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彝族人类学影视片述论
内容提要：彝族人类学影视片是彝族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最早的彝族人类学摄影是在本世纪初出现。本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始拍《凉山彝族》这部民族志影片,是为新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开创性工作。八十年代又拍摄出一些彝族人类学片。今后彝族文化的更新和交融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剧烈,因此拍摄彝族或彝区人类学影视片的题材与日俱增。彝族人类学影视片的拍摄将是一项任务繁重且前景广阔的工作。
关 键 词:中国彝族 人类学 影视片
关于彝族题材的影视片,有一类反映彝族文化,如实纪录他们的社会生活,主要供社会科学研究者使用的影视片。这类影片属于影视人类学范畴。它和“记述人类学”一样是彝族研究不可缺少的手段。人类学家称之为“可视人类学”。所谓如实纪录是采用电影电视技术拍摄再现人们在自然状态下自发的行为原貌,内容系统深入,文化解释严密,无需艺术编导手法。无疑,用这样的方法纪录、保存、交流和研究彝族文化十分有益。本文拟就彝族人类学影视片的拍摄情况,以及对彝族研究的价值和拍摄前瞻述论于下。
一、彝族人类学影视片回顾
据研究彝族的资料反映,先秦时代已有记载彝族先民文化的汉文献。如今发现存世最早的彝文文献是在明代。彝汉两种文字记录的彝族文献中,不乏有较高价值的人类学资料。然而采用“摄影笔记”或“电影笔记”的方式记录彝族人类学资料是本世纪初开始的。1902年日本民族学先驱鸟居龙藏赴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这一年的12月30日,他从云南进入四川会理县境,然后沿安宁河北上抵达宁远(今西昌市),稍事停留后向北偏东翻越小相岭到越(今越西县),再进入大渡河边的石棉县,翻越大相岭抵达荥经,下雅安, 1903年1月23日到达成都。他沿途调查“白倮罗”、“黑倮罗”、“西蕃”、“古宗人”以及“从西藏来的藏人”。他以这些民族为对象,开展体质人类学调查、语言调查、习俗调查、历史考古调查。概括地说,这些调查均属记述人类学的范围。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西南地区拍摄了400多张照片,“这些照片对于倮罗等民族的调查内容有着重要的意义。”严格地说,出自一个人类学家拍摄的照片,而且距今已有90余年的历史,仅就真实地摄影纪录,其宝贵的民族志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就目前所知的资料显示,鸟居龙藏在西南的人类学考察所开展的人类学摄影,可以视为对彝族人类学拍摄的开端。
此后在对彝族进行人类学田野工作中,通过照相技术纪录彝族文化的有1944年中国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为首组成的燕大边区考察团,在大小凉山实地调查达87天,其间拍摄了凉山彝族的人类学照片。本世纪40年代民族学家庄学本先生也拍摄了包括彝、藏、羌等民族的照片,有的至今仍保存于四川民族研究所。
新中国建立后,5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要求赶快“抢救”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1956的目的:其一,搞清实际情况,以便制定方针政策;其二,进行科学研究,民族研究者应深入少数民族中,立志做当代的“摩尔根”。于是中国民族学工作者在田野工作中首次使用电影技术纪录少数民族文化,将其视为社会历史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1957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承担拍摄,中央民族研究所和四川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写拍摄脚本或提纲,并以民族学者为顾问,指导开拍《凉山彝族》。拍摄过程历时一年,通过体验观察纪录,1958年《凉山彝族》拍摄完成。该片纪录了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民族改革以前存在的奴隶社会面貌。具体地说,影片以动态、直观、可视性特点反映出经济上奴隶主对奴隶人身和土地的同时占有,奴隶不被视为人而被视为主子的财产。政治上是严格的等级阶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家支制度是凉山彝族奴隶制最主要的社会组织。家庭婚姻上实行严格的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宗教和文化的传承依赖于“毕摩”。《凉山彝族》与该时期拍摄的人类学影片有较高的“民族志”价值,称得上新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开创性工作。