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起义经过纪实
形势的估计和准备起义的策略
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民党主力基本上已被消灭，战局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商讨善后，蒋介石准备下野，让李宗仁代理总统出面与中共议和。卢汉将军奉蒋介石电召，于1948年12月29日乘飞机赴南京接受指示，于1949年1月12日返回昆明。卢汉亲眼看到国民党中央人心慌乱，已濒于土崩瓦解之势，全国解放已成定局。但认为云南距离尚远，估计还有可能苟延三 至五年。为了保卫乡土，惟有扩充保安团队，筹措粮饷，逐步摆脱国民党中央的控制，以待时机。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迅速解放了南京。形势发展之快，出乎卢汉意料之外，也打破了他原来的估计，这时他感到云南的解放，已为期不远，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为争取云南和平解放作好准备。但国民党不甘心于失败，妄想负隅顽抗，企图以大西南为反共基地，蒋系、桂系的残余部队，都想开入云南进行控制。在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中，卢汉与国民党进行了复杂的斗争。
起义前的准备、措施与曲折
随着形势的发展，卢汉为举行起义，争取云南和平解放，有计划、有步骤地作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扩充保安团队，掌握地方实力卢汉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是1945年12月1日，照例，省政府主席须兼保安司令，指挥全省保安部队。但当时国民党中央在云南设立了警备总司令部，指挥驻在云南境内一切军事机关部队及地方团队所组成的四个保安总队。卢汉虽然任省政府主席，却没有指挥保安部队的实际权力。
1946年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来云南处理李公朴、闻一多遭受刺杀的事件时，卢汉向顾提出把四个保安总队改编为四个保安团，归保安司令部指挥。经顾向蒋介石报告后，因当时云南人民反蒋情绪高涨，中共领导的地方革命武装又非常活跃，需要增强卢汉权力，以控制云南局势；加以卢汉任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入越南受降时所指挥的云南部队，有两个军调到东北参加内战，东北战局，国民党正在失利，军心浮动，需要卢汉前去安抚；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对卢汉予以笼络，决定将原任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撤职，遗缺以副总司令何绍周继任，任命王凌云为副总司令、马钅英为参谋长。
改组后的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受省主席卢汉的节制指挥。于此同时，国民党国防部也发下云南省保安司令部的印信、编制和经费，保安司令部才算正式成立。但所属四个保安总队（后来编成团）的训练教育，指挥作战事宜仍归云南警备总部负责，保安司令部只负责保安部队的人事经理业务而已。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云南警备总部撤销，卢汉就任云南绥靖主任之时，才告结束。
卢汉为掌握地方实力，特委派原第一方面军的高级军官及其旧部，担任地方行政首长：1946年即派曾恕怀为昆明市市长，以后又陆续派余建勋为思普专员，杨炳麟为姚安专员，杨茂实为丽江专员，朱仲翔为建水专员，安纯三为昭通专员，罗廷标为文山专员，布秉武为个旧专员，汪佩青为麻栗坡督办，王灿坤为河口督办等。1949年初，卢汉又命民政厅长安恩溥开办省训团，积极培训一批能适应新形势的县长和基层干部，派到各县工作，以利于控制地方，贯彻其意图。
