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彝族传世文字与彝史典籍的整理研究概况
摘 要：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长期使用并至今还在通行成熟表意文字的唯一民族。用这种特有的表意文字撰写的典籍，卷帙浩繁，涉及内容广泛，在国内及彝区具有很高的文化普及教育与科研学术研究价值，彝文自古就对彝区的文化脱盲与经济发展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足以和汉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等文字文献典籍相媲美，特别是彝族源远流长的布摩典籍文化，蕴藉深厚，恢宏灿烂，它在中国彝族的社会发展及历史长河中，传承了古代彝族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时期人类历史文化的文明程度，如此极高的文明文化在大西南独树一帜，这一点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界的普遍关注与研究。
关键词：传世文字，彝文统一，彝史典籍，刻划彝文，传承碑刻
中国彝学在世界上本来就是一门多学科的领域，而作为国际性的彝学研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学者对彝族支系撒尼、阿细、诺苏的史源研究，即始创了国外对彝学研究之先河。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有不少中国民族学家又再一次对有关彝族的社会、历史、宗教、语言、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成绩斐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许多中外学者又对彝族语言与彝族社会历史的调查以及对凉山彝族社会形态的研究等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后的二十年里，国际彝学曾一度处于停滞的状态，直到1980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彝学研究又一次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目前，中国彝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已是今非昔比，彝学研究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国际间对彝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更加频繁与多样。著名彝学家马学良先生曾指出：“布摩的经籍文献是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关系到彝族的社会结构、历史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心理、民族认同等等问题，对布摩的文化研究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彝谚有云：“硕诺毕波帕”（布摩的源头在黄茅埂下）。
一、滇、川、黔、桂彝族布摩文字与典籍的研究现状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研究彝族布摩文化典籍理当由文字开始，正所谓思其始而图其终，归根结底，就是为我们的研究所用，拓宽研究者们的思路。
彝族布摩文字是一种古老的、具有独自特点的“自源文字”（历史上中国民族文字共有三十余种，其中多数为借源文字，借源文字即是借助于其它民族的字母、形体、笔划、结构而创制的文字；我国少数民族中只有少数几个民族的文字为自源文字，如汉文、彝文、东巴文等）系统。彝文创制于何时至今尚无从稽考，学术界迄今尚无明确定论。
但不管怎样，彝文已经创制有几千年的历史是史实，根据目前现存的大量金石铭文和古籍文献可以证实，这也说明了彝文曾在历史上为人类历史记下了灿烂的一笔文化遗产，这一笔遗产是彝族的也是祖国的珍贵遗产。同时，也说明了彝文这种书面交际工具，它能够担负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当今的彝区发展经济及文化建设都离不开彝文的科普传技，自古传世彝文对彝区的文化教育作用很大。但是，清代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缺乏统一的印刷文书印具，在传抄中，各地方言借字、错别字、滥造新字混杂不清，造成同义多形和通假代用等混乱现象，致使同一彝文的异体字多达数个甚至十几个，原本统一的彝文被部分地分解了，其结果是严重地影响了文化交流和与本民族的团结。
解放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地都在从解决彝文教学和古籍整理的需要出发，许多同志及研究者纷纷提出了尽快进行彝文字全面的规范化，各地都在恢复和发展了四省区统一的超方言彝文的要求。许多有识之士，如中央民族大学的马学良教授和已故的彝族学者果吉宁哈等为此作了大量的前期调查研究工作。1989年7月，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召开的第四届滇、川、黔、桂四省区古籍翻译、整理、研究、出版协作会上，经200多位与会者讨论，一致同意开展统一彝文的工作。并决定，由北京、云南、四川、贵州、广西有关方面先搜集、整理、编印出各地的彝文字典（字集或字表），把当地常用的彝文正体字规范起来，作为各地区今后研究整理的方案。
彝文虽然在古代有多种称呼及叫法，但不管怎样，彝文在古史里，或因“爨”与“罗罗”是古代对彝族先民的称呼而称的“爨文”、“爨字”、“罗罗文”；或因汉族不识这种彝文字而称之为“韪文”、“韪书”；或因其形状类似蝌蚪而称“蝌蚪文”；或因彝文的创制与应用与古代祭司布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称“布摩文”等。
