑处于更加边缘化的位置。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对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占人口近一半的女性来说,也是一种悲哀的状态。所以,民族女性写作群体的出现,其意义不在于它是否为文坛提供创新的文本,或者是否参与、推进文学思潮及流派。它的价值和意义应该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得到体现:那就是女性解放和平等地位得以实现。作为女性,要经历双重的解放,第一次是政治解放,获得做人的社会权利。第二次则是文化和心理的解放,进而获得书写、表达的愿望和可能。作为少数民族女性,恐怕还要面临第三次解放,那就是对民族身份和性别意识的双重超越,以获得主流文化的认可和评价。对彝族这个跨越千年奴隶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而言,女性参与到写作活动中,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它表明女性告别由“他者”代言的时代,进入一个自我言说、自我表述的新的历史阶段。虽然在彝族的民间文学中,不乏表现女性生活的篇章存在,但是那只是女性被改写的声音,并不是她们心灵和情感的直接体现。主体的缺失,使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因而,作为彝族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李纳的写作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纵观李纳的经历,她的写作活动和她的革命经历之间似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她1920年出生于云南石林,曾接受良好的教育,于1940 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1948 年在《东北日报》做副刊编辑时,开始小说写作。她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民族新人。虽然她在写作中没有刻意去明确、强调自己的民族和性别身份,但对民族的自我认同感和女性的风格特色,还是不可避免地从作品中透露出来。比如她的小说选材,大多选自故乡的普通人,尤其是纯朴善良的女性,着重表现她们心灵世界的美好。其中以短篇小说《姑母》和《撒尼大爹》最有代表性,在她的前期写作中有重要的地位。小说中的人物都来自作家的故乡,是她熟悉和热爱的长辈,身上有着撒尼人大方、热情、坚强的品质。无论生活如何艰辛,都保持着不变的信念。人物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撒尼人的生活环境、民风民情在李纳的小说中都有生动表现。让读者对来自阿诗玛故乡的这位彝族女作家的才情刮目相看。她后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同样保持了这一纯静的写作风格。③它表现的是两代撒尼女性的人生和命运,母亲五巧和女儿小仪,是作家在书中着力塑造的艺术形象。尤其对五巧这位彝族母亲的艰辛成长,作了生动的表现。突出展示她由一名普通的彝家刺绣女觉醒而成长为革命者的过程。她送女儿去北方投奔革命,最后自己为保护游击队的军用物资而献出生命,完成了一个由蚕到蛾的蜕变过程。
作为彝族女性的第一个自我书写者,李纳的小说获得了远远超出了文本本身的意义。她的革命者经历使她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有了自觉的高度,而她的民族身份和性别意识,又使她不自觉地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回归于民族的土地汲取营养。女性纤细的感受和对母族文化的热爱,融会在她小说的字里行间。这部由彝族女作家写作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三
凉山女作家阿蕾的写作活动开始于80 年代初期,而且第一篇习作就是用母语写作④。这标明彝族女性写作另一种可能的出现,那就是对母语的继承和发扬。千百年来彝族的文化、文字都是掌握在男性手里(毕摩是彝族文化的主要掌管者) ,现在第一次有女性用母语写作出小说这种对彝族文化来说是纯粹陌生的文体。
从发表第一篇彝文小说至今,阿蕾不间断地用双语进行小说和散文的写作,发表了近百篇作品,短篇小说集《嫂子》1999 年获凉山州第一届文学艺术山鹰奖,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彝文短篇小说集《根与花》2001 年获凉山州第二届文学艺术山鹰奖,四川省民族文学奖。她的小说在展示彝族乡间生活的同时,对女性的生存和命运有独到的关注。对民族文化中的陈规陋习有自觉的批判意识。可以说阿蕾是第一个比较集中地为读者展现当代彝族女性生活的作家。
阿蕾的小说表现的内容主要是七八十年代凉山彝族的乡间生活。主要笔墨又集中在彝族女性的生存和命运的展示上。也许阿蕾在开始小说写作时,并没有过多考虑自己的性别,也没有刻意去突出自己的族别,她只是出于一种天然的本能去关注自己身边最熟悉的那类群体,却自然地融进了对母族文化的感受和热爱。这使她的小说有了与众不同的风格韵味。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会良莠并存,但是人们在歌颂优秀成分的时候,往往会忽略对那些落后因素的批判。阿蕾以女性细腻敏感的心灵捕捉到了彝族文化传统中某些阻碍进步的因素,以及它带给女性生命的沉重感和压抑感。并对这些问题作了文学的思考和表现。政治经济的解放,可以在革命运动的力量下迅速完成,而文化和心灵的解放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阿蕾的代表作《嫂子》、《根与花》,比较突出地表现了这些内容。前者揭示的是彝族女性在追求爱情道路上的重重障碍,落后的婚姻制度和习俗对相爱者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最后只能选择古老的殉情方式,来寻求爱情的最后归宿。后者对彝族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也有生动的表现。小说中的拉玛奶奶坚信“儿子是根,女儿是花”这一古老的观念,宁肯忍受儿子的冷漠无情,也不愿意去和女儿生活。阿蕾小说在浓郁的民族生活氛围中,不可避免地弥漫着一种悲剧的色彩,体现了她对女性命运、民族发展等问题的忧患意识和艺术思考。