同年周恩来总理观看了《凉山彝族》、《海南黎族》、《瓦族》三片后赞赏地说:“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拍这样好的片子是对世界的贡献”①。1961年国家民委、文化部、全国人大民委、中央统战部、中国社科院、北京科学电影制片厂等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观看和座谈了影片《凉山彝族》。他们总结和探讨了拍摄人类学影片的内容和经验。座谈会主持人萨空了先生认为拍摄人类学影片(当时称为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要把真实性和科学性放在第一位。时至今日,这一拍摄原则仍具有指导意义。世界各国的影视人类学家在拍摄活动中也主张真实地纪录各种文化现象。十分遗憾的是《凉山彝族》问世后的20余年间,彝族人类学影片的拍摄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中断。
80年代初,人类学影片的拍摄活动开始恢复,并日渐增多。彝族主要聚居的云南、四川有一些拍摄活动。云南拍摄的有《彝族与火》(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与云南省社科院民研所摄制)、《云南彝族欢度春节》(云南电视台拍摄)、《毕摩与祭坛》、《罗平彝族丧葬礼俗》(云南民院摄制)。四川拍摄的有《中国彝族》、《南方丝绸之路》、《古堡的故事》等。贵州也积极准备拍摄本省的彝族民族志影视片。这个时期民族研究所、民族学院、民委、电影制片厂、电视台等部门拍摄的人类学片,可分为专题片和综合片。主要纪录彝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民族学工作者指导或参加拍摄的影片其真实性、学术性和可视性结合较好,所拍专题明确,“民族志”价值较高。
需要提及,新中国建立以来拍摄关于彝族题材的艺术片,如《达吉和他的父亲》(1961年故事片)、《奴隶的女儿》(1979年故事片)、《从奴隶到将军》(1979年故事片)、《彝寨情深》(1986年纪录片)、《巍山行》(风情片)等不属于人类学影片,其基本特征离不开影视艺术的范畴,从构思、制作到完成毋需人类学的学术性约束。
二、彝族人类学片的价值
19世纪末电影技术问世。20世纪初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主要采用笔记方式收集人类学资料,故称“记述人类学”。1898年英国人类学家哈登首次以电影为工具纪录土著民族的社会组织、宗教活动、生活习俗等内容②。20世纪人类学拍摄活动日益增多,为有别于记述人类学而产生了“可视人类学”即影视人类学。该学科已成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下属的18个专业委员会之一。而且人类发展到今天,人类学不论是因复杂多变的世界需要扩大研究主题,还是学科分支日益繁多应予整合,作为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已显得十分重要。同样,彝族研究属综合性学科。研究对象包括彝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学、文学艺术、历史、宗教、民族关系、自然环境、生态保护等。用影视人类学的手段与彝族研究的各个方面相结合,拍摄出彝族人类学影视片,无疑有重要价值,具体而言反映在如下几点。
1.对彝族文化的纪录、保存和交流。用文字纪录彝族文化现象和日常生活情景,存在不准确不完整的问题。如果我们把镜头对准被调查对象,而不加“引导”地如实拍摄各种文化,其最终步录音的“电视笔记”,有助于田野工作的成果更加完善。尤其是传统的重大节日、宗教活动、婚丧礼仪,其场面庞大复杂,气氛严肃,古老的仪式不允许重复,文字难以尽述,通过电影纪录可以重现场景,为总体观察和分析提供了方便。
过去完成的彝族人类学片,不仅有可视、直观、真实性优点,而且有保存濒临消失的彝族古老文明的特点。今天来看50年代拍摄的《凉山彝族》,其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已无从寻找。所以人类学片保存了文化,并提供给各国人类学家用以研究世界各民族在各个不同发展时期的文化现象。特别是现代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将人类学片数字化处理,并通过联网,使人类学片的交流前景十分广阔。
2.对彝族研究的深入和教学提高有价值。将彝族文化拍摄下来是一项踏实的资料“纪录”工作,记载彝族的文献是必不可少的研究资料,彝族的人类学影片则是文献资料的实证,它同样具有资料性质。将上述两种资料用于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服务,这是彝族研究的目的。因此充分应用文献资料和影视资料对深入开展研究颇具价值。彝族和所处社区在市场经济下,传统文化的更新和文化交融在今天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剧烈,在文化的调适中必然产生带有传统文化痕迹的各种新问题,为此需要拍摄彝族或彝区人类学影视片的题材与日俱增,这些与彝族现