1、我们既然要提出四省统一文字，那就必须得抓住彝文创制时代产生的研究，在古代的彝文史志典籍中与汉文史志典籍里对彝文年代的产生都没有一个明确与肯定的说法，只有当今研究者们认为的彝文创制于东汉说、彝文出自于战国晚期或西汉早期说，还有部份学者对彝文起源于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彝族太古氏族部落——“哎哺世代”说等，对于彝文创制于东汉说也好西汉说也罢，具体都说明不了文字创制的时间概念，研究到了最终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2、据现存的汉文史志和彝文史籍资料记载考证，以及我国现已发掘出来的文字考古材料所证实，可以断定，彝文早在殷商以前就是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的文字了，直至到先秦两汉，已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民用创世表意文字体系是有史实依据的。因为此时的彝族“由于文字的普及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的记录”，又有了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历史史实，又有存在已具规模的彝文典籍和现今彝区考古存在的威宁中水与西安半坡陶器刻划符号文字与石刻文字等作为佐证。
3、具体考古发掘文字是1978年10月至1979年12月，贵州省博物馆先后两次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时，采集发掘出了 188件陶器陶片，采集发掘到的陶片上有51个刻划符号彝文。除去重复的陶片彝文后有45个刻划符号彝文与现今的彝文相同相似，其中43个均刻划在从文化层发掘出土的陶器陶竽上，年代下限在东汉晚期，上限在战国中期以前，经考证这些刻划文字在西汉前期至东汉晚期的较多，至今已有二至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本人及王正贤先生认为“初步可释为古彝文，即西南彝（夷）经盛行时代的古彝文。彝族先民早在我国先秦至战国以前就有了自己的文字。也就是说，古彝文在先秦至战国以前便也创制产生使用了”。余宏模先生则说“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渊源甚早。仰韶彩陶刻划符号，是中国文字的始祖，既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与彝文的创始文字可能也有很大的关系”。
之后，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有“夷书”，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载有“罗殿国文书”，可见在唐宋时期彝文已经是一种比较通行的文字了。
4、有关汉史文献典籍中的彝文记载说法在古时称之为“爨文”。许多书中皆根据《华阳国志·南中志》里的关于“诸葛亮平南中”的记载，来论证“爨文”之称起源于姓氏之说。
在此，笔者认为姓氏起源说似乎不足以道清彝族“爨文”之称的来历，因为我们还可以把时间上溯到唐，樊绰的《蛮书》（名类篇）的记载。书中明确记述：“西爨为白蛮，东爨为乌蛮”；“第七程至竹子岭，岭东有蛮部落，岭西有卢鹿蛮部落”。
这里的“卢鹿”即指彝族，后来又转音为“罗罗族”沿用至今（只是被今彝人视为贬义而不被广泛运用）。“第七程”呢，是指当时测量遥远路途的方法，而“竹子岭”当然就是指彝地。由于竹子岭人皆使用“爨文”这种相同文字，故称“西爨”、“南爨”，这就说明早在樊绰之前，或至少是它的时代就把“竹子岭”的人们使用的文字命名为“爨文”了，那为何如此命名呢？
如今汉语字典的全部解释是：爨cuàn〈书〉烧火煮饭：分爨；分居异爨（旧时指弟兄分家过日子）。〈书〉灶：执爨。姓。
5、如果说“东、西爨”一开始指的是姓氏那是不可能的，根据彝汉典籍记载，彝族那时候还没有汉姓的单字出现，因而可以肯定的说，“爨”字一开始便是专对文字而言，因为“竹子岭”的文字与甲骨文恰如分家过日子的兄弟，何其相似，何其相通，它两的“血缘”关系就是：始于象形。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爨文并没有像甲骨文那样几乎脱胎换骨的进化为全新的一种文字罢了。
因而，我们不应再把“爨文”简单地附属在彝文之下，而应还其真实面目——爨文，把至今不知其义，又无法识读和被我们一直称之为繁体字的彝文字，统统归并为“爨文”而珍视它，单独保留它，而不要因为精减彝文“异体”而丢失了那原本彻头彻尾透露着古朴、神秘之美的“爨文”一族，那是不科学不懂的作法。
二、彝族布摩与彝族文字的关系，彝文古籍文献中多把彝文创制归功于布摩
贵州彝文巨著《西南彝志》卷九《勿阿纳家的叙述》载：“恒本阿鲁，创始供奉祖先，发明了天地根源，创制了彝族的象形文字，从此彝族文字有了根底，永远流传后世……”卷十《阿底氏起源的叙述》云：“创造彝族文字的有伊阿伍，聪明无比，能天文地理……伊阿伍的书，都是有始有终”。《爨文丛刊》收有罗文笔所译彝文经典《说文·序列》，其中有“三圣造字”之说：“是篇说文，始于宓阿叠所造，中于呗博耿先知所述，终于冉冉一义所赞”。《帝王世纪·人类历史》也说：“人类始祖希母遮之时，直到撮珠渎之世，共有三十代，此间并无文字，不过口授而已。流于二十九代武老撮之时，承蒙天地差下一位祭司，宓阿叠者，他来肖奠祭，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文化初开，礼仪始备”。《滇系·杂载》：“汉时有纳垢酋之后阿可者，为马龙州人，弃职隐山谷，撰爨字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千八百四十有奇，号书组”。《天启滇志》卷“爨蛮条”有云：“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