贵州的禄琴和凉山的巴莫曲布嫫,是以另一种姿势和风格来表明自己的存在。她们选择了诗歌这种古老的抒情文体,展现新一代彝族女性写作者的情感、心灵和认知世界的方式。禄琴自80 年代开始写作,迄今为止已经出版《面向阳光》《三色梦境》等诗集。2000 年获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巴莫曲布嫫是彝族第一代女学者,同时也写诗,著有诗集《图案的原始》等作品。作为彝族的第一批女诗人,她们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对民族传统文化有自觉的认同感。在选材方面多取材于和民族历史、文化有关的内容。如禄琴诗中对鹰高贵气质的赞美,对彝族红黄黑三色的着迷。她的目光关注着土地、民族的灵魂,所选取的意象也是彝族传统文化中附载着深厚内涵的事物,虎、鹰、黑土地等等。用诗探寻生命的奥秘,在寻根的同时张扬民族之魂,使她的诗充满向上的精神力度。巴莫曲布嫫学者的身份,为她的诗歌写作提供了独特背景。她同样注重从民族文化的海洋中汲取营养,并以女性细腻敏感的心灵感受古老文化的魅力,毕摩绘画中的日纹、水纹、鸡冠纹,成了诗人抒发内在情感的重要依据,并构造出另一个展示诗人自我的诗意世界。“本土话语与汉语书写一旦出现水乳交融的汇合之后,将产生一种更为柔韧的生命力和内蕴的情感张力。”⑤她们的优势在于,坚守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对汉语诗歌精神和风格的学习借鉴, “她们在当代语境的诗歌创作中进行着有益的取舍与诠释,同时也给汉语诗歌带来了激活的经验”。⑥这是一种双向互补,她们为中国新生代诗歌提供了新鲜的审美内容,展示了另一种文化背景的独特魅力。
四
彝族文学中的女性写作者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书写对世界的认知。这个群体的形成发展,对当代彝族文学而言,是不可缺少的丰富和补充。每个写作者坚守自我的位置和角度,共同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她们都没有刻意去表明自己的性别和民族身份,但是,这些因素又无所不在地影响和制约着她们的写作和写作风格的形成。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除了前面提到的阿蕾、禄琴、巴莫曲布嫫们充满浓郁民族特色的写作外,还有一些作家因其经历、身份的特殊,在汉文化和彝族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游走,融合,形成自己独到的风格,这一特殊的写作现象,也很值得评论者的关注。比如冯良,她虽然生长于凉山,但她的写作却开始于西藏,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西藏物语》和她的民族身份基本没有关系,这是人生经历带给她的收获。但是在她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里,对凉山的回望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她的新作《彝娘汉老子》,称得上是一本很有特色的散文作品。所谓”彝娘汉老子”,描绘的是兼有彝汉血统者身份认同的尴尬,在两种文化间徘徊的复杂心态。最后,因为成长环境、童年经历等因素,母族文化的成分占了上风。这本书是作者童年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关于凉山的回望,弥漫着浓郁的民族生活的氛围。
笔者的第一部专著,选择的是彝族文学的开拓者李乔作为研究评论的对象。⑦这完全是一种文化上的自在行为,是潜意识里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在笔者的一些小说中,表现的基本是汉族生活领域的故事,但某些人物的身份却又和彝族有着特殊的联系。在写作的过程中,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情况下进行的,并没有刻意的成分。
在彝族文化和汉文化的边缘游走,是彝族女性写作者中某一类人的真实写照。她们的文字表现方式、甚至思维形态,都是接受汉文化教育的结果。但是,对民族文化的心理认同,却完全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和个人选择的结果。回顾彝族女性写作的历程,短短几十年间从无到有,逐步形成一支有一定成就的队伍,为彝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把这一群体单独剥离出来进行评说,并不是为了和男性作家的写作形成某种对立,而是希望通过研究发现这一群体在写作上的规律、特色,并开掘出它所蕴含的价值和独特内涵。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观察,都能发现女性写作在心理、情感、价值取向和审美态度上,性别意识不自觉的影响和制约。
再加上“民族”这一特殊身份的作用,这一群体的写作更是具有自己独到的价值和意义。很多时候,女性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参与,可以成为判断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应该有男女共同的身影。彝族文学也是这样。
注释:
①参见芮增瑞《彝族当代文学》一书的划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版) 。
②引自《嘉兴日报》“晚报周刊”, 2005 年9 月22 日所刊《获奖诗人访谈录》。
③1979 年于《清明》杂志连载,1981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④阿蕾的第一篇彝文小说《山茶花》,刊于《凉山文学》(彝文版)1980 年1 期。
⑤引自巴莫曲布嫫《倾听一种声音──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的文化语境》,载《两岸女性诗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诗艺文出版社1999 年版。
⑥引自由诗人黄礼孩、江涛主编的“诗歌与人”丛书《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中黄礼孩为该书写的序言。
⑦黄玲:《李乔评传》,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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