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摩文献——彝族文明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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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白庚胜博士认为：彝族毕摩文化，不论其内容的系统性、完整性、独特性都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颗亮丽奇葩。冯骥才先生最近撰文指出：民间文化的保护，应当有三个重点，其中第一个重点就是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保存得比较完整，但冲击很大，正以很快的速度流失。彝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就不会成为彝族，纳西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也不会成为纳西，汉族有“十三经”，彝族有了不起的毕摩文献，其他很多民族望尘莫及啊！凉山的民族文化保护抓得好不好，决定着凉山的出路。云南、贵州、广西有彝族，但自己的东西很多都没有了。从保护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保护形式：国际保护、国家保护和民间保护。对于彝族文化的国际保护既紧迫又必要。国际保护的形式可以综合利用各国的优势技术资源来引进人才、知识、资金、国际标准、惯例等对彝族民间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利用和开发。在国家保护方面，一定要以法律作为准绳，不能一贯地使用各种应对政策进行表层的治理和维护。国家应该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设施以及建立健全各项相关法制来保护各民族文化遗产。彝族文化遗产的保护自不例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文化是以其特定的地理因素作为载体而存在的，生产保护、生活保护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强调了文化应该成为一种活体，而不是仅仅靠文献记载来保存。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每个人都应该勇敢地承担作为文化主体的责任，参与到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化精神传承的进程中来，以个体的生命力量来体验和演绎民族民间文化。毕摩文化作为解读彝族文化的重要工具，不能一直停滞在上世纪中期的查阅检索文献阶段，要大踏步地进入民间，“把教室移到田间地头，把书桌移到炕头”，更好地为人民大众的物质和精神生产生活服务。教育作为保护人们自尊心、尊严的一个重要手段，应该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和冲突中找到一种平衡，国际化的进程若以牺牲民族化为前提，无疑将成为一次残酷的“奴化演变”。当前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就要合理地利用“市场”这一杠杆，利用一切先进手段将民族民间文化发扬光大。让民间文化保护事业成为一个有产业支撑的事业，一个不再贫穷的事业。目前的保护工作应该避免两个误区：一是只对少量的、可视的、具像的、偏于硬件方面的文化进行保护而漠视了大量的抽象化和不可视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二是只注重民俗文化资料的静态保护而忽略对民族民间文化智慧体系的动态保护。
　　
　　毕摩文化是彝族文化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彝族拥有的是无可比拟的世界瑰宝，保护和传承文明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保护工作艰巨而意义重大，扬其长避其短。我们留给后人的将是一笔真正的财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宗教学家―――东巴古籍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专家推荐人于锦绣先生认为：凉山彝族毕摩文化一是从血缘、地缘性来看，具有以家族或村落为基本单位的原始宗教基本特性；二是自发性与自我性，整个小群体的特征很突出，不同村寨或家族家支之间的信仰（神）是平等的，这种信仰具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深刻内涵。其中，对祖先的强烈崇拜在整个彝族毕摩文化中表现得最为特别、深厚，可以这样说，没有祖先崇拜就不可能有考古学的灿烂辉煌。三星堆也好，兵马俑也好，历代帝王陵墓也好……很多地下发掘都证明了这一点，体现着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但更多的是通过地下挖出来的死的东西来体现，而彝族的毕摩仪式是活态的。
　　
　　其二，文献是历史的记录，这种记录可能有变形的因素，但基本的东西肯定是真实的。彝族毕摩文献不论文字或是内容都比较古老，特别是彝家称的“嘎哈”部分，文字难识，语言晦涩难懂，可谓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最具原始性，是最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是原始宗教的活化石，对考古学、宗教学等学科具有重大的价值。彝族文献里完整地记载了彝族的各种神话、传说、动植物来源、历史事件等，那些述说万物起源的神话传说更是不可替代的。这个活化石是研究原始宗教等的发生、发展及其流变规律的典型而非常清楚的材料，所以其学术价值非常高。
