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奴隶娃子”到享受正厅级待遇的国家干部——盐源县文化名人访谈录系列之四：访原凉山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子坡篇
（图一：访谈现场，左为杨子坡）
系列访谈前言：想到做个“盐源县文化名人访谈系列”不是心血来潮。这是我参与我们县一些文化活动时产生“我们应立足本土，挖掘好本土文化”的想法后的一种实践和具体行动。我认为，挖掘本土文化应包括“挖掘”本土的文化人物，他们的思想、学识、才华和研究、成果理应为人所知并使之得到发扬和传播，以此标榜一种文化精神，展示一种文化现场，营造一种文化氛围，为本土历史和后人留下一份鲜活的人物志性质的第一手资料。
我的第四个访谈对象：杨子坡。
杨子坡简介：彝族，1945年10月生。
主要任职情况：1973年8月任大林小学中心校校长；1981年6月任盐源县盐塘区委书记；1983年9月任盐源县委副书记、县长；1987年3月任盐源县委书记、县长；1996年—2006年，任凉山州第七、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6年—2010年，任副州职督导员；2011年2月退休，享受正厅级待遇。
获得的主要荣誉和证书：自1986-2010年，先后共受到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等省州、国家级表彰和奖励20多次；1995年论文《新形势下提高县一级领导干部素质的思考》获中共四川省组织部纪念奖，2010年与人合著《沧桑凉山——瓦扎木基谈话录》获凉山州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主要著作：著有回忆录三卷本《大凉山彝族之子》《往事无悔》《往事无悔拾遗》，另外与人合著《沧桑凉山——瓦扎木基谈话录》。
主要聘任情况：2000年，被聘为凉山州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2006年被凉山州彝学会聘为顾问，同年，被凉山州彝族历史文化研究会聘为顾问；2010年，被凉山州彝学会聘为名誉会长。
沙辉简介：彝族青年诗人，文学评论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凉山州评论家协会会员，盐源县彝族文化研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盐源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访谈时间：2017年3月3日，7月19日审定。
（图二：杨子坡家客厅墙壁上悬挂着的毛泽东主席像）
青春的动荡或者毕生的奉献：从“奴隶娃子”到享受正厅级待遇的干部
沙辉：杨主任好！我是您的棉桠小老乡沙辉，很高兴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
杨子坡：我们虽然没有认识，但是彼此知道的。感谢小老乡的采访。
沙辉：常言道，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音乐有音乐明星，体育有体育明星，而在政治界也会出现政治明星，凡是有良好的口杯的，受到老百姓爱戴的父母官，就是政治明星。对于我们家乡盐源，您的名字家喻户晓，可以说，您在盐源的现代历史上，是书写了一笔的，甚至对于我们整个凉山州来说，您也算是个传奇性的人物了，您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家乡的建设事业，您以您的工作实绩和兢兢业业的奉献精神，受到群众的普遍爱戴，所以您也是我们地方的一颗政治明星了。请简要谈谈您是怎样从一个“彝家奴隶娃子”成长为一个享受正厅级待遇的干部的。
杨子坡：政治明星这个殊荣不敢当，也称不上。不过我能够受到父老乡亲如此的“爱戴”，真的非常感谢，从内心里感到非常感谢！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做过什么，人民群众却如此“礼遇”我，这就是我们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也是我们作为党和国家干部值得贡献自己一生力量的精神动力。真的谢谢他们！
一个人的成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总的来说，我是遇到了好政策、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虽然我小时候和青年时代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我于上世纪40年代末降生在盐源县棉桠乡一个叫塘力湾的彝族小山村，后来在一个叫河坎的地方长大。1956年，我哥哥因为参加民主改革工作组和基干队，我妈和姐、姐夫、姐家三个女儿被暴动的奴隶主、叛匪抓走，他们烧了房子，抢走牛、羊、猪，我成为了一个孤儿，被送进了孤儿院。是党和政府把我从孤儿院选送到当时的盐源县民族小学读书、接受教育，后转到白乌小学，都是公费入学。进而升入盐源县中学读初中、高中。