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指引我创造人间奇迹
这次受团地委邀请，回玉溪向家乡人民汇报，受到玉溪地委、玉溪团地委、玉溪市政协及团市委的热情接待，我感谢家乡人民对我的关心。市政协领导及市文史资料编辑室要我写篇回忆录，这是家乡人民对我的鼓励和信任，盛情难却，现就我的经历写成这篇回忆录，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风雨少年
一九二九年十月，我出生在玉溪县迤逦乡（现洛河乡）小六革村一个彝族贫农家庭里，祖祖辈辈都靠盘田种地和卖工为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压迫，山区贫苦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我家家境贫寒，祖祖辈辈都没有读书识字的人。我父亲曾到个旧当了八年矿工，深深感到不读书识字，要在社会上闯荡是寸步难行，决心要供我读书。―九三九年大小六革―带，由各村出钱请一位老师，在大六革办一所初级复式小学，我家里就送我到这所小学读书，从此我才有了读书的机会。为了供我读书，我哥哥只得到后裕乡(现研和镇)潘井去当长工。
因为学校只―位老师，只能教一二年级，所以我读完了二年级到三年级又转到峨山县鸭子冲去读，离我家就更远了，光着脚，要翻过两座大山。为了能及时赶到学校上课，早上头鸡叫我妈就起来炒点饭给我，把饭装在帽子里，一面走路，―面吃饭，不管刮风下雨，春夏秋冬，天天如此。因为路远，所以中午就不能回来吃饭，要等到学校放学我才能回到家里来吃饭。一九四三年我转到玉溪县后裕乡观音寺后裕中心小学读高小，观音寺离我家更远了，当天就回不了家，只能住在学校里。但是我家有不起被子，所以，我就与一个同学商量，他出一床被子，我出一张滑席，我们两个人睡在一起。星期六要赶回家，星期天要挑柴火、挑水果到研和街去卖，卖得的钱交学费，交伙食费、买书、买学习用具。
―九四四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国民党反动当局抓兵、征粮、派款更厉害了，我哥哥怕被国民党抓去当兵，逃到个旧去当矿工。有一次来了四个乡丁，把我和我父亲绑到乡公所里关起来，叫我去验兵。关了七天，因为我年龄小，身体比较弱，没有验上，就把我放出来去找我哥哥来赎我父亲。我不知道哥哥在个旧什么地方，也没有出过远门，又没有路费，哪里能去找哥哥，因为找不到哥哥，我父亲就―直关在监狱里。由于家里弟妹还小，只有我母亲一人能劳动，家里无力供我读书，所以我只好停学回家帮助种田了，我父亲被关到抗日战争胜利才放出来。
我父亲从监狱回来后，我又继续到观音寺中心小学读完高小，毕业后想继续读初中，但读初中就要到玉溪县城或到峨山县城才能读，需要住校，就要更大的开支，家里已无力继续供我了，所以我毕业后只好回家务农了。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又来抓我当兵，我跑得快，逃脱了，后来到峨山县城南门外卖工为生，晚上到三家村住马店。峨山县我有好几家亲戚，我一方面怕国民党到我亲戚家来抓我，另一方面怕连累我的亲戚，所以我很少到亲戚家去住，偶然去一下，住一两天就走。我哥哥从个旧回来后，也怕国民党抓兵，不敢回家，在峨山县大白邑帮一回民赶马帮，结果国民党军队抢马帮，我哥哥被打死在元江县。一九四七年冬收谷子的时候，我在峨山石牌坊卖工，国民党又来抓我，我连工钱也不敢要就跑了，玉溪的家也不敢回。峨山在不成了，怎么办？想来想去，只有向亲戚借―点钱作路费，逃到昆明去找出路。
到了昆明，人生地不熟，又没有亲戚朋友，工作找不到，就去昆明纺纱厂找潘x x的儿子，他在厂里管伙食，他说我文化低找不到工作。我第二次找他站岗的警卫就不给进去了，说是他家交持的，不准我再到他家。我和潘家的关系，只是过去我哥哥在他家当过长工，我和潘家儿子在玉溪见过两次面。我也曾找到我父亲一个朋友的儿子，他在昆明近日楼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也表示不能帮助。这时我带的钱用完了，我已奔波了五天，精疲力竭，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晚上只有在玉溪街卖米线的炉子旁边取暖过夜，前思后想，唯一的办法还是回峨山去卖工渡日。我在玉溪街找到开往玉溪的汽车，但无钱买汽车票，向汽车司机说了许多好话，最后我将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元给他，他同意我坐在汽车前面的车灯上，那时的汽车是烧木炭，速度慢，不然我是坐不住的，我就这样回到了玉溪。
下汽车后我连夜跑到峨山县玉林村我四姨娘家。住了两天，遇到我的老表，峨山中学的学生林国梁同志，向他诉说了我这次昆明之行的不幸遭遇。他劝我考峨山中学念书，一方面可以躲兵，另―方面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生活费用可向各家亲戚借点。我就是在林国梁的帮助下，在亲戚朋友的支持下，于一九四八年考进了峨山中学。苦难的家庭和我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使我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
投奔革命
当时峨山中学是峨山县地下党县工委直接领导的一所学校，县工委就在峨山中学。我进峨山中学后，受到教师同学们的热心帮助和教育。这所中学已成为一所培养峨山各族青年的革命摇篮。我从跨入峨山中学的第一天开始就被全校师生团结、友爱、革命、奋发的精神所感染，长期压抑在我内心深处的怒火和追求光明未来的理想，开始从我胸中迸发出来。从此，我积极参加“乡巴佬合唱团”、放声歌唱“团结就是力量”，我积极参加“秘密读书会”，受到革命形势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和熏陶。从此逐步懂得了人民翻身作主的革命道理，懂得了要团结起来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人民才能得解放的道理。曾记得董子健老师和我进行了一次难忘的谈话。开始，我向他倾诉了我家中的苦难生活和我自己的辛酸遭遇。子健老师听了我的苦情后，情深意重地对我说：“你家里这样贫寒，老人还供你读书，很不容易了。你不要辜负父母的希望，在学校要努力学习，多看书，多向同学们学习，要积极参加活动。国民党一直在抓你当兵，你尽量不要离开学校，我们有‘童子军’站岗，他们不敢来学校抓你，你要在学校多学些本领，将来为民众多做些好事。”这次谈话后，我更加努力读书，更加积极参加学校的活动。后来，我成了董子健老师和林国梁、董仕元之间传递条子和消息的秘密交通员(他们三人均为地下党员)。
1948年秋，温宗姜(滇中地工委负责人)老师看到我在墙报上写的“保长买田地，乡长开银行，县长起金库，官儿越大钱越多，坐上汽车嘟嘟响，羊毛出在羊身上，穷人落得无衣穿。”的诗句后，她找我谈话，问我写诗的目的是哪样？接着又问我的家庭情况。我告诉她，我与国民党有深仇大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到峨山中学读书的。宗姜老师非常同情我的不幸遭遇。她关切地对我说：“你仇恨国民党是可以想得到的，你的诗写得好，揭露了国民党当官的罪恶，为人民说了话，你现在要更加努力读书学习，练好本领。”同时她还告诉我，穷人穷，富人富，都是国民党实行暴政的结果，是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结果。要打倒国民党，推翻地主阶级，才能解放穷苦百姓。”这些话，至今我还铭记在心内。峨山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对我都很好，大家都关心我，使我这个到处受歧视的彝族青年第一次感到了人间的温暖，促使我不断增强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1948年10月，由于我对革命的认识加深了，思想觉悟逐步提高了。这时，林国梁介绍我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从此我就在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1月，峨山县工委领导峨山中学全体师生，集结各乡民兵游击武装一千余人，举行武装起义。由于国民党中央军一个营星夜进驻峨山，县工委主动放弃攻城计划，起义武装迅速转移农村。11月19日国民党军队进攻董家庄，为避开敌人追击，董子健、董孝先等老师和同学到小六革我家隐蔽，深夜，又送他们到棚本。当时，我要跟他们―道走，但董子健老师不同意，他说：这里的情况和地形你都很熟悉，小六革又是去峨山、甸中、玉溪的通道，同志们来往要通过这里，且不易被敌人发现。因此，要我隐蔽在小六革一带，建立一个联络点，接送来往的同志。这样我才决定留下来，在小六革建立联络据点。
