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 Yi Society

当前位置：首页 > 社会.发展 > 彝乡发展

彝族药研究的方向、内容、重点和困难所在——在中国彝族医药文化保护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杨本雷 发布时间：2020-02-24 原出处：楚雄州科学技术局网点赞+（）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族人网的价值所在。

彝族药是彝族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在彝族医药理论指导下使用的、经实践证明确有疗效的药物。彝族药与彝族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在讲彝族药研究的体会之前，我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彝族医药的历史和楚雄州近年来彝族医药开发的基本情况。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令国内外学者为之神往的十月太阳历，是彝族先进文化的代表，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彝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先进的文化，展示了彝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彝族历史相伴而生的彝族医药源远流长，同样是彝族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彝族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有活力的组成部分之一。

彝族医药在彝族先民的生存斗争与生产实践中产生，伴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成长与形成，成为内容丰富而独特的彝族医药学。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内涵，彝族文化、彝族感情、彝族生活习俗和彝族居住的自然环境是彝族医药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

彝族医药先辈们在防病治病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撰写了许多彝族医药著作，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医学体系。现已发现了明清时期的彝族医药彝文手写本三十余种，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是在云南省发现的，有十五种已经翻译出版，这些古籍内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疮疡等科，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临床参考应用价值，是我们今天研究彝族医药的珍贵文献。在楚雄州境内发现的有《齐苏书》（即《明代彝医书》）、《医病好药书》、《医病书》等二十八部彝文古籍，已由中国医药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些古籍内容通俗易懂，语言明白晓畅，代表了楚雄明清时期的彝族方言及用药特点。其中在双柏县发掘出版的《明代彝医书》记载常见病59种，彝族药物231种，彝医单方、验方226个，成书于明嘉靖45年（公元1566年），比李时珍《本草纲目》还早12年，是16世纪以前彝族群众医药经验的总结，书中较详细地说明了多种疾病的治疗药物和使用方法。《明代彝医书》堪称医药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彝族医药宝库中的一块瑰宝。

彝族医药是中国传统医学的源头之一。彝族医药在我国的民族医药中独树一帜，别具特色，她与中医药在历史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医药的发展离不开彝族医药这块深厚土壤的滋润抚育，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得到了彝族医药的有力护卫。另一方面，彝族医药的发展进步也汲取了中医药学和各兄弟民族医药的营养。

彝族有本民族古老的文字，有用彝族文字撰写的医药古籍文献，彝族医药在上千年的发展中为彝族人民的生息繁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史上有名的云南白药（彝医曲焕章研制）等优秀成果，如今又研制出了排毒养颜胶囊、养胃解毒胶囊、彝心康胶囊等二十一种彝族药新品种，使彝族医药开发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

楚雄是彝族最主要的聚居地之一，楚雄彝族是彝族的一个主要部分。这里山川地势复杂，具有立体气候，物种分布多样，有丰富的彝药资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楚雄彝族医药的发掘、整理蓬勃兴起，1978年在楚雄境内开展了天然药物的全面考察，组成专业人员100余人，跋山涉水，踏遍彝州山川，深入彝族民间，访彝医、询毕摩，共发掘出《齐苏书》（《明代彝医书》）、《医病好药书》、《医病书》、《看人辰书》《小儿生理书》等彝文古籍。据这些典籍记载，明清时期在楚雄彝区内应用的彝药就达420余种。这次普查，在楚雄境内发现天然药物1013种，还采集了标本进行分类鉴定，从中选出基源清楚，临床常用、疗效确切的彝药103种，编撰出我国的第一部彝药专著《彝药志》。1984年以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普查，在上次基础上，多发现天然药物200余种，达1292种。经过两次普查，摸清了楚雄辖区内彝药的种类、产区、产量及分布情况，为开发利用彝药资源提供了信息和基础。

