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的民主人士杨伯瑶
杨伯瑶先生，光绪二十二年(1895)正月十五日生，彝族，大方县瓢井区中箐乡人。其先祖为古西南夷鳛部扯勒(且兰)主摩。历代王朝均有管理地方的任命，元、明时期继续袭职，由为四川蔺州宣抚司宣抚使，如奢香夫人等。改汉姓为“杨”后，是贵州宣慰使司四十八头目之一。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9)起，中央政权进一步加强“改土归流”措施，土司、土目的政治地位削弱，但经济地位未发生本质变化，历史形成的习俗、等级观念大多得以延续。直至清末，土司的后裔在民族聚居区内仍处于领袖地位。杨伯瑶先生就出生在这种环境的土司家庭中。
杨伯瑶先生少年时，先后得到秀才潘子敬、陈希堂两先生的家庭私塾教育，深受汉族文化和传统道德观念影响。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年仅15岁，受革命浪潮的吸引，到广东驻军司令官龙腾庄(盘县人)部下任连长。民国十三年(1924)五月，经同盟会员安健(舜卿)和龙腾庄的介绍，杨伯瑶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队的学员有中共党员陈庚、周士第、何光宗、左权，其他知名人士有陈明仁、胡宗南和黄维等。杨伯瑶在校时，多次聆听周恩来主任、鲍洛亭和嘉宁将军阐述马克思主义革命道理，受到进步思想深刻的熏陶。他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确立了“只有反抗列强，打倒军阀，铲除封建，中国才能强盛”的思想。
民国十五年(1926)，杨伯瑶参加国共合作发起的“北伐战争”。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发动“四·一二”政变，杨伯瑶认为政变违背了孙中山所引导的道路，便以为父奔丧为托辞，弃职回乡。
杨伯瑶回到故里，就着手废除民族内部土司制度残余及有损乡邻利益的陈规，如鸡租、猪租、“扯手钱”(家庭婚丧要求佃户交的钱物)及“马草粮”等；政府粮赋，不再由大户转手，而由农产直接缴纳，以防舞弊。他通告乡邻，不再称自己为“二老爷”，而按年龄、辈份以叔、伯、兄、弟相称；废除佃户不得进屋就座的旧习，佃户有事来访，杨先生必陪同吃饭交谈。
杨伯瑶父辈曾因田租纠纷，和相邻的苗族同胞结下夙怨，杨伯瑶采取妥善措施处理。首先，他划出40亩土地，作为苗族“跳花厂”，并为跳花厂题刻了“舞花台”石碑。每年跳花节，杨先生都提供酒水、猪肉招待跳花的苗胞，在闭场时，设宴数十桌招待参加跳花的客人。经他提议，在跳花中增加赛马、斗雀(斗画眉、斗鹌鹑)等项目，自己亲自参加赛马、斗雀比赛，使跳花活动更为丰富多彩。对死于田租纠纷的三位苗族同胞，他为之修坟立碑，并承担了死者子女的抚养教育、父母生养死葬义务。有一位苗族老妇活到百岁高龄，杨伯瑶就为她立了“马母王氏百岁碑”，并认其作自己的“寄母”。他的努力，消除了父辈造成的民族隔阂，使当地苗彝人民长期亲密相处。
他还自定家规：每逢年终向穷苦乡邻提供一定数量的猪肉、粮食，帮助他们度过年关；歉收的年份，酌情减免佃户田租。他从不做损害乡邻的利益的事。有一次，苗胞猎获一口300多斤重的野猪，送到他家以示敬意。结果，他招待几十位苗胞用饭后，还是婉言谢绝了馈赠。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收养了十几个孤寡老人，照顾他们安度晚年。
杨伯瑶虽然有“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的声望，却并不利用来谋求高官厚禄。在地方上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己任，平时喜爱骑马、旅行、吟诗作赋自娱。所作诗赋不拘泥于格律，多表达自己乐于闲适，不攀附权贵的志向。黔军驻毕节旅长宋醒(号称“宋大马刀”)因见大方境内社会治安良好，送他一幅楹联，称赞他“此地可称干净土，知君不是等闲人”，并约他任参谋长。他虽未就职，但与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在黄埔军校曾受到周恩来的影响，故对中国工农红军持欢迎态度。民国二十五年(1936)，红军长征经过大定八堡时，杨伯瑶先生请在家塾教书的官敬陶(正清)先生制作许多三角红旗，上书“欢迎红军，打富济贫”、“欢迎红军，救国救民”等口号，派黄成武带人插在由八堡到中箐交界的猪市坝、武官坡一带的路旁田边，以示欢迎红军到中箐。在家门口悬挂“欢迎红军，救国救民”的横幅，堂屋里供上周恩来在黄埔军校赠给他的横额。红军一到，他就出门欢迎，献出粮食、肥猪慰劳红军。红军开走时，又赠一批枪弹和银元，并收留红军伤员刘贤桂、尹发万和王某在家整整住了3年，最后供给旅费，分别送回家乡。杨先生的热情接待，给红军官兵留下很深的印象。据1974年转业回黔西的王桂林说，他在西藏服役时，有位老领导向他讲述红军过贵州，受到一位大土目(土司)欢迎的往事。按他说的时间、地点、事情经过，可以确定所谓“大土目”，就是指杨伯瑶先生。
