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古夷人的足迹--彝族学者戈隆阿弘传奇

　　在我认识的人中，戈隆阿弘是个少有的非同寻常的人。他没读过几年书，却成了中华民族知名作家；他不懂史学、民族文化学为何物，最终却成为“中国二十一世纪百科知名专家”。而今，他已退休十年，仍被州文化局请去编《红河文化》，整天忙得不亦乐乎。采访他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好在我们是老交情，互相交往之中，我有意识地积累了他的一些资料。抽时间，几易其稿，才有了这篇小文。

 

　　戈隆阿弘，彝族，汉名施友万。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人，1934年10月17日生在龙朋镇桃同村。1951年参军，1982年转业，在部队工作长达31年。今已是年越古稀之人，但在文学创作和彝学研究上，仍然很勤奋，他的座右铭是“从勤奋中挖掘自己的天才”。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和研究中，他共出版了8部专著，其中，有3部文学作品，2部彝族民间歌谣集，3部彝学专著。曾荣获3个国际金奖，3个国际优秀论文奖；在国内，获1个金奖，3个特等奖，5个一等奖。有两篇论文被收入《世界优秀论文文库》和《国际优秀新学术成果精选》。在国内，有6篇论文收入《中国当代思想宝库》《建国55周年优秀获奖论文文库》《中国当代恩想经典》等多部国家级大型文献。被中华全国理论创新研究会授予“中国二十一世纪百科知名专家”称号，被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研究中心、中国作家创作成果报告编委会等三家机构提名为“构建和谐社会中华民族知名作家”。他的生平，平凡之中，颇带几分传奇色彩。

 

　　这里记述的，主要是他从事彝学研究的故事

 

一不留神，闯进史学殿堂

 

　　戈隆阿弘从小喜爱民间文学，孩提时代，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围坐在火塘边听大人讲民间故事。稍大一点，喜欢感情热烈奔放、优美动听的民间歌谣。他的心里，装着许多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正因为喜欢民间故事和歌谣，参军到部队，特别是部队平定了匪乱进入城市后，文化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图书馆、书店为喜爱故事、歌谣的他提供了许许多多新鲜而有趣的读物。他特喜爱小说与诗歌。受新文学的熏陶，他从爱读到爱写，1960年前后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由此走上了业余文艺创作之路，自学成才，奋力拼搏，最终成为一个作家。

 

　　戈隆阿弘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进行文学创作。作为一个彝族子孙，他很希望写出更多的反映彝族历史与现实生活的作品。出生在彝山，十多年受传统文化熏陶，对于现实，他有不少感受，谈到彝族的历史，他知之甚少。他很希望有一本彝族史，让他更多地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汉族有《中国通史》，许多少数民族也都有自己的民族史，唯独彝族，却一直都没有一本自己民族的民族史。在彝族的族源历史上，就有各种说法。有“东来说”，亦即楚人后裔说；有“西来说” （也称“外来说”），彝人的典型特征是高鼻深目，与西方的雅利安人有些相像，有学者就断定彝人是外来人种；有“南来说”，意思是来自印支半岛的马来人种；有“土著说”，也就是说彝人在云贵高原土生土长；最多的是“北来说”，亦即氐羌后裔说，意思是战国时秦献公兵临渭首，征伐羌人，被驱赶的羌人南迁跑到云南来的一些人的后裔。时至今日，报刊、书籍、媒体，凡介绍彝族（包括彝语支的白、纳西、哈尼、傈僳、拉祜等许多民族）的文章中，谈到族源，都少不了要加上一句“氐羌后裔”，或曰“氐羌系”。意思是说，彝族的先民，是远古时从西北青藏高原南迁的氐羌人演变而成的。早在两千多年前．汉朝史家司马迁就认定的。和一切文化人一样，戈隆阿弘是个遇到事情爱追根问底的人。特别是彝族的族源，他总是耿耿于怀。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彝人的子孙，对自己的祖先一问三不知，那是最可悲的事情。

 