卢汉为健全保安司令部，于1948年初，派谢崇文任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派张有谷为参谋长（后为倪晓清）。下设八个处，处长姓名如下：参谋处赵崇云，民训处赵继和，人事处陈亚波，军法处杨振兴，政工处陈荣明，秘书处谭其良，军需处李炳垣，总务处朱家才。后锦州解放，云南部队的第九 十三军被歼灭，第六十军在长春起义，卢汉以加强边防为理由又趁机向蒋介石要求扩编云南保安团队，经批准后，由四 个保安团队扩充为六个团，再扩充为九个保安团，暗中则扩编为十七个保安团，以原在第六十军及九二三军供职由东北返回云南的部分人员为干部，安置亲信和旧部，掌握部队。
扩编保安团队的武器来源：一是向国民党在昆明的五十 三兵工厂购买。1948年，由于国民党中央给该厂的任务减少，每月只生产捷克式轻机枪300挺，而该厂自负盈亏，人员众多，产品收入连发工资都不够。卢汉利用这个机会，向该兵工厂订货，购买轻机枪，每挺半开银币700元。五十三兵工厂也乐于接受这一订货。该厂生产多少，卢汉就收购多少。武器就源源不断得到补充。二是国民党中央在车里（今景洪）、佛海（今勐海）有个前进仓库，储存有一个步兵师的武器。卢汉派余建勋为思普专员的首要任务，就是会同四十三补给区，把这个仓库的武器运来昆明交给保安司令部。三是由私人出面向国民党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收买前该总部收缴云南地方团队的枪枝。何绍周想饱私囊，也乐于把这批枪枝处理掉。
建立保安队的经费，主要是动用云南省人企公司所属富滇银行库存的半开银币（即五角银币）。1948年卢汉以人企公司董事长名义，召开人企公司第二次股东代表大会。由省府提出向人企公司借用半开银币1000万元，作为扩充保安团队经费，并作了提案说明，大会一致通过。保安团队经费，最初每月支用40万元，后来增为70万元。购储军粮共9万公石。到1949年12月，共支用了半开银币900多万元。在云南起义后，由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命令云南人民企业公司，全部作为解缴云南省政府，不再拨还。
成立绥靖公署，预作军事部署
南京解放后，蒋介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想掌握未解放的地区，妄图东山再起。对于云南，想要解决卢汉，另换他的心腹，颇有困难，只好用安抚笼络的办法来对待卢汉。同时张群任西南军政长官，和卢汉私交较厚。张群也需笼络卢汉，为其基矗当时云南省警备总司令是何应钦的继承子何绍周。卢汉想赶走何绍周，以免妨碍他的行动。何绍周也想把卢汉搞垮，向蒋介石密报卢汉私通共产党，以夺取军政大权。何卢之间的矛盾逐渐表面化。何绍周的叔父、贵阳市市长何辑五曾来滇向卢汉疏通，以解决何卢之间的矛盾。卢汉为要掌握云南军政大权，坚决要求蒋介石撤销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另行成立云南绥靖公署。蒋介石内外交困，为安抚卢汉，遂同意所请，明令撤销云南警备总司令部，何绍周另调新职，成立云南绥靖公署，任命卢汉兼主任。1949年6月8日云南绥靖公署正式成立，其组成人员是：主任卢汉，副主任马钅英，参谋长谢崇文，副参谋长张公达。下设各处：参谋处处长杨剑秋，军法处处长杨振兴，经理处处长杨鹤麟，总务处处长何象尧，政工处处长陈荣明、罗春波，新闻处处长潘仲鲁，军医处处长戴时中，军械处由保安司令部总务处兼办，保防处处长沈醉。保防处按照绥署组织法设置，是军统组织，名义上属绥靖公署，实际受军统云南站指挥，共有六七十人，都是军统特务。
云南绥靖公署成立后，卢汉兼主任，并兼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总揽全省党、政、军大权，对准备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主要作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第一步把原有保安团改编为三个旅，每个旅辖三个团，并有旅直属部队，其编制人事如下：第一旅旅长陇生文，第二旅旅长余建勋，第三旅旅长龙泽汇。