国民党中央军进入贵州后，薛岳任命杨伯瑶为少将参谋，后又任他为“川、滇、黔边区黔境民团”少将指挥官。此间，他为地方治安作了很多工作。在旧社会兵荒乱马乱的局势下，他努力维持辖区内的安定，想尽办法避免群众被抓壮丁、派款，减轻了贫苦群众的痛苦。
杨伯瑶在毕节任职时，中箐有个名叫梅德沛的汉族佃户，绰号“梅三估”(“估”即“犟”的意思)，因租佃纠纷而与杨家发生矛盾。梅趁杨伯瑶不在中箐之机，带人强占了杨家的几间房屋，并擅自处理杨家的财物。当时人们都认为杨回来后一定会惩处梅某，但杨伯瑶回来后反而设宴招待他，席间劝导他办事要合规矩、守信用，使梅心服口服。这样既解决了私人矛盾，又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
杨伯瑶重视文化教育，他家中长期设有私塾，聘请官敬陶、张奎久等地方上有威信的清末举人当塾师。为使乡邻子女都能读书识字，凡经济有困难的乡邻，他都给予资助。“新学”兴起，他又请陈炎武按新式学堂方式教学。他把陈的家属接到家中同住，拨了几担田租补贴陈的家用，特地在八堡街为陈熙堂老师树立纪念碑，培养社会尊师重教的意识。
贵州解放前夕，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积极参加迎接解放的工作。解放军刚进大定城，他就邀集地方知名人士，带领各族群众载歌载舞进城，表示祝贺。
毕节地区是解放军进军四川、西藏的战略要地，在距毕节县城50余公里的燕子口设有补充军用粮秣的重要据点。为了做好民族工作，保障军需供应，中共委派蔡崇林、张存震和陈迢等先后3次到三圆洞杨伯瑶家做动员工作。杨安排好3人的住宿，为他们的宣传工作提供方便。因当时他家正办婚事，所以几天后才派10余人向解放军粮站送粮。蔡崇林第二次到三圆洞时，向杨介绍了解放军解放泸州、西藏的计划，杨伯瑶再一次动员40多人，送给部队粮食3000多斤。这引起部队首长高度重视，把情况一直汇报到周恩来总理处，通过总理介绍，大家才知道杨伯瑶的历史和为人。为争取更多少数民族的支持，蔡崇林第三次走访杨伯瑶先生，代表党中央表扬他于1936年2月以大量枪支、弹药和银元支援红军二、六军团的义举；对他帮助3名受伤红军战士疗伤、返乡的事表示感谢。杨先生想不到自己做的每一件好事，中共都记得清清楚楚，非常高兴，立即派人送万余斤粮食到国库。后又动员其他家族成员踊跃缴纳公粮，为此，他获得燕子区人民政府授予的“支前模范”称号。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杨伯瑶先生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一是动员少数民族群众交出各类枪支1000余支，二是配合解放军清剿土匪。1950年3月，随“贵州西北绥靖司令”刘鹤鸣起义的国民党贵州省保安大队长、保安副司令罗湘培，突然在普定发动叛乱，至使织金、水城、威宁、赫章、金沙等数县人民政府机关被迫撤出县城。后罗又与国民党专员廖星序勾结，串联凤冈、铜仁、石阡等县地主恶霸策划全省大叛乱。罗与国民党特务、散兵游勇及土匪联手，制定”川、滇、黔反共纲领”，成立所谓“川、滇、黔军政委员会”，所有武装由他统一指挥。1950年9月15日，解放军发动“赫(章)威(宁)铁壁合围”战役，匪众被一举聚歼，罗湘培左臂负伤，化妆逃到中箐，妄想得到杨伯瑶庇护。杨立即通知中共瓢井区工委书记何启全。当晚，武工队包围了罗藏匿的地方，罗湘培自毙身亡。解放军官兵称赞道：“进军大西南以来，很少见到(杨伯瑶)这样的开明人士。”
此间，党和政府已经正式任用杨伯瑶先生。
1950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任命通知书》(2937号)，任命杨伯瑶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
从1951年7月起，根据中央文件，杨先生先后担任过贵州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常委，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和常委。
1953年，被任命为省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
1957年6月，被任命为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1957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杨伯瑶及他的家人均受到了冲击和不公正的待遇。2年10月11日，杨伯瑶病逝，终年77岁。粉碎“四人帮”后，杨伯瑶和欧百川等老同志一起得到平反。
本文写作参考了李卿的《杨伯瑶先生事迹概要》(未发表)、孙定朝的《且兰考·水西安氏世系表》以及杨焕煊和其他杨伯瑶亲友的口述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相关内容
/ Recommendation
/ Reading 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