我在学校学习到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后，逐渐改变了原来的对人生和命运的看法，形成了正确的、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树立起了紧紧跟党走、通过勤奋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思想。我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都在担任班长。但正当我们满怀希望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打破了我们读大学的美梦。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千千万万青年学生奔向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广阔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9年9月，满心希望去大学深造的我黯然回到了河坎老家，重新回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1年，盐源县举办全县中小学教师学习班，集中清理阶级队伍，许多有历史问题或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打”“砸”“抢”行为的教师被调离，弄得小学教师奇缺。县里决定从盐源中学往届毕业生中招30名公办教师，培训3个月后上岗补缺，我有幸被列为推荐名单中的第二位。但是好事多磨，1971年2月2日那天，我一大早就来到学校报到，可报名册上没有我的名字！原来是我被诬告了。这样，几经周折后，同年6月，我才终于成为了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来到了大草乡中心校任教。
1975年，我调任白乌工作组组长，因工作政绩突出，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就这样，我步入了政坛。
沙辉：我从盐源县解放后第一部县志（2000年第一次印刷）里翻阅到，您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县志里的领导机构，是在中共盐源县第五届委员会（1979.10—1984.4），您为县委副书记（1983.12—1984.4），然后是第六、第七两届的副书记（分别为1984.4—1987.9和1987.9-1990.6），任职盐源县人民政府县长两届（分别是1984.4-1987.2和1987.2-1989.3），接下来是两届的县委书记（1990.6-1993.3和1993.3-1996.7），是这样吗？请您简要说说被选任为县委副书记、县长和县委书记的过程？
杨子坡：1975年8月，我突然接到县委组织部通知，任命我为大林乡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文教、卫生、民兵方面的工作，并担任乡级机关党支部书记管理机关工作。面对组织赋予的重任，我诚惶诚恐，唯恐干不好工作辜负组织的信任，只有下定决心，苦干实干，在实践中边干边学，在摸索中前进。在1978年4月到8月短短4个月时间里，我的职务就先后变动了4次，但我甘愿起起落落，任劳任怨，绝对服从组织安排。1981年9月，我从刚刚上任两个月的“县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办公室副主任”调任盐塘区区委书记。两年后，我在盐塘区的工作和规划刚刚起步，又于1981年9月被选为盐源县委副书记、盐源县人民政府县长。省委组织部和州委领导来考察的时候，我表态说恐怕难以胜任县长职务，还是先从副县长干起吧。州委工作组领导付正达是个彝族中年人，又高又胖，一副领导的模样和气魄，他双眼一瞪，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我不知他啥意思，说：“33岁了！”他双手一拍，大声说道：“好罗嘛，都33岁了，老大不小了，我22岁就干正县级了，你是吃干饭的？”他的率真和粗直惹得大伙哄堂大笑，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就这样，我在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匆匆上任县委副书记和县政府县长职务了。
沙辉：从上面的谈话，我们扼要地知道了您从一个“奴隶娃子”成长为一个国家干部的一段成长史、奋斗史。回顾一生，您觉得是什么直接造成了您作为一个农民儿子的命运转变？在您的成长过程中，在现实生活里，您有没有特别值得感激的人？
杨子坡：是党的光辉政策和领导，把我从水深火热的彝族旧社会中解救了出来，当家做主，并且受到良好教育，造就了我幸福美满的一生。这其中值得感激的人太多，而在政治生涯中，我首先感谢的人是田顺明，他是蒙古族，在大林公社任党委书记，我调任该公社小学校长的头一年，他做我的入党推荐人，叫我写入党申请书。在我递交申请书没几天，他组织党支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讨论通过后，他亲自跑县委组织部审批了下来。还有，我被推荐准备任职教师时，有人告到县委，是当时明察秋毫的县委副书记马金辉同志将告状信转元宝区革委会调查，时任区革委会主任的石福祥爬坡下坎、翻山越岭到棉桠查清了我的问题，让我及时平反昭雪，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石福祥同志当时年纪很大了，他作为一个领导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不辞辛劳四处奔波澄清问题，其精神和品德令人高山仰止、感慨而敬佩。
