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彝人制造”？——对彝族翻译史的一点思考
摘要：本文从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理论视角考察中国西南地区彝族近600年的翻译史，分析其不同历史阶段的状况和特点，认为整部彝族的翻译史，并不是单纯的语言文字活动，而是交织了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目的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操控的行为。
关键词：翻译；彝族；翻译史；文化
一、导言
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层面和诗学形态的活动，也是具有文化内涵和政治意蕴的行为。在翻译文化研究学派和操控学派的学者看来，翻译可以被放大为一种改写，所有的翻译其实都是一种“改写”（Lefevere，1992）。作为“改写”的翻译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操控文学作品原本，将主流文化价值或意识观念附加于目的语读者的手段，“从来就不是‘清白无辜’的”（Bassenet&Lefevere，1990）。
在多元的政治文化系统中，翻译的功能并非总是交际和沟通；而当翻译的目的是希望进行文化侵入，灌输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时候，翻译则成为一系列重释、改变或者操控源语文本的过程，旨在发挥翻译在源语文学和文化系统中政治层面的作用。这一点在相对弱势文化中的翻译活动体现得比较明显，而在我国少数民族的翻译史中可以找到具体的印证。本文通过考察我国西南地区彝族的翻译史发展，探寻主流文化通过操控翻译活动从而达到向弱势文化输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佐证。
二、彝族翻译活动的历史沿革
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一部浩瀚文化史的发展，是外部影响和内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少数民族地区的变化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更是其文化身份嬗变的具体表现。
中国现存的56个民族，除了回族和满族已经全部转用汉文，其他53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主流的汉语言文化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互译，构成一部生动的翻译史，并不亚于中外互译的历史悠久。偏居西南边疆的彝族有着独特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从有文献流传的明代（马祖毅，1998：260）开始，文字交通是何种光景？与主流汉语言文化的相互作用给彝族社会带来怎样的变迁？这一切可以从彝族的翻译史中去寻找答案。
上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马学良先生第一次从语言和宗教学等角度研究了彝文和彝族历史文献。其《倮文作斋经释注》上便将其收集到的两千余册彝文经典分为九类，“译著”便是其中一类（吴明先，1998：38～39）。
笔者认为，考察彝族的近600年翻译史，按其特点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1.繁盛时期（明末至清末）
明代，由于彝族社会基本不通汉文，文化典籍的创造和传承基本依靠翻译汉文作品。明清之际是彝族文字翻译的繁盛时期，所译汉文典籍多为宗教以及神怪传说相关的作品，如《太上感应篇》木刻本和结合了彝族叙事诗文学体裁风格的文学作品《马华》、《唐王》等。这一时期是彝族翻译汉文作品的高峰期，延续近三百年至清代末年。
2.式微时期（清末至新中国成立）
19世纪末及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动荡，处于西南边地的彝区文盲充斥，文化的传播十分艰难。例如，在结束战乱，建国后的1952年四川凉山州的普查中，能识彝文的成年人仅占2.75%（吴明先，1998：39），也就谈不上对汉文作品的翻译和传播。虽然这一时期，民间翻译活动较为衰落，但彝族的语言文字引起了部分学者的研究兴趣。除马学良先生外，自学彝文的罗文笔先生与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合作，使用后者设计的彝汉“四行译法”，将其所藏七册彝文著作译编结集为《爨文丛刻》（陈世良，2001：118～119），这也是彝族文献向主流文化的一次重要翻译活动，可谓彝汉翻译史上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
3.波折时期（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民族大团结的政治考量，彝族语言文字的保护和研究成为党和政府民族工作的一部分被重视。彝族文化史上的首次大规模调查工作、彝文典籍的翻译、彝文拼音方案的制定、彝文教材的翻译使用等，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在彝族翻译事业开始进入黄金时期的时候，“四人帮”鼓吹的“十五年消灭翻译”和民族“直接过渡”等思潮（吴明先，1998：39）造成了极大的恶果，所有的翻译活动被迫停滞下来。
4.复兴时期（20世纪70年代至今）
拨乱反正后，彝文翻译工作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从可以搜集到的材料来看，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开始增加，而翻译作品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时代性的特点。1978年3月成立的彝语文教材编译组便是专门组织彝文学校使用的教材、教辅和课外读物翻译工作的机构，翻译了中小学教材近300种。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置彝文翻译室翻译了30多种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以及毛选、邓选等著作、农业科学读物、法律法规等各类作品（罗拉各，1997：48）。
三、翻译活动与彝族地区文化现状
彝文翻译事业的发展，理应对彝族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身份认同带来积极的影响。然而现实情况似乎不容乐观。彝族语言文字的式微，在全球化的时代似乎已经成为现实，由政府主导的翻译活动无力挽回这样的趋势。而且，彝族文化的传承，并不和彝族社群的教育水平直接相关。近年，一次对滇西某彝族自治县青年的彝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越是文化水平较高，或有过到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经历的青年，对彝文的认同度越低，甚至认为“反正学彝文不比学英文容易，学彝文还不如学英文”（夏志梅，2006：74）。
四川大学曹明伦教授2008年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讲座中也谈到，他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考察时，看到所有的标识用汉、彝两种文字书写。但当他问当地彝胞是否能看懂时，回答是“看不懂，只有彝文研究所的那几个人能看懂”①。
由此可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彝族的语言文字不可避免地在主流文化的强势“围攻”下，失去了交际的需要和功能；而彝文翻译发展到今天，其实际的意义也许已经不再是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介，翻译行为背后政治目的和工具理性更趋强烈。
四、结语
综观彝族翻译史，基本上是由统治者（执政党和政府）主导的，由彝族译者参与的，所译的作品逐渐更多地体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及工具性，翻译的功能也逐渐从交流转向更为具有符号性的文化维系。
从昔日译介汉族文化“教化”愚昧的彝族边地，到如今大规模开展彝汉翻译提升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自我认同，以汉语主导来规范彝文，借汉语译入彝文团结彝族社群……从翻译活动的组织到文本的选择，对于一种弱势文化而言，似乎很难摆脱强势的主流文化对其巨大汹涌的影响。彝族在努力“保护”自身语言文字的同时，谈不上能够通过翻译对主流文化产生什么显而易见的作用。
当后殖民主义研究范式已被广泛使用在翻译史研究，一部彝族翻译的历史，可以被看作一个翻译中文化和意识形态操控的典型案例。同样的研究视野及方法，亦可用来观照汉族与中国其他民族之间的翻译，乃至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间的翻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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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8年10月17日晚，曹明伦教授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多功能报告厅做题为《翻译之目的、标准及可译性问题》报告，在讲座中提到自己访问四川凉山彝区的经历。
参考文献：
[1]Bassnett,S.&Lefevere,A.(eds),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London:Pinter Publishers,1990.
[2]Lefevere,A.,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Londonand NewYork:Routledge,1992.
[3]陈世良.彝文古籍翻译世家罗氏三代人对彝语文事业的贡献评介[J].贵州民族研究，2001（1）.
[4]罗拉各.彝文翻译工作的发展方向[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5]马志强.浅谈中小学彝语文教材的翻译技巧[J].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3）.
[6]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7]吴明先.凉山彝族双语教学历程综述[J].民族教育研究，1998（1）.
[8]夏志梅.彝族青年的彝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断层——滇西彝族H村农村青年的个案访谈[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6（1）.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原载：《语文学刊》2015年20期；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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