　　彝族真的是从西北青藏高原南迁的氐羌后裔吗？戈隆阿弘找来了许多有关史料来看，其中，有汉文史料、彝文史料，有考古发掘出的地下出土文物史料，比如《汉书·西羌传》《史记·西南夷列传》《羌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等，将彝、羌历史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他发现，彝族和羌族，确有许多相同相似的文化习俗，如“崇虎”“父子连名”“火葬”“党母族”等。此外，原始宗教观念、历法、祭祀、婚丧习俗、民间文学、服饰等方面都有许多相同相似的东西。说明，两个民族历史上曾经有过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彝源于羌？还是羌源于彝呢，查看历史，彝族以“十月历”和“刻划文字”为标志，其历史可追溯长达万年以上。羌族历史上无文字，从口传史诗《别格钮（羌戈大战）》等传说中追溯历史，至今不过三千年。羌人传说，他们的祖先，是天上来的，是“仙女木吉卓，下凡人间，繁衍出羌人”。虽然名字不同，但这个“仙女木吉卓”下凡的故事，与滇南彝族创世史诗《尼苏夺节》中讲到的天神策格兹嫁女给人间彝人始祖独母儿子达方的情节如出一辙。据国家民委主编的《羌族社会历史调查》载，羌族“以十月为岁首”。羌族有三个重要的庙会，第一个庙会“川主庙会”，时间固定在农历六月二十四，与彝族的火把节同一天过。以十月为岁首，六月二十四节，都是彝族十月太阳历的重要节日，说明万年前的古夷十月太阳历，也曾经在羌人中流行。说彝族是氐羌后裔，让人难以理解。要说羌人源于彝族先民古夷人，可以说是言之成理。羌人源于彝族先民古夷人，这样，彝羌之间，有许多相同相似的文化习俗，这很合乎逻辑，因为他们是同一个祖宗的后裔，虽然分支的年代久远了，异地发展的结果，固有的传统文化不免会产生变异，会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创造，但文化是有传承性的，从远古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仍然会有许多相同相似的文化习俗。

 

　　彝族“氐羌后裔说”的依据有二：

 

　　其一，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载：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君长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至同师以东，北到叶榆，名为崔、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耽最大。其俗或土箸，或迁徙在蜀之西。自冉肱以东北，君长也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就是这段文字，被人认定是给彝语支指明族属。中国古文是不打标点的，打上标点，此段文字行文段落极清楚，司马迁将西南夷分为夜郎、靡莫之属、徙笮、冉贱和白马五类，只有白马类指明属“皆氐类”，其他都未指明族属，总括为“巴蜀西南外蛮夷”。可见将属于夜郎、靡莫之属、昆明等后裔的彝语支各族归为氐羌后裔，是极其错误的。还说是司马迁的定论，岂不冤枉了古人么。

 

　　其二，是《后汉书·西羌传》载：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道，兵临渭首，灭狄獂戎，忍季父邛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曲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这段文字是怎么来的？有史载，司马迁还南行到过成都，虽免不了道听途说，而他的记述，却基本符合实际。而《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述可就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了。渭首在甘肃，曲支河亦在甘肃， “出曲支河曲西数千里”，岂不到了青藏边境？可其分别各自为种的子孙，仍在甘南的武都，川北川西的广汉、越售（今越西）。可见， 《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述，纯属道听途说，连基本的地理方位概念都没搞清，是不可信的。

 

　　由此，戈隆阿弘给“氐羌后裔说”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还有一条史料很少为人提起，那就是羌族的口传史诗《别格钮（羌戈大战）》讲到，羌人祖先被秦献公征伐，不得已南迁之时，在川西北今茂汶一带，遇到戈基人（彝人家支。今凉山州还有其后裔。1935年红军长征到凉山，与刘伯承将军作“彝海结盟”的彝人头领果基小叶丹便是）的顽强抗击。羌人打不过戈基人，在几乎亡族灭种之时，仙人托梦给羌人，再战，用白石头打，可胜。托梦给戈基人，再战，用麻秆打，可胜。双方都依照行事，结果，麻秆打不过白石头。戈基人败退南方，羌人转危为安，在当地住下来，之后才得以发展。至今，羌人仍住在那里，曾在那里建立过羌族自治县，而今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一部分。羌人史诗《别格钮（羌戈大战）》，被羌人当作其民族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世代传唱。由此，在羌人中兴起一个白石崇拜，至今，家家户户都要在房上镶几块白石，当作神物供奉，定期祭祀，祈求白石神保佑平安。而在滇川黔桂的彝人中，从来没听说有白石崇拜之说，也不见有《别格钮》这样一部史诗流传。不难想见，当年南迁的羌人，到了茂汶，就再没有向南前进。一个小小的戈基部落就将他打得几乎亡族灭种，他还敢再南进吗？而彝族的大本营，历来在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滇川黔桂地区，与羌人毫不相干。

 

　　既然“氐羌后裔说”的史料依据都无法成立，所谓的“氐羌后裔”，只能是历史的误会了。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除了“历史的误会”，与汉史籍固有的传统“观念”有关。中原汉人，早在两汉之前，将其周围的少数民族，称做“东夷、西羌、南蛮、北狄”。可见，凡是在中原以西的民族，都被冠上了“羌人”之名。当时的汉人还不知道，所谓“西羌”，其实是许多个有着不同服饰、语言、称谓、文化习俗的民族群体，真正的所谓“羌人”，也不以“羌”自称，而是自称为“尔梅”或“尔玛”。“羌”，是中原汉人创造的名词。许慎的《说文解字》云： “羌字，从羊从人，意为牧羊人”。那是溢美之词。实际是从羊从儿，羊儿，即羊羔子，是民族歧视的一种表现。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有许多被中原汉人称做“羌”的部落群体，属于彝族先民古夷部族。三国时，中原汉人把云南夷人统统称做是“羌人”，因此，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有“移劲卒青羌万户于蜀”之说。实际上，夷就是夷，羌就是羌，不可混为一谈的。可惜，这些在民族分野上的概念，至今许多人还是没有搞清楚。因而，在彝语支民族的族源上，仍要归于“羌”之类。这是极其错误的。

