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里的少数民族：从凉山童工说开去

【编者按】

 

　　2015年春运自2月4日开始。就如每一个寒冷的冬春之交，亿万漂泊在外的中国打工者开始在拥挤、疲惫、焦虑和期待中踏上归途。许多工厂的流水线停了，工人们返回家乡。春天到来之后，他们将再度如水流般汇集于城市和工业区。

　　今天，我们做了一期关于中国新工人的专题，尤其聚焦那些传统上被称为“农民工”的群体。此时已不必重提他们是中国伟大财富创造的幕后力量一类的陈词滥调，也不必过多地为他们的苦难抒情，我们的这一组文章，更多意在还原其生存状态，展示他们作为个体的生活体验、劳动方式、社会组织，以及丰富的精神世界。

　　本文聚焦于一群特殊的新工人——世界工厂里的少数民族打工者。这些全球工业体系最后的姗姗来迟者，不仅要面对产业链上最低端的艰难工作，还要面临难以克服的文化冲突。更多相关话题讨论，请点击下方“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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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狂飙突进的现代化，在创造出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累积了大量社会不公正问题。近年来，族裔冲突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它虽常常表现为文化冲突，但其背后更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因素：中国内部的发展不平衡，正在沿着族群边界不断深化。

 

　　本文讲述了一群特殊的新工人的故事，他们是来自大凉山的彝族打工者。随着制造业的内迁，中国少数民族将进一步被卷入全球化产业链条中来。作为新工人群体的一分子，他们不仅要面对自身在产业格局里的不利地位，还要面对一种陌生的文化和语言体系。贫困、族裔和工业化体系下全新的不平等这三个问题，正在少数民族打工者身上交织缠绕。

 

 

从“凉山童工”说起：少数民族为什么外出打工？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成本逐渐上升，“中国制造”的传统优势正在消逝。2008年，《劳动法》的出台和全球金融危机同时来临，许多沿海代工厂纷纷倒闭，一部分制造业开始转投东南亚。

 

　　也正是在同一年，东莞童工问题曝光。面对成本困境，许多企业铤而走险，使用12、3岁的童工。童工是一个让人想起资本早期积累阶段中最罪恶一面的词语，这些珠三角的当代童工，大多是来自四川凉山地区的彝族儿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都作了重要批示：“要把问题查清楚，给社会、给媒体，给凉州童工的家属一个交代。”一批凉山彝族童工被遣返故乡。

 

　　然而2014年，凉山童工问题再度成为社会热点——深圳一电子厂涉嫌使用41名不足16岁的凉山彝族童工。后续的一系列媒体报道说明，这些孩子并不想回去故乡。即使被遣返回家，他们也还是会继续出来打工，遣返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亏了一次路费，有点可惜”。

 

　　为什么凉山彝族童工们不愿意回到故乡？第一个原因自然是故乡的凋敝。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凉山彝族自治州全州户籍人口480万人，其中彝族49.13%，汉族47.55%。全州下辖的17个县中，有11个是国家级贫困县。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安宁河谷地带，近年来经济腾飞，已经初步完成城镇化；而彝族人口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差、交通不便的高寒山区和半山区，主要的生产方式依然以商品化极低的小自耕农为主。虽然已经过20多年的扶贫开发，但赤贫依然是这一地区许多家庭的基本状况，根据资料，一个普通的贫困家庭，孩子常常在3个以上。口粮是土豆、玉米和荞面，居住在人畜混居的黄土屋内。凉山童工大多就来自这样的地区。

 

　　除去童工，艾滋病、毒品、小偷也已成为了内地社会对凉山彝族的刻板印象。这背后反映出凉山社会的两大令人绝望的病症：经济凋敝、社会溃败。

 

　　在计划经济时期，凉山地区内部经济结构差异较小，且可以依靠行政力量直接解决少数民族的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参与问题。但在改革开放后，凉山汉族地区搭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凉山彝族地区则由于全民自耕农的社会经济结构、恶劣的自然条件、环境封闭、语言文化的差异等因素，难以融入主流经济。

 

　　这些地区因为与中央政权接触少，汉族人口比例低，大量彝族人不会讲汉语。语言和技术的缺失，使得雇佣彝族工人需要更多的培训投入，而文化的隔膜则可能导致不确定的管理成本的增加。经过几十年的积累，西部地区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劳动能力的差异也在进一步拉大。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供应充足的情况下，雇主不会主动雇佣这些不会讲汉语、缺乏劳动技能的劳动力。相当长的时期内，出去闯荡的年轻人都是失败而归。

 

　　此外，少数民族人口内部的资金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都十分薄弱，缺乏原生的经济产业。即便有少数针对少数民族市场、由少数民族经营的企业，其能够吸纳的劳动力也非常有限。

 

　　而凉山社会溃败的原因则更为复杂。在解放前，凉山彝族地区采取“家支”制度进行社会管理，这是一种以父系血缘为纽带，采取父子连名的谱系方式形成的血缘宗族组织。1955年起，凉山实行了民主改革，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组等基层组织代替了家支与习惯法，后者被视为反动的奴隶社会组织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宗教政策松动，血缘家支再度复兴，但其对于社会成员的连接、组织和保障功能自然已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凉山彝区主要依靠家庭和个人进行自我管理，后果显而易见：青年找不到出路，毒品、酗酒、斗殴等社会案件多发。而汉族所居住的安宁河谷地区经济发展、对外交流频繁，沿民族边界产生的经济差异甚至正在加深民族隔阂。

