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文化与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
彝文是彝族先民创的古老文字，这种集形、音、义三个要素兼备的古老文字，记录了卷帙浩繁的彝族历史文献，如《西南彝志》《六祖源流》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最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之一，《彝族源流》《宇宙人文化论》《土鲁黎咪数》《爨文丛刻》《彝族创世志》《勒俄特依》《梅葛》《尼苏夺节》《彝族古歌》等闻名于世，文献内容涉及历史、宗教、哲学、政治、经济、历法、社会、军事、文学、医学、地理等领域，为人类学、文字学、民族学、历史学、天文学、考古学等学科研究提供依据，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彝族通史》中记载：“早在其母系社会繁荣时期，彝族先民便发明创造了“写形写影”的作为交际工具的图画文字，其后图画文字发展演变为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再发展演变为表意形彝文。”笔者认为，大地湾出土彩陶刻划符号彩绘与彝族文化具有统一性、同源性、亲缘性。
一、彝文与大地湾出行彩陶刻划符号系同源关系。
考古发现的刻划符号，对古文字研究界提供了新的认识和探索路径，为各研究学科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刻划符号尚未出土之前，人们认为商代的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在考古发现研究中，研究者们仅将出土的刻划符号与中原文明比较研究，尚未把这些刻划符号与各少数民族文字进行对比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彝族著名作家李乔（已故）在参观西安半坡时，带回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样本与彝文进行研究，请红河县不懂汉语的老布摩李八玉昆（已故）辨认，老布摩当即读出其中23个陶符，于是李乔兴奋之余撰写了《这是偶合吗》的文章，1990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以《半坡刻符是彝文始祖》为题作了报道，引起了学术界关注，但这样的关键性突破仍然没有引起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家们的重视，认为落后的民族文字怎么可能解读刻划符号呢？显然，孔子所说：“周官失礼，学在四夷”这句话还是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在贵州省大方奢香博物馆里，由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用彝文比较释读的“西安半坡遗址出土刻划符号”对照表在馆里收藏展示。此外，贵州彝学老专家王子国、陈世军，四川的伍精忠、钱玉趾，云南的朱据元等都能用彝文识读半坡等地陶符；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彝文室译审王昌富用古彝文解读了大地湾出土刻划陶符，中国社科院的冯时先生发表了题为《龙山时代陶符与古彝文》的论文。特别是湖南省株洲工学院刘志一先生，他考证了两个“
”在湖南彭头山遗址出土的饰符，据考证这个古彝文距今超过9000年以上的历史，于是他大胆地提出“古彝文是世界文字始祖”的立论。彝、汉学者通过古彝文释读西安半坡，山东丁公村，河南舞阳、偃师，甘肃大地湾，贾湖遗址，湖南彭头山，青海乐都柳湾，陕西临潼，浙江良诸，江西清江吴城，普古等地的刻画陶文，直接破解了被学术界称为“天书”的难解之谜，证实了彝文与出土刻划陶文属于同一文字体系。
2017年6月，原本与贵州省彝学专家一行到甘肃天水市参加中华伏羲、女娲龙根文化精英论坛暨新中国第一部易学教材编撰工作会议的我，因工作岗位变动到浙江大学学习，错过了考察大地湾文化遗址的机会，好在随行的胡建设同志适时将考察图片和彝学泰斗王子国、王继超两位教授用彝文释读刻划符号的直播发回共享，让人激动万分，因我本人也能用彝文对这些刻划符号释读一、二，于是引起了我用彝文破译刻划符号的浓厚兴趣。同年7月18日，探寻中华文明源头·彝汉易学高峰论坛暨新中国第一部易经教材目录编撰第三次会议在贵州大方召开，王继超教授在论坛会上作了题为《解读大地湾8000年前的刻划符号》的精彩解读。