（二）1949年10月，又把三个旅编为两个军，其番号人事是：第七十四军军长余建勋，下辖三个师九个团及军师直属部队。这三师为第一八四师师长瞿琢，第二五九师师长保如光，第二六0师师长尹集生。第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下辖三个师九个团及军师直属部队。这三个师为第二七七师师长张中汉，第二七八师师长陇生文，第二七九师师长张秉昌。
有了这两个军，加上地方团队及警察，总共约有４万多人，这就是后来举行云南起义的总兵力。
（三）卢汉任了绥靖主任，就有权调动驻在云南的国民党中央军。于是把中央军驻在安宁的第二十六军石补天师，调往滇南，使其离开昆明，以消除障碍。
（四）以绥靖公署命令，把驻在云南境内的中央军第八十 九军（军长刘伯龙）调往贵阳，理由是贵阳局势紧张。
（五）中央军第八军李弥部队，奉蒋介石命令开进云南，卢汉加以阻止不成，准其驻宣戚、昭通一带，不准靠近昆明。
（六）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由南京迁到重庆，又由重庆准备撤入昆明。卢汉借口粮食供应紧张，阻止陆军总部等机关进驻昆明，只同意驻在曲靖。
（七）国民党中央宪兵司令部及所属几个宪兵团，要求进驻云南及昆明等地。卢汉以绥靖主任名义，不准到昆明，后迫不得已，只同意驻在曲靖，以就粮食。
（八）国民党内政部警察总队，想进昆明。卢汉以粮食不能供应为借口，不准进驻。
（九）云南绥靖公署成立后，下命令撤销设在云南的军、师、团管区，并不准在云南征兵。军、师、团管区撤销后，所遗部队，改编补充保安团。
（十）为表面上应付国民党中央，按照蒋介石命令成立“剿匪”指挥部。蒋介石派肖毅肃来昆明召开军事会议，商讨消灭云南地方游击队，并决定成立滇南“剿匪”指挥部，由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任指挥。当时中共领导的云南地方武装朱家璧部在滇中滇南，卢汉派人通知转移。同时决定成立滇西“剿匪”指挥部，由保安第二旅旅长余建勋任指挥。余建勋的任务：一是打通滇缅公路，使车辆畅通无阻。二是驻守滇西，防止国民党中央势力侵入，安定地方秩序，作为将来昆明起义作战的后方基地。
（十一）以保安第一旅及保安第三旅驻防昆明，以维护省会安全。
拒绝“国军”入滇，停止征兵征粮
卢汉为防止和拒绝国民党中央部队和桂系部队退入云南及补充兵源，以免加重云南的负担和压力，于1949年3月11日根据省参议会的建议，经省府第1073次会议决议，决定全省停止征兵征粮，以后兵源补充改为招募，军粮改由省财政厅以银元向市场购买。3月18日又经省府会议决定，裁撤云南省田粮处，其业务自4月1日起由省财政厅及各县财政科接办。1949年4、5月间，果然有消息说国民党第八军及胡宗南部队准备退入云南。省参议会及省市群众团体，均一致反对。4月15日省参议会邀请在滇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举行座谈，一致反对“国军”调滇。5月尾，6月初，桂系部队准备入滇，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要派张淦为滇黔桂边区绥靖司令，其副长官李品仙率所部三○三师进驻百色，并电知滇省府将协助“剿匪”。云南省参议会在6月8日举行紧急会议，议决拒绝桂系军队入滇，并电各县拒绝“国军”逼索军粮。
5月13日国民党行政院电召云南省主席卢汉，省参议会议长、财政厅长、田粮处长到广州出席财政粮食紧急会议，并于16日派专机来接。卢汉称病不去，省参议会正副议长徐继祖、杨青田也拒绝不去，田粮处业已裁撤，卢汉派财政厅长林毓棠（即林南园）为代表赴穗。5月18日会议开幕，阎锡山、白崇禧等均出席，会议由行政院长何应钦主持。5月19日林毓棠按照卢汉旨意，在广州财粮会议上表示：“云南有不少县份，已为共产党游击队所控制。恢复征实征借，其他省份，或尚不成问题，在云南万不可行。因征粮事小，激起民变事大，负责官吏愿受严厉处分，但不能于停征后又恢复。云南停止征实，纯系为安定地方着想，安定地方，即所以安定“中央”（见1949年5月中旬正义报及中央社电）。