沙辉：我想帮助过您的人的确应该是很多的，但您最先想到的还是“最初”的那些人事，说明一个人的起点最关键，也最让人终身难忘。
杨子坡：是的，是这样。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后，提出“整顿”，中共盐源县委为贯彻落实这一工作要求，组织工作组开展工作，其中白乌乡工作队队长是罗开学，他兼任党支部书记，我是党支部委员兼白乌乡道沟村工作组组长。时任县委书记的刘志礼同志亲自挂帅抓点，他发现我工作积极，肯干有能力，就把我从小学校长提拔为大林乡党委副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张士贞他们把我纳入培养对象，组织上先后任命我为大林乡党委书记、元宝区委副书记（因种种原因未到任）、县语委副主任（副科级）、盐塘区委书记。
沙辉：请再简要回忆并评价一下您心中和眼里的“文革时期”。
杨子坡：要说“文革”，写一本书也写不完。
我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的几桩事情说一下：
“文革”一开始的时候，西昌地区的中学教职员工集中在西昌搞“革命”，作为学生，我被选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盐源中学）”，当时是每个县在学校中选10名优秀又表现好的学生到西昌参加运动。就因为这些，我后来被定为执行刘邓路线的忠实走狗，保皇派，也受到了严重冲击。
“文革”从1966年开始，从那时候起，从北至南，从东到西，从北京到各个乡村和角落，燃起了“文革”的大火，一些投机主义者，一些道德品质不高的人，趁机抬头，趁机肆虐。盐源县，盐源中学也不例外，学校乱成一锅粥，谁也管不了谁。农村里的生产队长、社长都被列为走资派，挨批斗。各个派系之间的争斗也开始了，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懂事不懂事的少年儿童，都被卷入了，连一家人也分成几派而相互争斗。……那样的日子，真正的是暗无天日，人性丧失了，灵魂扭曲了，内心黑暗了……想想，那样的日子哪里是人过的日子？
我也被拉来“批斗”过，不准坐，不准吃饭，从早晨5点批斗到下午5点，被罚站，让我一直弯腰挨批斗，晚上一坐下来就起不来。许多好心的同学叫我逃跑，可是我跑哪里去呢？
沙辉：说到这里，您好像还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就做过一些不说惊天动地，但对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环境来说也是很了不起的事？这让我想起彝族家的一句谚语“核勒阿惹木尼，伙莫勒埃兹木斯”（力气人长大了才有，志气却可以小时候就具备，即汉语里的“有志不在年高”）。我说的是，您在“文革”时期作为盐源中学学生救过被批斗的人？
杨子坡：可以说，那时候我救过的人比较多，《往事无悔拾遗》里就举了十多桩事。这里只列举三件：
1、1968年3月11日，大概晚上八九点钟，我从街上回学校宿舍，在盐井小学的大桉树边，我模模糊糊看到有人被吊在树上，走近一看，原来是被批为走资派的盐源中学校长王国福被木里籍的学生双手反绑吊树上了。王国福见到我赶忙求救：“子坡，救救我，快把我放下来。”我一看四周没人，很想救他，但又怕这是有人想陷害我给我设的圈套，不敢救他。我跑到宿舍，一间一间地想找可靠的人去救他。我后来看到白乌来的学生罗永忠在宿舍灯下看小说，就悄悄对他说；“王国福被吊在桉树上了！”他立即说：“走，我俩去看！”我说：“人家说我是王国福的红人，保皇派。我不敢去救，你做个好事，把他放下来救他一命，不然他会被吊死的。”罗永忠就把王国福放下来，送他回盐井小学家里。罗永忠因出身不好，后来没有参加成工作，但因为他是王国福的救命恩人，成为王国福家的常客。王国福知道我不敢救他的原因，不但不责怪我，还在他恢复工作后经常推荐我任领导职务。
2、1967年7月10日晚上十点许，盐源县中学红卫兵借口陈立德（时任文革盐源县中学工作组组长、组织部副部长）不老实交代罪行，把他打晕在靠近盐井小学那边的新教室里，我路过教室外，听到“哎唷，哎唷”的痛苦呻吟，就进去看，只见陈立德仰躺在地上，我问他：“陈部长，你为啥躺在这里？”他说他站不起来了。我趁黑把他背到了县委家属院里。1998年7月1日建党节那天，一些离退休干部在西昌召开建党节座谈会，我被派参加，陈立德见到了主席台上我的座牌，把我找到拉我到会场外，一再感谢那次我对他的救命之恩。我打着哈哈告诉他：“你第二次被打晕在盐中教学楼里，也是我跑到你家里，通知你大儿子陈永忠把你背回去的呢。”他后来在西昌每次见到我，总是对我感激不尽，说：“你是好人。”我说：“你那时候是工作组长，我是’文革’组长，我们同病相怜，感情相依，应该的嘛。”
