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彝文与“巴蜀图语”的渊源研究述评
三星堆文化或文明始终以无限的神秘感和震撼力吸引着人们探究的欲望和兴趣，并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但依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断言其族别的归属和文化的归因。那么如何破解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许多难解之谜？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从彝族语言文字、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等方面，开展了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关联性的初步探索和大胆推测，出版了一些涉及多方面领域和新见的学术成果，提出了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渊源并非空穴来风，两者之间许多文化的相似性足以说明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必然有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著名的古蜀文化研究专家谭继和说：“解读巴蜀历史目前都是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中原的文字，如甲骨文；一种是少数民族古文字，如古彝文。但这两种途径都与古巴蜀文化有很大距离。”[1]显然古彝文在破解巴蜀历史或文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看到三星堆博物馆陈列的出土文物上的“巴蜀图语”或“刻划符号”感觉有些字的确依稀可认，但其义却很难辨别和诠释，可能是因为只懂现代规范彝文所致。古彝文专家阿余铁日不仅能大部分辨认，还能释读出整体含义。他认为，三星堆七个神秘符号是古彝文！意为“阴阳结合的面容。”也可译为“男人女人结合的面容。”[2]
摩瑟磁火在《似曾相识三星堆》一文中指出：“就‘巴蜀图语’而言，虽屡有学者将其与彝文进行联系，如钱玉趾先生早就提出‘巴蜀图语’与彝文有关，但一直没有找到很确凿的证据。而最近凉山州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资深的古彝文专家阿余铁日先生却意外地发现在四川郫县出土的一件铜戈上的铭文可以用今彝文来释读，当他将铜戈上的铭文用现代彝文读出‘洁勒堵折作米’，并解释其意义为‘戟的名字叫展翅戟’的时候，有两位彝族毕摩也都表示认同。大致在同一时期，我又听到对该铭文的另一种释读方法，认为其义为‘此乃杀敌之矛’（此为昭觉县语委阿吉拉则先生转述的俄比解放先生的观点）。”[3]但是，也有彝族学者认为三星堆青铜戈铭文应该是‘戈是财富之源泉’，还有彝族学者认为铜戈铭文应该是‘神（圣）人都木的魂’，‘都木’就是古蜀国的一代君主‘杜宇’。”[4]对于这一解释尽管答案不一致，但为什么古彝文能破解“巴蜀图语”？又能得出怎样的结局？假如我们能在彝文典籍中找到与此等同的字形和字句，并能准确表达出整体的真实含义，那古彝文不仅仅是破译“巴蜀图语”，还能从中找到许多相关的文化元素。
且萨伍牛与吉格阿加撰写的《古巴蜀文字与古彝文系同一文字系统：用古彝文破译巴蜀文字》根据大量古巴蜀图文和三星堆博物馆陈列文字与彝文考释对照分析，最终“肯定地说，这是一些记事彝文，其中有重复出现的文字就是明证。”[3]老板萨龙通过解读三星堆人头印章等玉石文提出了：从彝族传统文字（古彝文）和彝族文化现象与三星堆出土文物上的文字的对比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过去所谓的“三星堆无文字”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三星堆文字不是外来民族的文字，而很可能是传统彝（夷）文字。[5]这些观点再次印证了古彝文与巴蜀图语渊源关系相当亲密，或者说巴蜀图语已经不是刻划符号，而是具有某种含义的字符，是记录当时各种社会事象和文化要义的载体。
当前对于“古彝文与巴蜀图语”的研究，引起争鸣较大的是钟鸣的文章《三星堆蝌蚪文考据: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中所传达的“能否倾听这样一种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6]
为了探究古彝文明与三星堆文明可能存在某种同源关系，首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学术会议”于2009年10月10日至15日在西昌召开，来自国内文物单位、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的与会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彝族文化具有非常突出的古巴蜀文化之活态基因：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陈保亚教授、汪锋教授，通过对古彝语和汉语的同源关系、原始羌夏语的研究，认为蜀、夏、彝和三星堆文化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为研究三星堆文化、上古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位教授认为，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碰撞与分裂，对夏、商、周的研究有可能带来新的希望和突破。