林在会议上发言后，引起国民党中央对云南局势的疑虑。曾由主计长徐堪把林找到办公室，（因林任过滇省府会计长和徐较熟）详问云南形势，并告林在会议闭幕后不要走，等蒋介石传见。同时由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当面告诉林毓棠，电告卢汉亲自来广州见蒋。卢回电因病不能来广州，委托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到穗见蒋，并嘱林在余到穗时送与旅用费港币6000元，实际上是用钱收买了余程万，让余替卢汉在蒋面前说好话（卢汉早已派谢崇文向余程万做过一些工作，对余透露龙云与卢汉有矛盾，龙卢不是一个人，使余相信卢汉对蒋是可靠的）。林在余程万到达广州送了港币后的第二天即飞香港，以避免蒋的召见。
改革币制，接管国税，扣留金银
南京解放后，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人民的反蒋情绪，更为高涨，到处出现抗兵抗粮抗税；政府财政陷于万分困难的境地，对部队发不出军饷，对机关发不出经费。税收机关的收入，连支付本机关的经费都不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金圆券贬值太快，公教人员生活之困苦，难以言状。当时云南省已自发地以滇铸半开银币（5角银币）在市面流通。由于物价是半开，薪水是金圆券，昆明师范学院的教员停教10天，以示抗议。云南大学也以停教表示抗议。卢汉为摆脱国民党中央在财政金融方面的控制，决定首先改革币制。根据省参议会的建议和人民团体的要求及省财政厅的拟议，于3月4日经省府第1072次会议决定，滇铸半开银币，自即日起准许在全省自由流通使用。4月1日省府又决议，滇铸两角、1角银币，准与半开银币照法定比率，同样流通使用。5月20日经省府会议决定，成立云南省银币铸造所，派刘幼堂、马荣标为铸币所主任、副主任，筹备铸造5角银币。并由香港特制作孙头（孙中山头像）银币的模型，交铸币所铸造一元大洋。为管理地方金融，兼办省金库事宜，6月10日经省府决议成立云南省银行，派彭元愧、黄锦辉为省银行总、副经理，负责筹备。省银行于7月1日正式成立，7月2日开业。云南使用半开银币后，物价立即稳定下来，有利于安定人民生活，为全省各族人民所欢迎。
由于全省使用半开银币，省财政厅主管的各项税收，自4月1日起，也一律改收银币。卢汉在省府会议提议，省级公教人员，因金圆券贬值太速，薪给又不能按时领获，以致生活困苦不堪，自4月份起，规定暂时支薪办法：公务人员委任以上，不分级别，每人每月支半开银币40元，教职员加10元，每人月支50元，雇员每人25元，工役每人15元，警长每人25元，警士每人16元，参议员每人月支生活补助费40元。对驻滇“国军”军粮的供应，由省财政厅以半开银币垫拨给供应局购买补给。保安团队的食米也由省财政厅拨半开银币给保安司令部经理处购补。
1949年6月国民党行政院改组，由阎锡山任行政院长，徐堪再度出任财政部长，希图改革币制，发行银圆券，维持残局。卢汉坚持云南省使用滇省铸造半开银币，抗拒银圆券。
国民党省级预算由国民党中央核定，收不敷支，由中央补助，以控制地方行政。事实上大宗税收均归国民党中央管理，划归省地方的税收很少。省级各机关经费开支，大部分依靠国民党中央补助。淮海战役后，各机关学校经费，已不能按期领发，拖延达数月之久。为摆脱国民党对财政的控制，维持公教人员的生活，卢汉决定接管。于5月13日经省府第1182次会议议决：关于财政部在滇所征收的国税，收不敷支，即交由财政厅暂时代办整理，俟整理获有成效，仍归还原制。
5月15日即由财政厅以代办整理为名，将财政部在云南的海关（关税），盐务管理局（盐税），财政部国税管理局（货物税）接管，并改征半开银币，将其收入解缴省金库。
为防止中央银行昆明分行将库存黄金、白银运往台湾。早在1949年3月，卢汉即决定以保护安全为名，由省财政厅通知昆明中央银行，先将库存黄金、白银移进城内交由富滇新银行保管，然后按照国民党中央应拨给云南1949年1至6月份的经费补助款额，截留拨抵。这批扣留的黄金、白银其数目为：黄金13075两，白银604000余两，半开银币1151000多元，银辅币16000余元，镍币1668000余元，除白银拨交省铸币所做为铸料，其余悉数交由省金库作军政费之用。