11月20日，我接到通知，要我接送转移到小六革来的同志。结果，这天来的不是别人，是滇中地工委负责人温宗姜老师和白华仙同志(当时不知道温宗姜是党组织负责人)，她俩在我家隐蔽了一天后才转移。为了避免敌人发现，我用母亲年轻时候穿的彝族衣服和头巾给温宗姜，让她化装成彝族妇女，再由我母亲带路，安全地把她们送到目的地。
为了巩固小六革这个革命掘点，我在村里办了农民识字班，把全村彝族群众团结起来，又组织了20多人的民兵游击队，由我任队长，负责大小六革一带10多个村子的联防保卫工作。
1949年初，玉溪县伪且府当局知道我参加革命，曾数次派人来抓捕我。家里人很害怕，不敢住在村子里，连亲戚也躲进深山老林。他们抓不到我，就去抓我姐姐和姐夫，要他们劝我不准再当“共匪”，再干，抓着就要杀头，抓不着我，也要来抓我家的亲戚朋友。由于敌人对群众恐吓，群众和亲戚朋友都不敢接近我，甚至见了我也不敢理睬。当时我想，亲戚朋友都害怕了，有的游击队员也害怕了，我再干也很困难；不干，国民党也不会饶我，抓着我只能是死路一条。国民党已逼到了这一步，我只有跟着共产党干到底了，在家乡干不成，唯一的出路只有去找董治安校长带领的游击支队，参加武装斗争。主意一定，我回到母亲躲藏的山洞，向我母亲叩了一个头，说了―声：“阿妈保重，我去找董治安去了。”母亲伤心地哭了，她也知道留不住我，也知道去找董治安是唯一的出路，她把身上仅有的半块银元给我作路费，嘱咐我说：好好跟董治安干，家里你不要管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和母亲弟妹。离开小六革，我又到玉林村姨娘家告别，姨娘也哭了：你哥哥被国民党打死在外乡，现在你又要走……。她泣不成声，最后也给我半块银元作路费，要我在外面多加小心。
1949年7月我打听到董治安带部队驻扎在坡脚，我高兴地赶到坡脚，接待我的工作队告诉我部队到化念去了。紧接着我又奔到化念。―打听，部队又到新平县的扬武去了。我不敢休息又赶到扬武，我终于追上了部队。当时滇中游击支队副政委王庚接见了我，我含着眼泪向他诉说了自己和家庭的苦难遭遇后，表示决心，要求到部队亲手拿起武器和国民党斗争，为自己的亲人报仇。王庚和董治安接收了我，并分配到政工队工作。部队到了新平，游击支队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独立第一团”，我被分配到政治部搞民运工作，成为独立―团的一名彝话翻译和政工队员。我在随部队进军双柏、易门进行反围剿的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命为团骡马队指导员。1950年3月，玉溪军分区成立独立团整编为分区部队。我仍担任骡马队指导员。上级派我带队配合作战部队参加剿匪，辗转于通海、江川、玉溪、易门、峨山、新平等地区。在新平扬武剿匪时，我亲手击毙扬武匪首郭子正，缴获驳壳枪一支及土匪郭子正的印章等物，受到三营领导的表扬。
1950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这时，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要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的指示。因此，在全军选拔第一代飞行学员。玉溪军分区遵照上级指示，在全区1000余名干部、战士中进行挑选，我就在这时被选上保送到航空学校学习飞行专业。
搏击长空
1950年11月，驻云南解放军四兵团部队和地方武装选送的10多名飞行学员，从昆明出发，经重庆、武汉、北京到东北在牡丹江航空学校报到。
当时，学校又对我们进行了最后的体检。我复查合格后被分配到温春学习飞行专业。从此开始了我卅多年的蓝天生涯，飞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飞遍了长城内外，前后飞过十几种战斗机，共飞行贰仟多小时，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
初建时期的航校，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当时既没有先进的教练飞机，又没有共产党自己的飞行教官，仅仅靠日本投降时留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过的破旧教练机和部分缴获的国民党教练机。教员大多数是日本关东军空军投降人员和国民党一部分起义人员。航校教学设备极缺，校舍和生活条件很差。当时又是严冬季节，东北的气温常常是零下35―40度我们完全是在冰天雪地中进行学习。在这些难以想象的困难面前，我们没有被吓倒，而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空军为崇高理想，以抗美援朝的国际主义精神为动力，去战胜和克服一切困难的。为了学好飞行技术，我们在课堂上要克服听不懂日语的困难，日本教官用日语和不熟练的中国话及手势上课，虽然我们不懂日本话，但要努力去领会日本教官讲的内容。飞机上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完全靠旗语指挥飞行。经过11个月的艰苦学习，我学完了PT-17、z-5、九九高级教练机和九九袭击机等4个型号的飞行技术，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专业。我是这―期飞行学员中第―个放单飞的飞行员。
1951年，我从航空学校毕业，分配到航空兵团任飞行员。1952年调空军x师xx团任飞行员，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行列，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l0月l日，国庆三周年时，我驾机通过北京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以及首都人民的检阅。
1954年到1955年期间，我参加改装喷气战斗机任务，因成绩显著，荣立三等功，接着被任命为飞行中队长。―个飞行指挥员，不仅要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精堪的飞行技术和健康的身体，而且还要学好普通话，才能领导部队，顺利完成飞行训练和空中作战任务。我是云南人，又是彝族，讲话完全是云南方言。别人听不懂。为了学讲普通话，我又要比别的同志付出加倍的精力。由于我倔强地刻苦努力，这些难关都被闯过来了，为后来完成一系列的艰巨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6年，全军开展大比武活动，空军也―样，在全空军部队中进行大比武。当时的口号是：谁能比第一名，谁就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我先后参加了空五师、空三军、沈阳空军军、师、团级和全国空军的大比武活动。由于我平时努力钻研飞行技木，刻苦进行飞行训练，比武中先后获得过师的第―名，军的第一名，沈阳空军第一名，被沈阳军区空军授予“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称号。同年10月，我代表沈阳空军，参加由彭德怀元帅主持的，还有五位元帅和100多位将军参加的空军杨村大比武，我又获得了全国空军比赛的第一名，我就成为空军历史上获得第一名的彝族飞行员，并被益为“彝族之鹰”。从此全国各种报刊杂志先后报道了我的一些事迹。