可以说，这次会议首次彰显了在研究三星堆文化中，古彝语的特殊地位及其重要性。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教授指出，古彝文化里有古蜀人的文明和活态基因，三星堆是古蜀人的家园。对三星堆文化、巴蜀文明的解读不仅要研究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更要研究和解读古蜀人的精神家园、精神考古。上海大学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巫达教授从语言学、人类学的语言、基因和文化等多重证据讨论了古彝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发生学关系，四川师范大学王小盾教授从兽面图像这个大量出现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符号出发，深入探究了这一古老神秘符号与古彝文化的关联。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根据彝文古籍《考妣变换》大胆提出三星堆即为古彝人群传统祖灵安葬之处的新观点，认为三星堆是古彝人安葬祖灵的二次灵魂葬之处，出土的大量青铜和玉像为祖灵偶像。彝族青年学者安东从彝人原生图腾、三星堆部族、古蜀三星堆族人的“巫鬼文化”与凉山彝人的“苏里、毕摩文化”、三星堆的两个器物坑四个层面对三星堆出土的器物进行了探究，认为古蜀三星堆部分文化与彝族文化属于同一文化。应该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是首次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多民族、多学科共同推进的深层次交流与对话，它必将对促进中华文明源头的探究产生重大影响。
就在前不久，“凉山两位彝族古文字学者胡成荣和窝底子确，经过多年实地田野考察并亲自与凉山10位彝族著名毕摩（彝族人的祭司）甄别对照和解读，两人声称已破译三星堆博物馆里陈列的神秘文字符号是古彝文‘一诗’与‘三书’，是四体古彝文字！胡成荣和窝底子确认为，早期的彝族象形表意文字，是最早的原始文字，是从万年以上的象形表意原始文字中保留下来的，是早期象形表意古彝文，三星堆博物馆里陈列的62个字100%可以用古彝文解读破译。所陈列的这些字，在凉山彝文中可以查找出36个字，约占总字数的58%，在凉山毕摩经书上可以查找的有12个字，约占总字数的19%，在川滇黔桂彝文字中可以查到的字是14个，约占总字数的5%。所以他们认为，之前所称‘巴蜀图语’其实就是古巴蜀四体古彝文字无疑。”[7]
这些“巴蜀图语”虽然大部分是三星堆周边发现的，但总体有一脉相承的象形旨意，我们要是能够在考古发掘、典籍文献中找到一些和‘神秘字符’一样的字词或者句子，进行科学对比和准确释读，同时通过多视角、多层面得到彝族的原住地自然环境、生活习俗、迁徙路线、祭祀方式等与三星堆文明有密切联系的多重证据，那么，对三星堆古文明的研究将会有一个大的转折和新的突破。应该说，这样的一种期待逐渐得到凉山本土彝学专家和国内汉族学者的关注，也有了初步的交流和对话，取得了“可能有诸多相似性”的上述观点。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能否令人信服的解答这一系列问题，就要看能不能由“古彝文”为基础，以毕摩文献为依据，多方寻求切入点和突破口。当然这当中还要切忌先入为主和单一定论，而是超越常规的思维局限，从多学科的关联中全面阐述和严谨论证三星堆文明（文化）与古彝族文明（文化）的关系，尤其是古铭文与古彝文的关系，让三星堆文字成为继甲骨文之后，成为中国文字可系列研究的文字体系。这将是未来的一个显学，也有可能是打通三星堆关节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总之，“古彝文与巴蜀图语”有怎样的渊源关系？通过三星堆出土文物的进一步发掘和多学科研究人员的联合攻关，以及民间收藏物的全面搜集与归档，尤其是确凿的三重证据大量的涌现，或许能解开三星堆文明（文化）与古彝族文明（文化）之间到底是文化的同源与族群的同根？还是文化的混血与族群的交融？或许我们可以从古彝文的深入研究中能够摸清这一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从而揭开三星堆文化的神秘面纱。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牛绍强，何娇娇“.巴蜀图语”留下悬疑专家欲解千年之谜[N].成都晚报,2004/4/23.
[2]宋明.古彝文专家出语惊人“我认出了三星堆巴蜀图语”[N].四川日报,2007/5/25.
[3]马德清主编.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C].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4]吉洛打则.三星堆之谜[N].凉山日报,2008/10/10.
[5]老板萨龙.古彝文与三星堆玉石文说［ＥＢ／ＯＬ］.http://yizucn.com/?viewnews-971/2009-05-29.（下转135页）第2期
[6]钟鸣.三星堆蝌蚪文考据: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N].南方周末,2009/08/10.
[7]米赢，王明平.三星堆“巴蜀图语”62个神秘字符是古彝文[N].成都商报，2010/01/12.
作者简介：阿牛木支（1967-），男，彝族，四川喜德人，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彝族文学、民族教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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