1、各地民间也多有布摩创制文字的传说。或说大布摩阿始拉则根据栖息在龙头山森林中神马阿凤布依在沙滩上舞后留下的足迹创造了彝文；或说阿史拉则有一天走进深山，看见一棵古藤盘绕的大树上栖息着一只洁白的大鸟，这只大鸟见到阿史拉则之后就引颈喋血，阿史拉则遇此异兆，认为是神灵托意叫他创造文字，就折下一枝树枝，蘸着大鸟的血，以自己的白绸缎披风为纸，写出许多字，写下很多经文；或说，阿史拉则的儿子拉则格楚不会说话，一天他见到名叫洛龙歌布曲的小鸟在吐血丝在树叶上，变成了美丽的文字，就知道小鸟是父亲变的，这样阿史拉则就把文字传给了儿子……
２、凡此种种说法，或许布摩与彝文字的起源之间可能有某些渊源。著名学者马学良先生指出：“从各民族文字产生的历史来看，文字初期的用途，多用于占卜祭祀，一般承担这种职务的人就是后来的布摩，布摩是由各部族支系中选拔出来的聪明能干者来担任。在没有文字之前，只靠这些布摩唱诵以往的史迹及经文、歌谣以及社会习俗与宗教仪式等。它如同荷马的史诗，就是没有文字时记载希腊宗教历史等的韵文。又如同于梵文吠陀经典中包括宗教教条的那样，以及印度的道德法律，在没有文字的时候，就由巫师作成韵文唱诵，一代一代的流传，所谓veda是由vid（to know）来的，即它是传达知识的工具，其后人类进化，感觉记事的需要，把这些只凭口传的事迹创制出一种符号记载下来，文字就应运而生。我们彝文的来源，也不会逃出布摩这个演变规律，经文是韵文，可以唱诵，推想必是在没有文字之前，由布摩唱诵的一种韵文”。实地调查也表明，“我们彝族习彝文者，多为布摩祭师，习布摩者必须学习彝文，方能诵经，为人司祭，人民少有通晓文字者”。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也曾说，华夏古代文明是一种“萨满文明”，巫师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鲁迅先生亦指出：“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方面也想法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
３、各民族的文化史源都有它发展的不同传承方式,我们彝族的文化也不例外,正是要把“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点，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搬进布摩的宗教文化领域之中，”以及“一方面想法子来记事”的文化迫力，才导致了布摩阶层的出现。之后的彝文被布摩们世代掌握传承，经过采集、整理、加工的规范，后用于宗教活动，诸如书符画咒、占卜刻骨、经书著述等。《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碑文载：“慕块卧乍山，其下有宽广的庭院，木刻竹简多，多如柴堆”。《临安志府·附夷俗》曰：“木刻……有所贸易，亦用木刻书爨字于上，要誓于神，故不叛”。直到今天，布摩们也还以木牌书事咒词和鬼像；而以木刻进行卦卜，更是在各地常见的一种占卜方式……并进而渗透到彝族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成为彝族古代的主体文化领域。
4、彝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字，古往今来的研究多有讨论。《大定县志》卷十三“风土志”载：“安国亨所译夷书九则，内载：阿可唐时纳垢酋首居岩谷撰爨字，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韪书，即今彝字。文字左翻倒念，亦有象形、会意诸义”。余宏模先生认为，“彝族文字和古代汉字的原始形式相仿，都是东方民族土生土长的古老文字，同属于表意文字的范围”。席克定先生说：“原有彝文中，不论是彝族自制的文字，或是借用的汉字字汇中，都确实存在象形文字、表意文字”。陈英先生也坦言，彝文“在造字和用字上的规律，都有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假借、形声等的特点，仅是形声字不如汉字那么发达”。著名民族学家丁椿寿先生更是强调，“彝文的造字法……不是什么利用汉字的‘六书’来说明彝文的构造，而是根据彝文的本身结构通过与汉字‘六书’相互比较予以科学的分析而加以说明的。我们之所以使用‘六书’的术语来称谓彝文的各种造字法，也是因其造字方法与汉文有类似之处”。彝文中“既有表音又有表意的情况，也可以说是彝文有别于汉文的一种独有的造字方法”；并认为彝文是“单音节的表意方块字”。因此，彝文自有一套完备的笔画系统、偏旁系统和部位系统。它的字体，除少数是圆形、单线条或曲线条外，绝大多数是方块字。有学者考证，这种文字早已脱离文字的原始阶段，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
5、在谈到彝文的字形时，丁椿寿先生甚而有如此的论断，他说古彝文造字，基本以部首为主导。其布局也有长、短、偏、斜、大、小、疏、密、堆、积、重、并、向、背、弧、单、圆等。书法字形有圆、扁（如汉字隶书）、长（如汉字篆书）、方（如汉字正楷）几种，如《彝文经石录》中的《妥阿哲纪功碑》、《成化钟铭文》、《长寿桥碑记》、《总机氏墓碑》以圆形为主；《拦龙桥碑记》、《何家桥碑》、《杨天一墓石》、《李氏墓碑》、《安玉奇墓碑》是比较标准的扁形古彝文；《杨氏宗源纪念碑》是长形古彝文的代表作；《水西大渡河建桥碑》可以认为是方形古彝文的典范……如果必需要给贵州古彝文书法字形作必要的概括，从碑铭和手抄本古籍的情况看，可以这样说：扁形字体是贵州古彝文书法的主流。（从现行的贵州彝族文字看，也多是扁形字体。这与四川现行的长形彝文有明显区别，但要说明一点的是如今的凉山彝文已是来源于古彝文中的精选）。