1957年，空军进行夜航训练，我较好的完成了训练任务，荣获技术能手称号。同时被任命为副大队长。
1958年，东南沿海形势紧张，为解放台湾，作好一切准备工作，我和我所在部队，接受了首次海上超低空试飞和海上训练的任务，经过三个多月训练。圆满完成了战备任务，受到了表扬。
为了支援埃及苏伊士运河的斗争，全军进行飞行表演，“八一”建军节时我参加了在沈阳有30万观众的飞行表演，受到沈阳军区邓华司令员及辽宁省党政领导的好评。同年我参加技术考核比赛，再次获得“技术能手”称号。
1959年，我荣幸地参加了北京“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观礼活动。失后两次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观礼的时候流下了幸福的热泪，我站在观礼台上，背后是雄伟的天安门，上面站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面前是人山人海的游行队伍，我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一个普通的彝族青年，在党的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为人民的飞行员，又成为一名飞行指挥员。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怀仁堂接见我们以后，我在座谈会上表示“我的一切成就都是党培养的结果，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一切。我今后一定要加倍努力，做好工作，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为了空军的强大，为了祖国的强盛，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党的事业，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后来，我的这段话刊登于解放军报和空军报第一版。我觉得―个人不管做什么工作，不干就不干，干就要干好。后来，我当中队长，我们中队是沈阳空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中队；我当大队长，我们大队是军里的先进飞行大队；我当团长时我们团是济南空军先进飞行团；我代理师长，参加广西“自卫还击”作战，受到空军和中央军委的通电表扬。
为了集中精力钻研飞行技术，带好部队，做好部队工作，我不下象棋，不打扑克，不打麻将，但对职业需要的锻炼身体的活动我样样都参加，如游泳、滑冰、篮球、排球、足球、爬山等。我最喜欢看书学习，调查研究，还喜欢想问题，什么事情都想问一问，我认为一个人的知识是学来的，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知识越多越好，平时我在部队里，总是感到有想不完的问题，做不完的事情。脑子装的是上级的各种指示，上级规定的各种条令条例，如内务条令，飞行条令，飞行训练大纲，飞行员手册，政治工作条令，战斗条令，以及无数的飞行数据，我都身先士卒地去执行。
1958年全国开展大跃进，团党委决定写―部小说，把写小说的任务交给我。我当时是飞行副大队长，我既要完成飞行任务，还要带领部队完成各种任务，写小说的任务只能抽业余时间来写，我经常写到深夜2―3点钟，第二天还要和部队一起完成任务。由于长期写作，后来就经常失眠了，飞行又是在空中进行，身体不好支持不住，别人是帮不上忙的，为了飞行安全，医生多次叫我不能再写了，不然会发生大事。至1960年，我写成有38万多字的“我走过的路”小说素材，作家杨大群依据此素材写成《彝族之鹰》于1965年由上海青年出版社出版，并再版，共印150万册。全国县以上图书馆均有保存，从此全国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彝族之鹰”。
1960年，我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同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生产的飞机、配件、油料都停止供应，造成了空军作战训练的巨大困难。这时，苏方还声称，让中国空军三个月就变成陆军。也就在这时，蒋介石聚集陆、海、空三军，妄想********。在这样困难、紧张的非常时期，我被任命为飞行大队长，按照上级命令，完成了东南沿海作战的紧急战备任务，这年，我再次荣获飞行一级技术能手称号。我所在的飞行大队连年被评为四好飞行大队。
1963年，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部队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毛主席又发表了认真看书学习的指示，我本来就喜欢看书学习，努力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就成为我经常的任务。特别是毛主席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党委会工作方法”、“矛盾论”、“实践论”中的许多基本观点，对指导我的工作，解决矛盾，起了很大的作用。上级的重要文件、电报、电话指示，也是我做好工作的重要依据。我每天工作再忙、时间再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我要收听，报纸的主要文章都要看。名人名言也是我喜欢学习的重要内容。通过这许多的政治学习，使我在复杂的政治运动中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犯错误。
1963年我所在飞行大队，共计8名飞行员，经过严格考核，全部获得轰炸射击能手称号，成为全空军唯一的轰炸射击能手大队。因此，军里为我记了三等功，大队荣立集体三等功，空军报刊登丁《空中铁骑兵，一身硬本领》的文章。
1964年，我们大队接受了我国空军第一部飞行操典大纲试飞任务。经过一年多的飞行试验，圆满完成了任务。我除完成上述任务外，还完成了特技轰炸、特技射击任务。特技轰炸射击是在高度低、难度大、极端危险的条件下试飞的，在中国空军史上是第一次进行这样高难度科目试飞，在世界空军史上也是只有少数几个先进国家进行过这种科目试飞。这不仅要求飞行员要有精湛的飞行技术，而且要有勇敢的献身精神。试飞成功，为我国空军第一部飞行操典的定稿提供了依据。我也成为空军历史上第一个试飞过特技轰炸射击的唯―试飞员。接着我被任命为飞行副团长。
1965年，由于苏联停止供给油料和飞机，特别是没有教练机，造成了空军部队、学校训练上的巨大困难。在航校，从国家选来的许多飞行学员，身体合格，航空理论已经学习完成，因为没有教练机，不能进行空中教练，在部队，许多航校毕业出来的飞行员，因没有教练机，不能进行战斗课目训练。空军面临着飞行员后继无人的局面，我看到这种局面，心情十分沉重。我们师有100多飞行员，但只有飞行了10多年的四架教练机。在这样的条件下，全师要按新的飞行操典大纲进行飞行教练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有很多科目要经过带飞以后才能进行单飞，没有新的教练机就无法进行教练。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大胆提出改装乌比斯教练机的建议。经领导同意批准后，在我部飞机修理厂的支持下，我和厂长史松云同志一起，带领20多名同志，制定改装方案，我自己亲自担任试飞任务。经过半年努力，乌比斯教练机改装和试飞成功，使加速空军飞行员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取得了新的进展。这种改装的教练机在全空军推广使用后，为部队培养了大批优秀飞行员，这种教练机获得了空军技术革新三等奖。
