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口传文学书面化过程中文化要素的遗失
［摘 要］口传文学在书面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失去自身非书面语的一些文化要素，给口传文学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口传文学的传承。在收集和整理彝族口传文学“克智”的过程中，应当深入实地，以多种方式互为补充地开展收集和整理工作，避免片面性和不准确性。
［关键词］口传文学；彝族“克智”；书面化；文化要素；遗失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学相当丰富，特别是有的民族由于没有文字，文学传承方式只有依靠口耳相传，即便是有文字的民族，由于口传文学所受物质条件限制较少，口传文学比书面文学发达得多，有些书面文学作品由口传文学整理改编而成，口传文学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影响也不可估量。近几年来中国各民族口传文学的收集、整理和翻译，以及研究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迅猛发展。彝族传统口传文学“克智”在这一大的环境下，近年来在收集整理、翻译方面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在整个过程中，由于口传和书面的不同，应注意保护口传文学所特有的一些文化要素。
一、民俗性要素的遗失
口传文学的说唱表演是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利用民俗活动作为平台进行传播和传承，是民俗活动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环节。从民俗学意义而言，口传文学是一个民族世代传承的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口头文类以及与之相关的歌谣、曲艺等口头艺术，它不仅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民俗性是口传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是口传文学最根本的属性，口传文学有着广泛的民间群众基础，才使得它能够在各民族中通过民俗活动得到广泛传播并一代代传承保留。口传文学书面化过程中，由于收集者自身对民俗性要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容易忽视体现不同民俗活动的细节性要素，同时，口传文学在从民俗活动的现场走向文本的过程中，不可能长篇累赘的对民俗活动进行介绍，并详细规定各说唱环节的注意事项，从而使原本民俗性较浓的生动而鲜明的口传文学容易变成不符合民俗表演的文绉绉的书面文学。对于只能通过阅读文本去理解口传文学作品内容而没有亲身经历文本所涉及的民俗活动的读者，系统准确地了解文本所展示的民俗内容有相当的难度，从口传文学的文本中解读民俗和从现实参与中感受民俗相差甚远。
彝族民间口传文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克智”是彝族口传文学的精华，不论是有关天地演变、物种起源、族群迁徙、部落争战、英雄神话等内容的口传文学，还是民间传说故事都能以“克智”的形式，在婚丧嫁娶的民俗活动中进行传播和传承。“克智”是彝族民间流传最广，运用场合最多的口传文学之一，以口头创作、口耳相传、即兴表演为特点。有的人注重其社会功能性称“克智”为“克似哈举”（口头闲聊）；有的人注重其娱乐性特点称“克智”为“克格哈查”（口头娱乐）；有的人注重其表演的形式称“克智”为“克波哈谐”（口头论辩）。“克智”的民俗性特点比较显著，在不同的民俗活动中说唱的“克智”内容不同，收集整理“克智”时一定要时刻注意这一点。在婚娶场合进行辩论的“克智”双方忌讳谈不吉利的主题，而在丧葬场合辩论的“克智”又忌讳谈喜庆的主题，“克智”辩论的双方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主题和语词进行即兴口头论辩。
