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夜郎自大”的心理特征
摘要：“夜郎自大”的成语家喻户晓，但却一直被视为妄自尊大的代名词，似乎已盖棺定论。然而，通过彝汉文献资料对比，深入研究，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夜郎。夜郎是我国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先民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地广千里，幅员辽阔，体制完善，国富兵强，经济繁荣，商贾云集，是“西南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地和中转站。因此，“夜郎自大”不是盲目的狂妄自大，而是确确实实具有“自大”的客观条件。“夜郎自大”虽然或多或少真有“自大”的成分，理应摈弃，但也有合理的内核，它体现了夜郎民族的自立自强和自尊自信的心理特征，是夜郎民族族群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直接体现，同时也反映了夜郎民族的强烈的国家认同，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一、彝文古籍中的夜郎国
夜郎是我国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先民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夜郎”之名第一次出现，是在战国时期楚襄王[1]（公元前298年一前262年）派“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王”，“且兰既克，夜郎又降。”[1]p335之后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2]p724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夜郎，“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符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2]p724随后将夜郎之地划入犍为郡。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夜郎王兴同胁迫周边22邑反叛汉王朝，被汉使陈立施计所杀，夜郎也随之被灭。之后夜郎国神秘消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千古之谜。
关于夜郎国的历史，汉史中只有零零星星的记载，而在彝文古籍中，却有非常详实的资料记录。《彝族源流》、《夜郎史传》和《益那悲歌》等十多部书都或片段或系统地介绍了夜郎。夜郎兴起于夏朝时期，是彝族古代先民前武部系与六祖分封以后的武、乍两系融合形成的部族名称，属于彝族后武部系，终于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历时2000余年。根据彝文文献的记录，“夜郎”为人名，出自彝族武僰支系的僰雅蒙一支的父子连名谱，即为僰雅蒙三世孙液哪朵（夜郎朵），其取名同水的崇拜有关。“夜郎”是从酋长名演化为地域名、部落名，最后到古王国的名称。“夜郎朵开始建国，兴起君长制，号称夜郎勾纪”，“僰雅蒙第十四世孙鄂鲁默一代，君长、臣宰、毕摩三位一体，组织完整的统治机构。先与弭靡、武濮所二部联姻，后与彝族‘六祖’的武、乍二支结合，从此更加强大，扩占四方土地，建都可乐。”[5]p51夜郎历经武米、洛举、撒骂和金竹4个时期，其最高统治集团由君、臣、师和匠组成，有一整套严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制度。
夜郎国的疆域大致包括今天贵州、云南、四川和广西四省区接壤的大片之地，以贵州西部为中心向四方辐射。但在夜郎建国后约300年的历史进程中，时有消长。这与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的记载基本相吻合。
关于夜郎境内的民族，根据《彝族源流》、《夜郎史传》、《益那悲歌》等彝书记载，结合《云南通志·夜郎考》记载，夜郎国统治民族为彝族，属民主要以夷、濮、苗、越等族系为主，今天这些族系遗裔依然居住在这块广阔的疆域。
贵州赫章可乐“古夜郎”考古遗址
二、“夜郎自大”始末
虽然夜郎民族兴起于夏朝时期，但夜郎到了战国年间才立国，是西南夷诸部落中最强大的国家。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开篇就说：“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2]p724《汉书》也说：“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4]p110为了让“夜郎最大”的理由充分，《汉书》在结尾处又明确补充道：“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4]p110
公元前122年，西汉元狩元年，汉武帝为寻找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通道，曾派遣使者到达今云南的滇国。“于是天子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印度）。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馀辈。岁馀，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2]p724滇王尝羌在会见汉使时，出于好奇心，贸然地问了一句：“汉孰与我大？”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没有到过中原，究竟汉朝有多大？同我的滇国相比，是谁大呢？这本来是一句平常间的探询话，人之常情，但对自以为居于“天下中央”的汉朝来说，就觉得非常可笑。后来汉使在归途中又经过夜郎，夜郎侯多同也怀着同样的心情问“汉孰与我大？”“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2]p724显然，“夜郎自大”的首创者是滇王，夜郎侯无非是附和而已。他们说的话就其本质来说也并非妄自尊大，只是出于好奇而己。滇国和夜郎都远离中原，群山相隔，道路不通，“不知汉广大”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后世之人却以此喻指狂妄无知、自负自大，司马迁真实记录的“夜郎最大”变成了带有嘲讽意味的“夜郎自大”，让夜郎蒙受千古奇冤，实在是有失公允。