实研究密切结合的拍摄活动将为彝区现代化的深入探讨积累更加广泛的影视资料,而且这也是学术与现实应用的结合。
现代社会对人们的人类学知识的要求日益重要。因此在培养未来的学生中,应该有人类学影视片的教育。而彝族人类学影视片则是其中之一部分。就具体教学而言,视听资料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教师的语言表达和强化文献阅读,从而加强学生的视觉记忆。我国过去拍摄的人类学影片,在60年代初被划分为科学纪录片和科学教育片。前者“专供研究用,无夸张,完全是实录”。后者则是在科学纪录片基础上加工而成。这是对新中国人类学拍摄起步阶段的科学认识,它揭示了这类影片有研究和教学的功能。此前所拍彝族人类学影片中,如实纪录了彝族文化,保证了研究和教学的价值。
3.彝族人类学影视片对以该民族为创作对象的艺术有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一部纪实性和科学性强的人类学影片,历经人类学家对所拍对象深入接触和了解的基础上实拍而成,因此影片不仅是档案性资料积累,也是专题性或综合性成果的声象积累。这样的彝族人类学影片往往被艺术家所借鉴。虽然拍摄艺术片或编导艺术节目与人类学影视片有本质区别。但人类学影视片的真实性吸引了艺术家,艺术片(包括故事片、纪录片、风情片等)拍摄者当涉及彝族文化时,需要人类学学者指导,需要借用纪实性镜头。这就是人们说的艺术向“生活”靠拢。尤其是反映彝族古老文化与现代观念的冲突和调适,免不了要刻画传统文化的场面,最好的借用就是到彝族人类学影片中寻找。从艺术的角度是想提高“真实性”,以此实现可视性。从民族志影片的角度看,保证了艺术涉及民族文化现象时有真实感。
三、彝族人类学影视片拍摄前瞻
彝族主要聚居在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等地,人口为6572173人。她又是一个跨国境而居的民族。缅甸、老挝、泰国、越南均有分布。彝族也是一个文化悠久的民族,不论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都有许多内容值得影视纪录。特别是近现代彝族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其文化有消亡也有吸收,如实拍摄彝族文化体系的各个单元,则是为研究彝族文化的适应和变迁,继承和创新留下素材。仅就凉山彝区为例,土司统治的凉山周边地区的封建地主制和以大小凉山腹心地区为主的彝族奴隶制已经消亡。50年代拍摄的《凉山彝族》则是“纪录”那个时期十分珍贵的资料。同样与制度文化相伴随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变迁,旧有的农耕方式、畜牧方式与现在式有了很大不同。本世纪上半叶还十分普遍的交通方式和交通工具,如今已不具普遍性了。在市经济下,彝族传统文化面临挑战。一方面,改革为彝区注入了活力,彝族与国内其他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交往,必然产生文化的交融和吸收。另一方面,彝族原有的文化内容,有的将消失,有的待发展,停步不前是不可能的。这时除了用文字记载文化的变迁外,不失时机地将其捕捉到影片中,这是人类学研究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正如英国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带有紧迫感的预言,人类学“在形成自己的体系和研究方法并给自己提出了适当的任务时,那些被研究的材料却在迅速消失”。诚然,开展人类学影视拍摄是“为那些已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文化留下可以看得见的证据,并不是要刺激人们回归到以往的时代,而是应当把这些证据视为一种可促进对人类本身的认识的信息资源”。
毋庸讳言,在今后拍摄彝族人类学片中需要克服前一个时期的不足之处。例如,拍摄活动各自为阵,无系统地可操作性计划,所拍成果几乎未形成正常的交流,使用率极低。一些部门或地区拍摄的片子,或许含有人类学镜头,但是否属于人类学影视片值得探讨。由于拍片单位或拍摄人员本身无严格的人类学修养,又缺乏与人类学工作者的有效结合,故所拍片子带有风情片性质,甚至有的难以克服失真或寻奇等非人类学的行为。所幸的是1995年中国影视人类学会已告成立,这将为建设中国影视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指导和协调拍摄各民族人类学片产生积极的作用。在今后的彝族人类学片拍摄活动中,应加强信息交流,多拍有代表性的文化专题。同时,拍摄范围应从单一的传统文化向现代社会文化相适应的题材拓展,以人类学理论为指导,不失时机的“纪录”变化中的文化现象。
注:
①转引自《光明日报》1978年2月25日载《周总理的关怀鼓舞着社会科学工作者》。
②(意)保罗·乔齐:《民族志·电影的起源》,《民族译丛》1991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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