3、1968年1月1日，元旦节当天下午，我刚吃过晚饭，往盐中厕所走去，走到66级乙班教室边听到“哎唷，你把我毙了算了”的哀求声，听声音是马金辉（时任县委副书记）在哀叫。我开门一看，只见尚旭独自一个人在用“五十四”手枪边砸马金辉的头边叫他交代问题。我将尚旭拉到厕所边说：“现在各方面的斗争那么激烈，我们都要多注意保护自己，再说，你把马金辉打死了，你保证你跑得脱？”这样，后来马金辉可能是自己走回家去了。1971年，盐源县招收一批教师，有人诬告我，但是马金辉他们知道我的为人，所以才叫人查清问题还了我清白，并叫李阿甲通知我参加了招收教师的岗前培训。
沙辉：以您的人生经验来说，一个人要想让自己的一生有所作为，在人生和事业上有所成就，“法宝”是什么？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怎样去把握人生？请概括性的谈谈。
杨子坡：工作上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时而异，灵活处理，创造性开展工作。要把握好党的方针政策，因为这是我们总的行动“纲领”、原则。超越原则性的东西绝对不能做，一切的工作和行为，都要在不违背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原则下进行。作为领导，做一件事，先让干部和群众了解、明白，认识一致、统一思想，至关重要的是领导者要心系人民，心系群众，干干净净做事，正正当当做人；要“心怀天下”，一切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有大胸襟才有大作为。不该做的不做，不该拿的不拿，历朝历代，腐败之人，全社会痛恨，原则性永远要讲。
（图三：杨子坡书柜里的书籍和书柜上杨子坡本人年轻时照片）
故乡的情感或者一生的眷恋：关于盐源这一块热土
沙辉：故乡是一个人的衣胞之地，是一个人肉身和思想、精神的生发之源，是一个人成长的摇篮，您工作在外、生活在外那么多年，并且现在年事已高，很少回老家了吧？您对盐源有着什么样的感情和认识？您对故乡这个概念是怎么理解的？
杨子坡：是的，因为年纪大了，并且现在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很少回老家了，但是老家方面的消息是一直十分关注的。一个人的根，其实永远还是在自己的老家的，这个“根”，不仅是指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过去，也指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的精神世界。然后，不爱父母的人就不会爱家，不爱家的人就不会爱家乡，而不爱家乡的人就谈不上爱国、爱党、爱人民，所以，爱党爱国这样的“大爱”是建立在爱家、爱故乡这样的爱的基础上的。
沙辉：讲一讲您在盐源当领导时一些感触最深的人和事？这期间最让您欣慰或者说是最引以为豪的是什么？
杨子坡：我在盐源时生活方面感触最深的是，在那个非常艰苦的年代，政协委员们将自己的子女、亲属子女想方设法送来县城读书，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对子女后代最应该做的是让子女接受教育，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不是给他们吃好穿好。他们明白，要想发展，教育是最重要的。那时候他们的工资只有30-40元，他们一天三顿经常吃的是洋芋加蔬菜汤。洋芋两分钱一斤，白菜、包包菜也1-2分钱一斤，大米在二十多年间价格就在5分到1角3分之间。所以当时能够加点猪油、清油（菜籽油）之类的，就是了不起的了。现在，政协的子弟遍布各地，成了国家和社会的栋梁。政协委员们勤俭持家、不吃不穿也要供子女读书的精神感动和影响了我，所以，我在担任县长、县委书记时，非常重视盐源教育，把很大的精力和心思放在教育上，狠抓教育。由于地理历史和社会等很多方面的原因，造成旧社会的彝族地区缺乏教育，甚至学校也没有，解放后才兴办了学校。在近年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彝族人口中绝大多数为文盲，思想落后，生活习惯差，不接受新事物新观念，还夜郎自大地存在看不起先进民族的思想。现在好了，“教育均衡发展”之类，一项项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民族教育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素质得到了全面整体的提高。我当过教师、校长，深深地理解到不抓教育不行，不重视教育不行，百年树人，教育是未来，教育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立足之本，我深有体会。
盐源县汉区于1951年完成土改任务，民族地区在1957年才完成民主改革运动。人民政府在1952年成立了盐源县民族小学，后来因为各区乡镇先后建立了小学，民族小学在1958年撤销，只办了6年（后来直到1993年，才又恢复了）。那时候（五十年代）办的盐源县民族小学毕业的学生基本上升入到了西昌师范校、西昌民干校、西南民院等各类学校就读，后来大部分成为了老师，有的升为了县级领导干部，如：杨拉珠、喇云祥、米治安、胡正中、米拉火、米乌作、米金铁、杨启明等同志。