1965年，为了顺利完成强五飞机的试飞任务，空军决定让我担任试飞工作以前，首先改装米格-19超音速战斗机。早在中苏关系破裂时，毛主席、党中央就提出：“在空军建设上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走自己的路。不能光靠外国来建设自己的空军。”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我国就组织航空技术人员，先后设计和试制了几种新型战斗机和教练机，但由于技术、设备、材料等等问题，除56式战斗机试飞成功，并生产装备部队外(后来56式改名“歼五”)，其他飞机都没有成功。在当时形势下，党和国家组织力量，由从美国留学回国的一级教授陆小彭负责，在江西320厂设计试制“红鹰302”飞机，飞机试制完成后，空军即派我去完成新飞机的试飞任务。
试飞新型飞机，我国既无先进的试飞设备，我自己也无试飞经验，遇到的问题很多，难度很大，而且每分每秒都处于危险之中。在这些问题和困难面前，试飞不试飞，这不仅考验一个空军战士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而且也是检验一个共产党员，忠不忠于祖国和人民的试金石。当时我想，毛主席告拆我们：“中国人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中国人，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试飞强五飞机，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准进行的，能否试飞成功，毛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并且再次指示军委和空军一定组织好试飞工作。并派出空军曹里怀副司令员和常乾坤副司令员亲自领导、组织试飞工作。因此我下定决心，困难再大，也一定要坚决完成好这次试飞任务。
1966年，试飞工作刚开始的时侯，空军首长就明确指出，“强五飞机是我们国家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架超音速战斗机，强五飞机能否顺利安全试飞成功，事关重大，对国际、国内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既要绝对保证飞行安全，又要把强五飞机的全部性能都试飞出来，我们一定要制定严密、科学的试飞计划。”根据空军首长的指示，由各方面人员一起，共同研究制定出了严密、科学、系统、全面的试飞计划，并报上级批准后实施。为了确保飞行安全，又要把全部飞机性能试飞出来，我反复对强五飞机进行了中空、高空、低空、起低空等各种科目的试飞，又从实践需要出发，对各种战斗科目依次进行了试飞。
1966年，试飞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际，全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工厂一片混乱，工人“闹革命”去了，试飞工作无法进行，经请示空军批准，试飞工作改到部队去进行。经过两年多，数百次的飞行，对强五飞机的飞行性能、机械性能、作战性能、特种设备等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试飞工作，试飞完成后，对强五飞机的主要性能、优点、存在问题作出了比较全面的科学的鉴定，向空军写出了全面的试飞报告，并提出了改进的意见。
1968年6月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队团以上干部时，我也荣幸地受到接见。
根据我写的试飞报告，经周总理批准，1968年，在北京召开了由空军、三机部、总参、总政、总后、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参加的关于“强五飞机试飞情况报告会”。会议由空军曹里怀、常乾坤两位副司令员主持，会议认真听取了我的试飞报告，对强五飞机进行了认真讨论，会上还传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要批示，讨论中大家一致拥护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但对强五飞机看法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强五飞机性能太差，根本不适合打仗，不要再搞了。”另一种意见认为：“强五飞机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外国人不可能给我们战斗机，部队当前没有战斗机飞行，没有飞机还叫什么空军呢？能飞就是好飞机，不用改进了，况且我们试飞制造出来的是超音速战斗机，再按试飞报告提出的改进意见，又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装备部队，现在工厂―片混乱，谁来负责改进?……”我即不同意第一种意见，也不同意第二种意见，我坚持试飞报告的意见，我认为：强五飞机是我们国家自己设计自行制造的超音速战斗机，基本性能是好的，我们决不能轻易就否定掉，存在的问题是有毛病，不改进，飞机是不适合作战的，我们生产飞机，是为了打仗，我们对国家负责，对战争负责，不适合作战的飞机坚决不能要。但是存在的问题是可以改进的，经过努力，改进后的飞机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世界比较先进国家的水平。会议认真讨论了我提出的五条改进意见，与会同志，最后一致同意我提出的试飞报告的意见。为了继续完成强五飞机的改进工作，根据工厂和有关部门的建议，当前工厂一片混乱，无人领导的状况，原来负责设计工作的陆小彭已被关起来审查等情况，会议一致决定由空军组成强有力的试飞工作组，到工厂继续完成强五飞机的试飞改进工作。当时，空军党委任命我为强五飞机试飞改进领导小组长，工作组由空军党委直接领导。为了完成光荣而艰巨的试飞改进工作，根据我的建议，会议还决定空军科研部的一名处长任副组长，协助我一起工作，空军科研部派一名留苏回来的大学生张春军给我当秘书。
会议上还决定1969年国庆节要有x x架合格的强五超音速战斗机通过天安门，接受党和毛主席的检阅，还要生产x x架作备用飞机，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要求试飞改进领导小组立即到工厂，抓紧一切时间把强五飞机试飞改进成功。