由于“克智”在彝族口传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得到共识，近几年，凉山文化界比较重视对优秀“克智”说唱者的发现和培养工作，以不同的形式和层次组织了多场“克智”比赛，但是，在脱离民俗活动的“克智”比赛中，由于没有了民俗活动的场景和氛围，“克智”说唱的性质改变，比赛的主题无法明确，使参赛者表演的“克智”变得五花八门。有的参赛者自立了比较新颖的题目，但是说唱的内容却是婚娶场合迎接客人的传统“克智”，标题与内容相差千里；而有的参赛者却把“克智”说唱变成了散文诗朗诵，没有了“克智”的风格；有的参赛者干脆节选彝族婚礼场合中“克智”片段作为比赛内容，显得比较死板和生硬，没有应变性，不够灵活。参赛者感到不好把握角色，使自己在民俗活动中所具有的娴熟的“克智”说唱技能没能得到充分发挥。这种比赛同样也难住了评委，选手的风格各异，注重于语言本身还是台上的表演效果各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脱离了民俗活动，组织者也认为这样的“克智”比赛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近年来，有些学者收集整理的“克智”书籍得到了出版发行，也有学者推出了彝汉对译的“克智”书籍，其中圣乍方言区和义诺方言区的相对多一些，这些书籍可能是为了达到全面的效果，或者是为了展示各种民俗活动中“克智”的最精彩部分，因而将不同民俗活动场合的“克智”收集在同一本书籍中，没有根据民俗活动的不同进行分类收集和整理，给人以残缺和混杂的感觉，不够完整和系统。这些从民俗活动中收集整理而成的“克智”文本语言，只有返回民俗活动的具体场景之中才能体现出其鲜活性。在进行“克智”的收集整理过程中，一定要深入民俗活动实地进行实况采录，不能找两位平时经常进行“克智”论辩的高手脱离实景进行采编，没有民俗活动的实景和氛围，“克智”的生动性大打折扣，欣赏价值不能得到体现，不利于“克智”的传播和传承。
二、共鸣性要素的遗失
口传文学由于依靠口耳相传进行传播和传承，因而它是动态的、共时的，它具有转瞬即逝的特点，因而追求的是当下的效果，通俗易懂是起码的要求，而以文字作为传播媒介的书面文学是静态的、跨时空的，它可以反复阅读，仔细推敲，因而追求语句的哲理性和深刻含义。口传文学的共鸣性要素相当重要，良好的现时共鸣效果能很好烘托气氛，使口传文学的表演过程始终处于激越的兴奋状态，引起观众共鸣的良好效果同时作用于口头文学创作者自身，激励着口头文学创作者不断构思出更加优美而精彩的语句，形成积极的良性循环。良好的现时共鸣效果不仅对即兴口头创作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观众主动接受并自觉传播和传承口传文学起着决定性作用。口传文学在走向书面化的过程中，由于其不同的传播媒介，容易使口传文学失去自身特有的现时共鸣效果，降低口传文学的感染力，从而影响口传文学的正常传播和传承。
“克智”并不等同于曲艺对口词和相声，它是在婚丧嫁娶的民俗活动中进行口头创作、口头表演，并按照开场白、入题、展开、转折、发展、高潮、缓和、结尾的顺序，由主客双方需要随机应变，即兴创作的口传文学。同一题材一般先以主人方立题，而宾客方破题的方式展开，当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如果主方处于下风，而客方处于上风时，也可由客方立题，主方来破题。表演时由主客双方各自选出自己会说“克智”的代表，运用彝语丰富的修辞手法，以大量形象生动的口语，采用夸张、流畅的表达效果与自己的对手进行辩论，其他旁观者虽然没有参与辩论，但却是主客双方各自辩手的坚强后盾，他们采取发礼金、喝彩、敬酒等方式制造良好的辩论氛围，使现场共鸣效果不断推向高潮，激励辩手更好地发挥。如果辩手词穷，不能对答，会使所代表一方的所有在场人员脸上无光，辩手就会主动放弃，重新推举更强的辩手与对方再次展开“克智”赛辩。这种共鸣效果在“克智”的书面化过程中是无法得到体现的，良好的现时共鸣有利于辩手精彩语句的不断涌现。当精彩活泼的口语“克智”书面化而成为僵化死板的书面语时，即使产生共鸣也已经跨越时空，没有现时共鸣效果。
近几年收集整理的“克智”书籍没有以专门的一项民俗活动为题，进行全面而又系统地收集该民俗中所表演的详尽的“克智”，这些书籍对于丰富彝语，向广大没有机会参与彝族民俗活动的学者介绍彝族口头文学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如果要深入了解“克智”，对其在彝族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影响力进行研究，需要参与到彝族民俗活动中去，亲身感受“克智”的魅力，不能只依靠静态化的“克智”书籍。在各种民俗活动中表演的“克智”，除了部分反映史诗和物种起源的“克智”中的个别词句有一定的理解难度外，大人小孩都能听懂，优秀的“克智”表演能引起全体参与者的共鸣，脱离了“克智”所承载的民俗环境，共鸣性要素就会缺失。在凉山彝族地区文字功底再好的人都没有手捧“克智”参加辩论的现象，他需要不断思考怎样才能达到更好的共鸣效果，从而及时调整自己的即兴创作。彝族“克智”书面化过程中共鸣性要素遗失的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三、可变性要素的遗失