民主改革后我们盐源县籍的因为读书改变命运参加工作的举不枚举，有成为专家、学者、教授的，如王昌富、苏联科、喇明清等，有的成为了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如我和董云发，还有杨正勇、杨智、马巫各、马琼秀、罗开学、伍正伦、伍文义、沈正中、李达珠、苏正清、杨林贵、懂明光等，区科级领导职务的就更多了，数都数不过来。
我在盐源期间，狠抓过苹果种植和生产，知道苹果产业是我们盐源农民的一大经济收入来源，采取各种措施、办法，发展苹果产业。现在，盐源苹果是我们盐源县的一大产业和品牌了，盐源成了西南片区最大的苹果生产基地。除了这些，我在盐源期间格外重视抓水利工程，饮水工程，着力解决土地的灌溉和人畜的饮用水问题，这是人们提高生产生活质量，过上好日子的起码需求。三是移民工作上我做了不少努力和工作，“移民”这个意思，有人告诉我在凉山州是我最先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据说全国是广西最先提出来的）。大概是在1984年左右，我写了一篇《人林移位》的文章刊登在《凉山日报》《四川林业报》《珠海报》和其它刊物上，它的大意是针对山区人居特点而提出“人下乡，林上山”的工作思路和设想，于是后来我州开始实行移民建新村工作。
沙辉：真是了不起，是一大“创举”，这也告诉我们，理论和工作思路来源于实际工作中的思考和实践。那么，从文化、经济、人才的产出等方面考量，您觉得盐源是一个怎样的县？它在全州内占着什么样的地位？它的突出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子坡：盐源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民风淳朴。盐源因产盐而得名，公元前135年建县，至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盐源物华天宝，古时以“盐铁之利”而繁荣，也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盐源在全州17个现市中占有重要的文化、经济地位，面积8400多平方公里，居全州第二（木里第一），人口37万多，居全州第五。盐源地面物产丰富，亚热带、温带作物繁多；地下矿藏丰足，盐、煤、铝、铜、锌等储藏丰厚。
沙辉：在盐源的未来发展和建设上，您觉得盐源的优势是什么？
杨子坡：除了上面说到的盐源优势，我觉得盐源还有一大优势是人才储备和产出。盐源教育具有很好的历史传承。由于盐源建县早，办学也就相对地也早。私塾性质的私立学校很早就有了，国立学校，初中教育，这些在解放前就普遍存在了。卫城里的学校，盐井国立小学等，入学的人很多，还产生过例如举人曹永贤、徐献之等，还有张致和等名医。
解放后，由于讲成份，实行唯成份论，虽然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人才发展，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给我们这些地方输送了不少内地来的高级人才，这给盐源教育注入了强有力的有生力量。
盐源汉彝藏蒙杂居，其他还有回族、傈僳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共计17个民族，盐源的少数民族乐于接受和学习汉族的先进思想、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学习和生活习惯，各个民族之间相互学习，优劣互补。汉族老大哥自不必说，盐源少数民族的读书热情对于全州来说都算是很高的，读书出来的比例很大。盐源人才遍布全国各地。文化界的，艺术界的，科技方面的，搞音乐的，搞影视的，搞学术的，各行各业都有。这就是人才优势，教育优势。教育优先才能出人才，而人才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首要因素，至关重要非常关键。
（图四：采访中途，杨子坡发现电视在直播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后，提议停止采访先看电视）
晚年的生活或者读书写作：活到老学到老
沙辉：在我们盐源县，您不仅是知名度很高的一方父母官，也是公认的“才子”、“好文笔”，特别是在您们这一代官员中，您是佼佼者性质的创作爱好者，也有论文曾经获奖。为了访谈您，我在周国洪老师处借阅过您的回忆录《往事无悔拾遗》，也专门找到了您的《往事无悔》来看。简要介绍一下您的这两部书？
杨子坡：我从小就喜欢看书。读小学的时候，我把看过的书的内容摆给同学听，看到他们听得很着迷，感觉很舒服。成绩也不错，总是得5分（满分），后来以元宝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盐源中学。有一年元宝区召开丰收庆功会，我作为学生代表讲话，我自己写讲话稿。到盐中学习时运气也好，遇到苏洪喜老师作为我们的初中、高中语文老师。在苏老师的良好熏陶和教育下，我更加热爱学习和读书，学到了很多知识。那时候，盐中图书室里经常可以看到我的身影，爱好学习、记忆力好是我的特点、优点。
我出了的书不是两部，是四部，自己写了三部，还有一部与罗国清、王林吉、苏洪喜、王发元等人合著的，叫《沧桑凉山——瓦扎木基谈话录》。自己写的三本，第一本叫《大凉山彝族之子》，第二本叫《往事无悔》，第三本叫《往事无悔拾遗》。这三本书是我从岗位上退下来后写的。《大凉山彝族之子》写的是二十多个彝族干部在各个行业和岗位上做出了突出成绩和贡献的事迹，后面两本是围绕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总结和回忆自己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而写的回忆录。