精减机构，拒绝美援，开放新闻
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务的控制，卢汉借云南省财政困难，实行精兵简政为名，于1949年5月，提经省府会议决定，将云南省警务处裁撤，其业务由民政厅接管，警察人员并入昆明市警察局，并为整顿警务，加强人事，昆明市警察局局长改派卢汉亲信、昆明市市长曾恕怀兼任，派李志正（中央警官学校毕业，原任昆明市警察第二分局局长）为副局长，后来提升为局长。这一人事更动，原因是原云南省警务处处长李毓桢，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卢汉就任滇省主席之初介绍来的。李毓桢到职后，省警务处即为军统所控制。李毓桢还派王巍为昆明市警察局长。昆明市的警务，也为军统特务所控制。将省警务处裁撤，并更换了昆明市警察局局长。这样李毓桢、王巍都被赶走了。同时裁撤的机构，还有省社会处、省卫生处、省地政局，其业务分别由省民政厅、省财政厅接管。
省合作管理处，改属建设厅。省政府只留民、财、建、教四 个厅及秘书处、会计处，人员减少二分之一，集中在五华山光复楼合署办公。
同年6月初，有美国驻滇领事某，国民党中央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教授汤惠荪（原来和林毓棠相识）及一名美国顾问共三人，到省财政厅拜访林毓棠。美国顾问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了解云南省财政厅在接管省田粮处停止征粮以后，对于军粮的来源如何办理？第二，了解云南财政厅在接管省地政局后，对土地改革如何办理？特别是对减租减息的办法与中共在解放区所采取的办法是否一致？第三，云南省的财政困难，只要由卢汉提出，美国政府方面可以从美援中考虑支援。林毓棠除了把停止征粮后，改为银圆向市场购粮；减租减息仍然按照国民党中央指示办法办理；云南省财政采取接管国税加以整理等措施告知以外，并将这次与美国顾问的谈话，向卢汉作了汇报。卢汉立即回答：“美国妄想在财政上予以支援，进而控制云南，不要理他，我们干我们的。”
卢汉为云南起义作舆论准备，在南京解放以后，即开放新闻，默许昆明《正义报》、《观察报》登载解放区的情况。昆明《正义报》在1949年7月7日全文登载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作，以后还刊登了一些新华社播发的新闻报道，深受大专院校师生和云南各族人民的欢迎。
9月的曲折
对云南起义，龙云和卢汉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意见是有分歧的。所以对云南起义时间的选择上，龙的主张总是想提前。1949年7月中旬，林毓棠奉财政部长徐堪电召到广州商讨在滇发银圆券及税收划分问题，返昆路过香港时，林照卢汉指示面交龙云港币3万元（龙任滇主席时向法国龙东公司购军械余款），龙要林回滇催促卢汉起义。龙说：“我已同中共谈好，云南起义，只要换换旗帜，全盘人马可以不动，希永衡（卢汉字）及早动作，不要等解放军到达，兵临城下才起义，那就没有意思了。”林向卢汉转达后，卢说：“起义成功失败，关系重大，我们要对三迤民众负责，有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驻滇，时机不到，不能轻率从事。”
1949年8月15日，黄绍告、龙云、刘建绪等44人，在香港招待记者，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指责国民党政府在过去25年统治中的反三民主义，反革命的行径，主张拥护共产党。这个声明当天即由伦敦广播。紧接着龙云还派其代表在香港对记者发表谈话（事前并未得到卢汉同意），说：“云南在龙的策动下，已准备成熟，即将举行起义”等语，在香港报上登出。消息传到广州、台湾，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主张立即以武力解决云南问题。