6、统一彝文是彝语文建设中的一项基础工作，也是彝族人民十分重要的一项重大工程，它涉及几千年来的彝族人民文明历史及文化传承的始源。但更重要的还是彝语文的发展与传世问题。如前所说，彝文确能担当起彝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展经济、文化的书面交际工具的任务。但事物总是在发展的，即使是比彝文发达的汉文，现在也在发展当中，简化汉字的推广即其一例。规范后的统一彝文可能尚嫌字数不够，不便适应事务日益繁杂之需。汉文在秦汉以后也才大量发展形声字的，迄今形声字已占汉字的绝大多数，并有继续增加的趋势，这对彝文的发展或可借鉴。当然，彝文也有自己独特的造字规律，按其规律，增加新字，看来是可行和必要的。总之，在统一彝文的工作中，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发展的需要，并在今后的彝文统一后着重研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目前有的同志把彝语方言、土语的差异看得过于严重，因而对四省区统一彝文的工作持否定的怀疑态度。其实，若就方言，土语的差异而论，汉语就大大超过彝语。既然彝语和汉语都同属于汉藏语系，彝文和汉文又同属于独体的形、音、义三位一体的表意文字，汉文能够做到“书同文”，为什么彝文就不能做到超方言呢？
又有的同志认为文字发展的方向是走拼音文字的道路，汉文不是拼音文字，汉文已经落后了，彝文不如改为拼音文字。其实，倒是这种观点也已经落后了。汉字与彝文已经解决了输入电脑的技术问题，彝字也已解决了这个问题，汉字的优越性决不差于拼音文字；何况还有几千年优秀历史文化遗产需要继承，彝文也同样如此，不可能也不应该另创文字使之割断。日文中大量存在汉字并未阻碍日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足可证明，。 而我国50年代一度再凉山彝族自治州推广拉丁化拼音彝文的失败，应该是难忘的教训。
如今有的同志有这样的担心：统一彝文确定了，现在已经推广的凉山地区规范彝文的成果岂不消失了？重新学字，是不是太难了？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三、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四省彝区的文字统一，特别是古文典籍中变化多样的古彝文形体字
现在的彝族典籍整理与语言文字研究者认为，彝文字绝大部份是方块的形体字，极少数属于圆形或者其它形体字，在这里笔者不妨例举几种繁体字形，供大家在今后的文字统一时参考研究。如：
为方块字， 为圆形字， 为其它形体字（这里姑且称之为独体字），并且把它们分为繁体字、简体字和异体字。例如：繁简字：
（1）繁体字： 简体字： 意为石头。
（2）繁体字： 简体字： 意为抵触。
（3）繁体字： 简体字： 意为挖（坑）。
经过这种对照比较，前后并无惊人的变化，只是充分体现了彝文字的形体进化可谓昙花一现，只前进了一小步便停止不前了，所以在彝文字里，普遍有繁简字并存的现象。又如异体字：
（1） 胃——
（2） 勒（死）——
（3） 搁——
以上例子皆取源于前研究者所用，唯其如此方足以呈现彝文字形之多样变化及方寸之间，便可对祖先造字之聪慧与机敏领略一二；另一企图是为了再次打造“爨文”新解。不妨看一看异体字例举中，那不单单是异体字形之意味，恐怕其间一部份的读音和含义之区别定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其中即使有不认识的字也不用追究它到底读什么，为何意，直接把它归到“爨文”世界，一个令今人臣服、心悦的古字世界。就算撇开这个不说，它起码是一幅用文字构画出来的彝族《清明上河图》，莞尔一笑之间，先人们造字时那很感人的千姿百态的生活场景似乎从每一个字里幻化出来，使我们醉以忘今。到了这种时候，彝文字的社会公用业已经到达了一定的程度。
四、古彝文形体字的五个演变阶段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古彝文字的五个演变阶段的过程，就会明白其中文字变化的不少道理。现阶段的研究者们对彝文的类型、结构、字体、正字法和书写等多方面的探讨中，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现在通用的彝文也是在他们科学的倡导下，才进入了现代化的运行轨道，而给研究者带来的是日新月异的变化，在此不再一一赘述，该小节仅就专家总结的关于彝文演变发展过程的提法作点小小的变动，权作百花齐放之一隅。
1、原有彝文的划分法：第一阶段：例如威宁陶文，即1978至1979年后两次在贵州威宁中水基地发掘出土的陶文。迄今为止，它是最早的彝文，它的使用时期属“西汉初”上推千年以上。第二阶段：韪书，指汉时纳垢酋之后阿可统一规范过的彝文。这种字体有三种：一是韪书原体，是标准的彝字体。它的笔画粗细一致，没有直角，它反映着彝文独有的风格……。二是韪书变体，这种字体都在明清时代的彝族手抄历史文献中。因受汉字书法的影响，这些抄本中的字体已出现撇笔和挑笔（弯钩），有汉字笔画的形迹……。三是韪书今体。这种字体基本都出自现代的部份彝族知识分子之手，尚未普遍通行。这些人有一定的汉文水平，因受汉字书法的影响，很注意字体的艺术加工和美化，写出来的彝字比较美观。这种字体作为一种书法艺术，是可以提倡的，但是为了保持彝文的独特风格，不宜作为通用的文字体来推广。
2、现在彝文的划分法：统观古今中国历史，上溯至唯其熟悉不已的秦始皇统一文字时期为发端，历史便只容许用统一后的文字——古汉文来记载这庞大的“家史”，除此之外的文字特别是彝文字体类型更应称为“韪书”，即错误的不对的文字。到了汉时，纳垢酋之后阿可淡忘了“焚书坑儒”的恐怖之后，他站在了历史的高度，统一规范了彝文。对此，当时，历史人道的响应就是：“吾已知晓，赐名“韪书”。彝意为娄书的彝名，不必张扬也，汝等历史吾当酌情，偶见经传便可。”说完便不再理会又去忙自已的记载去了。这倒没什么，只不过彝文原有的“爨文”之称好端端的又被暂时赐名为“韪书”。当然塞翁失马，机敏的研究者不就把经历这场变革的彝文字体称为韪书原体了吗？无论历史的发展抑或发展的历史，原本就这么鲜活着，是永远不可抗拒的。
为此，彝文字体在它特定的演化过程中，走过了这样一个历程：艾哺文、爨文、大韪书、小韪书，直到了今天统称的彝文。
3、第一阶段：哎哺文，即陶文，属象形阶段。根据《西南彝志》中记载：“上古浊气下沉，形成大地，产生五谷，土地养庄稼。人观察天，又观察地，造犁头耙子，开垦种地，禾穗丰满，世间上的人，会种庄稼了。艾君不知年，就看记年树；哺王不知月，就看记月石。一切为耕种……”。