 

上下求索，几个意外的发现

 

　　那么，彝族源于何方呢？这是一个必须深入探讨的问题。

 

　　探索像彝族这样一个具有万年前的文化遗存的民族的族源，仅仅从其周围民族的文化比较中，从文化血缘上的联系上去探索，显然是不够的。即便从文化血缘联系探索，也要看谁的文化是最久远的。事实上，只有历史久远的民族文化才可能是一切相同相似文化的源头，而不是相反。这该说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古彝文、地下出土文物作证，可以追溯长达万年历史，应该肯定地说，彝族及其先民古夷人的历史，起码也有万年，甚至更长，是中国，也是地界上发展历史最长的民族。

 

　　这一点，无人能提出异议。探索彝族及其先民古夷人的族源，不能不追溯一下人类的起源。我们知道，云南高原金沙江两岸，是世界古人类繁衍的重要地区之一。而今发现的世界最早学会用火的人—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就出土在金沙江边的云南楚雄州的元谋县。彝族及其先民古夷人，恰恰就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这，绝非偶然。

 

　　戈隆阿弘并非着意去研究历史，只想把自己民族的族源搞清楚。可事实上，他一不留神，懵懵懂懂地就闯进了神圣的史学殿堂。在这个神圣的殿堂中，古往今来，英才辈出，有许多著作等身、享誉中外的大学术权威，他们都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他们的许多学术观点，人所共知，一代传一代，被人广为传诵，约定俗成，是轻易动摇不了的。戈隆阿弘算什么？既不是科班出身，又无更多的学术造诣，只凭一股子热情去探求，能探求出什么来？像俗话说的，不过是“闲聊无事，小整整罢了”。

 

　　谁料，就是这个戈隆阿弘，凭着他彝家汉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惊人毅力和执着，做到了有所发现，有所发展，有所建树。

 

　　首先，在他仔细审视和研究中国境内出土的古人类化石时，有个意外的发现，即古人类的生存年代，从南到北，呈现南高北低的阶梯形；如：   开远小龙潭的腊玛古猿化石，距今1500万年。

 

　　禄丰古猿化石，距今800万年。

 

　　金沙江边的元谋蝴蝶岭猿人岔科化石，距今400万年。

 

　　元谋蝴蝶岭的“东方人”化石，距今250万年。

 

　　学会用火的“元谋人”化石，距今170万年。

 

　　往北到陕西的“蓝田人”化石，距今110万年。

 

　　再到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化石，距今40-50万年。

 

　　这个猿人化石的阶梯形，意味着什么？难道是偶然的吗？或者，它向我们喻示了什么远古的信息？这些问题，引起了戈隆阿弘的深深思考。但百思而不得其解。时值1984年，戈隆阿弘有个偶然的机会，在石屏听了云南省博物馆下来考查恐龙化石的研究员张兴永先生的一次考古课，讲到地质学时说：中国境内，两亿多三亿年前，唯一一块大陆是康滇古陆。其范围，北到西康，南到红河州的石屏县，是古生物衍化的重要地区。几句话，给了苦苦思索古猿化石呈阶梯形成因的戈隆阿弘一个极大启发。他想，该去读一下地质学，这样，或许就能找到答案。于是，他千方百计找朋友要来了一本地质学方面的书并如饥似渴读了起来，这一读，果然收获不小，让他明白了，在3亿多年前，中国地域的大部分，属于古地中海——特提斯洋的边缘浅海。1.2亿年前，出现了“燕山运动”，随着燕山山脉的崛起，在现今的中国北部版图内，托升出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岛屿。但许多地域仍然是汪洋一片。后来在6000万年前，地处当今印度洋海域的古冈瓦纳大陆，随着地质运动一分为三，即一块向南漂移，成了而今的澳洲大陆；一块向西北漂移，成了非洲大陆；一块（今印度大陆）向北漂移，与欧洲板块相碰撞，挤没了特提斯洋的边绿浅海，顶出了一个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才最终形成了现今的中国版图。在“元谋人”生活的170万年前，黄河还未形成，长江还在往西流入印度洋。后来，地质变化，形成了三峡峡谷，长江才向东流人东海。160万年前，黄河形成。由于两条大河的冲积作用，逐渐形成华北、华中、江南等平原，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地质环境，为中国境内人类的迁徙与繁衍奠定基础。而今中国境内发现的大多数古人类化石，年代久远的，大多出在原康滇古陆范围内。说明康滇古陆地处地球赤道附近，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各种动植物生长都十分茂盛，是古人类演化的理想之地。由此可知，开远腊玛古猿、禄丰古猿、猿人岔科、东方人、元谋人，这众多年代久远的古猿人集中出现在云南高原，绝非偶然，是地质与气候史上合乎情理的创造。在众多古人类中，学会用火的元谋人，最具生存竞争的优势。实际也如此。