2019年4月，我受甘肃省公祭伏羲大典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邀请，参加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19（己亥）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活动（６月２０日至２３日）。在２１日上午伏羲文化与彝文化同源共祖研究会上，贵州省民委民语办副主任王秀旺从彝族易学的角度解读了彝汉文化的同源问题。我作为彝文解读刻划符号的代表，作了题为《彝文揭开８０００年前大地湾彩陶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交流发言，用彝文解读大地湾、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马厂等地刻划符号，（论文中对大地湾36个刻划符号的解读，是滇川黔彝学专家2019年5月14日贵阳会议研讨结论，得出了彝文与这些刻划符号属于同源文化体系。）与会专家认为用彝文解读这些刻划符号，恰好解决了中国最早的语言文字出现只有３６００年的实际问题，直接将中华文明向前推进3000多年，这正好解答了周宜兴先生所关注8000年前中国有没有文字出现的问题。周宜兴先生在《中华文明8000年》一书中说：“中国最早的语言文字出现在3600年前，即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由于浙江平湖庄桥遗址的考古发现，引起了中国最早文字再向前推出1000年争论与热议。即使这一推论成立，中国语言文字也只有4600年，而我所关注的是8000年前，中国有没有文字出现的问题。”诚然，本次用彝文解读大地湾等地刻划符号，明确地解答了周宜兴先生的这一疑问，也证实了彝文与这些刻划符号系同源体系。
二、再次梳理大地湾刻划符号与彝文比较。
6月22日上午参加公祭伏羲大典活动后，贵州彝族代表团与浙江大学郭常平教授、谢陆鸣教授及湖南等省研究伏羲文化的同志，乘坐主办方安排的大客车单程近3小时路程到大地湾进行实地考察调研。之前本人解读大地湾36个刻划符号图片，来自天水研究伏羲文化的刘孝义同志，这次带着激动的心情前往大地湾，一路难以压制莫名的兴奋。在大地湾博物馆停留时间短暂，所看到的陈列出土的陶片有限，对进一步解读彝文与刻划符号帮助不大，馆内仅见四块刻有陶文的陶片，无法全面了解考古发现时的所有资料，仅与馆员马振东老师作了简短的交流。据马振东老师介绍，我在天水解读的36个刻划符号实际是一、二期出土陶片刻划符号，即下列图片中前1至18是第一期文化陶文，经测定距今约7800—7300年；19至36为大地湾二期出地陶片符号，测定距今约6500—6000年。馆中陈列可供研究的陶片仅四张：白彩陶片（H398：720），彩绘符号陶片（H3115：10），彩绘符号陶片（H3114:1，H3114)。
考古研究认为，大地湾考古一期的10余种彩绘符号的陶片，是大地湾先民留给我们的一个难解之谜，是有字无法释读的天书。为能更直观、更直接地将彝文解读大地湾成果分享给大家，笔者根据大地湾马振东老师后来提供的部分图片和资料，重新对大地湾36个刻划陶文进行再次排列比较，释读与第一次《彝文揭开8000年前在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没有差异，只是根据出土一、二期与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马厂的刻划符号进行呈递性比较，制作成更多直观的幻灯卡片。下面，是彝文释读甘肃大地湾出土刻划符号列表：
（一）彝文解读大地湾一期彩陶符号1至18（距今约7800—7300）。
（二）彝文解读大地湾第二期彩陶刻划符号19至36（6500—6000年）