口传文学注重的是所叙述的史诗、神话或故事的中心意义和总体轮廓结构，其细节有所变化不会影响口头作品本身。口传文学对口头作品具体细节的讲述没有固定的标准模式，属于大众题材的同一个史诗、神话或故事，由于口传者各人的喜好和个性以及叙述时的条件等多种要素的影响，叙述方式和语言色彩差异可能会很大，他采取哪种叙述方式进行讲述，或者在具体的叙述中选用什么样的语词，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口传文学的可变性。正因为口传文学具有可变性要素，口头作品经过一代代口传者的加工和润色，使原本简单或平凡的史诗、神话或故事变得更加庞大，更具吸引力。口传文学一旦书面化，书本就成了范本，成了大家都要遵守的标准，而对于讲述人语言是否生动鲜明，故事情节是否引人入胜的评价标准也就会随之改变，更多的考虑可能就会是是否忠实于书本。这种可变性要素的遗失对于口头创作极为不利，它抑制了口头文学创作者的主观能动性。
“克智”在讲述过程中虽然有一定的顺序，但每个环节它只约定俗成大概的主题和方向，具体讲述者在这个环节中怎样把握没有固定模式，更没有语词上的具体要求，不同的讲述者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体现个性，这种可变性在前半场即兴辞辩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婚俗礼仪场合中表演的开场白，主方既可以用一长串设问向客人问候是否平安，如果这样，客方应当根据主方的相应内容进行回答；另一种方式，主人也可以直接讲述吉利喜庆的话语作为欢迎辞，不需要客人回答，由主人方直接将双方引入辩论的主题。同样是向客人问候的主题，不仅方式可以不同，同一种方式对于不同的“克智”表演者其选用的语词不会完全雷同。只要主人方先说唱“嘬博嘬帕”（辩论的起源），把话题引入“博帕”这一环节以后，由于可以选择作为辩词的“博帕”内容比较丰富，主客双方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部分进行辩论。在进入“勒俄”（史诗）辩论时，由于辩者经常对这部分内容的把握差异较大，因而容易形成争议而结束辩论。
在“克智”比赛中，有的选手自己不进行主题思考和语句加工，直接背诵“克智”书籍中的章节，显得死板和生硬，与比赛的场景和氛围不想吻合，没能很好利用“克智”的可变性要素。凉山彝族不同的方言区在同一个民俗中表演的“克智”内容不尽相同，同一方言区的不同表演者语句运用也会有所区别，如果在对“克智”进行收集整理的过程中，我们拘泥于一种形式或者把哪位“克智”表演者的叙述作为标准，这将会束缚我们的手脚，不利于对“克智”的总体把握，“克智”难得的可变性要素就会遗失，所收集的“克智”就不能体现出完整性，对丰富“克智”将会产生局限性，给“克智”的传承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四、非语言要素的遗失
口传文学由于其传播媒介是转瞬即失的口语，在表演的过程中除了可以记录的语言，还有一些无法用语言来进行记录和描写，而口传文学的传播与传承中又是必不可少的非语言要素，在讲述口传文学时，经常使用表示各种情态的属于有声音形式而没有语言实际意义的呼应语作为重要的辅助工具。口传文学在进行表演时都需要一定的调式，表演者还要辅之以各种肢体语言来表情达意，有的民族口传文学的表演还需要借助一定的舞台和道具，这些无法用文本去搭建和体现的非语言要素，在口传文学的传播和传承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不同民族的口传文学传播与传承中体现出非语言要素的不同，就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方言区，其口传文学非语言要素也有区别，即使是同一民族的同一方言区，不同的民俗活动中所表演的口传文学，或者同一民俗中不同的表演者，其非语言要素也不一致。口传文学在走向书面化的过程中，舞台、道具、调式、呼应语、肢体语等等这些非语言要素的遗失很难避免。
“克智”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的表演不需要什么舞台和众多的演员，只要有适宜的民俗礼仪活动场景，适当的活动时间和地点，就可以以说唱或讲述的形式进行赛辩。大部分“克智”表演不需要道具，辩论双方各自代表主客围着火塘相向而坐，手中拿着酒碗边喝酒边说唱或讲述，同一主题主方说完一段后，再由客方根据主方所说的内容进行回应，每个回合多则四五十行，少则二三十行，以对抗为前提，以胜负为终结。少数地方有站着进行辩论的“克智”，即使站着辩论的也只把身上披着的“瓦拉”（纯毛线织的长披风，有的汉语书籍中译为“擦尔瓦”）作为简单的辅助工具使用，没有其他特殊的道具。在辩论过程中，对语句调式的要求相应严格一些，不同场合表演的“克智”其调式不同，同一场辩论中辩者主动进攻时，论辩的基调须高亢激昂，气势磅礴；被动防御时，论辩的调子则须凝重含蓄、深沉精练。同时，“克智”在表演时经常使用一些能够表示某种情绪的呼应语，这些表示情绪而无实际语义的呼应语无法用书面语进行准确描写。