一九八四年以来，楚雄州委、州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彝族医药开发研究的支持力度，特别是一九九八年以来，州委、州政府从全州战略的高度，提出把天然药业作为我州的一个支柱产业来发展，在政策、财政、机构、人员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一九九九年六月，楚雄州人民政府决定，在楚雄州中医院彝族医药科的基础上组建楚雄州彝族医药研究所，配备专门的人员和经费，同年七月，楚雄州彝族医药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经过四年的建设发展，二00三年十二月，在楚雄州委、州人民政府和州科技局、州卫生局的关心支持下，经云南省科技厅、云南省卫生厅和省编委批准，楚雄州彝族医药研究所组建为云南省彝族医药研究所，并批准在楚雄州中医院的基础上，成立云南省彝医医院。正是在这几年间，我州的彝族医药研发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先后出版了两本彝族医药专著，总结了我州彝族医药开发的成就，研制出二十一种新彝药投放临床和市场，取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及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大力发展了中草药和彝药种植业，至2003年，全州的药材种植面积已达到43822亩，种植品种20余个，为农民增收、财政增长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十一种已获得新药证书的新彝药中有我所研制的治疗胆囊炎、胆石症的“利胆解毒胶囊”，治疗慢性胃炎、肠炎及消化性溃疡的“养胃解毒胶囊”，治疗颈椎病的“紫灯胶囊”，治疗肠炎、腹泻的“止泻胶囊”。还有我所特聘研究员、彝族医药专家张之道研制的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彝心康胶囊”，治疗支气管炎的“绿芨咳喘颗粒”和补益强壮的“茯蚁参酒”。以及姚安县医院研制的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消化道出血、痔疮出血的“复方大红袍止血胶囊”，治疗风湿痛、神经痛、癌肿疼痛的“乌金活血止痛胶囊”。大姚县金碧制药有限公司研制的治疗咽峡炎、扁桃腺炎的“咽舒胶囊”、“咽舒口服液”，治疗急慢性肠炎的“复方仙鹤草肠炎胶囊”等。上述彝族药均已申报为国家民族药，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国药准字批文。

我所现有研究人员21人，其中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3人，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4人，中级专业技术人员6人。有临床研究病床24张，研究基地两个，面积150亩。成立四年来，我所除了新药研究开发外，在彝族医药理论和文献研究、药材规范化种植研究以及临床研究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

一、彝族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深入研究，充分利用

彝族医药产生在彝族先民的生存斗争与生产实践之中，伴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成长与形成，也就是说，彝族医药是和彝族的历史相伴而生的。最早可追溯到17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初期，在我州元谋县的上那蚌村一带，居住和生活着彝族的远祖———元谋人。元谋人在与自然的搏斗中，产生了彝族医药的萌芽。经过原始时期漫长的发展，大约到了母系社会，彝族先民从采集食用草子树果后的自身感觉，以及中毒现象，逐步认识到了植物种类的差异，进而认识了最初的彝族植物药，从猎得动物后的分割和食用的感受中，认识了最初的彝族动物药，从对天然火硝、天然硫磺以及盐块等矿物的开发利用中，逐步认识了最初的彝族矿物药，形成了最初的彝族医药，又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口传心授和总结提高，到了明代，彝族医药已发展成为一门比较系统的科学，《齐苏书》就是楚雄彝医对本区和附近区域彝族医药知识经验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整理和总结。从迄今为止发掘出来的资料来看，从明代到清代，形成了大量的彝族医药书籍，但都没有《齐苏书》系统和详尽，可以说，《齐苏书》是彝族医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实际上，《齐苏书》和其它彝族医药古籍所记录的只是彝族医药学知识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彝族医药知识和经验以口碑文献的形式存在于彝族民间，这是彝族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彝族药研究取之不竭的源泉之一。可以这样比喻，彝族医药就像一座巨大的金矿，有金子，也有泥沙，如果有人研究彝族药选的点不好或方法不对的话，看到的可能主要是泥沙，但只要用正确的方法从正确的地方入手，越深入挖掘，金子就越多。另一方面，彝族医药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经久不衰，发展壮大，能够使彝族人民在祖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中生息繁衍，繁荣昌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彝族医药的博大精深，值得彝族医药工作者们进行深入研究，充分利用。