这段史诗充分说明了哎哺时期，是已创造并普遍使用彝文最原始的刻划符号时期，图画，即象形文字。威宁中水出土的陶文，是西汉时期彝族先民把哎哺文作为装饰使用到器皿上而保留下来的保贵文根，也是现在仅存的原始文字的始祖。根据彝文的特定演变历史，把萌芽时期创造的彝文统称为艾哺文，这样既准确又形象。
第二阶段，爨文。是指哎哺中后期到唐朝末年这段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的彝文。躜文在艾哺文的基础上已演变为一种成熟且独立的文字，不仅出现了更多的新字，而且还有了指示字，会意字等，结构复杂却组合新颖科学。像前面所引用的因大都不知其义而被列为异体字的彝文如例字，彝文字典中就列有八千多个异体字，有些更为复杂的字甚而已濒临消失，应该尽快的把它们挖掘出来，归类到它的历史定位“爨文”中去。
第三阶段：大韪书。即阿可至宋末止时期的字体。
第四阶段：小韪书。即宋末时期至解放前这一阶段的字体。
第五阶段：彝文（即前面所称的韪书今体字）它顺应现代社会及研究趋势而产生的当今书写者不可避免的特有的书写新体。它是当今许多人的意念巧合中产生的新体，是在一定程度时期的代表研究活力。它除有创意之外，还很有现实意义，故将其列为独立的新字体也不为过。笔者与前者不推广美化彝文的观点有所不同，而主张现在的以及今后的研究者们在不背离原字创造宗旨的前提下，尽管发挥那种敢于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风貌，让不久的将来流行一套通行的漂亮而又很具风格的新体彝文。当然它原有的各种形体我们也绝不放弃，只会更加重视掌握，永保流传。下面借寄于前研究者常用的文字图片，展示一下五种彝文字体的不同风格。
⑴ 哎哺文：（西安半坡出土陶文）
⑵ 爨 文：（威宁中水出土陶文）
⑶ 大韪书：
⑷ 小韪书：
⑸ 彝 文。
五、根据上述彝文与以下彝史典籍的内容研究概况，可以说用彝族文字书写的彝史典籍应是世界人类文化史上的一门独特的学科门类，在当今若是能对它认真的进行抢救，任务又非常的繁重，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缺少资金、缺少人力、缺少组织机构等因素，导致了此项历史性的彝族文字与典籍的抢救整理工作无法应用开展，也无法统一协调和大规模的开展研究活动，何况如此宏大的科研工程也并非是一人所能为之的。中外学者也曾经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抢救建议，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内的许多彝学专家也曾在各地大、小学术会上阐明了自己的抢救意见，其后的结果是北京、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区的有关专家及领导经多次聚集协商研讨，均未能达成统一的意见，因此，笔者认为全国性的彝文及典籍，理当由全国性的定点机构统一集中抢救收藏保管，然后在组织科研力量再对彝族文字及典籍进行研究是有利而无害的，对于四省区今后的组织整理、保管和研究彝族文字及典籍，笔者的建议如下：
1、彝文是连续使用时间超过数千年并至今仍通行的表意文字，这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中具有唯一性的一种文本。在历史长河中，汉文与彝文由于同属于表意文字，因而曾发生过错综复杂的互动过程，传世彝文与典籍所反映出来的彝文文字中的流变史实，自然成了深入探讨汉字演化不可多得的辅助资料事实。无论是在表意文字的理论探讨上，还是在当代通过表意文字的人机对话上，在当今的世界里，除汉字外，仅有我国彝文才能发挥其这一资料价值。
2、传世彝文典籍所记载的内容涉及面极广，如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生物学、政治、经济、军事无所不包。其中尤其是有关川、黔、滇、桂四省区的历史文献及文物资料、历史地理资料、特种动植物资料、灾变资料等都很丰富，有很多资料还填补了汉文典籍和其他少数民族文本资料没有记载之空缺。就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生态学、地理学、气象学、水文学等都是离不开彝文资料典籍的辅助，若是离开了就难以查找上述地区的可凭历史资料的考证，我们要深入研究彝文典籍，才可以为推动上述学科领域内的研究奠定坚实的资料基础。
3、以往对研究我国西南地区的各民族历史时，都是长期依赖于汉史文献典籍资料，除个别地区可借助藏文、傣文、纳西文典籍外，宽达近五十万平方公里地区内还涉及二十多个民族的历史研究，除汉文典籍外彝文典籍能提供可凭的文本史料。我们若是不深化对彝文文字及典籍的研究，对这二十多个民族的历史研究，就只能停留在单纯依赖的汉文典籍的水平上徘徊。
4、彝族是一个跨境区的民族，在东南亚地区的各国中，如今都还有一定数量的彝族人民在使用彝文。因为历史上彝族各土司曾对东南亚各国产生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至今尚有残存。若不深入研究彝文典籍，当代的许多跨境纠纷在处理时就会很难找到可凭的文本资料及史实来作证明。彝文典籍的研究，也是深化对东南亚各国开放必备的前期准备。
5、彝文文字与彝文典籍中收藏的有西南各民族有效利用所处生存环境资源的资料史实已不少，这些资料的史实中都蕴藏着大量生产与生活方面的智慧技能和经验，是当代西南地区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借鉴，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必备组成部份，对于深化彝文典籍的研究，也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和各民族现代化的必需环节。
鉴于上述彝文文字与彝文典籍研究的理论与现实价值，有关主要部门若要是关心研究好此项工作,那必须要有足够的专项资金来进行投入，才能组织启动高层次的彝文文字与彝文典籍的收集集中保管与体系中的研究应用，这理应成为国家“十五”期间刻不容缓的西部民族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规划项目之一，且事关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问题，谨提请国家有关部门及领导，对这一重大科研领域请给予专款资助并重视立项研究。