 

　　元谋人以火作为生存竞争的有力武器，在种族不断繁衍之后，通过觅食，不断从云南高原出发，向四方迁徙，其种群散布到了整个亚洲地区。前面提到的古猿人化石从南到北的阶梯形，实际就是古猿人通过觅食从南向北迁徙时所留下的痕迹。这也就是“南猿北迁”有力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弄清了这个问题，其化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因此，我们说，云南是黄种人类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原始摇篮。

 

　　史学界有种说法， “人类起源于非洲南猿， ‘露西’是人类共同的祖先。”戈隆阿弘不相信这种说法，他说： “外国猴子会变人，难道中国的猴子就不会变人？哪有这样的道理。”他相信，人类起源是多元的。那种以遗传基因相同为由，将中国的黄种人来源归于非洲的说法，无异于科幻小说。谁又对中国的“元谋人”作过基因检测，证明中国的黄种人不是“元谋人”后裔呢？   戈隆阿弘的另外一个发现，那就是他第一次发现了在远古时期，从西南到中原的广大地区，曾生活着一个以“夷”作自称的部落族群。夷，古音读作“尼”，最先出自“东夷”，是炎帝的分支。《史记·正义》载：炎帝“初都陈（今河南濮阳），又徙鲁（今山东）。”20世纪80年代，在河南濮阳的西水坡考古发掘出用贝壳摆塑的虎龙墓，当是炎帝时代的墓葬。在墓主人的身边，左边摆虎，右边摆龙，形象栩栩如生。墓主人的身份无法确认，但从葬式的特殊可见，非一般人，极可能是炎部落的一代王者，按现代的说法，就是一代炎帝。炎帝在濮阳祭祖分支，向东迁入山东者，发展成“九夷”，也称“东夷”。此“夷”，不是他称，而是自称。无独有偶，世代生息于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也自称“夷（尼）”。如“尼苏”，北部方言是“诺苏”，贵州毕节的东部方言谓“糯苏”。尼、诺、糯，因方言有异，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指“黑”或“黑色”，是古夷（尼）人黑色崇拜的遗留。联系到古夷人从云贵及巴蜀地区往北往东迁徙的历史，5000年前，山东、苏北一带的“九夷”与云贵川的古夷人，当属同一族群。彝文古籍《彝族源流》中就有彝族先民古夷人分支多次向北方迁徙的记载。这一点，山东大汶口、丁公村地下出土的5000年前的陶符用古彝文作出了破译，就可证明。还有一例，我们知道，东夷有一则《后羿射日》神话，说当初，天上出了九个太阳，晒得大地赤日炎炎，庄稼枯萎，颗粒无收，首领后羿为解民于难，用弓箭射掉了八个太阳，使世界变得风调雨顺。此神话的摩岩画，却在滇南弥勒县五山金子洞坡彝区被发现。彝族神话《支格阿鲁射日月》，也与后羿射日神话如出一辙。可见，西南彝旗先民与山东“九夷”有血缘文化的联系，并非妄言。

 

　　正当戈隆阿弘苦苦追寻古夷人足迹，欲穷究彝族人起源、繁衍、分支及其迁徙之谜时，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的刘尧汉教授发表了他的名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的虎宇宙观》，以他在大小凉山发现的彝族以十二生肖轮回纪日，每年十个月，每月36天，外加5天过年日，年总天数为365天的“十月太阳历”的文化内涵，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中国文明源头追溯到了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古文化之中，破解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许多“千古之谜”，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可惜他没找到“十月太阳历”的彝文文本。后来，80年代初，“十月历”文本，被师有福等人在滇南红河州弥勒县五山彝区老毕摩杨家福的世传经书中找到。该历法与刘尧汉教授发现的“十月太阳历”有些不同，它用虎、水獭、鳄、蟒、穿山甲、麂、岩羊、猿、豹、四脚蛇十兽轮回纪日，因此后来被命名为“十月兽历”。它显得比“十月太阳历”更为古老。十二生肖中的动物，半数是人养的，而“十月兽历”中的十兽，没有一种是人养的，说明，它是人类在狩猎活动中认识和熟悉的动物，因此， “十月兽历”，可以断定是彝族先民在狩猎活动中使用的历法。其时间，当在万年前。按刘尧汉教授《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的考证，“十月历”被伏羲氏带到了中原，成了后来汉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夏朝的历法《夏小正》就是在古夷十月历的基础上制定的。《诗经》中无法破解的“一之日”“二之日”等，就是“十月历”十个月360天后安排5天过年日的遗留。两个古夷（彝）历法的发现，大大扩展开了戈隆阿弘的眼界，使他把探寻的触角，深深地深入到彝族先民古夷人所经历的遥远的原始母系社会之中。