三、夜郎能够“自大”的客观历史条件
夜郎在汉以前早就客观存在，只是因“道路不通”没有进入中央王朝的视野，唐蒙通夜郎后才被外人熟知。司马迁说“夜郎最大”，也绝不是随意而得的结论，而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西南夷诸部族地处偏远的蛮荒之地，群山相阻，交通闭塞，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固然无法与地域广阔，土地平坦，有先进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汉朝相比，但夜郎早已发展到了“耕田，有邑聚”的农耕社会，建立了君、臣、师、匠的政权形态，养有十万精兵，经济发展，商贾云集，文化兴盛，尤其是青铜艺术甚为发达。司马迁对西南夷众多部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实地考察，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夜郎确实是西南夷中最大的邦国，实实在在有“自大”的资本，而不是盲目的狂妄自大。
首先，夜郎地广千里，幅员辽阔。《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表明夜郎确实是当时中国西南最大的国家。大约在战国时代，夜郎就已经发展成雄踞西南的奴隶制君长国。夜郎的疆域十分辽阔，辖数十个邦国以及周边无数个“小邑”。关于夜郎的疆域，有众多彝汉文献可以佐证。
《水经注》说：“夜郎县故夜郎候国，唐蒙开以为县……温水至西北流。”
《史记》曰：“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
《史记正义》记载：“今泸州南，大江南岸协州、曲州，本夜郎国。”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
《汉书·地理志》关于夜郎的疆域则注有“豚水东至广郁，都尉治”，“足以行船”，直抵“番禹”(即今广东)。
《后汉书·南蛮传》说：“永初初年，九真徼外夜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
彝文《四书旁训》载：“大哉！夜郎为圣地，且同江边建。”
清朝诗人张澎在《续黔书》中指出：“若秦汉时之夜郎，则西距邓雀，东接交趾，地凡数千里。”
按照《云南通志》的记载：可以划出夜郎国的大致疆域是地跨今天的贵州西部、云南的东部、广西的西北部及四川的南部广大地区。
这么看来，夜郎的疆域虽然不能与汉朝相比，可在西南夷中“夜郎最大”也是改变不了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可算得上是地广千里，幅员辽阔的国家，“夜郎最大”绝不是妄言之说。
其次，夜郎体制完善，国富兵强。夜郎国名是以“武液哪”君长之名演化而来的，起初只是一个较强大的奴隶制君长国，自采默君长始，形成如同周天子与各诸侯之间的关系格局。各君长国以夜郎为首，形成奴隶制君长国联盟，但相对松散，亲仇无度，分合无常。所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实际上就是指夜郎的盟长地位。夜郎的最高统治集团由君、臣、师和匠组成。师坐而论道，记史记言，君依道司令，臣匠听令而行。臣主要是管理行政和领兵征战；匠专事管理经济事务和领导各项技术性生产、建设。有一整套严密的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制度。这些制度集中的体现在密阿迭的《治国安邦论》和夜郎盟长制定的严酷的20条成文法律之上。[5]p180
夜郎奴隶制君长国联盟，国富兵强，因而带有浓厚的军事性。《史记·西南夷列传》有载：“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2]p724夜郎能拥有精兵十余万，可见其国力之强盛。长年养十余万精兵，给养和武器装备都是一笔巨额开支。除精兵以外，应该还有常备军和维持常规治安秩序的警察之类。因此，没有相当的国力是难以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的。《史记》上还提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2]p724枸酱是当时蜀地著名特产，蜀人不顾禁令，走私高价贩卖到夜郎。由此可见夜郎人除了维持平常生活所需的钱外，还有大量节余的钱用来提高消费水平。“居其官者，皆富其十世。”一人做官，居然能保其十代子孙的富裕，虽有些过妄，但也说明当时夜郎的富足。
各君长国为了共同的利益，紧密团结在盟长国夜郎之下，共同奋战，战争非常频繁。彝书《射局伟》中共记述了257次战争，其中有数十次是夜郎战争，《娄撒射局伟》中亦有不少夜郎战争的记述。[5]p180能够发动这么多战争，固然有穷兵黩武的嫌疑，但能够支撑这么多的战争开支，从一个侧面看，也反映了国家的富裕。
第三，夜郎经济繁荣，商贾云集。夜郎社会经济是以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经济形态。牧业占主导地位，手工业具有较高水平，丝绸纺织、冶炼和兵器制造占有突出地位。[5]p179-180夜郎的农业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很多部落还处在“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原始状态的情况下，夜郎已经发展到“耕田，有邑聚”的文明程度，这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有着本质的区别。能够“耕田”，意味着人们已经由畜牧业过渡到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有邑聚”，说明人口增加，形成村落，从某种程度而言，已经出现了城市化的雏形，这便是当时繁荣景象的实证。20世纪60年代，在威宁中水大河湾发现了碳化稻谷堆积物，长0.7米，宽0.4米有些，谷粒还相当完整。l995年在中水吴家大坪又发现两个大量碳化稻谷土坑，经碳14测定距今约有3000年历史。2002年，在中水鸡公山遗址还发掘了3000多个土坑，8 9％出土有碳化稻谷，有的散放在坑中，有的还未脱粒，有的是焚烧后的残留物。[6]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在3000年以前，夜郎国就已经有了先进发达的稻作农业，进入了定居生活阶段和繁荣的社会。