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标志性文化”统领西昌城市景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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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市从1979年7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迄今已经34年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西昌的发展史上,却是一段光辉的历程。这34年来,西昌市踏着改革开放的鼓点,沐浴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以及在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历届市委、市政府和全市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成为发展最快、城市面貌变化最大、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一个时期。我为自己是西昌的一名普通市民而高兴, 为自己曾经为西昌的发展做出过一些努力而自豪,同时也为今天能和大家一起畅谈西昌的城市变迁和发展走向而深感荣幸。
下面我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以“标志性文化”统领西昌城市景观建设的初步思考。
一、首个《西昌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基本宗旨及其诉求
1981年至1986年的六年时间中,正值西昌建市之初,我先后当选为西昌市首任市长和市委书记。当时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十年浩劫后,工、农业基础薄弱、市场物资紧缺、经济结构单一、人民生活贫困、财政十分拮据、赤字严重,我们市委、市政府班子团结一致,带领全市各族人民,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强劲东风,认真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积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决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农业摆脱了长期徘徊的困境,扭转了连年赤字的局面。在加强经济杠杆部门建设的同时狠抓城市基础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生活投资环境。我还清楚地记得,1980年国家政策调整, 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 制定出“控制大城市规模, 合理发展中等城市, 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 为西昌城市发展带来了契机。西昌专门成立城市规划办公室,我主持制定了《西昌市经济建设总体规划》,提出《西昌市1990 年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 年基础上翻两番的规划方案》;1982年1月,编订出《西昌市城市总体规划》 、《西昌市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西昌市经济技术协作优惠政策》等相关政策,指导西昌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并响亮地提出了要把西昌建设成为“经济繁荣、文明整洁和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型城市”的奋斗目标。
现在回想当初提出这一设想的基本初衷其实并不复杂,一则“西凉合并”后,西昌这一历史悠久的古城成为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应该在民族特色上有所赋值;二则希望从民族文化层面提升西昌城市建设的辨识度,也就是一个城市的“个性”,使之从西南县域“均质化”的城镇之林中脱颖而出。目标有了,但实现的过程中则充满着争议和矛盾。这或许与那时人们对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创造力的理解远未形成像今天一样的共识有关,也与当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有关。因此,可以说第一个城市规划的推进,各项建设陆续展开, 城市面貌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其间“民族特色”这一城市个性化环节的实现可谓举步维艰。市委、市政府在城市景观建设中做过一些民族化的试点工作,比如拿城市雕塑景观来说,我记得首批推出的有“彝海结盟纪念雕塑”、“月亮的女儿铜雕”等等,但褒贬不一,甚至聚讼不休,以致“彝海结盟纪念雕塑”在立项过程中就有人“写信告状”;而“月亮女儿”放到市委机关的院子中,许多人都认为没能摆放到城市的显要地段“可惜了”。当初将彝族传统建筑元素纳入市政建设的最初实践始于市政府和市委办公楼,陆续还有州文化局办公大楼、州人大办公大楼和州水务局办公大楼,在那时这类彝族特色建筑虽说数量不多,但也算得上是第一批“吃螃蟹”者,其间也出现过不少争论。因此,最早的一系列实践主要局限在机关办公场所,未能进入城市景观格局,离首个规划目标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后来,我到了州政府,依然在跟市里协调继续做这方面的努力,直到凉山宾馆、凉山州民族中学、凉山民族体育馆、凉山州广播电视中心、凉山州图书馆等场馆建设陆续落成,这一民族化路径得到进一步拓宽。但也仅仅局限于星星点点的建筑装饰,远未形成规模化的效应,尤其是在城市文化景观建设中没有形成标志性群落,而且依然有不同的声音。后来有人跟我说,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专家团队来西昌考察,给州里和市里也提出过城市建设要走民族化道路的建议,这恰恰与我们市委、市政府当年提出的那个“奋斗目标”相扣合,但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自己也为未能更好地实现西昌市第一个城市发展规划中的愿景而时感遗憾。
二、西昌城市建设的特色化路径及其实现向度