根据会议上的决定，我带领试飞改进领导小组全体同志很快进驻到工厂。我们首先向工厂“革命委员会”传达了北京会议的精神，传达了毛主席、周总理重要批示，明确告诉他们：我们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来进行强五飞机的试飞改进工作的，要求工厂要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鉴于陆小彭已被关起来审查，我们不了解情况，不便提出意见，但为了顺利完成试飞改进工作，让已被打倒的原厂长苏敏参加我们工作组，负责强五飞机生产的准备工作，让被打倒的副总工程师冯旭参加工作组，作为试飞改进小组组长的顾问，全面负责改进的技术工作。因为有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的指示，工厂革委会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们还提出了召开全厂万人大会，由工作组向全厂职工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以便动员全厂职工，积极完成试飞改进任务，并把试飞改进领导小组的成员、任务向全厂职工作一个介绍，便于工作组开展工作，工厂都答应了，并照办了。我们还拜访了省革命委员会领导，向福州空军报告了工作，福空的人来看望了我们。拜访了支左部队，拜访了驻江西空军师长李永泰同志，后又拜访了空军师长王子祥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以求得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根据时间紧，改进任务繁重，思想认识不一致的情况，专门和工厂设计所的全体同志反复说明强五飞机改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识统一后立即组成了若干小组，细致地全面地研究制定改造方案。经过工作组及设计所600多技术人员，反复查图纸，找资料，又反复进行论证等工作，经过历时三个月的日夜奋战，一个全面系统的改进方案就形成了。根据改进方案，为了得到全国有关强五飞机部件厂家的支持，在江西宾馆召开有全国480多个工厂，1500多代表参加的“强五飞机生产协作会议”。会上由改进领导小组向与会同志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要指示，会议对强五飞机的有关生产厂家，提出了各种部件的技术性能和交货日期。会后工作组全体人员到生产第一线，和设计所技术员和工人一起进行大量的地面试验设计改进工作。工作组还建立了三天一碰头，一周一研究，半月一讲评的制度，对改动比较大的液压系统，操纵系统，动力系统，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都亲自参加研究，帮助解决难题。经过工作组、设计所、工厂工人近―年的努力奋战，经过无数次地面试验，经过全体同志无数不眠之夜的工作，战胜了无数的困难和技术难关。正当改进工作进入关键时刻，空军任命我为空军飞行长，但等试飞完成后再到任。1969年9月第一架改进后的样机生产出来了，并制定了全面进行定型生产试飞计划。经空军批准后，对强五的机械、飞行、作战性能进行了试飞，又反复进行了中空、高空、低空、超空低飞行性能的试飞，并从实战需要出发，对战斗课目进行了试飞。经过三个多月，100多架次的试飞，证明改进后的强五飞机已达到了空军提出的技术要求。经过试飞，对强五飞机的性能、优点、存在问题作出了比较全面的科学鉴定，并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中央各有关部门作了试飞成功的报告。上级同意强五飞机定型生产，装备部队的报告，后经中央批准正式生产强五飞机装备部队。
强五飞机的试飞改进成功，经历了艰难曲折道路，也是经过无数风风雨雨的斗争才取得成功的。强五飞机从开始的“红鹰302”到试飞改进成功前后经历了五、六年时间。这中间究竞遇到过多少困难，遇到多少问题，它又涉及到全国480多个工厂，400多工厂又分布在全国各地现在已经无法进行统计和说明。也不能把遇到过的问题都写出来。强五飞机的试飞成功，它标志着中国人是能够设计创造出超音速喷气战斗机的，中国过去完全依靠外国进口战斗机的历史已经结束。还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能够创造出人间奇迹的。强五飞机的试飞改进成功，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强五飞机试飞成功时在江西有数十万人参观飞行表演，江西南昌人民热情欢呼。强五飞机是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试飞成功的，现代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飞机质量、性能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它对我国的航空事业和空军建设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1969年开始，我国已大批生产强五飞机装备了空、海军部队，并两次在巴黎博览会上展出，引起了外国航交界和军方的关注。后来还出口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等同。我就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试飞成功超音速战斗机的试飞员，《当代中园》这本史册里记载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试飞员杨国祥的名字。1985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我负责试飞改进成功的超音速战斗机，强五飞机获得了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我也荣幸地获得了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后来根据强五飞机的试飞经验，拍成了电影故事片《魂系蓝天》在全国公映。
大漠风云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党中央、毛主席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定要把导弹、原子掸搞出来。毛主席很早就指出：“外国人有的，我们要有，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管他什么原于弹、氢弹我们都要有。”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为了搞出“两弹”，我国人民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为了搞出“两弹”，无数的科学家在大沙漠里奋斗了―生；为了搞出“两弹”，无数革命先烈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大沙漠；为了搞出“两弹”，数万指战员―直奋战在大沙漠里，无私无畏地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大沙漠，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正是这些科学家、革命先烈、无数指战员的忘我工作，我国先后爆炸成功了原子弹、氢弹、成功发射了导弹。原子弹、氢弹的试验成功，导弹的发射成功，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为投掷第一颗氢弹，我在新疆、甘肃大沙漠里生活了七个多月，飞行了数百架次，我不可能把我所见所闻和科学家可歌可泣的事迹都写出来。我只能把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用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超音速战斗机，进行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小型实战用氢弹试验成功的简要情况写出来。这次试验也是数十万人参加才试验成功的，我只能写出回忆得起来的部分。
