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地方政权与唐王朝的关系
唐代初年，洱海周围分布着山区的乌蛮六诏和坝区的白蛮两个大的民族集团。乌蛮集团内部又分为几个不同的族体：一是位于洱海东今宾川县宾居镇的越析诏，为今纳西族先民；二是在今洱源县北的浪穹诏，其南境为邓睒诏，施浪诏在洱海东北部蒙次和一带，《新唐书·南蛮传下》都称之为“昆明蛮”，他们是今彝族先民，“逐水草而居，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尚战死，恶阵亡，胜兵数万”；三是蒙舍诏即南诏，位于今巍山县南部。南诏王族贞观初从“蒙吉蔑”语族居住的永昌（今保山）迁居蒙舍川（今巍山县），该地东汉属邪龙县，为“昆明夷”集居之地。南诏王族迁来后，曾加入“白子国”部落联盟，受到“白子国”的影响，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当地乌蛮为高，所以《新唐书·南诏传》称南诏为“乌蛮别种”。蒙舍北为蒙嵩诏，在今巍山北和漾濞县境。蒙舍、蒙嶲二诏的族属可能与“蒙吉蔑”语族有关。六诏并存的时期开始于武则天初年到开元末年，历时约50年，其社会经济为半农半牧，正处于从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军事民主制阶段。蒙舍诏已确立世袭制。白蛮集团为今白族先民，主要分布于洱海周围的湖滨平坝，按地区命名。分布于洱海以西大理县境的称“河蛮”。《通典》卷一八七说：该地“有数十姓，以杨、赵、李、董为名家”。《蛮书》卷五说：洱海以东的“渠敛赵（今大理凤仪），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皆白蛮也”。其南有“大小勃弄二川蛮”。大勃弄在今祥云，《蛮书》卷六说：“故渭北节度段子英，此州人也。故居坟墓皆在。”小勃弄在今弥渡红崖，原属“白子国”。《蛮书》卷四说：居住于今姚安县的称“弄栋蛮”。又说：居住于今大姚的“青蛉蛮，亦白蛮苗裔也”。《通典》卷一八七记载，洱海地区的白蛮“七十余部，户十万九千。……有城部村邑，弓矢矛铤，……其土有稻、麦、粟、豆，收获亦与中夏同”。“河蛮”是洱海周围白蛮的一部分。“河蛮”中的“西洱河蛮”后被北徙于剑共诸川，而位于河东的今凤仪、宾州等地的“东洱海蛮”未被迁徙。
唐蕃斗争中白蛮势力的削弱。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群州（四川西昌）都督刘伯英为通天竺道请开西洱河。过了8年，唐梁建方招降了“西洱河蛮”。差不多与此同时，左领将军赵孝祖至大小勃弄，斩小勃弄首领殁盛，执大勃弄首领杨承颠。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吐蕃逐步挥兵南下，唐蕃在洱海周围展开了争夺。中宗神龙三年（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唐九征为姚酱道招讨使击西洱河蛮，破吐蕃，但这次征讨未能使西洱河蛮附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监察御史李知古请发兵击之。西洱河蛮降附之后，李知古重税盘剥，引起了整个西洱河地区乌、白蛮各部落的反抗，攻杀了李知古。在唐蕃斗争中，白蛮特别是接近吐蕃的西洱河蛮先后遭到梁建方、赵孝祖、唐九征、李知古以及吐蕃的打击，势力大衰。除南诏以外的其他五诏也受到很大削弱。但从高宗咸亨年间到玄宗开元年间70余年的唐蕃斗争中，位于洱海最南端的蒙舍诏，始终未受到唐蕃任何一方的打击，得以保全和壮大实力。
铁柱会盟与南诏联合白蛮政权的建立。根据现存日本京都有邻馆的《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以下简称《画卷》），南诏建立之前，其南部今巍山至南涧、弥渡一带为白蛮张乐尽求统治的一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号称“白子国”。据《画卷》七段《铁柱会盟》图中文字记载，唐初洱海东南地区的白蛮和“乌蛮别种”蒙舍诏同属于一个部落联盟，以“白子国”主张乐尽求为盟主。参加会盟的有西洱河左右将军等，可知这个部落联盟包括西洱河地区白蛮首领在内。在参加会盟的9人中，8人为有姓氏的白蛮大姓，惟蒙细奴逻之子蒙逻盛一人为实行冠姓父子连名制的“乌蛮别种”。《画卷》称逻盛为“巍峰刺史”，当是《蛮书》卷三所说“当天后时（公元684～704年）逻盛入朝”时被封的。可见会盟时间应在公元7世纪末年。会盟的地点应在蒙舍川南部至白崖之间的某地。
铁柱会盟的意义在于：洱海区域的白蛮在唐蕃战争中受到两面夹攻，元气大伤，蒙舍诏主逻盛通过祭铁柱的部落选举形式取代“白子国”主张乐尽求，成为联盟中的军事首长。由于白蛮在联盟中人多势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逻盛不得不依靠洱海南部和东部的张、段、尹等白蛮大姓，联合洱海地区不依附吐蕃的白蛮大姓共同附唐，结成乌蛮蒙氏王室与白蛮贵族的联盟。这次会盟促成南诏的建立，结束了云南部落林立的局面，建立了中国西南地区历史上附唐的第一个多民族联合政权。
《新唐书·南诏传》说：“当是时五诏微，归义（逻盛之孙皮逻阁）独强，乃厚以利啖剑南节度使王昱，求合六诏为一，制可。”南诏取得太和城和阳苴咩城后击败据有洱海东城邑的施浪诏，进而攻灭越析诏，转而北夺大厘城。邓賧诏联合浪穹、施浪两诏南伐归义，战败退居剑川，依附吐蕃，一直与南诏为敌。至于蒙嶲诏的被兼并，当在皮逻阁逐西洱河蛮之前。南诏与唐王朝大体相终始，其13王的清平官和大军将，十之七八都是白蛮。“白子国”与蒙舍诏同属一个部落，是形成南诏联合政权建立的内在原因，而唐和吐蕃在洱海地区的斗争对南诏所产生的外部压力和挑战，是促成乌蛮蒙氏王族与白蛮大姓联合的外部条件。