令人欣慰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推进凉山州和西昌市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尤其是2004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后,尊重文化多样性,保护、传承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州、市两级几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特别是在州委吴靖平、翟占一两任书记的特别重视下,西昌市旗帜鲜明地建设以“民族特色”为导向的新型城市景观,我们多年前的设想也一步步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以实现,西昌主要城区的新老建筑都纷纷融入彝族文化元素,从凉山民族风情园到凉山民族文化艺术中心暨火把广场,从胜利南路和三岔口南路两侧楼房到城南大道系列化雕塑……一组组新型建筑景观点、景观带和景观区相继完成,集中地凝聚了凉山彝族文化的生气与地域传统的精髓,为城市建设赋予了一道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使发展民族特色的城市文化景观不仅成为历届州、市两级领导班子的政道共识,也成为西昌各族人民的城市文化认同。全社会从认识到行动,在西昌城市建设的特色化方向上努力探索,不断进取,多有创获,由此所达成的共谋发展,确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我在西昌市工作六年间,和西昌各族人民一道,为西昌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我更清楚地知道,是历届市委、政府和西昌各族人民在这34年来,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抢抓机遇谋发展,才使西昌的城市建设连续跨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使全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都步入了加速发展的快车道。特别是2006年以来,以“一办三创”为标志,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双双突破“百亿”大关,旅游业出现“井喷”,市政能力建设大幅提升,城市建设提前了5至10年,西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大幅攀升。截止目前,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名全国第104位、西部第8位、四川第3位,位列全省少数民族地区先进县第1位、全国州盟首府城市第2位,连续三届入选中国西部最具投资潜力百县,在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工程、全省第二轮新农村建设、全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推广等多个领域成为国家、省的示范、试点县市。近年来,西昌先后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森林城市、四川省十大最具活力县市、四川省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四川省卫生城市、四川省文明城市、四川省平安市、四川省十大宜居城市、四川省生态市等美誉。正如李俊书记日前所言,经过34年历届党委、政府的传承发展,西昌累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丰富的精神财富,经济社会步入高速发展时期。西昌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成效,实现了从过去的后发地区、追赶地区到现在的区域性领跑者的跨越,在诸多领域冲入了全省县域经济第一梯队。
我们都知道,西昌素有“湖光山色美,民族风情浓,科技含量高”三大特色。近年来,西昌市委、市政府把园林绿化作为建设现代文明城市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工作,列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了创建园林城市的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把创建园林城市工作与正在开展的创建全国生态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市、邛海泸山国家5A级景区等工作有机结合,实施“六创联动”,统筹推进。西昌市按照建设现代生态田园城市发展目标,大力开展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坚持把城区当景区建设,突出“显山现水透绿”的规划建设理念,已基本形成以“一湖(邛海)、三河(东河、西河、海河)”为骨架,“点、线、面”相结合,各类绿地布局合理、功能设施齐全、风格特色明显的“观山看水、三河蜿蜒、城景共生”的城市园林景观格局。为建设特色鲜明的园林城市,西昌市依托“山、水、田、林、城”的自然空间格局,突出自然与人文相结合,以古邛都文化、丝绸之路文化,彝族风情文化,渔家文化为载体,大手笔打造富有西昌特色的园林文化景观。在西部新城,按照“水上花都、活力商城”的定位,规划建设城西生态公园、海河城市公园和两河口生态公园;在城东依托古唐城遗址,规划建设180亩的“建昌坊”历史文化核心区城市公园;在南部,以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景观为目标,建设邛海沿湖观鸟岛、梦里水乡、烟雨鹭州、西波鹤影等湿地恢复工程,规划启动沿湖5、6期湿地恢复,建成海门渔村和海河天街等园林文化景观;在北部,以保护建昌古城为核心,规划打造北环线绿色走廊,河东绿地公园和西河绿地公园。通过挖掘西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实现园林建设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提升了城市园林的文化内涵。