　　
　　其三，毕摩文化是原始文化的综合体，毕摩文献作为文化的载体，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哲学、历史地理、文化艺术、医药卫生、天文历法、人伦规范、军事思想、农业畜牧等，是个百科全书，对研究中华文明也好，世界文明也好都是重要的资料文献，对我们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它在世界上是稀有的，在原始宗教发展史上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伦规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不是外来的，而是自身的文化，是不可重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世界稀有的。
　　
　　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认为：毕摩文化，是毕摩们记录、传承、掌握的一种特殊文化，是彝族先民长期积累留给我们的遗产，是彝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这种精髓的体现是多方面的。毕摩文化不仅是毕摩本身的文化，而且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社会分工决定了这种文化由毕摩来掌握，因为他是这个文化理所当然的“继承者”“传播者”，这个文化博大精深，涵盖了彝族文化的各个方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包括于此，现在我们说毕摩经典，不是宗教学意义上的精典，它是彝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所以称之为彝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华民族文化是各个民族文化的大重奏，体现着多元一体性，彝族毕摩文化是这种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去了灵魂。特别是像毕摩文化这个东西，消失的速度很快，而彝族毕摩文献是通过毕摩仪式这种特殊方式传承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化消失了，一个民族的个性也就没有了。毕摩文化，不仅在文化方面是宝贵的遗产，而且在档案方面也是极其珍贵的遗产。
　　
　　毕摩文化是历史形成的，与任何一种文化一样必然要注入新的内容。对于毕摩文化，我们也要本着“去糟粕存精华”，通过合理扬弃，正确认识其价值，传承优秀的精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巴莫曲布嫫认为：彝族毕摩文献(下称“毕摩文献”)被彝族人民视为历史的“根谱”和文化的瑰宝，长期以来一直在历时性的书写传承与现时性的口头演述中发展，并依托毕摩师承教育中的“诗教传统”和民间仪式生活中的口头传播而得以世代相承，在历代毕摩所珍视的“司木额嘎”(传播知识的五大工具)中占有重中之重的地位。她既是我国族群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也是人类记忆和文化创造力的见证。
　　
　　毕摩文献有独立的传承群体。毕摩在彝族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从古到今，彝族民众都视毕摩为“智者”和“知识最丰富”的人。彝谚曰：“头人的知识上百，兹莫的知识上千，毕摩的知识无数计。”古代彝族文化遗产，除民间口传以外，大量地保存在毕摩的彝文典籍中。这些民间文献的编撰、书写、习用、传播、保存，无疑地大都掌握在毕摩手中，都与毕摩的宗教职司和主持社会文化活动有关。在彝族社会，学识渊博、精通众艺的毕摩被尊称为大毕摩，出类拔萃者被尊称为毕摩大师。毕摩真可谓“身系一族之本位文化”的具有多种知识技能的“民间知识分子”。
　　
　　毕摩文献有完整的系统性。毕摩文献集成了彝族古代的语言、文字、哲学、历史、谱牒、地理、天文、历法、民俗、伦理、文学、艺术、医学、农学、技艺等内容，从其发轫、繁荣到鼎盛、发展，不仅促成了彝族意识形态领域的聚变，而且推动了彝族社会的发展，并渗透到彝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十分深远。毕摩文献堪称是彝族人民世代相承的“知识武库”和“百科全书”。已故语言学家、彝文文献专家马学良先生曾指出：“毕摩经籍文献是彝族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关系到彝族社会结构、历史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心理、民族认同等问题，毕摩文化研究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毕摩文献是彝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本土知识、民间智慧、族群记忆、母语表达的主要载体，是宗教绘画、造型艺术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形式与民族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
　　