我还在工厂担任强五飞机试飞改进领导小组长的时候，国防科委二机部九院氢弹设计所的陈幼玲专程到工厂找我进行访问，要我对投掷氢弹用什么运载工具提出意见。当时，我以一个空军战士坦荡的胸怀，直率地谈了我的看法：在现代军事科学校术日新月异发展的条件下，投掷核武器主要采用导弹火箭发射和飞机运载投掷两种办法。用导弹发射易受敌人干扰，准确度差，价格昂贵。用飞机运载，常规是用轰炸机投掷核弹，但在当今先进的电子雷达时代，轰炸机目标大易被敌人发现，在飞行途中就易击毁引爆。因此，用轰炸机运载核弹袭击敌人，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如果用我国现行装备的歼击机运裁核武器，由于航程短，飞机强度不高，载重量不大，况且我国不能生产比较小型的氢弹，所以，这也不是办法。我认为，如果用我国设计生产的强五飞机作运载工具，倒是很有希望。我进一步表态说：“如果相信我，尽管我已40岁了，我还可以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和国防建设出把力。”
1970年初，我返回部队主持团的工作，正在紧张组织飞行训练时，设计所的陈幼玲又来到部队，要我和他再次对投掷核弹远载工具的想法详细地谈一谈。虽然时间紧任务重，我还是再次向他说了我的想法和意见，也表示了我愿为党、为祖国献身的决心。经过交谈，他非常满意，高高兴兴地回北京去了。
1970年4月中旬，宋师长突然来电话说：北京电话指示，有重要任务，要你立即到江西320厂。我马上交待了团里的工作，两天两夜赶到江西，到空军工程部张开轶部长那里报到。当时，张部长向我传达了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关于用强五飞机投掷氢弹的决定，说我们要你来江西，是为了决定改装核武器的投弹设计方案。定了方案，才能改装。因这次试验是一个人架机进行，任何差错都会带来严重后果，会引起国际国内的强烈反响。因此，空军和国防科委，共同推荐你来担任这项任务。
接受任务后，我没有休息，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先看了挂弹实施方案，又到飞机上实地查看，在这基础上进行研究，庆安公司专家汇报了世界上目前用飞机投弹挂弹方式。陈幼玲也汇报了核弹的重量、大小、长度尺寸等有关资料数据，然后工厂设计所副所长也对他们的几种挂弹设想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经过两天的讨论比较，我发表了个人意见：我认为挂弹方式采用机身下部半埋式，即采用美国F-4战斗机投掷核弹用的挂钩形式。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挂钩还要作适当改进。这样，飞机不需要大的改装，工作量不大，可以保证在1970年10月前交给部队几架改进的强五飞机。我的意见得到大家赞同，并一致同意把改装的“强五”定名为“强五K飞机”。
1970年6月，空军派专人到空军部队，向宋占元师长传达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杨国祥为强五K飞机进行核试验的主飞行员。备飞行员也由我们师选派。并立即进行系统的飞行投弹训练，派领航科黄燕喜进行弹道理论计算和配合训练工作。当时，上级对训练的要求是“准时、投准、安全”。训练开始，有的领导提出用轰炸机在高空投弹的方式进行试飞。试飞10多天，安全性倒很好，但强五飞机没有轰炸机装备的投弹瞄准设备，弹投不准，时间也掌握不准。这时，空军又派训练部王吉南处长来了解试飞情况，他开始也赞同水平投弹方法进行试验。
但由于投不准，又改用俯冲投弹方法进行试验。结果，投弹准确性提高了。但从空中俯冲投弹的方法，不符合实战要求而不能采用。
在这样试飞不行，那样试飞也有问题的情况下，我想毛主席、周总理如此信任我，把核试验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我，我决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为了祖国的强大，为了打破美苏的核垄断和核威协，我一定要在现有条件系础上，发挥人的能动性，通过严格训练来解决投弹既准确，又安全并合乎实践要求的投弹方法。在训练实践中，我一方面学习外国有关投弹的经验，另―方面找总结自己多年作战、训练的飞行经验。最后我大胆提出用强五K飞机以低空、高速、上仰甩投的方法试飞。这个方案一提出来，有的领导表示反对，说时间这么紧，任务这么重，用安全保险的方法完成试飞任务就行了。象这样把氢弹甩来甩去的，甩出问题怎么办?由于投弹方法意见不一致，争论很激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空军通知我和备飞行员、宋师长等有关同志到北京开会，研究决定投掷氢弹的方法问题。
在北东空军首长办公室，空军有关部门和单位领导都来参加会议。会议一开始，领导同志说：开一个小会，听一听部队同志对强五飞机参加核试验有关投弹方面的意见。当时，我简要地把3个多月用各种方法进行投弹的情况进行了汇报。主要地汇报了用低空、高速、上仰的投弹方法，说明用这种投弹方法投弹的理论根据。发言后，空军领导征求大家意见。大部分同志不表态，只有一位部长提出：方法很好，但只有一个月时间了，还要转到西北，怕时间来不及了。最后，空军领导肯定了用低空、高速、上仰投弹的方法进行氢弹试验，并指出用这样的方法试验有战略眼光，过去飞得少，没有经验，回去抓紧训练，保证飞行安全。会上又再次宣布经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批准杨国祥担任试验主飞行员的决定。当晚，五师同志乘值班飞机立即飞返山东。
回到部队，空军派王处长来我们师指导训练。根据上级决定和任务需要，上级让我们成立一个编制有6架飞机的小分队，并任命我担任小分队分队长、党委书记和主飞行员职务。
1979年11月，总参、空军、国防科委联合工作组到我们师检查小分队训练情况，他们为了保证投弹训练的完成，同意我不担任小分队长、党委书记，只担任主飞行员的意见。由宋占元师长任小分队长兼党委书记，师马副政委任小分队政委兼党委副书记，我任小分队副队长、主飞行员。
11月中旬，小分队转场到14基地进行训练。当时，空军二部来进行弹道测验，测验标准很高，要求在50公里以外距离，能见度清晰的条件下进行拍照。这样，拍照时间只能在早上或下午进行，使三部照相机都可以在3个10公里以外的点，同时对一架飞机进行拍照。要求拍照时，相机镜里不能有阳光。由于拍照要求高，他们也没有拍照过低空、高速飞行的飞机弹道，拍照10多次都没有成功。这时，我组织大家讨论，找原因，提出拍照的改进意见。经过总结经验教训，大家提高了认识，加强了协作，第二天两次飞行，两次拍照都很成功，较好地完成了弹道测试任务。
1970年l1月30日，我们转场到试验基地机场，只作了两天的准备工作，就按计划到试验场送行实地试飞投弹训练。试验场在罗布泊，距马兰场300多公里。经过几十次投弹试验，投弹技术已达到执行任务的标淮。这时，价值20万元一枚的模拟摇控弹已投过了，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就绪了，就等氢弹运到，进行投掷试验。
在基地，空军王辉球政委来看望我们，并召开了座谈会，告诉我们说：这次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准的任务，是实战用小型氢弹试验。它的特点：飞机新，用国产强五飞机代替轰炸机；过去试验是原子弹，这次是氢弹；人员新，这次担任试验的人员，过去没有搞过这种试验；方法新，过去是高空水平投弹，这一次是低空、大速度、上仰甩投氢弹，这在我国科学史上是第一次。完成这次任务要求很高，稍有差错，都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我们挑选了空军最优秀的飞行员来担任这次试验任务。要求同志们加倍努力，圆满完成任务，为人民争光，为毛主席争光。
氢弹一直没有运来。到1971年3月，基地才接到周总理的指示：这次是小型氢弹试验，现在还有些技术没有过关，九院也没有准备好，已请来朱光亚同志去处理，试验推迟举行。部队可以回去，准备好再来，不愿回去的，留原地训练……。这样，大家分单位撤离基地，我们是第一批返回部队的。回队后，仍坚持投弹训练。