前不久,我注意到西昌市提出以现代化的生态田园城市为中心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推进模式上拟采用田园城市、特色集镇、美丽乡村、低碳园区、生态产业五位一体式的联动推进。市委、市政府还明确提出,要以科学统筹的方法,探索民族地区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模式,发现民族内涵,进一步加大城镇化的推进力度,进一步提高全市城镇化的质量。西昌第八次党代会已提出《创新发展、转型跨越、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生态田园西昌》的发展目标,围绕建设现代化生态田园西昌的战略定位,提出了建设“产业西昌、生态西昌、宜居西昌、畅通西昌、和谐西昌、效能西昌”即“六个西昌”的城市发展路径,以确保实现2016年在凉山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此前,我还高兴地看到《西昌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年)》的出台,对未来20年西昌城市发展做出了更为系统的前瞻性规划。根据该规划,中心城区将形成“两轴四片,双心两区”的组团型城市;西昌这座“春天栖息的城市”将发展成为以阳光生态、航天高科技、民族风情三位一体的中国西部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凉山旅游支撑中心。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昌城市建设的特色化路径及其实现向度,其中自然与人文的互动,民族特色与地域个性的相得益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相映成趣,生态伦理与以人为本的可持续性发展,这些基本理念都为西昌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川西新型城市熔铸了坚实的拓展空间。
三、用标志性文化符号塑造城市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朔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卡尔•苏尔(Carl O. Sauer),他在1925年发表的经典文章《景观的形态》(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一文中指出:“文化景观是任何特定时期内形成的构成某一地域特征的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综合体,它随人类活动的作用而不断变化”;“文化景观是通过文化群体作用于自然环境中的样式。文化是动因,自然环境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文化景观”概念的普遍应用始于20 世纪90 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1992年召开的第16届大会上首次使用“文化景观”的概念,认为文化景观“包含了自然和人类相互作用的极其丰富的内涵”,是人类与自然紧密结合的共同杰作;它“代表某个明确划分的文化地理区域,同时亦是能够阐明这一地域基本而独特文化要素的例证”。进而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对“文化景观”及其分类做出了原则性的定义,就这类遗产的遴选标准做出了阐释,认为文化景观“必须同时以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和明确的地理文化区域内具有代表性为基础,使其能反映该区域本色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由此延伸出“地域文化景观”的概念,强调的是人文与自然的结合,侧重于地域景观空间载体、历史时间维度、文化价值取向等多种范畴的和谐统一。因此,景观规划设计需要考量物质空间实体上所整合的文化策略,以利形成地域性特色的文化景观,这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
记得2009年3月,时任西昌市委书记邓显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明确提出“依托标志性建筑、标志性景观等元素,突出做好民族文化和山、花、水四篇文章。”这一思路在近年来的城市建设工作和未来发展规划中也形成了更为具体的实践,并且有拓展、也有升华。那么结合西昌城市建设的多重实践,我们或许还需要更多地思考地域性文化景观的本土特质,从彝族文化传统中那些具有空间生产、转换和再创造的标志性符号体系中探究城市景观的意义发现、提升、阐释和传播等问题。这里我想从民俗学家刘铁梁教授那里借用一个概念工具,以便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一同思考和探究。这个概念工具是“标志性文化”。刘铁梁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教授,他从以下三方面对“标志性文化”的主要特征作出了明晰的理论阐述:其一,能反映这一地方的特殊历史进程和贡献;其二,能体现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和精神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生命力;其三,能深刻地联系地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诸多文化现象等。进而,他还指出“民俗文化的地方传承也就是在历史上被一再建构的地方性象征体系,其中若干重要文化事象具有标志性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因而,有了“标志性文化”的理念还需提炼标志性文化符号及其文化象征意义。基于这一方法论的认识,标志性文化符号须突破平面罗列,应该立足于“民俗文化的地方传承”,将文化事象描述、地方叙事阐释、理论思考和文化解读贯通于“文化主题发现”的探究过程中,通过提炼城市景观的图式语言对西昌城乡民俗文化事象的生活意义及其传承的动力进行总体盘点和深入的解析,通过城市景观体系的建构来标识这个地区文化传承的主脉络及其时空转接的连续性。
“阳光生态”、“航天高科技”、“民族风情”曾被视为凉山州旅游业发展的“三驾马车”,也被视为首府西昌的城市定位。这些年来,人们常常说到西昌的同义语还有“月城”、“航天城”、“阳光之都”、“东方狂欢城”、“小春城”、“一座春天栖息的城市”、“西部水城”、“中国最大的城市湿地”等等。这些定位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城市的文化形象来说,如此之多的“定位”或许就成了“无定位”,称号繁多也从侧面引出了一种反观自问:我们的城市文化形象到底是什么?究其实质,大抵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文化景观多少还是缺少符号性。从实践层面上讲,如果缺少视觉形象感,缺乏系统性,缺乏辨识度,也就难以形成较为完整的城市文化符号体系。我认为,城市文化景观的符号体系应作为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和现实映像,不仅需要提升、呵护、珍视,更需要有意识地去提炼、经营。此外,还需要理解和善用这类符号,不能流于形式和表象,要抽绎其中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更好地传承和弘扬西昌的城市文化和地方精神。