六、对彝族典籍文献抢救的紧迫性。在历史上彝族形成过较大范围的地方政权，也形成过统一的宗教社团，所以彝文典籍也像藏文典籍那样由寺院和地方政权集中收藏与研究过，彝文典籍在历史上也像蒙文典籍那样由地方政权收藏利用过，更像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典籍那样由宗教机构统一收藏与利用过，在过去的年代里也由历史上的各土司家支的布摩靠一个人的力量来分散收藏与研究过，随着土司制度的解体和民主改革的实现，彝文典籍的收藏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力量的支撑，目前有许多宝贵的资料基本上散失和残损极其严重，尽管传世彝文典籍虽是卷帙浩繁涉及内容广泛，但如今也很难让世人对其彝文典籍进行全面的认识，典籍的价值虽然极高，却又无法实施有效的全面协调研究，典籍文本的保管水平也极为低下。
1、现将把目前国内各有关学术单位已经收藏到的彝文典籍数量叙述如下：云南省属机构已经收藏的有500多卷，楚雄的收藏有1700多卷，红河州收藏有300多卷，玉溪地区收藏有400多卷，昭通地区收有200多卷，曲靖地区有400多卷，云南省图书馆32册，云南省博物馆37册、10幅碑刻拓文（以下略），云南省社科院图书馆20余册，云南省民族学院图书馆326册，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1000余卷、60余幅，楚雄市档案馆150册，武定县民委226册，元谋县100余册，双柏县80余册，禄丰县100余册，红河州民族研究所200余卷、10余幅，泸西县民委11卷，弥勒县民委 30余册，玉溪地区档案馆15册，峨山县民委76册，通海县民委72册，新平县民委10余册，新平县档案馆100余册，元江县民委13册，元江县档案馆10册，昭通市民委30余部，威信县民委27部，镇雄县民委55部，永善县文化馆2部，曲靖地区市民委124部，宣威县民委5部，宁蒗县民委300余册，贵州省博物馆2500余册，贵州省民族研究所100余册，贵州民族学院500余册，毕节彝文翻译组4100余册，大方县民委284部、203幅，赫章县民委371部、74幅，威宁县民委250册，纳雍县民委130余册，六盘水市民委130册，水城县民委190余册，盘县民委120册，四川凉山州彝文编译局1500余册，四川凉山州博物馆60余册，西昌师专30余册，雷波县民委85套，昭觉民委100余卷，广西省图书馆13本，广西省博物馆14本，隆林县民委40余册，隆林县文化馆560余册，中央民族大学564册，北京民族文化宫57册，中山大学50册，南开大学4册，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130册，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馆14册，法国天主教外国教会30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27册，法国巴黎民族志博物馆12册，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18册。
2、贵州省属机构已经收藏有3000多册（包括贵州民族学院的500余册），毕节地区收藏有4400多册，六盘水市收藏有240多册，另外贵州拓印有彝文金石铭文近300幅。四川共收藏有1700多册。广西收藏有10多册。北京地区收藏有680多册，中山大学收藏有50余册，南开大学收藏有4册。全国已收藏的彝文典籍总数达14990多册（卷）。但据彝族地区的实地调查获知，目前存世的彝文典籍总数超过已经收藏总数的近十倍，尚有十万件急待收藏，即使已经收藏的彝文典籍由于分属不同的单位和部门，各单位提供的保管经费和后续收购经费均严重不足，各收藏单位都缺乏现代化的保管设施，使用时无法互通有无，从而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益。据此，集中划拨大笔经费，建立统一的现代化保管机构和协调使用研究机构，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否则流传于民间的十数万册彝文典籍就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皮底下化为乌有，已收藏的典籍也会因保管不善而严重毁损，即使得到妥善保管，也会因为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和沟通而成为死资料。
3、传世彝文典籍绝大多数均为手稿或传抄本，仅有几个地区发现雕版印本，甚至是套色雕版印本，如贵州毕节、威宁、赫章、大方的彝文木刻雕版，云南玉溪地区元江三马头的彝文墨印刷木刻版块等，这些都是西南地区发现的珍贵彝文木刻版，它对研究彝文印刷史和刻印技术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换句话说，存世的彝文典籍百分之七十以上均属国内外孤本，一旦毁损或丢失，就意味着该份典籍在地球上彻底消失了，对抢救和保管好这些典籍责任极其重大。然而时下的保管条件却令人堪忧，一方面目前保管彝文典籍的大多数单位，都位于温度较高、湿度较大的我国南方地带，防霉、防湿、防蛀条件不理想，都会导致这些年事较高的典籍文献霉变、毁损速度加快，有些甚至无法修复和通读。至于散落民间的彝文典籍，其保管条件更是极差，另一方面，彝文典籍的书写材料种类极其繁多，如竹简、布帛、手抄纸张、羊皮、牛皮、石刻、铜器铭文等无所不有。书写材料不同，容易导致毁损的因素也不同，需要区别对待，并尽快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令人堪忧的是时下的彝文典籍收藏机构也仅仅是按照一般图书的收藏去进行上架保管，这显然不能满足彝文典籍的长期保管需要，这就必然需要建立现代化保管机构来进行集中规范保管，才能使这些典籍不至于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毁损。