1971年ll月，空军命令小分队到试验基地。国防科委朱光亚副主任和九院两位院长也到了基地。总指挥是兰空司令员杨焕民，试验场指挥是济空副司令员王定烈，我们小分队只去了四架飞机，五个飞行员。
1971年12月30日，我乘车到机场，走到隐蔽飞机的白色充气橡皮房子里，两次检查了已携带好氢弹的强击机，科技人员再次认真检查了飞机腹部的氢弹，一切都良好。九院的一位领导把打开氢弹保险的钥匙递给我，并说：“请你打开吧”，我没有接，轻轻地对领导说：“还是您亲自打开吧!”他点了一下头，马上蹲到飞机底部，打开了氢弹第一道保险。
起飞检查完毕，我在飞行员休息车上休息，等待起飞命令。杨焕民司令员、朱光亚副主任和指挥所的几位首长驱车到休息车前。首长亲切地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答：“没有了，只等起飞命令了!”几位首长上前，用力握住我的手说：“老杨，祝你成功！”说完首长驱车往指挥室。我跨入飞机座舱，随着命令，飞机被推出橡皮房子，启动，将飞机滑向起飞线。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军委命令，飞机在12时20分起飞，氢弹在下午1点正准时爆炸。
起飞时间一到，宋占元师长根据指挥部命令，即下达起飞命令。随即，一颗绿色信号弹划过长空。我一听到起飞命令，即加大油门，把两台涡轮喷气发动机加到最大功率，增速 、拉起、爬高……飞机爬到3000米高度时，塔台指挥所呼叫：“2178，情况怎么样？”我回答：“一切正常。”通话完毕，我驾机朝开屏方向飞去。
耳机又一次响起塔台指挥员的声音：“2178，情况怎么样？”“一切正常。”“好，按程序操作。”“明白。”“通话完毕。”我向左压坡度，高度下降到700米，500米，速度增大到900公里，飞机已飞临靶标上空，我又打开了一个开关，解除了氢弹的第四道保险。
飞机离靶标20公里，我又校正了各种数据，打开了时统开关。这是一种高频无线电发射装置，起两个作用：一是基地可根据时统装置发出信号，计算零点起爆时间，再就是告诉地面，飞行员已下决心，马上要拉起投弹了。飞到了9公里处(是拉起点)，我一拉驾驶杆，机头仰起来，飞机向空中冲刺，仰度到45度时，我马上用力按下了投弹按钮，并迅速转飞回来。但情况没有按预先计划的那样把氢弹投掷下去，这意外让我一怔，但不紧张，瞬间，脑际闪过“为什么没投下？”我立即迅速检查了所有电门开关，证明操作没错，我马上向塔台报告：“天山！天山！2178没有投下，请求应急投！”“同意应急投。”“明白。”
我又飞开屏，重新校正航线，距靶标9公里处，拉起……按下应急开关……氢弹仍躺在弹舱里。我又再次用超应急方法投了一次，氢弹还是没有投下去。
飞机油料不多了，氢弹投不下去，怎么办?我紧张思考这一问题。瞬间，闪过了3个方案：跳伞，个人最安全，但无人操纵的飞机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方。落到基地，基地彻底炸毁；落到博斯腾湖，湖水被严重污染；落到观众区，多少人的生命……这不可取。驾机到大沙漠中，让人机同归于尽，这可以保证基地和试验场人员的生命安全，牺牲自己并不可怕，但党和国家的巨大财产、无数科学家的心血，将毁之一旦”，我国国际威望也将受到很大影响。原因找不到，我国这项科研不知又要推迟多少年，这办法也不可取。
这时，我想把氢弹带回去。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案，因为，平时常着普通炸弹着陆都不允许，这是带着数万吨级当量的氢弹着陆，能行吗？危险，但排除危险的可能性也存在。是的，把保险卡销卡住，氢弹决不会掉下来，着陆可发挥自己熟练的飞行技术，轻轻落地，减少震动，就可以防止爆炸。我主意一定，决心带氢弹返航着陆。
杨司令员紧急请示北京指挥部叶剑英转周总理：“2178投不下去！”
周总理指示：“告诉飞行员，一定要想办法投下去，实在不行就跳伞！”
杨司令员：“用应急和超应急方法都没有把弹投下去！”周总理：“那就命令飞行员跳伞”杨司令员：“飞行员说，跳伞后果不堪设想，不同意跳，他请求带弹着陆。”
周总理：“带弹着陆？”……我们应该相信飞行员的处置能力。为了以防万一，基地所有的人都要钻地道。”
周总理的命令传到我耳中，我即按规定的航线返航。我飞临机场，高度30米、15米。当时我全神贯注，心里想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准确地做着每一个着陆动作。飞机距地面6米，我缓缓地向后拉杆，飞机稍稍仰起头，下沉速度也慢了起来。距地一米，飞机开始平飘。紧接着，飞机又开始下沉……终于，两个主轮在“T”布旁“哧”地一声接地了。我放出了巨大的阻力伞，使飞机刹车，飞机终于安全地停下了。氢弹没有爆炸，我这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周总理得知后指示：“带氢弹着陆成功，这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结经验。”这次带着氢弹着陆，在中国人民空军史上，记下了永不磨灭的一页。在世界有关科学史上也是一大奇迹。
事故原因找到了，这一次失败，是因为推送装置变形而造成故障。
这次投掷失败，在人们心里播下了阴影。几天来，指挥部里不断召开决策会议，讨论要不要按原计划进行试验。有的领导说：“可以继续进行试验。”有的领导说：“再出现问题怎么向党中央毛主席交待？”还有几位领导的态度不明朗。这使杨司令员难以下决心。在1972年1月3日召开的决策会上，争论了几个小时，最后还是定不下来。这时，有人提议说：“听听主飞行员杨国祥的意见。”司令员马上说：“好，快去请老杨。”我被叫到指挥部杨司令员办公室。首长问我：“老杨，我们正在研究下一步方案，想听听你的意见！”当时，我点了一下头，又点了一支烟抽起来，思考之后向首长说：“科学试验总有成功和失败，现投掷系统已进行了改进，我认为完全可以下决心再次试验，我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等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命令。”说到这里，杨司令员用手重重往桌上一拍，大声说：“好!老杨说的有道理，再次试验。”
再次试验计划，经北京毛主席、周总理再次批准，订于1972年1月7日北京时间13点正进行爆炸。这天中午，气候骤变，雪花飞扬，褐色的云层覆盖在机场上空，戈壁风沙从西袭来。我登机之前，司令员再三嘱咐我：“天气复杂，要谨慎小心，实在不行，不要勉强。”“请司令员放心，一定按计划完成。”“好，祝你成功。”参加试验的军以上领导干部，一一和我握手并预祝我试验成功。
登机、滑行、起飞……
试验场区天气尚好，我完成了一系列驾驶动作，转弯、俯冲、增速、打开时统开关，拉起机头，上仰到45度时，我用力按下了投弹按钮。顿时，飞机剧烈震动，当时我明白，氢弹投下去了……强烈的光辐射，猛烈的冲击波，巨大的轰鸣声，撼动了罗布泊大地，天地间迅速升起了一柱滚滚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实战氢弹爆炸成功了。
我驾机胜利返航，机场的雪越下越大，能见度极差，我沉着地对准导航台，距机场2公里才看见了跑道，修正偏差后，安全着陆。等我把飞机滑到洗消地带，就被四面涌来的人包围了，人们敲锣打鼓，高呼口号，都争着来看望我。
在试验成功的庆祝会上，核试验基地的张司令员说：“这次核试验任务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在所有参加核试验的同志们的努力下，我国实战用的氢弹试验成功了，这是我国核武器史上的一次大进步，也是一次大的飞跃。我代表基地的全体同志向参加试验的所有同志表示祝贺。在完成这次核试验任务中，执行投掷任务的飞行员杨国祥同志，为我们国家立下了特殊的功劳。在氢弹一再投不下来的情况下，不畏艰险，果断地决定带弹着陆，冒着生命危险，凭着高超的飞行技术，勇敢地带弹着陆成功，在我国科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是世界科学史上的奇迹，基地党委已作出向我们空五师学习，向杨国祥同志学习的决定。杨国祥同志是我们国家空军史上真正的英雄，我们基地党委、国防科委已给杨国祥同志报请特等功。现在我代表基地全体同志向英雄敬酒，向同志们敬酒！(热烈鼓掌)”后来，参加核试验的几万科技人员和广大官兵都要看看我，在首长安排下，我坐在敞蓬汽车上，分两次和大家见了面。当时，大家都沉浸在核试验成功的喜悦之中，杨焕民司令员对我说：“老杨好样的，你为国防建设立了大功。”院领导抓主我的手说：“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大家谢谢你。”我只是点头，想说，但喉咙哽塞，两眼充满了胜利的泪花。