 

　　这一时期，古文字学的研究，也有重大突破。1989年，彝族著名作家李乔，将他参观西安半坡遗址时带回来的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半坡陶符30多个，借出席红河州彝学会成立大会之机，请与会的彝族老毕摩李八一昆用古彝文帮破译。之前他看到半坡刻符很像彝文，他问过许多彝族学者，也都说像彝文。李八一昆，生活在红河大山上，连汉话都说不出几句，可他当场就读出好几个，后用彝文对照，破译出了二十五六个，如盆、碗、碟、彩釉……与半坡陶器相吻合。由此断定，半坡陶符，与彝文有密切联系。李老很快写出了研究论文，到贵州彝学研讨会上发表，引起了新华社记者关注，以《半坡刻符是彝文始祖》为题写了报道，在北京《人民日报》上发表。并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古文字研究热。很快，国内出土几十年无人能破译的9000年前的湖南彭头山遗址刻符，7000年前的甘肃大地湾、河南贾湖遗址陶符，50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丁公村遗址陶符，包括《夏禹书》《苍颉书》都被专家学者用古彝文作出破译。这一系列的成果，让戈隆阿弘看了兴奋不已。让他从中看到了古夷（彝）文化与中原古文化之间，的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据此提出， “彝人的祖先来自中原，是在汉民族血缘旋涡形成的过程中，被排挤出中原的。”自然，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说法，不能与历史事实相吻合。

 

　　后来，他得到确切资料，昆明呈贡县的金宝山遗址出土了3个陶符，，用南部方言的彝文破译，读音是“摩夺织”，为竹，为集会或聚会。彝人自古崇拜竹，有“竹生人”之说，显然是彝族先民古夷人集会祭祀竹神的遗留物。其年代经炭14测定为距今12000-10000年，是国内出土的陶符中年代最久远的，文字发展也最为成熟，与古彝文几乎是一模一样。这一发现，其意义非同小可。它喻示我们，古彝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其发源地就在云南高原。说明彝族先民还在云贵高原生活时，就已有了初创文字，伏羲部落向中原迁徙之时，才从西南带到中原去的。

 

　　一个民族，有了历法，有了初创文字、语言、原始宗教、民族习俗等等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早已形成，并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可以算是一个古代的民族群体了。这些古文化，尽管因先民分支四下迁徙，各自发展形成独立的民族，但文化固有的传承性决定了它们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即便是万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仍能通过文化的比较，找出这些民族远古的血缘联系。

 

　　有了十月历和初创的刻划文字向中原传播的史实，戈隆阿弘苦苦追寻的彝族先民古夷人的起源、繁衍、分支迁徙的轨迹，由此也就清晰可辨。

 

　　一万多年前，地球第四纪冰期过后，气候转暖，风调雨顺，大雨滂沱，加之地球南北极冰盖大量溶化，造成世界范围的大洪水泛滥。 “洪水神话”就是那次灾难的生动写照。全世界的古老民族中都有流传。彝汉文史籍中就有许多生动的记载。彝族专门描写的“洪水滔天”神话的长诗就达10余部之多，对洪水的成因、危害及影响，都作了生动描述。汉文史籍《益稷》云“洪水滔天”。《吕氏春秋·爱美》云： “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出河孟门，大溢横流，无有丘陵沃野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日鸿水。”可见那一次的洪水，前所未见，而且是世界性的。西方基督教的《圣经》中就有世界性洪水滔天的描写，由此留下“诺亚方舟”的传说。但现今的人们，只是将它当作传说罢了，没人在意。就连学者们都不曾谈到过那场“洪水”带给人类的是怎样一种灾难。事实上，那是无可置疑的一个历史事件。北京《科技报》曾作过介绍，洪水最大时，海平面比原来升高了197米。据媒体报道，连美国的拉不拉多高原，都曾遭洪水洗劫。那场洪水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让人类永生难忘。临近海边平原地带的居民，可以说无人幸存。我国北方的“蓝田人”“北京人”后裔，很可能就在那场浩劫中大都遭到灭顶之灾。

 

　　洪水过后，北方平原人烟稀少，这就给繁衍于西部的古夷族群带来了进人中原的历史契机。比如， “人文始祖”伏羲，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生于成纪” （今甘肃天水）后，进人中原繁衍出炎、黄两个大部落。夏禹，《史记·六国年表》云： “禹兴于西羌。”谯周的《蜀本纪》云， “禹本汶山（川西）广柔县人，生于石钮”，后入主中原，成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的国君。他们都是繁衍于西南的被汉文史籍称为“西羌”的古夷人。假如没有那场洪水，假如西部的古夷人进入不了中原，中国的历史发展，将会是另一种样子了。

 

　　锲而不舍，追寻古夷人的足迹

 