 

　　另一个造成彝族地区社会问题的因素，是近三十年来农牧业生产技术的提高，解放了束缚在农业劳作上的劳动力。但另一方面，凉山的贫瘠土地不足以进行商品化农业的生产，采伐、狩猎等传统副业也无法大规模开展。这就让以小自耕农为主要生产模式的彝族地区，闲置劳动力大规模增加却又无法被新的经济模式消化。许多到过凉山彝区的外地人都留下了一个印象：彝族人懒惰，整日无所事事，白天晒太阳，晚上喝酒。这其实只是当地彝族社会溃败的结果，因为即使这些懒散的民众勤劳起来，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会有明显改善。

 

　　社会溃败的结果就是触目惊心的毒品和艾滋病的大流行，20多年来，大凉山地区彝族乡村青壮年人口大量死亡、伤残和入狱，留下大量温饱得不到满足、失学辍学的儿童。儿童具有更好的语言学习能力，也有意愿去学习和了解外面的世界，因此，过早地踏上打工之路，就成为他们在没有希望的生活中改变命运的唯一选择。

 

 

彝族工人如何适应世界工厂：领工制

 

　　彝族童工，只是少数民族面对市场经济的深化所带来的民族人口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中的一个问题面向。对于这些比汉族同胞们晚了20年才开始进入世界工厂的少数民族打工者来说，他们的处境更为弱势，需要面对一系列语言、文化、社会组织上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新的适应机制逐渐涌现。

 

　　金融危机后，作为传统农民工输出大省的江西、四川、湖南等省放慢了劳务输出的步子，“民工荒”出现，川西、云南等地更低廉的人力成本开始吸引珠三角制造业的目光，这让凉山开始成为新一轮劳务开发的强力输出地。

 

　　对于长期凋敝的凉山来说，外出务工是一个改变本地经济状况的大好机会。2002年，凉山成立专门的劳务输出办公室时，当时转移输出劳动力仅15万人，而到2010年，转移输出人数已近55万。2010年起，凉山开始每年召开劳务输出总结表彰大会，对全州成绩突出的务工人员和劳务经纪人给与物质和荣誉上的肯定和鼓励。这些劳务经纪人便是民众口中的“工头”。

 

　　目前凉山彝族人前往珠三角打工，大都采取一种由工头组织的临时用工模式——“领工制”。这并非彝族人的发明，其背后的动力主要源于中国低端制造业的特性：由于世界贸易带来的订单依季节变化，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国内的大型外包工厂往往采取将部分订单再次转包的策略。那些层层转包的代工工厂利润微薄，为了压低成本，必须大量使用待遇低、并可随时被辞退的临时工。彝族人由于其自身在语言、习俗、组织方式与主流工人群体存在差别，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较低，这使得他们几乎都沦落成了这种流浪在不同代工厂间的“后备劳工游击队”。四处流动、居无定所和不稳定的经济收入，由此成为这一群体最主要的特征。厂房为了赶货而让工人拼命加班，由此被拖垮了身体的工人不得不离职换厂。绝大部分彝族工人每个月的收入不会超过1500元。而当地一般工厂正式普工的工资范围在1500~3000元之间。

 

　　正是为了对抗这种高度不确定性的用工模式，“领工制”才得以产生，彝族工头在其中扮演了核心经纪人的角色。他们一般是长期在沿海地区的老资格打工者，汉语水平较好，同时精通打工世界与凉山彝区的世故人情。他们将自己的亲戚和老乡介绍进工厂打工，工价以小时计。

 

　　在打工期间，彝族工头与工人之间的权责关系是：工头需要关照自己手下的彝族工人，组织他们在不同代工厂间找到工作，并向其家人负责。而工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只能跟随一个工头，不能随意“跳槽”。同时工头从工人的工资中抽取一部分差价作为自己的利润。因此，从一定层面上讲，尽管彝族工人从事的是高度市场化的计时工，但是他们却并没有被消解为可以自由择业的个体工人，而是围绕工头形成一个基于血缘、姻缘或老乡关系的小团体。

 

　　这一制度的优势在于在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高效地批量调动工人，满足工厂的需求。不同的工头之间，也往往通过血缘、姻缘、地缘因素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团体，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网络。这种内部组织性成为打破市场流通障碍，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基础，其市场化的强度远高于个体择业工人。

 

　　而另一方面，当工厂违背约定，侵犯彝族工人利益时，这些工头带领的“游击队”也会团结起来与工厂博弈。

 

 

传统血缘组织的复兴：让“家支”成为务工品牌

 