夜郎国在最高统治集团中，设有专门分管产业行业生产的君、臣和匠，不仅产业进行分工，行业也进行分工，生产者以部系族支为单位组织。[5]p180显然，夜郎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当时确实要比西南夷地区的其他部落要高得多。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自然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史记·西南夷列传》有载：“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2]p724“大夏”即古代的波斯帝国，四川的商品只有通过夜郎国转口印度，再由海上商船运抵西亚波斯等国。由此可见，夜郎与巴蜀、滇国、南越，印度等地均有贸易往来，其交易的商品主要有枸酱、蜀布、邛竹杖以及当地的土特产品，商品交易十分频繁，这反映出古代夜郎商业的兴盛。毋庸置疑，夜郎是“西南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地和中转站。
第四、夜郎文化兴盛，思想发达。彝族先民是古夜郎的统治民族，也是夜郎地区活动最早分布最广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夜郎文化，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古老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据彝文古籍中记载的父子连名谱牒推算，彝族文字大约已有一万年的历史，那么至少在原始社会晚期，彝文就已产生。彝族历史悠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虽然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和基督教、以及“文革”的冲击，但时至今日，依然有四千余部彝文古籍散存在贵州的毕节和六盘水两个地区。这些书籍记录了彝族先民对宇宙万物和人类起源的认识，以及古代彝族的社会面貌，反映了彝族各部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夜郎王国统治阶层中的“师”就是承担这一任务的官职，他们用文字记录下了夜郎国制度、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史料，反映了当时夜郎王国的文化已是高度发达。
文化的发达，必然带来了思想意识的升华和艺术创造的精湛。彝族先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了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他们认为宇宙是由清浊二气产生的，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然后天地万物和人类才产生。在对待客观物质世界方面，他们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变化和运动的。彝族先民的天文学知识也相当丰富，他们用竹竿侧日影，创造了科学的十月太阳历，并且广泛运用于生产生活当中。他们观天象，将星斗拟人化，用人名物名命星名，或者用星名命人名物名，都自成体系，是彝族文化的集大成。彝族先民的艺术创造思维也相当丰富。从出土的文物看，不管是雕刻技术，还是制陶工艺，都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反映夜郎古国文化及艺术水平。
夜郎国继承了先民的智慧，文化兴盛，思想发达，才能在西南的深山丛林中独立存在几千年。虽然国亡，但文化却能延续至今。
四、“夜郎自大”反映出的夜郎民族心理特征
司马迁在叙述了整个西南夷状况后，汉书又地强调“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4]p110尽管西南夷部落以百计，但只有夜郎和滇封王受印，这是与前面所说夜郎的强大分不开的。滇国只是一个“小邑”，是因为最爱宠才封为王。而夜郎则不然，它不仅拥有广阔的土地、强大的军事力量，繁荣的社会经济，而且掌控通往南越(今广东)的牂牁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夜郎的十万精兵也是西南夷中首屈一指的。就连汉朝攻打南越时，唐蒙也建议从夜郎发兵，“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认为这才是“制胜一奇”。[6]因此，所谓的“夜郎自大”不但不是狂妄无知、自负自大，而是夜郎真实实力的体现，反映出夜郎特有的民族气质。
（一）“夜郎自大”反映了夜郎民族自立自强、自尊自信的心理特征
古代中国是以华夏中原为正宗的，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人们思想，认为除了中原的汉族，其他都是四方蛮夷，都是落后不开化的。尤其是政治家、思想家等等，总是视周边少数民族为异类，历史学家也难逃束缚，故司马迁在作《史记》时，也是站在中原正统观的立场去对待周边少数民族，用中原人的眼光和视野去看待周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用中原文化和文明的标尺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及其社会、历史、文化、习俗而加以记述。因此，难免会有所偏颇。站在汉朝的角度说“夜郎自大”，而站在夜郎的角度，为何不能说“汉朝自大”呢？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待事情也自然也就有所差异。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大小，无论先进落后，均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对本民族的社会历史充满自信，为自己民族的灿烂文化感到自豪，因为这些都是本民族先民智慧的结晶，是本民族自立自强的产物。夜郎地处西南，土地没有中原的平旷，水陆交通也没有中原的方便，但夜郎农业发达，畜牧业兴旺，商业兴盛，文化繁荣，生产工具先进，尤其是青铜文化高度发达，这些皆可以从考古和文献中得到证实，皆能表明夜郎是西南夷中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就夜郎文化的独立发展而言，“夜郎自大”反映的是夜郎民族自立自强、自尊自信的心理特征。