二、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研究与新药开发并重

彝族药研究要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创新关系。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继承的目的是创新，创新是彝族医药发展的根本动力。彝族药研究首先要继承，继承彝族医药的理论和用药经验、用药特色，充分汲取传统彝族医药的精华，使我们的研究有取之不竭的源泉并且不离其宗。在继承的基础上，重点是创新，我认为我们对待彝族医药要有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一方面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彝族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是一个金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彝族医药的发展还有一些不完备的地方，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回顾数千年来民族药的发展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总结用药经验，不断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历史。在现代医药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和其它民族医药一样，创新已经成为关系彝族药发展的重大课题，成为彝族医药能否从彝族地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关键。

彝族药研究要处理好理论研究和新药开发的关系。彝族药是彝族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在彝族医药理论指导下使用的、经实践证明确有疗效的药物。没有彝族医药理论的指导，不管研究的对象是植物、动物或者是矿物，它都不是彝族药，不能把彝族药研究和天然药物研究混为一谈，而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彝族医药理论的指导。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顺天堂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汉方医药企业，它的主导产品小柴胡汤曾给企业带来过巨大的经济利益，但由于许多医生和患者不懂中医的辨证论治的理论，看到中国的医生将小柴胡汤用于某几种疾病，然后照搬使用，结果疗效大打折扣，甚至无效，结果一个大企业就这样破产了。如果有人认为彝族药研究仅就是把彝医使用的药物的有效成份分析提取出来研制成新药的话，他就可能走入了和日本研究中医药一样的误区。因此，在开展彝族药研究的同时，必须要给予彝族医药理论研究和彝族药研究同等的重视，使彝族医药理论和彝族医药实践协调发展，让彝族医药理论指导彝族药的研究和实践，彝族药的研究和实践反过来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彝族医药理论，这样理论和实践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三、在彝族医药理论的指导下，尊重彝族药形成的规律和特点，充分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彝族药研究的科研水平

彝族药研究应坚持在彝族医药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这是从根本上而言的，不管应用任何科技手段，这一点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国家有的学者经常讲的一句话是“中医要与国际接轨”，我认为这句话对于彝族医药的研究乃至于整个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研究而言是需要补充和商榷的，就中医药和彝族医药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而言，只有国际上向我们学习的道理，不可能让我们的基本理论去和国际接轨，因为国际上没有这样的理论和治疗方法，而且，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民族医药用药的规律都是从单方独剂开始，为增强疗效再到复方，为去除毒副作用，以及进一步增强治疗效果，从用生药到加工炮制；民族医药的另一特点是以汤药、散剂形式直接应用于临床，因为过去农村缺医少药，为了与疾病作斗争，只能是神农尝百草。因此，大多数彝族药都是经过实践的、临床验证有效的基础上才筛选出来，再重点进行开发研制而成的。

而现在大多数研究开发新药都是从实验室到车间，再到临床验证。方法上和民族药的研究是截然相反的，而我们现在对民族医药发展方面的政策上，恰恰忽视这一规律和特点。

彝族医药是彝族先辈们在和疾病作斗争中留传下来的宝贵实践经验的总结，换句话说，都是通过了临床验证的。所以，我们要在充分尊重彝族药形成的规律和特点的前提下，应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科技手段来开发彝族药，提高彝族药研究的科研水平，实现彝族医药与现代科技的双向接轨。

四、充分整理发掘民族民间的用药经验、治疗方法，找准传统彝族药的闪光点，是彝族医药研究的基础

彝族医药学包括彝族医药文献所记录的彝族医药知识和大量以口碑文献的形式存在于民间的彝族医药知识、经验和治疗方法，这两部分都是彝族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彝族药研究取之不竭的源泉。