　　彝族领工制的壮大，是一个相对弱势的族群，面对自身在世界产业分工制度中的不利处境时所作出的应对。而在珠三角庞大的世界工厂中，在用工群体之间还存在着不少“潜规则”。为了增强自身在这些规则中的能力，彝族劳工的社会组织亦在不断变化。比如前文曾提到过的、一度在民主革命后销声匿迹的彝族传统社会组织方式：“家支”，如今再度复兴，只不过它复兴的地方不是大凉山，而是珠三角。

 

　　在近年的“用工荒”之中，由于招人难，珠三角的工头之间定下规矩，不能随意挖对方的工人。如有违规，要按照每个工人5000-10000元的标准进行赔偿。这一规则有效地抑制了工头之间因为互相挖角而造成的冲突，同时也伴生着利用这一规则进行谋利的诈骗行为。

 

　　例如，2010年，曾有十几个四川彝族工人和一位彝族包工头联系打工事宜。由于其中有几个人在他手下做过，这位工头就同意了安排他们进场。但这几个工人刚刚做了一天，就有几个四川工头上门理论，说这些工人是他们的，彝族工头故意挖人，需要按照每人5000元的标准进行赔偿。而此时这11个工人已经不知所踪。这名彝族工头由此断定，这是一次无赖性质的仗势敲诈行为，他临时串联了一批彝族工头朋友，最终还是因势不如人，付出了4.5万元的损失。

 

　　事情解决后，这名愤愤不平的彝族工头串联了几十名同族老乡，按照彝族的习俗，每人出500元，杀了一头牛来吃。在这次同乡会上，彝族包工头约定彼此团结，在遇到此类事件每个人都要出面协助解决，如果产生赔偿费用，大家要彼此分摊等。同时还约定以后每年聚会一次，多多联系。

 

　　虽然这名彝族工头发起的聚会因为很多人退出了打工市场而没有再次召开，但是这次聚会的诉求却在彝族群体中引起了广泛的响应和模仿。从2011年开始，各种以家支名义召开的聚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在珠三角出现了。

 

　　多个彝族家支都分别陆续地以未必严格的血缘和姓氏关系作为纽带，组织起了跨越省际的大聚会，这些家支聚会完全超越了个别工头与工头之间的小团体，那些原本互相根本不认识的同姓工头通过这种聚会也一起“认了家门”。这些传统“家支”的复兴，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某个彝族打工群体内部的团结，扩展自己的社会资本，以共同应对潜在的风险。

 

　　相比较以省籍名义组织起来的工头聚会，以家支名义召开的聚会明显更生命力，这无疑与家支在彝人社会传统中的核心地位有关。在传统彝人社会，家支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外抵抗其他家支的侵占，对内维护群体成员秩序。珠三角的彝人在面对来自新环境的潜在危险时，自觉调动了消失已久的传统组织形式。

 

　　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彝族家支所能担负的商业行为也就越来越丰富。例如一个名为“阿萨惹古”的彝族家支，就在家支会议的基础上，筹建了“凉山农民工商会”，并试图争取在东莞的民政部门正式注册，希望以此为拓展自己的生意和活动提供更宽广的平台。他们希望能够以商会的名义更好地与工厂和政府机构合作，将原本游离在法律边缘的劳务生意推向合法化和规范化。他们甚至提出要成立整个家支共同参与的劳务派遣公司。所有的家支内工头都作为公司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以公司的名义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公司从所签的合同利润中扣除一部分作为整个商会的运作资金。这个家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将珠三角的彝人劳工业务变得规范化和规模化，从而打造自己的劳工品牌，让家支成员从中获益。

 

　　这种发展模式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所以大多数工头都表现出很高热情。在这次聚会过程中，他们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制定了商会的章程，选举了商会筹备委员会的会长、副会长等。

 

　　可通过“家支”组织起来的工人确实提高了博弈能力。2011年 6月底，“阿萨惹古”家支一个木姓工头的一个工人在东莞长治镇一家工厂死亡。工厂认为该工人死于宿舍，非工伤，所以只愿意负担相应的丧葬费和很少的补助（总计5万元左右）。但工人家属认为，工人是由于工厂加班导致的过劳死亡，并且工厂未采取及时的救助措施，所以工厂应该负重要责任。但是，厂方动用其在当地的社会资源，拒不给予更多的赔偿。木姓工头便联络同家支的大工头共同协商解决，动员了三百多名亲属和老乡一起到工厂抗议。最终，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介入，多方调解，厂方同意赔偿38万元以了结此事。由于此事发生在第一次家支聚会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所以几乎所有参加阿萨惹古家支聚会的工头都参与了。

 

　　尽管家支成员的团结性极大地增强了他们遭遇纠纷时与工厂的博弈能力，但是这种情况给彝人整体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是巨大的，很多工厂宣称即使生产线因为招不到工人而停工，也不愿意招这些彝族工人。尽管这样的说法过于夸张，但是因为畏惧彝人的群聚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中形成对其排斥的现象确实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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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资料主要来自《流变的传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彝人家支再造》（刘东旭，《开放时代》2013年第2期）、《少数民族怨气的经济根源——以四川凉山地区为例》（付桂杰，《文化纵横》杂志2014年6月号）。并特别感谢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东旭的学术支持。）

 

　　(原标题：新工人 | 世界工厂里的少数民族：从凉山童工说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