蒋介石惟恐云南落入桂系之手，于8月24日由台湾赶到重庆，电召卢汉赴渝。卢汉对去与不去，犹豫不决，十多天来，曾多次召集属下军政人员会商，有的主张去，有的主张不去，莫衷一是。后先派云南省政府委员杨文清及省府秘书长朱景暄作代表前往，蒋坚持要卢汉亲往见面。卢汉一面调集保安团队，在昆明市区加筑工事，布置城防，一面派人到香港找宋一痕回昆，询问派宋到北京向中共中央联系的结果；一面又等待云南地方革命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的代表来昆商讨对策。宋一痕飞回昆明向卢汉汇报，到北京已代表卢汉向中共中央表示：卢汉愿意在适当时机起义，靠拢人民。中共中央表示欢迎。周恩来指示：在解放大军进军西南以前，不能轻举妄动。“边纵”所派代表郑敦已到达昆明，但当时国民党特务在卢宅周围监视太严。卢汉惟恐和郑敦见面后，郑有被捕危险，未敢与郑当面商讨。
当昆明城防布置就绪，宋一痕又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当时人民解放军尚未向大西南进军，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又对卢汉说保证生命安全，卢汉乃决定于9月6日前往重庆，暂谋妥协。临行前，卢汉对安恩溥、龙泽汇、曾恕怀、马钅英、林毓棠等说：“去了万一被扣，你们就成立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安恩溥任主任，宣布起义。军事由龙泽汇负责，市区治安由曾恕怀负责。”卢到重庆当天，重庆的国民党报纸均以头条新闻刊登，表示欢迎。蒋介石派张群等亲信到机场迎接，并立即召见。蒋对卢说：“要你来是向美国政府表示，西南几个省仍在我们控制之下，以西南为反共基地，便于进一步争取美援。”卢汉向蒋表示辞职，蒋不同意。蒋说：“云南有什么困难，我都支持你。”卢汉将云南民主运动高涨，不少县区已被“边纵”控制，自己手里兵力不足，缺粮缺饷，无能为力的情况申述以后，蒋介石准许卢汉把云南保安团扩编为两个军，番号用七十四军和九十三军，军费拨发银元100万元，武器、弹药准备陆续补充。蒋介石则要卢汉回昆后，进行“整肃”：（1）解散省参议会；（2）查封进步报刊、私营广播电台和进步学校；（3）逮捕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4）撤换民政厅长安恩溥。在蒋介石的威迫下，卢汉只好表示照办。
卢汉于9月8日返回昆明，下飞机后，没有任何表示，只说非常疲倦，今明天不见客。9月9日上午曾恕怀、马钅英、安恩溥、林毓棠到卢汉家里。卢汉说这次在重庆蒋介石交办的事是要敷衍一下的。告诉安恩溥民政厅由朱景暄（即朱丽东）接替；解散省议会，派邹凤石（省府秘书处总务科长）去宣布，把会场封了起来；对省参议会工作干部中的副组长以上人员，由省府聘为咨议，继续留用，每人每月照发薪金半开银币40元，副组长以下人员，每人发三个月薪金遣散；查封报社由市警察局配合执行。
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组长周养浩等特务头目，在卢汉返昆后，也到达昆明，并组织了整肃指挥部，以毛人凤为首，徐远举为副，以沈醉为行动组长，周养浩为审讯组长，由宪兵十三团参加，昆明市警察局配合，于9月9日夜间开始，查封进步报刊，逮捕进步人士，在昆明实行白色恐怖，进行了罪恶的“九九整肃”。
蒋介石曾当面命令卢汉要逮捕杨杰（曾任陆军大学校长，原国民党驻苏联大使，他回云南是策动卢汉起义的）。卢汉回 昆后即派人通知速逃。杨杰得知后，9月9日上午即搭飞机逃往香港，后被特务在香港刺死。卢汉还通知了杨青田等躲避。
