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区麻风村的文化观察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有个麻风村，２００２年９月到１１月初，笔者在那里做田野调查，考察疾病之于村落生活的意义。
社会关于疾病的观念，不只是医学知识的问题，更牵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时至今日，许多国家都还存在着麻风村。尽管麻风病人的社会地位依麻风病在不同社会中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是麻风病的高度道德污名（ｓｔｉｇｍａ）却具有普遍性。把麻风病视为不洁在不同文化、族群中也存在着差异。
我国彝族关于麻风病的看法不完全是基于生物医学的事实，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他们看来，麻风是不可治愈的，“麻风就像烂了的洋芋，治好也是烂的”。而且，麻风具有遗传性，比如正常的麻风子女被排除在社会婚姻关系之外，只能内部通婚，因为“麻风子女是鬼的子女，也是不洁的”。因此，彝族社会关于麻风病歧视话语表述常常是传染性和遗传性。对于麻风病的严重歧视行为与彝人关于身体的认识，身体在宗教生活中的地位以及世界观等文化事项密不可分。麻风病人因其残损躯体和恐怖的外形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位置是“模糊的”和“非法的”，他们被视为不洁，不能参与许多家庭和社会仪式活动，就连死后的灵魂都不能回归祖界。麻风病人在彝族社会地位的低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麻风病人不能恢复由于身体损伤带来的对社会关系（包括人与祖先）的破坏。这种认知对于彝人而言，即便是最轻的不会有任何后遗症的麻风病，也必然比其他严重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疾病都要可怕得多。文化观念在理解病情的方式中成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针对疾病文化意义的发掘和解释对于疾病的防治工作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是今后麻风病防治工作中应当重视并解决的问题。
疾病的后果不仅造成生理上的痛苦，也由此带来社会身份和生活的变化
在彝族社会，一个人一旦得了麻风病，就被宣布为“社会死亡”，被迫脱离原有的社会体系和关系网。新中国成立前，对麻风病人的肉体消灭――活埋、处死是社会上通行的做法。麻风病人不能与正常人通婚，不能参加仪式活动……就连健康的麻风病患者子女也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这种在行动上阻止或拒绝特定的族群成员分享社会资源，或获得机会与支配族群的成员做公平的竞争称为歧视。歧视可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类称为个人性的歧视，第二类称为结构性的歧视。所谓个人性的歧视，是指个人或小团体在日常的互动场合，拒绝给予弱势族群成员公平的机会或应该享有的利益，以致对其造成利益上的伤害。结构性的歧视是指，对于弱势族群成员给予不公平待遇的安排，已经明订在法律中或已成为习俗的一部分，且被社会成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行为。由于这类的歧视活动已行之有年，而且通常是在无意识下进行，要完全根除这类的歧视有赖于有识之士更多的努力。
美姑县麻风村的个案表明，对于麻风病人的歧视行为是一种结构性歧视，其歧视行为与文化权力紧密联系。就是说歧视是通过权力和能力，将偏见以及优越感或优越的态度转化成行为、习惯、政策或法律。在彝族社会中，对于麻风病人的歧视已经内化为文化的自觉行为。彝族社会中一旦有人得了麻风病，最轻的“处罚”是逐出家支，不得在社会上活动。家支成员身份的丧失，使麻风病人在彝族社会中失去了保障，遭受“社会排斥”，只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民间的社会歧视导致的与地方社会结构断裂以及国家隔离政策和救济措施共同构成了麻风村的社区背景和历程。近年来，地理和身体的隔离有所缓解，但对于麻风病人的社会隔离则以更隐蔽的方式表现在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结构的断裂导致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残缺
调查发现，由于歧视传统和政府的隔离政策使然，与传统彝族社会相比，麻风村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断裂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家支组织（只有小家庭）和姻亲组织（现在最多只有两个家庭联姻）中；人与祖先的关系被阻隔；毕摩及宗教仪式体系孱弱；德古（村中公认有威望、有影响力的人）权威体系式微；等级关系制度不健全。
这种社会结构的特点使得麻风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经济、婚姻家庭、毕摩宗教、权威）也表现出残缺性的特点。现在随着麻风病人的减少，家属的增加，麻风村的社会关系也逐渐发生变化，进入一个关系重组，但尚未形成一种稳定关系的阶段，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生活：由于国家集体劳动方式取消，麻风村当时面临着劳动力的问题，拟血缘互助形式的邻里关系得到彰显。从而，麻风村表现出传统彝族社会中并不明显的地缘性特点。
婚姻家庭：虽然，对于村里单身户来说，生活只是躯体的延续。但那些组建家庭并生儿育女的麻风病人却希望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来维系、规范村子的生活。因此，在关系组建过程中，婚姻、家庭以及扩大的姻亲、亲属关系和邻里互助习俗仍旧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联姻也成为村人恢复并建立原有的社会结构最快捷和最主要的途径。
宗教生活：在生活中，处理人、鬼、神的关系对于一个彝族家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麻风村结构完整的家庭都尽量一年举行一次“西约布”（保平安、祈福）仪式。相反，那些单身五保户几乎没有举行该仪式。虽然一年只举行一次仪式，但对于大凉山腹地的彝族村民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考虑到麻风村物质条件的贫乏，更重要的是仪式主持人――毕摩的羸弱，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政治（权威）生活：在村人眼里，村长是政府的化身与代言人，然而却没有多大的权力和权威。地域性的德古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成为地方权威的象征。在访谈时，许多人都对有事情找谁解决的问题十分茫然，表明在缺乏彝族赖以依靠的传统组织形式――家支和德古权威系统情况下，麻风村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公共的权力和权威系统。但是，“死给”文化制约机制却在发挥作用，成为社会秩序的最后保障。
综上所述，受麻风病在彝族社会中对于文化意义的影响，麻风病人居住的社区与彝族社会结构出现了断裂。社会结构的断裂给村落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然而，文化并没有中断，麻风村的社会生活，从互助形式、婚姻家庭制度、毕摩宗教信仰到权威系统无不遵循传统文化法则行事。麻风村这种“藕断丝连”的社会特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如何在社会结构断裂后，延续其传统文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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