投掷氢弹成功，举国欢腾，世界震惊，美苏核垄断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这次我荣立了一等功。
我国实战用氢弹的试验成功，我就成为我国核试验历史上第一个用超音速战斗机投掷核武器的飞行员，同时我也就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投过核武器的彝族飞行员。
在这次核试验中，因为机械发生意外，迫使我勇敢地带氢弹着陆成功，已经成为我国科学史上的奇迹，记载在核基地的史册上；我带氢弹着陆成功，已记载在中国空军飞向新纪元的史册里，并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全世界播放，成为世界科学史上的奇迹。
转战南疆
氢弹试验结束，组织上安排我到青岛空军疗养院疗养了一段时间。返回部队后，参加了“批林整风”学习。
1975年，我被任命为我们师的副师长，原参加核试验的小分队，被命名为空五师独立大队，参加核试验的备飞行员被提升为大队干部。我到师里后，主持作战和载核飞行训练工作。
1976年，空军派我到兰州，参加空军袁学凯副司令员主持研究和编写的关于未来战争中核武器使用的几个问题的文件。先后经过―年多时间搜集资料，分析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了整理和撰稿。经过认真讨论和修改，最后完成了我国自己编撰的关于未来战争中核武器使用的文件。
1978年，我被授予空军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
1979年，中越边境局势骤然紧张，为保卫祖国南大门领空的安全，军委命令空军x部我们师开赴南疆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当时，由于师长身体不好，济空王子祥司令员指令我代理师长职务，率所属部队两个飞行团和部分场站人员开赴广西前线。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全师严阵以待，加强了祖国南大门领空的警戒和保卫陆军战友反击敌人。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1979年4月，我带领部队返回山东。
1980年3月，经空军和总政批准，八一电影制片厂聘请我担任以投掷氢弹和空军生活为主题的电影故事片《飞行交响曲》的军事顾问。与八一厂紧密配合，顺利完成了拍摄任务。
1980年，中央军委任命我担任昆明空军副参谋长，主管作战和训练任务。这时，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但中越边界局势仍处于武力对抗之中，为了云南领空的安全，我日日夜夜守护在空军司令部作战室，指挥空中巡逻和作战训练，圆满完成了南疆领空的警卫工作。
为支援地方建设，遵照上级指示，在1982年和1983年，我抽调和组织驻昆空军部分飞机和人员，完成了在云贵高原飞播300多万亩树种的任务。
1983年，根据空军和航天部的指示及要求，我到航校领导某型导弹的试飞任务，虽然我所试验项目是部分的，但为导弹的试验成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从而使该型导弹在1984年“十?一”国庆节时，和其他火箭导弹一起，浩浩荡荡通过天安门，接受祖国人民检阅。
1984年，组织决定我离职休养，这时，我没有休息，又在新的征途上迈开脚步。为了抢救云南地下党史和“边纵”史，我投身于征集党史资料的工作。
1986年5月，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大会奖励了建国以来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23个项目。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并由我试飞，在投掷我国第一颗氢弹期间又由我试飞和主持改装的第一架超音速强击机，为特等奖项目之一。在这次大会上，我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回忆我的人生旅途，在党的领导下，是党指引我创造了人间奇迹，我决不敢把成绩都记在我的头上。我常常思念和我一起工作过的、战斗过的为祖国立了功的千千万万科学技术人员和指战员。如问我有什么经验和体会，我觉得：
1、一个人要成才，就要有强烈的求知欲望，要牢记勤奋出天才，知识是靠学来的道理，只有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化的科学技术；
2、―个人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要相信党的领导，相信我们的事业一定能胜利，才能在任何艰险环境下勇往直前；??
3、一个人要在技术上成为尖子，就要干一行爱一行，对技术上精益求精．思想上永不满足，才能克服一切困难，走在别人的前面；??
4、要成为一个精明的指挥员，就要团结同志，调动全体同志的积极性，才能带领部队创第一等的工作，最好的成绩；??
5、一个人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才能在科学史上创人间奇迹；??
6、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不是埋怨、懈气，而是经过科学分析，能提出正确的解决办法，冲破困难，取得胜利，这样的人，才能成为人们信服的领导者；
7、要树立为祖国担忧，决心为祖国争光，为中华民族争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才能为祖国为人民创造出光辉业绩；
8、要牢牢记住：“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准，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贯有益于人民，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才能在各种历史条件下，经受考验，勇往直前。
9、一个人在工作上取得成绩的时候，永远不忘党的培养，群众的支持，才能保持谦虚谨慎，成为人们尊敬的人。
10、我认为：一个人的一生，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评价一个人在历史的作用和功绩，不应看他地位多高，家产多少，而应看他对国家对人类的进步事业做了多少工作，在人类科学技术上有多少突破。为国家为人类历史上作出特殊贡献的人，人民是会永远怀念他的。
回忆我在已经过去的40多年间，为新中国的诞生，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空军建设，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特别在为我国军事尖端科学项目的研制成功尽了一份力量。我永远不会忘记祖国人民和故乡亲人对我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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