唐朝中期对云南经营的失败及其教训。唐初对云南少数民族采取“多封众建”的统治方式，以部落为单位，设立众多的羁縻州都督府进行管理。吐蕃进入洱海地区，迫使唐王朝在开元中改变经营云南的方式，设置拥有军事、行政和经济大权的节度使，并扶持南诏于公元738年统一洱海地区，使唐朝在与吐蕃冲突中占居优势。但由于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和云南郡太守张虔陀一再抑制南诏，张虔陀派人辱骂来谒见的阁罗凤，侮辱其妻女，阁罗凤怒而攻占姚州，杀张虔陀。天宝十年（公元751年），鲜于仲通率大军8万征南诏，拒绝阁罗凤谢罪求和，率兵进逼洱海。南诏派大军将段俭魏（段忠国）迎战，唐军大败。杨国忠掩盖失败，于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派李宓率兵10万再征云南，全军覆没。天宝战争后，吐蕃趁机联合南诏夺取嵩州一带，进据清溪关（大渡河南），直通川西平原。南诏势力大为扩张，东至石门镇，东北至黔巫，东南接交趾，西界摩伽陀，西北联吐蕃，西南至骠，北抵益州。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唐德宗调整对南诏的政策，南诏王异牟寻与唐使者崔佐时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会盟于点苍山，唐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授“贞元册南诏印”，并置云南安抚使司。双方重新和好一段时间。
贞元（公元785～805年）以后，吐蕃势力衰落，唐王朝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南诏又乘机向外扩张。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陷邛、戎、祸三州，深入成都西郊。唐懿宗咸通年间（公元860～874年），南诏“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据《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唐为防御南诏，不得不在从安南、广西到四川漫长的战线上部署重兵，“乃召兵东方，戍海门，天下骚动，十有五年”。由于唐王朝自徐州调来广西防御南诏的军队六年未得换防，于是在庞勋率领下哗变起义，切断了从长安到富饶的江淮地区的漕运枢纽，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引发了五年后爆发的黄巢大起义，埋葬了唐王朝。《新唐书·南诏传》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桂林”指庞勋起义）。而“桂林”事件又和天宝战争引发安史之乱导致唐朝中衰分不开。
南诏自细奴逻至舜化贞共13王，247年，有10个王被唐王朝委任为“刺史”，封了“台登郡王”“云南王”“南诏（王）”“滇王”等不同称号。南诏政治制度亦多模仿唐朝。
南诏的经济。唐初白蛮的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已接近中原汉族水平。平川已辟为水田，半山坡还有层层梯田，灌溉便利，水旱无损。农作物以稻、麦为主，耕作技术是二牛三夫的犁耕，一年二熟。种植桑麻，抽丝织棉。饲养牛马猪羊。普遍使用陶瓦铜铁器具。弓弩箭镞、戈矛皮甲的制造也很发达，以郁刀、浪剑著称于世。白蛮是南诏的主体居民，分布于“十賧”，即今大理州各县的坝区。此外，俗富郡（驻今南华）、石桑郡（驻今楚雄）、览賧（牟定东）、路賧（广通）、牟州（牟定）、善阐府（昆明市）、强宗部（呈贡东南）、晋宁州、汉阳郡（澄江）、温富州（玉溪）至石城（曲靖）的坝区，都有白蛮居住。他们应是平民。南诏对自由民和平民实行授田制，即份地制，上官授田40双（每双五亩，折合200亩），上户授田30双（150亩），中下户按比例递减。上户以上为自由民；中下户在 10至20双（50亩至100亩）之间，他们不是奴隶，而是南诏赋税和兵役的主要承担者。平民可以外出经商，《蛮书》记载《河賧贾客谣》云：“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贼热。春时欲归来，手中络赂绝。”此“河賧贾客”即白蛮平民，到寻传经商羁离未归者。《新唐书·南诏传》引徐云虔《南诏录》说：“然专于农，无贵贱皆耕。不徭役，人岁输米二斗，一艺者给田，二收乃税。”这里所指的是中下户的平民阶级，其社会性质属于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封建份地制度。由于南诏周边地区和山区多是处于奴隶社会，故上官和一些上户被授与的田使用“佃人”（奴隶）耕种，“收刈已毕，蛮官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官”。“佃人”的身份和“不徭役”的平民是不同的。南诏还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动，修筑工程浩大的城邑和苍山高河水利灌溉系统、五华楼和崇圣寺（三塔寺），“男女犯罪，多送丽水（伊洛瓦底江）淘金”。南诏边远地区的各族部落，大都保留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当地的珍贵土特产向南诏缴纳贡赋。南诏设立管理贸易的“禾爽”，不仅和今四川、广西、西藏地区有密切的贸易关系，而且和东南亚各国都有商品交换。
彝族人-网是创建最早，影响力和规模最大的彝族文化网站。网站的目标，是构建彝族文化核心数据库。原载：《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选自《大理文化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文图来源：微信公众号-滇史。
/ Recommendation
/ Reading 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