再一方面，保管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而目前存世的彝文典籍残损极为严重，轻则翻阅时都要格外小心，重则书页自然断裂，需要页面拼合才能阅读。因此正规收藏之前都需要一段艰巨的修复过程，这样的修复工作，一般文物工作者还不能胜任，必须是精通彝文的文物工作者才能胜任，时下这方面的人才奇缺，若不把人才集中起来，建立统一的机构，连基本修复工作都无法展开。另一方面，彝文典籍的内容广泛，彝族人民对这些典籍有自己的分类体系，但这些分类体系并不统一，以至于时下收藏彝文典籍的单位只能按入库时的流水号来进行编目，这样一来造成了检索上的极端困难，若不建立建全统一的机构按照彝族传统的归类办法，对入库典籍进行科学归类收藏，即使收藏再多的彝文典籍也难以发挥其实效。最后，为了使传世彝文典籍原件能超长期的保存下来传诸后世，已入库的彝文典籍原本，理当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人为触动，这就需要动用现代化科学手段，通过摄影、录像、扫描等有效方法，为原件复制供使用者查阅的副本，这一浩繁的工作，也只有建立统一的机构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全面开展。总之，传世的彝文典籍已经到了若不及时抢救，势必愧对先人贻误后世的关键时刻了。
4、彝文典籍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珍宝，也是世界性的人类文化珍宝，但作为彝文典籍的原产地——大西南来说，我们应对彝文典籍的收藏和研究都占有绝对的优先权和主动权的地位，然而这种优先权和主动地位的取得，是要在政府部门与外国同行争时间抢速度的基础上取得胜利后才能确保。所以我们要与外国同行争时间抢速度，目前我们正面临三大严峻挑战：一是我国现行的民族文物等级认定还未规范极不完备，文物等级认定基本上是按汉语文物为基础作出的规范，无法与彝文典籍的等级认定相兼容，以至于国外学人甚至是投机商能轻而易举地将彝文典籍携带出境，转手倒卖，这样的事件时有风闻，但未引起海关的充分注意，若不建立统一的机构来及时定等级认定规范，彝文典籍被倒卖的事件将会愈演愈烈，二是时下对彝文典籍的全面研究极不充分，传世彝文典籍中究竟有多少对我国边疆稳定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我们没有底数。已经流散国外和即将流散国外的彝文典籍中究竟有多少影响我国边疆安定的因素，更值得高度关注，如不设置集中统一的机构，抢先全面清理尚在国内的传世彝文典籍，一旦国外势力利用流散到国外和即将流散到国外的彝文典籍制造麻烦，我们将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资料储备，当然也就无法应对并进行有效的攻击。我们只有赶在国外研究力量之前全面系统的掌握传世彝文典籍的面貌，才能确保我国边疆的安定和各民族的团结。三是彝文典籍不仅在我国分布，在东南亚的分布面也不小，如近年来玉溪地区新平县民委就从东南亚购回一部份彝文典籍。鉴于在历史上彝族土司势力曾一度伸入到东南亚各地，而部份东南亚各国的居民也曾接受过彝族土司的荫庇进入我国国内从事社会经济活动，致使我国和东南亚各国的跨境地带留下了许多资源及产业上的纠葛，甚至是政治纠纷，类似的材料不仅在我国的彝文典籍中有保留，在东南亚的彝文典籍中也会有所记载。对国内彝文典籍中涉外内容部份要抢先清理，对国外散流民间的彝文典籍要抢先收购，乃是我国深化对东南亚开放中确保主动权的先决条件。
5、上述各方面的情况充分表明，划拨充足的经费建立统一的彝文典籍保管和研究机构，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若是错过了时机，将会给我国西南地区的开发和边疆的安定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七、彝史溯源源远流长，文化底蕴博大精深，从历史上看，氐羌氏族是一支骠悍骁勇的马背上的民族。彝族作为氐羌民族的后裔，在经历了横马扬鞭的征服后，“东爨乌蛮”约在商周时代进入西南，雄踞黔西北大地建都立国，世代显赫,子继父业。除了流淌在部族血液里的豪迈的气度之外，他们还带来了足以支撑他们纵横大江南北智慧与韬略。所以言及博大精深的彝文经典时，人们大多趋向于虽然它的起源来自于宗教布摩文化，但它所记述的内容已经远远越出了宗教布摩文化的范围，广泛涉及到了人类历史、地理、社会、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医学等各个领域。就其浩繁的布摩文化典籍来说，现已搜集到的就有数千种，其中如《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水西传》、《笃慕史记》、《夜郎史传》、《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吐鲁窦纪》、《洪水纪》、《寻医找药》等，都是相当珍贵的文史资料，根据上述的史实依据，它已构成了我国大西南地区的一座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宝库。
1、彝文不仅散见于大量的布摩文化典籍之中，还凿刻在无数的古代岩石碑刻上。截至目前为止，在贵州就发现了900多通彝文碑，多有对彝族历史的记述。这些碑中，明代以前的，全是纯粹的彝文。自明以后，汉文化渐渐传入了西南彝族地区，于是又出现了大量彝汉合壁的岩石碑刻。其中最著名的有大方县白布河的《新修千岁衢碑》、达溪镇塔下的《阿丫武扎墓碑》、赫章的《法那岩刻》、毕节大屯村的《李雨铺四棱碑》、纳雍县安平村的《安天宝夫妇墓碑》。《水西大渡河建桥碑》立于大方县鸡场和黔西县林泉分界的大渡河桥头，所刻彝文长达1972字……