按大地湾博物馆马振东老师提供的资料信息，笔者将前1至18列为第一期出土彩陶符号，距今约7800—7300年，本人能解读13个；19至36为第二期出土刻划符号，距今约6500—6000年，笔者能用彝文解读17个（包含相同字符）。第一期笔者未能解读的5个字符和第二期1个字符，在2019年5月14日贵阳会议上由滇川黔彝学泰斗王继超教授，四川的阿余铁日、王昌富，贵州陈世军、王秀旺等同志解读。当然，笔者解读部分与众专家释读是一致的。本人拙文《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在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6月29日在《彝新网》《今日头条》登载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评论者羊老山人说：“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有可能解开八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写的天书之谜！把中华文明起源的源头理清楚”。短短一天阅读量就达到1.6万次。
古夷人哎哺部落的发展由于受社会、历史、语言、地理等因素影响，不断向大西南各地迁徙发展，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久而久之，因各地彝族人所处的生活环境的不同，导致了各地彝族同胞在口语上产生了差异，形成了现今六大方言区。在彝文的传承上，彝文始终保存着最初创造“写形写影”的刻划文字是一致，只是由于分散居住，掌握刻划文字的祭师们处于封闭状态，没能与迁徙到其它地区的掌握文字的祭师们交流，导致同音字混用的情况较为突出。彝文经书都是世代手抄缮本，在传抄彝经的时候，传抄者往往按自己的方音、方言书写，从而造成同一个彝文有无数个异体字的情况，有的异体字甚至多达４０至５０个左右，加上传抄者各自创字、改字，在缮写时多点少点，或多横少竖及弧形长短等因素，致使同义多形的字体不断增多，出现异体字较多的现象。彝文历经几千年的传抄，又经历了8次搜集、整理和发展，初创时期“写形写影”的雏形是没有改变的。
（三）大地湾彩陶图片与彝文的比较。
上述四张幻灯片中共有10张大地湾出土刻划符号陶片，据了解，这些陶片是从出土的若干张彩陶残片中选择出来陈列摆放的，我们尚不知道出土时陶片摆放方向、方位、环境等情况，甚至不知道现在摆放的陶片方向是否正确，也不知道是否有同一陶片上有不同刻划符号出现等情况，单凭单个的彩陶残片上的刻划符号就想整理翻译出整句连读的句子，这着实难上加难。因此，笔者只能列举彝文在形态、结构上与刻划符号相似或相近的字作例子，或许能为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依据，很可能得出整句连读和一个完整的句意。
三、西安半坡遗址刻划符号与彝文比较。
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31个刻划符号中，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能用彝文解读24个刻划符号(包含重复字符），占总刻符的77.4%。令人兴奋的是，西安半坡刻划符号与大地湾一、二期刻划符号有相同字符，特别是大地湾第二期刻划符号与西安半坡遗址刻划符号相同的较多，且在时间上基本处于同一时期。显然，同一刻划符号在不同地域出现，在时间上具重叠性，这绝非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相互之间具有延续发展使用情况，这说明他们是同源刻划符号体系。如下表大地湾、西安半坡相同刻划符号的比较，两地在刻划符号上至少有10个左右字符是相同。
四、马家窑、马厂刻划符号与彝文比较。
（一）马家窑出土刻划符号与彝文比较。
笔者从马家窑出地的刻划图片中选择33个符号与彝文作比较研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马家窑中第4、14、33与西安半坡中6、5、9在结构上、形态上具有一致性，他们之间有着承接性和传承性。
（二）甘肃马厂出土陶器刻符与彝文比较。
在甘肃马厂出土的刻划符号中，笔者选择了24个与彝文作比较研究，得到马厂的刻划符号要比大地湾、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的更加成熟。通过对马家窑、马厂刻划符号的比较，得出以下结果。
五、甲骨文与彝文的比较。
（一）甲骨文与彝文形同、义同字比较。
（二）甲骨文与彝文形同、义不同比较。
上述是彝文与甲骨文在形同、义同及形同、义不同的比较，得出彝文与甲骨文是同源异流的文化体系。他们同源于刻划文字体系，但在什么时期分流则无从知道？这是一个新的课题，需要学界的同仁们从各自的专业角度进行深入研究。