既然说到这里,我还想建议大家慎用“民族风情”一词,毕竟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范式才是本根,“风情”二字多与文化猎奇产生表象化的意义联想,也传达不了一个城市塑造其文化形象的生活表情和文化主体的思想真型。作为一个自治州首府,作为最大聚居区的州治,为什么不能在城市定位上清晰地彰显地域文化的基质和民族特色呢?因此我建议弃用“民族风情”,旗帜鲜明地代之以“彝族文化”或“彝族民俗文化”。顺便说,从学理上讲,民俗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义语,学界已有专门的学术史钩沉,讲明了“非遗”这个新概念的由来;此外我还了解到,在台湾“风情”二字多少带有贬义,往往与“风月场所”产生歧义关联。因此,我郑重地向各位提出这个建议,也求教于方家。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或又怎样提炼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怎样从符号体系中抽绎城市文化景观建设的主题发现,我的思考还不够系统,仅从以下几个层面提出一些问题意识:1、城市文化景观应以怎样的符号吸引公众的广泛关注并让城市中的人主动参与意义的建构、阐释和传播?2、城市文化景观的符号体系是任其自然形成还是积极引导和探索?3、标志性文化符号是继承传统还是重建传统?4、标志性文化符号如何充实内涵和创新形式?5、如何立足于民俗文化的地方传承突出、强化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及其象征意义?6、民族地区的城市景观建设及其符号体系的索解能否走向民族化的特色之路?下面,我想集中就最后一个问题做一些讨论。
四、城市景观建设与民族化的特色之路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化趋同化与均质化同样表现在城市景观建设中,大有千篇一律之势。民族地区的城市景观设计如何在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文化涵化中找到自己的个性和底色,如何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保持民族文化气韵生动的地域特征,如何体现出人与环境在视觉和生态上的高度和谐,如何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培育城市的和谐文化和地方精神等问题,不仅是城市景观设计者和建筑师们需要回应的重要问题,也是城市规划决策部门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西昌自古“在牦牛徼外,为若水之野,东连乌蒙,西距吐蕃,南接中庆,被邻西蜀”(【清】 徐连纂修: 道光《西昌县志》,道光二年抄本,上卷•形势),历史上一直是川西汉区与藏、彝、羌民族走廊的核心交界地带。这座有着2120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为我们今天正确看待民族交往和融合之于城市建设及其空间发展留下了值得汲取的历史经验。大家都知道,西昌古城开有四门,名“安定”、“建平”、“大通”、“宁远”,无一不显示出寄望民族地区长治久安、和睦共荣的美好寓意(参见范瑛《论清代西昌城市空间形制及其特征》,《民族学刊》2012年第4期。)今天,在《魅力西昌》的城市名片中,我们欣然地读到:“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州首府,拥有独特的民族风情;嫦娥奔月之地,中国首颗绕月人造卫星从这里升空;中国最大城市湿地,邛海湿地恢复工程成就2万亩城市湿地。”西昌作为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建设走出一条民族化的特色道路也应为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应当继往开来,从促进文化多样性、文化创造力和文化自主权的高度上保持和发展城市建设的民族特色。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凉山是中国彝族最大的聚居区。这里传统深厚,人文荟萃,尤其是本土的民俗文化和传统宗教在这里保存得最为系统和完整。彝族人民的传统建筑、村寨聚落格局、服饰艺术、金银镶嵌技艺、红黄黑三色髹漆技艺、毕摩造型艺术(包括绘画、泥塑、剪纸、草扎、雕刻等)、民间传统图案、彝文书法艺术、十月太阳历、火把节及其节日文化,天─地─人三才观、万物雌雄观(对正和谐观)等传统知识、民间智慧,以及其他充满张力和生命力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等彝族文化元素,都可成为城市景观设计的文化创新之源泉,成为总结、归纳和抽绎标志性文化符号体系的内在理路。
近年来,西昌以特色规划为先导,把园林城市建设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已先后编制了《西昌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西昌市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完成《西昌市现代生态田园城市规划》、《邛海流域环境规划》、《邛海泸山景区总体规划》等20多项规划的编制,形成城乡统筹、全面覆盖的城市规划体系。在此基础上,可继续挖掘人文资源的创意价值,形成一套“城市景观建设规划”,以“标志性文化”统领城市景观点、景观带和景观区的体系化建构,以醒目的文化象征符号突出西昌作为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的文化形象,进一步从彝族民俗文化的地方传承及其文化细节上丰富、深化和完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景观战略。