（二）“夜郎自大”反映了夜郎民族的族群凝聚力和向心力
如前所述，夜郎早已“耕田，有邑聚”，这说明他们有了一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们在生产劳动中协同劳作，共同抵御自然灾害；在对外战斗中，他们崇拜英雄主义，谁作战不勇，谁临阵逃脱，谁打了败仗，都是要受到民众的唾弃和严格的责罚，这说明夜郎民族的族群意识强烈。如夜郎法规的第十七条：“兵将作战必须勇猛，不怕死，溃者逃者斩首”；第十八条：“厚葬、厚祭英雄。箭自胸前穿者为英雄，自后背入者为逃兵。监阵脱逃者射死”；第十九条：“将帅之责为领兵、打仗、严军纪。打胜仗者论功行赏，打败仗者将帅处死”就可见一般。[5]p191《华阳国志》和《后汉书》在这方面都有详实记载：西汉王朝为了开发牂牁，杀了竹王后，濮僚民族十分不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齐心协力集体出动，造成震惊汉朝的“夷濮阻城”重大历史事件，向西汉王朝显示了以死示威。“夷濮阻城”事件不仅仅只是凭借天时地利，重要的是人和，表明参加人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充分显示了夜郎民族强大的族群向心力和凝聚力。【6】正因为这种强大的族群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在强大的中原王朝边上能够独立自主的存在了几百上千年，才会创造了自身独特的文化，才会问出“汉孰与我大？”的豪言壮语，才会使古夜郎国走上了中华文明的前台。
（三）“夜郎自大”反映了夜郎民族强烈的国家认同
从众多的文献古籍记载中，我们知道夜郎早已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建立“实质性的国家政权”，首先看它是否有一整套国家机器，其次看它是否有一整套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夜郎在立国之前就已经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具有政权职能性质的国家雏形已经出现。到了武夜郎时代，建立起了君、臣、师、匠的政权形式，已然是一个完善的奴隶制国家。夜郎国在疆域，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军事管理，天文历法，精神文化，社会经济等领域都堪称完善。应该说人民是从中受益的，因而才会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夜郎在当时作为西南夷最大的部落方国，也许或多或少有一点同汉朝“比大”的意思。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西汉建元六年(前133年)，唐蒙以使者身份“将千人，食重万余人”，向夜郎进发，会见夜郎侯多同，“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吏”，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并设置犍为郡，以此作为汉王朝向南深入开拓郡县制的前沿阵地，这标志着夜郎侯已经服从中央王朝的统治，应该早已对汉王朝有所了解，不可能在11年后又反过来与汉朝比大。所谓的“夜郎自大”其实是后世文人强加在夜郎头上的耻辱。从侧面来看，夜郎王即使真问汉使“汉孰与我大？”也是站在自己国家的角度来知己知彼，表明了夜郎民族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自豪感。就是站在今天国家大一统的角度来说，这种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自豪感也是值得提倡的。
今天，抛开“夜郎自大”的贬义不说，仅夜郎古国对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贡献，乃至对中华历史的贡献也是不容置疑的。从夜郎故地上的少数民族多元文化来论，就足以让世界惊叹。夜郎故地的青铜艺术、陶器艺术、歌舞艺术、音乐艺术、民俗风情艺术至今保存完整，尤其是冷兵器艺术是夜郎人自主独创有别于其他艺术的巅峰，折射出了古夜郎曾经的辉煌。夜郎民族在特殊自然环境和地理区位下，以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思想意识缔造了自己国家，开发了西南边疆的广大领土，为后来中原王朝开疆辟土扩大版图，实现国家的大一统作出了不朽的贡献。[6]
综上所述，“夜郎自大”不是盲目狂妄自大，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精神内涵，无论从汉史角度，还是从彝文古籍角度，辅以考古发掘，我们都能看到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君长国家。两千多年了，加在夜郎头上的屈辱历史也应该得到客观公正的对待。实际上，无论从夜郎民族的立场上看，还是从整个国家的大一统的观念上看，“夜郎自大”都不是盲目的狂妄自大，而是一个民族自立自强和自尊自信的心理意识，同时传达出一种强烈的族群向心力和凝聚力，以及国家认同感。我们相信，有朝一日，夜郎会揭开面纱，把一个真实的面目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参考文献：
[1]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巴蜀书社出版. 1984.07，（《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作楚威王，此处引用《华阳国志》原文，故不作修改。）
[2]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01
[3]王子尧、刘金才译.夜郎史传[M].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10
[4]班固著、张永雷、刘丛译注.汉书[M].中华书局 2009.10
[5]王正贤.从彝文文献记载探索古夜郎.夜郎研究——99夜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1999
[6]王兴余、李琳玉.辨析“夜郎最大”到“夜郎自大”之流变.读者报·民生新闻周[EB/OL]
本文来源于《行艺行》 作者：王昭节 王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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