彝文与甲骨文同源于刻划符号，只因彝文在边远的、落后的西南地区传承，导致秦统一实行书同文时就忽略了落后的西南地区，才使同源的彝文在彝族群体中更好地保留着、传承着、使用着。研究表明，大地湾、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马厂、甲骨文系同源文化体系，下表是比较得出结果，充分证明了彝文、甲骨文是同源于刻划符号的文化体系，他们都是一脉相承，特别是从列表末尾
来看，他们在时间上具有延续使用发展轨迹。这些刻划符号之所以被各位考古专家称为文字的雏形，而不直接称为“文字”，是大家无法对这些刻划符号进行音、义的解读。个人认为，一直被学界称为难解之谜的刻划符号，通过彝文的解读，有力地证实了这些刻划符号是“文字”，而不是刻划符号。
上表将大地湾、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马厂、甲骨文进行比较。可以肯定地说，甲骨文同源于刻划符号，彝文和甲骨文都同源于刻划符号，只是尚不知道甲骨文是在什么时期分流出去了。据不完全统计，滇、川、黔、桂四省（区）所收集的彝文单字有82000多个，全部收集在《滇川黔桂彝文字集》中；当然，还有马立三、陈英主编的《通用彝文字典》；《贵州简明彝汉字典》等都有收集，虽然各省区彝学前辈们用心、用情、用时收集了这么多字集形成工具书，仍然还存在有部分字符还没有录入的情况，要想从卷帙浩繁的彝文古籍中全部录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六、大地湾出土彩陶图案与彝族服饰文化比较。
大地湾出土的36个彩陶刻划符号能用彝文释读外，其出土彩陶上的图案与彝族服饰图案、建筑符号都有共同点、相似点。如果说彝文释读大地湾刻划符号是偶然，那么，出土彩陶上的图案与彝族服饰、建筑符号具有相同性也是偶然吗？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偶然，更不是巧合，而是出土彩陶上的刻划符号及图案与彝族文化本来就一脉相承，一母所生。下列例证图片来源于《中国彝族服饰》《中国·楚雄彝族服饰解读》《中国云南彝族》《巍山彝族服饰》。
（一）大地湾出土彩陶上的
符号与彝族服饰上符号的比较。
大地湾彩陶上的字符号，在彝族绣片上随处可见。在汉文里称为万字符或万字格，在彝文化里彝称“壳底俄”，义为“所有的、全部的、都归其所获”。第一张图右下角图为那坡妇女腰环收集在《中国彝族服饰》。并对腰环进行解读：“传说古时彝族女兵为了防御箭伤，曾用铁皮环护腰，后改用泡制的白莎树皮制作，并配以花锦带饰之。相沿成习，便成为今日那坡妇女之饰品。”从上面两张图片比较中可以看出，彝族传统的腰环、绣片、小背包上都绣有万字符。
（二）大地湾出土彩陶图案与彝族“羊角纹”比较。
羊角纹也有人称其为“抠云图”，像这样的图案符号在彝族服饰中到处可见。根据《彝族源流》《宇宙人文论》有关章节记载考证，“抠云图”实际上是远古夷人用来计算历法的太极八卦演变图，主要体现古夷人对宇宙的认识，其意义深远。这些观察符号在服饰上的应用，反映了目不识丁的彝族妇女们，一代接着一代继承了远古夷人的传统文化，把观察得到的结果运用至生活当中，为古文化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
（三）大地湾出土彩陶“太极图”式符号与彝族刺绣中变线的“太极图”比较。
螺旋纹在彝族服饰中的运用，第一、二张图用刺绣变线的螺旋纹；第三张出土彩陶图案与彝族服饰领口下方的飞蹓太极图及女装袖口中部太极图如出一辙；第四图用生活图案和线族女装，主要体现太极图在彝族生活中的运用。第四图女衫领口周围的花纹线条组合图案，彝语称为“毕力妥罗”，义为“圆形宇宙”，象征宇宙万物；从衣衩处往下，沿前后左右衣边，各绣一条花纹线条图案至下摆，形同四根悬吊的柱子，汉称“吊四柱”；该服饰下摆以布条或细线盘绕成三组螺纹组合图案，状如虎头。白螺纹彝语叫“姆普姆古鲁”，意为“天父“，底色呈现的黑螺纹彝语称“米姆米阿马”，意为“地母”，象征着彝族古代有关阴阳五行八卦等。在日常生活中，彝族女装“吊四柱”长袍图案丰富，多以太极图为主体，但是，配图镶边多种多样，有绿叶藤蔓衬托下绣有若干杜鹃鸟的，也有绣蝴蝶的或用浪漫手法飞蹓太极图的……尤其是绣杜鹃鸟的，具有原生图腾烙印。
（四）出地彩陶变形虎头与彝族生活中虎头图腾的应该比较。