沙辉：听说看书是您现在的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主要在看哪方面的书呢？有没有还在写作？有没有写作或者出书计划？
杨子坡：我从岗位上退休后，因为自觉不管是对党对人民都没有做过亏心事，所以心情舒畅，无忧无虑，能吃，能喝，乐天，乐观，睡得好，半夜敲门不惊。我一不打麻将，二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每天除了锻炼身体，就看电视，看书学习，写文章。我差不多每个星期买一本书来看，写的文章发表在比如《彝族历史研究》等刊物上。
沙辉：我采访您时，您看到电视上马上播出中央召开一个重要会议时的盛况，于是您说先停下看电视再继续，由此可以看到您如今虽然退休了，但还是依然非常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并且我感觉到这也是您如今的一个重要生活内容和生活乐趣，正所谓老有所乐。是这样吗？
杨子坡：中央电视台的早晚新闻必看，《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凉山日报》重要内容必读，看书看报累了，就打开电视看，特别是中央一套、四套这些频道，我爱看。还有是关于中央领导的新闻、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题材的片子这些，我特别爱看。
沙辉：很好的。现在，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包括许多比如教师、医生及其他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认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不是自己的事，不是自己所应该关心的事，他们只关心自己怎样赚钱或者娱乐开心。我们老百姓应该怎样去学会关心政治、积极参与国家建设？您谈谈？
杨子坡：这个现象很不好。国家兴，民族兴，百姓也才能兴，国家强，民族强，百姓也才能强。国家和人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命运休戚相关。现在工作和生活节奏快，有些人没有太多时间顾及到关心所有的大事小事和有关于国家、民族的新闻等之类，我们不仅要关心和了解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闻、消息，我们也要对一些似乎看起来与我们“无关”的“国家大事”，应该关心和关注，因为我们与国家、民族真的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现在还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玩手机的多，玩游戏的多，应该要扭转，制止一下，必要的时候出台相关措施和政策加以控制，现在不是流行一句话叫“如果你想害掉一个孩子，就给他一部手机”这样的话吗？这是很有道理的。有时间就多看一下书，养成读书的良好习惯，形成“全民阅读”的风气很必要。现在的人，坐在一起也彼此不交流，都低头玩手机去了。这怎么行？
沙辉：说的太好了！谢谢您接收我的采访！
杨子坡：不客气的。
（图五：杨子坡在书柜前）
采访手记：这个访谈耽搁的时间有点久了，从3月初到7月2日凌晨1点过完成初稿，到7月19日的今天审定，已经4个多月了。起初是我急，担心被采访的杨子坡前辈不能够及时回复，何况我知道了他的身体不是很好，后来是他亲自打来几次电话问我初稿的整理情况——就像后来需要我从这里寄完整的采访提纲给他回答一样，我需要把整理的初稿寄他审定。未能及时回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工作忙，精力有限，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隔得远，等等。但，不管如何说，我还是要表示在此向杨前辈表示歉意和谢意！毕竟，杨前辈在因年事已高、身体欠佳而写的字也歪歪扭扭的情况下，如此支持与热心、及时、诚恳地完成了对这份采访提纲的回答。
再次表示感谢吧，感谢终于完成了访谈。何况它的时间花费了那么久，电话联系和求证也不少于了十多次，而这访谈中的许多内容是已经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历史时空了的。时间的伟大和可恶之处，是一视同仁让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成为过去，成为历史。而除了生命本身，又有什么比“记下”历史、“留下”人生更值得珍贵的呢？ 我们做这个系列访谈的初衷，正是如此：从一个角度，力所能及地从细微处，记下、“留下”有关于盐源人文的一些记忆，一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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