　　凉山彝族毕摩文献的独特性与稀有性。毕摩文献源远流长，蕴藉深厚，恢宏灿烂，在中国彝族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传承文明，独树一帜。1)彝文是一种古老的、自成一体的“自源文字”系统。历史上中国民族文字共有30多种，其中多数为借源文字，只有少数几种为自源文字，如汉字、彝文、纳西族东巴象形文等。从中国本土文字的原创性与文献典籍的丰富性而言，毕摩文献及其文化创造力都有其不可取代的历史文化价值。2)凉山彝族毕摩文献是人类书写文化及其技术发展的生动载体。彝文经书的抄写、装帧和流通有着独特的民族传承惯制，传统的抄写工具、书写材料及各类介质的毕摩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人类记忆与文化创造的多样性。民间普遍流存着牛皮经卷、羊皮经卷、布面经卷、古宣纸经书、现代白纸经书等多种多样的载体形式。3)毕摩文献有其自成一体的书写和阅读习惯。凉山彝文字数一万有余，常用者2000余字。一般自上而下直书，或自左向右横书；北部方言即凉山彝文的阅读习惯独具一格，书写时从上到下竖行书写，阅读时将经书向左调转90°角横看，这在汉文文献记载中被称之为“左翻倒念”。4)毕摩文献的歌诗风格与“惟诗”特征。迄今为止，彝文古籍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工作向我们展示出来的彝族古代书面文体形式均为韵文诗体，而未见有散文体作品存在。在彝族书面文化的发展史上，毕摩所有的著述，涉及历史、哲学、医学、谱牒、宗教、天文、律历、地理、文学等学科，几乎都是以诗的形式撰写成书的。诸如篇制宏长、内容广博的彝文巨著《指路经》、《勒俄》、《玛木》等，都以五言诗体为全书的主体结构。实际上，这种鲜见的文体特征主要是由毕摩的宗教司职和仪式活动的口头传播所决定的，毕摩们以诗撰经、以诗著文、以诗纪史、以诗说理，主要是为了便于在彝族传统社会仪式生活中的记忆和颂唱而充分利用了诗歌语言艺术的手段，并在音声传达与集体听诵的社会交流中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5)毕摩文献是“流动的文本”与“活着的经典”。彝族山地社会可谓是一个面对面的“口头文本社区”，在这个文本社区中口头传播与口语交流构成了基本的社会互动，毕摩与民众之间始终有着一种默契与交流。这种互动关系是以民族记忆、文化传统、地方知识、民间智慧和对村落的某种公共事务的共同关注为预设前提的。各种仪式上的文本演述具有激活族群记忆、动态传播知识、活跃社群交流、加强文化认同的特质。时至今日，彝族山地社会的书写实践也依然没有脱离其口头文化的传播语境。一代代毕摩正是通过诗歌的创造，通过“思着的诗”或“诗化的思”，使彝族文化在流动的语言之中进入文字，文献文本又通过仪式“声教”的口头传播走向民间，从而获得了充满生命活力的诗歌精神。因此，毕摩文献堪称是我国活形态的文献遗产，也是“人类记忆”的生动载体。
　　
　　四川省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专家、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罗庆春先生认为：彝族毕摩文化及其口头传统，是彝族母语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知识的核心成果，是彝族书写历史和口头演述相结合的重要文本。毕摩的经籍叙事、口头演述，既是彝族传统文化的传播形式，又是彝族历史文明的主要载体，也是彝族目前保存下来的相对完整最具典型性、最为重要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毕摩文化及其口头传统还担负着彝族母语文化的教育，民族自信力的培养，民族认同感的强化，民族文化生命的坚守，民族精神独立性的保持，民族历史生命完整性的探求这样一些文化使命，从而彰显了其不可替代的综合人文价值。
　　
　　四川省档案局李仕根局长认为：入选国家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有其严格的规定与条件，一是主题必须是反映历史上重大的事项和生产力变革的重要文献，从这个意义上讲，毕摩文献以本位文化记载了彝族民众关于历史文化、哲学思想、人伦规范、医药卫生、天文历法等，反映了彝族远古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史，是彝族的“百科全书”，非常珍贵，它不仅是彝族人民的宝贵文化财富，而且是中华民族文献中不可多得的财富，对于研究彝族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二是入选的文献时间性问题，即文献的年代越久远越有价值。彝族文献是彝民族几千年来积累并经毕摩们收集整理的认知成果的总汇，历史悠久，记录了彝族远古历史、神话、传说、生产生活情况等；三是濒危性与稀有性，毕摩文献靠毕摩们以手抄的形式在内部通过仪式来传承，不论其抄写方式，还是传承都独特而稀有。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毕摩越来越少，特别是随着老毕摩的去世，能识读彝文典籍的人越来越少，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不抓紧保护和抢救，必然消失。四是形式与风格的民族性，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种典籍浩若烟海，彝文典籍与彝文本身一样，是用中国为数不多的自源文字之一——彝文字写成的，不论其书写风格，还是载体（竹、皮、骨、纸）都十分丰富、独特，应该加以保护和传承。　　NP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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