彝族是一个虎龙崇拜的民族，著名民族学家刘尧汉在《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一书中说：“伏羲本为虎图腾，秦汉以后有史学家以龙为真命天子的思想”。陈福来在《从图腾崇拜谈彝族美术》中说：“虎为百兽之王，代表力量和威严，且尚武，是彝族先民原始图腾崇拜的对象。在彝族人民心中，虎神可以为他们消灾驱邪，可以保佑他们称心如意、吉祥平安，他们把自己、家庭、家族的幸福，都寄托在虎神的护佑之下。”下图出土彩陶是变形的虎图腾，而在彝的建筑中、生活中，常常把变形的虎头雕刻门上，刺绣在孩子的帽子上和鞋上，如下图一、二。因此，在虎的崇拜上，出土彩陶上的虎形象与彝族生活中的变形虎头具有高度的统一性。
（五）出土彩陶上的“人形舞蹈”与彝族服饰刺绣上的“人形舞蹈”比较。
出土彩陶上的“人形舞蹈纹”与彝族服饰裤脚上的“人形舞蹈纹”，彝族服饰中的图案均来源于生产和生活中，裤脚上的“人形舞蹈纹”来源于“跌脚”舞蹈的真实反映。传说，在武王伐纣时，有一支古夷人参加了武王伐纣，这支能征善战的古夷人队伍在打仗时前面的唱着歌、后面的跳着舞，以壮军威，提高士气。伐纣结束后，这支从古夷人祖先发源地“希姆凯嘎”出发的队伍走失了，没有回到当初出发的地方，而是通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笔者认为，这支从亚洲走失了的古夷人部落或许到美洲发展后变成现在的印第安人。
结 语
通过对大地湾出土一、二期刻划符号时限的整理，结合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马厂等地刻划符号的解读和对甲骨文的比较，更加实证彝文与甲骨文系同源异流的文化体系，两者同源于刻划文字；为证实彝族解读这些刻划符号不是偶然和巧合，笔者在文中列举了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相同的刻划符号，如果说一个字符相同具有偶然性，巧合性，那同时有10个左右的刻划字符相同，这肯定不是偶然与巧合，而是一脉相承的文字体系，加上出土彩陶图案与彝族生活符号的比较，更加有力地实证了大地湾、马家窑、马厂等出土的系统考古文化一定与彝文化同源，更加坚信在远古时期彝汉文化曾经是高度融合的，直接解答了这些出土的刻划符号是文字，不是符号，这无疑是一把打开中华文明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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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嵩山 主编《中国彝族服饰》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 1990年6月第一版。
2、邵 平 主编《中国·楚雄彝族服饰解读》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7年1月第一版。
3、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彝学学会编《巍山彝族服饰》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2006年12月第1版。
4、李阳喜 童成清主编《中国云南彝族》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1年6月第1版。
5、李平凡 陈光明主编《跨世纪的彝学探索》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9年11月第1版。
6、毕节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 编 《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2017年9月。
作者简介：陈福来 男 彝名：课欧吉立 1974年生，贵州省大方县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浙江大学易经文化创新应用课题组特聘研究员、大方县彝学研究会执行副会长，原大方县古籍整理所所长。研究方向：古籍整理，民族文化，文化旅游等；联系地址：贵州省大方县委宣传部文产办。
所属专题：
彝族服饰（彝族服装、彝族刺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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