彝族药在上千年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许许多多璀灿的明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彝族医药的闪光点，这些闪光点有些是我们已知的，比如理论上的“二气六路学说”、古籍文献方面的《齐苏书》、成果方面的云南白药和从我州姚安走出去的火把花（即昆明山海棠）等，但还有更多的是我们还没有发掘出来的存在于民间的彝族医药明珠，这些是需要我们下功夫去发掘整理和总结提高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开发利用已发掘出来的彝族医药文献等成果，但还要下更大的力气去挖掘还潜藏在民间的彝族用药经验和治疗方法，因为，民间医生是最广大的实践者和初步的发明者，散在于民间的大量的单方、验方和民间医生的治疗方法、用药经验是彝族医药发展的深厚土壤。如果不重视民族民间的用药经验、治疗方法的挖掘整理总结，彝族药研究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充分整理发掘民族民间的用药经验、治疗方法，找准彝族医药的闪光点，并从这些闪光点出发进行研究，往往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是彝族药研究开发的坚实基础。

五、提高临床疗效是彝族药开发研究的方向和重点所在

现代医学发展至今，绝大多数疾病的诊断已不困难，困难的是对一些病种的治疗缺乏有效的药物，当现代医学想尽办法仍然难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把眼光转向了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利用的宝库———民族医药。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老龄化社会逐步到来，疾病谱已经发生了变化，人类对于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需求也日益增高，医学模式已从生物医学向“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专化，但药源性疾患却在不断增多，化学合成药的毒副作用和耐药问题日益显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回归自然、重视植物药和自然疗法的发展趋势，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从民族药中寻找新药”的灼见，逐步形成了民族医药研究开发的热潮。

但是，民族医药研究开发并不是泛泛进行的，而应该是有一定的方向和重点，我们认为，彝族医药开发的方向和重点就是，针对严重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的重大疾病和常见多发病的一些病种，而这些病种现代医药治疗又缺乏有效的手段，但彝族医药治疗又有一定疗效，这种疗效，就是彝族医药开发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所在。疗效才是硬道理，疗效正是彝族药旺盛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打造彝族药品牌的基础。

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有些新药登场红红火火，时间不长就冷冷清清、无人问津，有些老药平凡出场，却经久不衰，象黄连素、青霉素。都是药品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除了商业上的营销外，主要的原因就是疗效。

所以，提高临床疗效是彝族药开发研究的方向和重点所在。

六、存在的困难

彝族药研究的困难主要是缺乏政策方面的支持和保护。过去省卫生厅药政处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药发展的好的政策，比如云南省民族药标准申报审批办法，这就是对民族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给民族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因此才有今天彝族药的发展。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当时任药政处处长的省药监局念副局长等领导对民族药发展的支持！如果现在对民族药象过去一样，有省的标准，过渡三、五年，不断完善，再上升为国标，那确实是民族药发展的春天。

其次，就是在政策方面对研究单位开发新药的保护不多，不利于调动研究方面的积极性。目前新药开发保护的政策大多数对企业有利，对研究单位不利，如新药批准文号只发给企业，不给研究单位，特别是标准提高或变更以后，不发给研究单位新药证书，研究单位非常被动，本来是自己的知识产权，却往往被挂靠的企业牵着鼻子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药研究单位的积极性。

国家的民族药政策关系到彝族药和其它民族民间医药的兴衰，恰当、适度宽松的民族药政策，会极大的促进民族医药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彝族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深入研究，充分利用，虽然现在彝族药的研究还存在着政策的支持保持力度不够等一些困难，但只要我们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研究与新药开发并重，充分发掘整理民族民间的用药经验和治疗方法，坚持在彝族医药理论的指导下；尊重彝族药形成的规律和特点，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找准传统彝族药的闪光点，以提高临床疗效为核心进行重点研究，一定能够开发出疗效卓著的新彝族药，为人类的健康做出贡献。我相信，有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有在座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们的热心支持，有我们彝族医药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彝族药研究一定能够迎来昌盛繁荣的明天！

（杨本雷：云南省彝医医院院长、云南省彝族医药研究所所长楚雄州中医院院长、主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