在逮捕人的问题上，卢汉指示曾恕怀，逮捕哪些人由毛人凤、沈醉提名单，抓了以后，听候卢汉亲自处理，其他任何人不得擅自决定。当时被逮捕的省参议员及进步人士，有杨青田、张天放、马伯安、马伯周、李耀廷、万寿康、赵延康、张广兴、罗南湖、张守玉、惠国钧、康良藩、陈炳、陈复光、马杨生、李群杰、朱健飞等共400余人，还有云南纺纱厂及海口五十三兵工厂的一些工人，云南大学和师范学院的一些师生。被查封的报刊，有《正义报》、《观察报》、《复兴晚报》、《朝报》、《现代日报》、《昆明新报》、《小时报》、《西南快报》、《民报周刊》、《龙门周刊》、《西南风》、《新闻世界》、《社会周刊》等。正义之声广播电台也被查封。没有查封的只有《中央日报》及《民意日报》两家。《云南日报》改为《平民日报》继续出刊。《正义报》、《观察报》、《复兴晚报》等报的编辑、记者或工人，大都被逮捕。新闻界被逮捕的，《正义报》有何锡科、丁修六、李和生、龙显寰、陈克亮、王大庆、李兆森、刘志诚等72人；《观察报》除李耀廷外，还有向金辉、孙岳等；《复兴晚报》有张乃燕、徐季濂等；《大观晚报》有肖怙 、罗琅等。在审讯中，特务妄图找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线索，但始终没有结果。审讯以后，准备枪决的有100余人，杨青田、张天放、陈复光等均在枪决之列，有的判刑，少则3年，多则20年，当时曾列好处理名册一份，并用兼昆明市警察局局长曾恕怀、宪兵十三团团长王栩的名义呈报给卢汉去批。曾、王认为抓人和审讯都是毛人凤搞的，而杀人要推给别人负责，实太阴险。曾、王把处理名册直接送给卢汉，说明情况。卢汉阁置不批，认为罪证不足，需要重审。毛人凤还主张一部分被捕人员解往重庆处理，卢汉没有同意，完全采取拖的办法。
卢汉由重庆回到昆明后，即不到五华山办公。省府的事务，由卢汉指派杨文清为代主席负责。朱景暄接替安恩溥代理民政厅长后，以张群的旧部杨适生代理省府秘书长。表面上加强了国民党中央对云南的控制，但暗中卢汉仍在策划军事部署，在10月间即把保安团扩编为第七十四及第九十三两个军，并以绥靖主任的名义，命令第二十六军驻防蒙自，防守迤南；命令第八军驻防沾益，防守迤东；命令第九十三军驻防昆明，第七十四军驻防大理，把滇中滇西掌握在自己手里，待机起义。
1949年11月初，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逃往香港，路过昆明。卢汉利用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由李根源、周钟岳、杨文清代表民意，向李宗仁上书，请求将“九九整肃”按蒋介石命令所逮捕的人，全部释放，以安民心。李宗仁批示：“查无实据，一概释放”。卢即手令绥署军法处，立即将逮捕人员无条件全部释放。
与中共及“边纵”密谋联系
中共曾一再派员策动卢汉起义，卢汉也认识到必须争取中共中央、云南地下党的领导和云南地方革命武装的支持，云南起义才能成功。
1949年1月，卢汉从南京开会回昆以后，即命杨文清、安恩溥与大革命时期曾经负责中共云南省委的吴少默接触，希望通过吴能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得到地下党的指导，同时与省参议会内的地下党员杨青田、唐用九、马曜及其他进步人士保持接触，希望他们在省参议会内，支持为准备起义所采取的措施。卢汉也充分考虑和接受省参议会所提出的各项反蒋建议。
1949年初，中共华南局方方授意杨维骏（民盟成员）以个人身份来滇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杨到昆明后会同杨明、杨伯伦、莫汉文等，先与安恩溥接触，然后与卢汉见面，谈形势，谈出路：只有跟共产党走，没有中间路线。卢汉认为本人好办，问题是他有这样多的部下，希望将来能得到妥善安置。杨维骏等建议卢汉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合作。
原国民党第六十军一八四师的团长张秉昌，在东北参加长春起义后，经上级批准回乡，临行前，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联络部部长王央公嘱咐张秉昌回到云南后，对卢汉讲讲六 十军起义后受到党和人民欢迎和关切爱护的情况，做争取卢汉的工作，并建议卢汉对“边纵”在武器装备上予以帮助。1949年5月，张秉昌回到昆明向卢汉转达后，卢未做明确表示，但很热情地邀约张秉昌参加云南保安团队的工作。