　　戈隆阿弘自从有了上述几大发现，他的思想，就像哥白尼发现“日心说”、达尔文发现自然界的物种演变规律似的，一直处在兴奋之中。以上述发现做基础，开始了他的有关彝族族源历史的研究。他觉得，彝族先民古夷人，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是当今许多民族的共同祖先，搞清这个问题，是彝学研究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史前史研究上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常说中国文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文明的历史，比这要长远得多。关键是要把古夷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彻底搞清楚。目前，在中国社会发展史、文化发展史上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只要把古夷人生存发展的历史搞清，许多的“千古之谜”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为了追寻古夷人留下的、被厚厚的历吏尘埃淹没的足迹，他孜孜以求，博览群书，广泛搜集资料，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除了坚持正常工作外，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研究中，他的思想整天就围着古夷人转，早早晚晚，除了睡觉，无时无刻都驰骋在远去了千万年的古夷人的世界里，探寻他们的文化内含与特征，探寻他们留下的每一点蛛丝马迹。

 

　　不是忙于去广泛搜集有关古夷人的一切资料，钻头觅缝地去图书馆、书店翻阅尘封的报纸杂志、书籍和光碟录像带，着迷于考古资料收集研究，就是埋头整理搜集到的资料和撰写论文。忘了时间，忘了下班吃饭，忘了是星期几，是经常事。他时常感到自己很渺小，力量太单薄，很希望能有一大帮人来从事这项工作。

 

　　历史总是会给有志者以机会。他的机会来了，1989年，红河州计划成立彝学会。戈隆阿弘因在彝学研究上小有名气，州彝学会成立时，被全体与会会员一致推举做会长。他踌躇满志，决心在彝学研究上做一番事业。他觉得既然当了会长，就该全力以赴，他率领几个副会长及全体理事共同努力，使彝学研究工作在全州范围内莲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他前后任了两届会长，不论是队伍发展，还是动员全州的会员开展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了激励学会会员认真钻研，刻苦研究，他写了一首歇，作为彝学会会歌，唱道：

 

　　千万年高原的风雨，铸就了我们坚强的脊梁；千万年民族的传统，哺育出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卡勒勒，卡勒勒，卡勒卡勒，笃慕的子孙，英雄的儿郎，不要说我们才疏学浅，不要说我们是山野蛮汉。

 

　　民族要振兴，文化要弘扬。上下齐求索，何谓苦与难？

 

　　团结奋斗，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用血和肉，托起一轮新的太阳。

 

　　这是一首作为彝学会会长的戈隆阿弘从心底里唱出的歌，充满了彝学拓荒人的豪情壮志。

 

　　他这样要求会员，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不论是学会工作，还是学术研究，处处做出榜样。凭据前面叙述的那些新发现做基础，一篇篇的学术论文，不断撰写出来，他提出的目标是：每年开一次学术研讨会，出一本学术论文集。任期6年，不折不扣地实现了目标，出版了6本学术论文集，学会的会员，从最初的四五十人，发展到全州13个县市绝大多数县市都建立起了彝学会，会员达800余人，其中有一定学术研究能力的会员达五六十人。彝学会也因此成为全省最活跃、学术成果最多的学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戈隆阿弘处处身先士卒的榜样的感召和悉心指导下，这支新兴的彝学队伍，形成了顽强拼搏、刻苦钻研、积极进取的学术作风，至今，红河彝学会仍是全省彝学队伍中的一支劲旅。

 

　　戈隆阿弘在学术研究上，从来是不遗余力。从不曾想过自己年岁大小，直到有一天，馆领导找他谈退休问题，才猛然想起自己已是花甲之年。退休以后，让个人支配的时间多了，他吏是全力以赴。许多人退了休，除了锻练身体，求乐、忙吃忙穿、照料儿孙，成了唯一的生活目的。戈隆阿弘的退休，只当是换了个工作室，越退休越忙。

 

　　他有个想法，在史学界对彝族族源历史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彝人的历史只能靠自己民族中有文化有真知灼见的彝人自己来写。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断地写成文章，发表在杂志刊物上，或编成集子和专著出版。而今，他已经出版了8部专著，其中，有2部学术专著，1本论文集，2部民间文学集，3部创作文学集，大都是在他退休以后出版的。他的彝族古史观、中国古史观，也显得与众不同，令人耳目一新。如：

 

　　《彝族“云贵高原土著说”的依据》，以众多无可辩驳的事实，如，云南是中国境内古人类发源地，是元谋人的故乡，古人类化石，从开远距今1500万年的腊玛古猿化石，到三五万年的昆明人化石，虽有缺环待填补，但人类的繁衍一直未曾中断，而气候较严寒的氐羌生息的西北青藏高原，至今连万年前的古人类遗址都没发现一处，证明人类迁入青藏地区，至今还不到1万年；彝族丧葬时送魂归宗的彝文经典，是研究彝族发源地的最具权威性的史料，目前从滇川黔桂4省彝区搜集到的18部丧葬时送魂归宗的《指路经》，其送魂终点，全都指向滇池周围的“纲特”，少数指向滇东北的昭通、东川；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氐羌后裔说”论据，不是误解古人，就是牵强附会，不足为信，阐明：彝族，包括彝语支的白、纳西、哈尼、土家、傈僳、拉祜等，是地道的云贵高原的土著，所谓的“氐羌后裔”实际是一段被颠倒了的历史，应正本清源。（此文首发于《红河文化》，2003年被中国人文科学与当代改革丛书编委会评为优秀社科理论一等奖，收入国家级大型文献《中国改革撷英》。）