2、彝族文字中的书写笔画唯其如此，所以彝文的书写和流传便具有了与汉字一样的“生命意义”。正如彝族古代先哲们所说的，在对彝文的创造中，彝族人民从中体验到了生存的力量，智慧的力量，他们从中发现了生命的价值，以及生命价值的升华和延展：建立了功勋，书一块纪功碑；修桥筑路，书一块建桥筑路碑；安葬死者，书一块墓志铭；敬畏神灵，铸一口钟铭……虽然彝文字体的体裁比较单一，风格也较单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对“生存的体验与生命的颂歌”的内涵会有所削弱。
3、如果说一部彝文典籍的书写也是一种书法，诚如阿侯布岱先生所说；“在书法艺术中，只有从自心内引发出来的形式才被当作真实的或可靠的，因此书法艺术的精神所在，并不常常用‘美’来形容，书法艺术的表现本身就倾向于一种机体的美或生机的美，而不是唯美而美或形式上的美。就是说书法中更主要的是存在于一种活生生的生命领域中的美，而绝不仅仅是在动工领域之内的美；也绝不仅仅是在诸空间与形式的构成上的美，而更主要的是栖息在生命的直接而实在的体验之中的美——虽然对这种审美经验的感受正是存在于对彝族布摩书法形式的专注观照之中的所存的美。”
4、对于蕴藉深厚的彝族布摩文化典籍是一笔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的稀世珍宝，其内容丰富多彩，例如在彝族的布摩经典中它可分布摩书法之美，又是形式多样的布摩书法内容，如哲学思想、历史地理、教育伦理、天文历法、文学艺术、风俗礼制、农艺医药等，通过布摩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在滇、川、黔这片古老而馥郁的土地上孕育成长，气韵生动，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文化创造力，如今的各地彝区都还在不断地流存着极其丰富的彝族古籍书写文学与口头传统歌谣故事以及谚语等的世代传承。
5、彝族的文化史源与有关研究中的背景材料极为丰富，如黔西北地区的赫章可乐与威宁的中水考古出土文化遗物等，早在这些地方古夜郎时期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这不断地为考古成果所证实：
1961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可乐试掘汉墓7座，出土文物多件，在考古界引起了轰动。周恩来总理当时曾批示：加强对可乐古墓遗址的保护。
1976年底至1978年底，贵州省博物馆在可乐发掘了207座古代墓葬，其中有168座形制、葬俗和随葬品都极具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这些土著墓葬，在考古学上称为乙类墓；墓中出土了陶釜、铁剑、铁铧、铜鼓、木梳等地方民族生产工具，另外还有不少地方土著民族的生产用具、兵器、乐器和装饰品等300多件。
6、2001年9—10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赫章县文管所在赫章可乐发掘古代夜郎时期“南夷”民族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108座，有许多重要发现，其中一些奇特的埋葬习俗及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随葬器物更为珍奇，出土了极其重要的文物547件，又一次引起了考古界、史学界的关注。专家认为“贵州赫章可乐遗址墓葬那些奇特的埋葬习俗以及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随葬器物，对揭示古代夜郎文化面貌，探索夜郎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它是贵州近年实施夜郎考古计划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
2002年4月12日，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等单位组织著名专家进行无记名投票评审，可乐考古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有关专家称“可乐是夜郎文化的发源地，夜郎青铜文化的殷墟，贵州考古的圣地”。
综上所述，中国西南彝族传世文字与彝史典籍的整理研究问题：一是彝族几千年来的传世文字收集与整理研究；二是彝族布摩与彝族文字的创始关系研究；三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四省区彝族文字的研究统一；四是怎样面对古彝文字的五个演变阶段的研究论证；五是如何对传世彝族文献典籍记载中的内容及其涉及他族的史源研究；六是怎样面对彝族典籍文献的抢救与紧迫性研究。而面对如此丰富的中国西南民族古籍文化宝库，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给予重视立项研究。我们不能愧对祖先，也不能愧对子孙后代。
注：参考书目及材料：
①汉文与彝文字“六书”造字法比较列举参见彝文“文书”造字法资料。②参见彝文字统一方案与微机软件研究现状、得与失、与汉文的相关软件比较。③参见“彝语地名与西南生态环境”比较研究。④《夜郎史传》在西南民族史研究中的史实价值述略。参见《夜郎史传》。⑤ 参见无中《我国西南边界变迁史》研究比较。⑥ 参见《告大学校》“混咸耕收利在彝语地名中的反映”一文摘要。⑦ 参见“彝文典籍散有国内有关机构和散失国外的概况资料”。⑧ 参见现有彝文典籍严重残损照片资料集录。⑨ 参见毕节彝文翻译组编译彝文典籍部份书目资料。⑩ 参见《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12月版。⑾参见贵州有关单位彝文字典专业研究工作人员一览表资料。⑿参见贵州有关单位编译出版彝文典籍基本情况一览表部份资料。⒀参见出版彝文典籍获奖情况一览表部份资料。⒁参见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简介资料。⒂参见彝文典籍存放国内外有关机构和部份散逸概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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