对“克智”进行收集整理时，如果仅仅只以文本的形式体现“克智”，将很难准确把握和忠实记录不同的民俗活动场合表演的不同调式和同一场景中不同的表演环节所使用的调式，以及作为辅助手段的呼应语和表演者现场发挥的肢体语等等这些非语言要素。没有这些辅助性的非语言要素，“克智”的生动性受损，功能就会弱化，影响其传播与传承。
五、互动性要素的遗失
口传文学以表演的形式进行传播和传承，因而产生了表演者与口传作品之间和表演者相互之间的互动，以及表演者与听众的互动，互动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口传文学的即兴创作。好的口传文学作品能深深吸引表演者百说不厌，而优秀的表演者又能促进口传作品更趋完善和精美，表演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可以形成积极的竞争和激励机制，相对于另一表演者而言，表演者自身是最专心的听众，如果出现忘词的时候，表演者可以相互弥补，促进口传文学表演现场良好气氛的形成。表演者与听众的互动是民俗表演活动的现实意义所在，在口传文学的表演现场，听众并不是简单的纯粹的听众，他们是口传文学传播和传承的参与者，同时，听众还是口传文学作品是否优秀的现场评判者，他们以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动态审视着每一位口传文学表演者。在口传文学书面化的过程中，这种能够及时体现和反馈口传文学作品好坏的互动性要素将会消失，书面化的评价和事后的评判不能对即兴创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克智”由主客双方各派代表参加辩论，所以，表演者之间的互动特别重要，如果双方派出的论辩人不具备相互匹敌的赛辩能力，“克智”演述的完整性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克智”一般分为前半场即兴辞辩（俗称“嘎基”：路下方之意）和后半场史诗演述（俗称“嘎哈”：路上方之意）两个部分，辩手对于两个部分的熟悉程度不会一样，前半场需要口齿伶俐，思维敏捷，头脑反应快，善于运用彝族传统的口头表述方式与修辞技巧，有时说理，有时反诘，有时相讥，风格恣肆，语言犀利，而后半场需要具备史诗知识和娴熟的演述技巧。“克智”在表演过程中可以根据听众的要求，跳过其中的一些环节直接辩论听众感兴趣的主题，它与听众的互动性比较强，如果辩手没有能力代表自己一方最高水平，他会主动退让而变成听众，由另一位自己这方的听众去取而代之，这时听众和辩手就互相换位。
在“克智”的收集整理过程中不能忽略互动性要素，几乎每一个彝族成年男人多少都会说唱一些“克智”，只是个人的熟悉程度和表达的能力有所差异而已。“克智”说唱表演的过程，其实就是每一个现场观众都随时可以参与的互动性民俗活动，同一个主题由于辩手阅历与水平的不同可能会增加或者减少一些词句。如果互动效果好，即使开始说唱“克智”的表演者水平不高，也会因为观众不断转换成“克智”说唱者参与其中，从而使“克智”说唱越来越精彩。当“克智”形成固定的文本以后，通过互动弥补不足的途径就会有限。
综上所述，口传文学作为非文字的、代代口耳相传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发表的惟一途径就是当众说唱表演，转瞬即逝。它具有口头性、民俗性、集体性、互动性、传统性、灵活性等特点，在对其进行收集整理的书面化过程中，必将不可避免地失去一些它所特有的要素，是否可以利用现代多媒体声像技术将它活化，作为对其书面化的五种要素遗失的弥补。
作者简介：
沙马打各（1966-），西昌学院彝文系，副教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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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吉尼拉日：越西彝族克哲尔比[Z]?2006。
（纸媒文本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08期，责任编辑孙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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