 

　　《被遗忘的中国远古部落族群——古夷人》，阐述了彝族先民古夷人繁衍于云贵高原，后在人口大量增加、高原无法容纳时，才通过觅食，扩展生存空间，开始向四方迁徙。其中，有相当部分向北进入巴蜀盆地发展。1万年前，大洪水时，巴蜀盆地遭洪水侵袭，才祭祖分支，向川西北发展。进入青藏高原游牧者，后来变为羌人；先人甘肃，又从甘肃往东进入中原的伏羲部族，凭据中原肥沃广袤的土地，经过数千年发展，人口大量增加，形成了炎、黄两个大部族，那就是传说中的汉民族的祖先；乘船，通过三峡进入湖南、湖北一带的，发展成最先的楚人。论文通过今彝、汉、羌、楚各族各地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对比研究，共同点在百分之七八十，得出结论，以此确证彝、汉、羌、藏、楚都同源于古夷人。（此文首发于2004年《红河文化》，被四川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研究院和云南省法学会评为“新世纪、新思路、新实践”优秀论文特等奖，被收入2004年的《中国当代思想宝库》《建国55周年优秀获奖论文文库》；2005年10月被世界华人文化研究中心、国际优秀创新学术成果奖评审委员会评为“国际金奖”；2005年5月，被收人世界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优秀学术论文（成果）文献》。）

 

　　《中国文明的第一道曙光——浅谈古彝文的创制及其影响》，以中原出土的大批陶符，如9000年前的湖南彭头山遗址陶符；七八千年前的甘肃大地湾、马厂、姜寨，河南贾湖遗址陶符；六七千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陶符；五六千年前的山东大汶口、丁公村遗址陶符；包括被称为“千古之谜”的《夏禹书》《苍颉书》都先后被专家学者用古彝文破译的事实证明，古彝文是中国古文字的活化石，是彝汉文的共同源头。以昆明呈贡金宝山出土的，距今12000—10000年前的三个彝文陶符，说明它在所有陶符刻符中年代最久远，证明古彝文是彝族先民古夷人在云南高原生活时就创造的，以后随着古夷人向中原迁徙，将初创时期的文字带到了中原。说明中国文明起源于西部。（此文首发于2001年《云南彝学研究》，2002年收入《中国当代思想宝库》，2004年经世界华人文化研究中心国际优秀学术成果奖评审委员会评为“国际金奖”，同时收入（健国55周年优秀获奖论文文库》。）

 

　　《“三星堆”与古夷文明》，论文首先对考古界将“三星堆”定为“商代文物”进行质疑。 “三星堆”16个文化层，经炭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4800年，而专家们却以“文物形制特征”与“地层打乱关系“为由，将其定为“商代文物”，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极不严肃的表现。我们只能相信科学测定，而不可相信专家的臆测。同时，以古夷文化，对目前在“三星堆文化”研究中的种种现象、疑问，做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以彝族先民第五、六、七3次祭祖分支都在巴蜀盆地的史实指明， “三星堆”大批青铜文物，是彝族先民祭祖分支时打烂了埋葬的博物。指明“三星堆”文化不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恰恰相反，中原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此文首发于2005年《红河文化》，同年9月被世界华人交流协会、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在国际交流活动中被评为“国际优秀论文”奖。同时，聘作者为“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理事。新近又被世界华人文化研究中心等三家国际学术研究机构评为“国际金奖”。）

 

　　他的学术专著《彝族古代史研究》，洋洋30万字，对中国古人类的繁衍，彝族源流，彝文化（包括政治、经济、语言文字、原始宗教、婚丧习俗等等）的创造，彝文化对中原华夏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影响，彝族古代社会的形成、发展到解体，都作了深入而独到的、开拓性的探讨，是近年涌现的彝学方面的一部鼎力之作，奠定了他在彝学研究上的领军地位。2005年5月，中华全国管理创新研究会授予他“二十一世纪中国百科知名专家”荣誉称号。

 

任质疑，或赞扬，依旧泰然

 

　　戈隆阿弘的这些“出格”的观点，在社会上，特别是史学界，引起一种“震撼”效应，让许多人感到耳目一新。觉得不仅多年众说纷纭的彝族的族源历史，终于有了个明确的说法，让“云贵高原土著说”的观点，从根本上得以确立。乃至中国的史前史和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不再只是些扑朔迷离的传说，而是变得脉络清晰可辨。