由此,我还想到了相关的两个问题。一则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应是长效型的建设,要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要规避突击式的“城市化妆运动”(北京大学城市景观学专家俞孔坚语);二则要确保城市景观建设的持续性和连续性,在变与不变之间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避免走上文化景观建设的碎片化和空壳化的歧路。尤其是在第二个问题上应该树立一个辩证的发展观。也就是说,一座城市要有所变化,还应有所不变;如果总是变来变去,就会变得无所适从,变得支离破碎。公允地说,一座城市的文化形象不可能一蹴而就,往往会经过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淀和经营。因此,城市总体规划的目标实现不但需要形成全社会的共识,也需要形成制度性保障。只有保持和发扬城市的个性,注重文化意义的发现和象征符号的可见度,兼顾整体性原则和特色性原则,方能循序渐进走向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特色化经营及和谐化运作,方能兼顾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互动交流、族际文化沟通和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为西昌的美好未来做出我们这代人的贡献。
结语
创业蕴含艰辛,成就来之不易。只有惟思既往,立足当下,朝向未来,我们的城市建设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坚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熔炉中闪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光彩。目前,西昌城市建设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期。作为一位老同志,我希望市委、市政府继续弘扬“忠诚敬业,智慧创新,务实协调,激情卓越”的“西昌精神”,系统而深入地总结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西昌经验”,提升城市建设的民族文化自信,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让西昌发展模式突破地域界限,扩展为代表一个时代的城市建设风范,为凉山州其他县域的城市发展提供可资借鉴和参照的范式。我深信,在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西昌市委、市政府定能团结带领全市各族人民不辱使命、不负重托,继往开来、发奋进取,再创西昌发展的新辉煌,谱写月城发展的新篇章! 经过34年的多重实践和不断探索,我们有理由相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以“标志性文化”统领城市景观建设,彰显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的文化形象,西昌的明天会更美好!
附:两个提议
一、建议西昌湿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列入“生物圈保护区”
生物圈保护区是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设立的特定区域,是社区、政府及科学家共同合作,在人类发展及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和谐共处方式的基地。保护区在典型生态系统类型方面具有代表性,比如山区、雨林、城市地区、湿地及海岸与海洋生态系统。该计划于20世纪70年代初推出,它支持从生态、社会和经济角度对生物多样性流失进行跨学科研究。人与生物圈计划(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济和教育结合在一起,以帮助改善人类生活,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从而以此促进兼顾社会需要与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实施跨学科工作,有赖于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主题网络和合作伙伴的知识共享、研究和监测、教育和培训以及参与性的决策过程。截止今年5月,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中新添 12个新保护区。这一网络现在所拥有的保护区数量达到了621个,遍及117个国家。申报工作由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负责受理,其中国全委会设立在中国科学院。
网址:http://www.unesco.org/new/en/natural-sciences/environment/ecological-sciences/biosphere-reserves/
二、建议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申报“文化与自然遗产”
世界遗产委员会已经识别并定义了几种特殊的文化与自然遗产类型并采用具体的指导方案对这些被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进行评估。到目前为止包括以下种类,1)文化景观;2)历史城镇和镇中心;3)传统运河;4)遗产线路。将来其它类型也会被适时加入进来。就以上四种遗产类型而言,我认为西昌的文化资源类型大体上也至少符合其中的三类,文化景观可以“泸山─邛海”为中心;历史城镇可以西昌古城(辖区内有11个古城镇和古堡)为结点;遗产线路可以南方丝绸之路为支点。就文化景观类的世界遗产而言,目前我国只有庐山、五台山、杭州西湖和红河哈尼梯田四处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此,在适当的时候,西昌市可将申报“世界遗产”(这类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申报渠道也不同)纳入工作议程,打包申遗或许也不失为一个更为长远的计划和考量。申报工作由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负责受理,国内申报的提交由国家文物局和建设部负责统筹。
网址:http://whc.unesco.org/
鉴于“红河哈尼梯田”的申遗工作从启动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前后用了13年之久。西昌市如有“申遗”的相关诉求,也需要提前做大量的铺垫工作,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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