 

　　假如，以文字的创造和运用，作为文明社会开始的标志，那么，中国文明史不再仅仅是五千年，起码该追溯到近万年。因此，专著出版好评如潮。许多朋友专门来信祝贺。

 

　　如《云南日报》总编孙官生同志来信说：“你的著作很有见地，有创见，独树一帜，是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四川省科协高工、著名学者钱玉趾先生说：“《彝族古代史研究》，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我国著名彝族作家李乔曾在信上给我说，希望有彝族学者写出彝族自己的历史，你做到了，我表示衷心祝贺！”不过，也很自然地受到许多“氐羌后裔说”者的质疑。他们当面不说，背后却嗤之以鼻，觉得是“胡说八道”。有个别的人，甚至觉得冒犯了“权威”而大动肝火。因为这些”土著说”的新论点，让他们多年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氐羌后裔说“学术体系”“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使其顷刻间毁之一旦。戈隆阿弘对此却泰然置之。这种情况，他是早已估计到了。他认为，应当尊重前人研究的成果，尊重权威，但不能迷信权威，人云亦云。

 

　　任何权威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特别在史学领域尤其如此。一件小小的地下出土文物，能让某些沿袭千年而似乎是“约定俗成”了的观点，顷刻间显现其错误。这样的事并不少见。比如彝文，过去许多人认为是“唐创明成”，时间不过千年。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彝族作家李乔在彝族毕摩李八一昆帮助下，用古彝文破译了西安半坡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出土陶符，经新华社记者报道，见诸于《人民日报》，使得在国内掀起一股古文字研究热。两三年时间，所有中原出土几十年无法破译的陶符刻符，全都被专家学者用古彝文作出破译。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古彝文是中国古文字的活化石，是彝汉文的共同始祖。过去，我们一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云南考古，发现了以“元谋人”为代表的大批年代比“北京人”更久远的古人类化石，这才认识到云南高原金沙江两岸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的原始发源地；一个真正的学者，要敢于实事求是，根据新的考古资料，对自己的学术观点做出与时俱进的修正，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做出新的解释，决不可“故步自封”抱着陈旧的观念不放。这样，才能促进学术研究向前不断发展，才不至于被历史抛弃。实事求是，是一个学者应具备的起码品格。

 

　　戈隆阿弘自信，自己的论点是言之有据的，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的。那些对他的学术观点表示异议的人，只是在背地里吵吵罢了，他们永远也找不到否定其观点的真实史料依据。这些年，他除了写文章，还在滇川黔地区频频参加学术等各类会议，两度参加国际彝学研讨会，大力宣传他的学术观点。让他感到欣慰的是，每次发言都会引起震撼效应，让听者思路大开，赞同他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同时也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的一致好评。他的学术论文，在国内外频频获奖，获大奖。许多论文被收入国家级大型经典文献，他本人，被中华全国理论创新研究会授予“中国二十一世纪百科知名专家”荣誉称号，这就是证明。他也坚信，在我们的社会里，真理无论会经历多少曲折，总有一天会战胜谬误。

 

　　戈隆阿弘的知识是多方面的，他对民族医学也怀有特别的兴趣，他与彝族的上门女婿苗医陶永富合作，研究彝苗两族中共同流传的一种奇特的医疗方法——象形医药疗法，执笔撰写和出版了一部民族医药研究专著《象形医学——彝苗民间传统医药学精要》，书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剖析了自然界各类物质所具有的结构和特性，阐释出了为何可取象形物做药治病的科学原理，揭示出了取象形物做药治病之所以能常取得出人意料的奇效的秘密，发现了“同类相通，象形相聚相融”这样一条物质运动中固有的规律，大大扩展了中医药学的研究领域。可以说，这是戈隆阿弘对祖国民族医学的发展，又做出了一项大贡献。

 

　　《象形医学》撰写出来不久，由合作者陶永富老师带到吉林长春在中国民族医药研讨会上发表，引起轰动。与会的日本学者听了，特感兴趣，建议将原稿带到日本去出版，定能赚许多钱。戈隆阿弘没接受，他说，这是中国的财富，决不能让外国人拿了去，后来就在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其介绍象形医学的论文，2005年在香港举行的国际华医医学研究论文评比中，荣获“国际金奖”，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如今，戈隆阿弘已是72岁高龄的人，还在应聘编辑《红河文化》，工作之余，仍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和研究。虽然成了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作家，但他并不满足已有的成就。为人还是那么随和、谦虚，从不摆架子，也不在乎别人如何评价自己，赞扬也罢，质疑，甚至反对也罢，他都很泰然。他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确凿的史实面前，谁是谁非，迟早历史自会做出公正的结论。他一心想着的是，在有生之年，能多写些学术论文，多写几部文学作品，为国家，为民族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本文为戈隆阿弘著《彝学研究文集》代序，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