1949年6月，卢汉为了和中共领导的云南革命游击队取得联系，希望将来起义时，能就近得到支持，特派龙泽汇到嵩明，在羊街和“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见面进行联络，支送的武器、弹药、电台和军服等，由保安第九团团长赵奉玺、第十团团长夏际昌在嵩明新村邑军营先后两次于夜间交给“边纵”的张天祥及永昆支队接收。后来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肖毅肃来云南布置“围剿”中共游击队，同年8月，卢汉又密派龙泽汇到路南通知“边纵”做好转移准备。卢汉还同意对“边纵”支援过医疗器材药品。
1949年11月初，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一进入12月，卢汉即考虑举行起义的时间，打算派正式代表与中共中央联系，希望在起义时能得到中共中央的承认，得到人民解放军的支援。这时住在香港的龚自知也写来一封信，向卢汉建议派一亲信作代表，到香港与中共华南局驻港负责人张铁生联系。
12月3日早晨，卢汉即以电话通知林毓棠到青莲街卢的家里，在楼上书房里出示龚自知来信，进行磋商。卢决定派周体仁（原国民党北平警备总司令，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后，被派回云南活动）和林毓棠作代表到香港与张铁生联系，并到广州晋谒叶剑英主席（当时叶任广东人民政府主席），转达卢汉的四点要求：（1）云南起义部队接受中共中央改编；（2）云南军政人员经过训练后量材录用；（3）请中共中央派一大员来滇，主持部队改编及军政人员训练事宜；（4）卢汉本人在起义后希望行动自由，能到全国各地参观游览。并请叶剑英主席转报中共中央：卢汉率部将于近期起义，请予支援。
（台北《中央日报》1983年2月20日及《香港时报》同月21日的专栏载有周尔新所写《记取共匪窃夺云南的教训》一文中说：卢汉派林南园赴广州，与驻在香港的叶剑英直接谈判，提出四个投降条件：第一，保持卢在云南的军政地位；第二，云南的清算斗争从缓；第三，共军不开入云南；第四，在东北作战向“匪”军投降的云南部队六十军调返云南驻防。
并说卢汉宣布云南起义后，刘伯承即派陈赓率部来滇接收，卢汉的美梦在48小时内便完全破灭等语，纯属捏造，与事实不符。）林毓棠当即表示愿意赴港穗两地，完成这一任务，遂在卢汉的书房内，由林亲笔代卢写了一封致叶剑英主席的信，介绍林、周两人为代表，请叶主席赐予接见。加盖卢的私章后，交林随身携带。为免引起特务注意，卢决定让林乘当天中午班机，先起程赴港，周体仁乘下一班机（隔一天）飞港与林会合，一起赴穗。
林于12月3日下午到达香港，4日上午即找到龚自知（这天香港《星岛日报》还报道滇省财政厅长林毓棠已携眷来港）。5日下午会同龚自知、龚学遂到九龙张铁生住宅，向张铁生转达了卢汉准备起义的打算和四点要求。张铁生认为“目前云南形势非常紧急，希望林先生转告卢汉先生，争取时间，见诸行动，共产党是重行动，不重宣言。至于起义以后的许多问题，已有湖南程潜起义的先例（1949年8月5日起义），只要卢先生见诸行动，一切就好办了，党中央一定对云南大力支援。”12月5日，周体仁也到达香港，周、林二人已购买火车票，准备7日去广州晋谒叶剑英主席。６日一早，张铁生又派人和龚自知一道来找林，转达组织上的意见说：“你们要去广州见叶剑英主席，我们不反对，但根据已了解的情况，昆明形势确已非常紧迫，建议林先生速回昆明，催促卢先生见诸行动为好，否则将贻误戎机，要误大事。”并且说：“这是经过华南局组织上研究决定的。”当时林毓棠考虑，若不速回昆明向卢汉转达这一指示，恐真误大事，难以承担责任。于是决定由周体仁持卢汉介绍信，到广州见叶剑英主席，说明林已遵照华南局提示先回昆明。林邀约龚自知在其寓所（香港坚道），连夜起草云南起义通电初稿，决定俟起义通电稿拟好后即飞返昆明复命。周体仁赴广州晋谒叶剑英主席后，于12月13日来电报给卢汉称：“嘱事办妥。”以后周随同解放大军在进驻云南时回到昆明。同年11月间，张公达也曾到广州与中共进行过联系。
发动起义经过
１．起义时的形势和起义日期的决定
1949年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11月15日贵阳解放，30日重庆解放，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蒋介石残余部队和军事指挥机关，纷纷退入云南，到达沾益、曲靖一带。贵州省政府残余机关，也从晴垄盘县退入滇境。省外军政头目纷纷经昆明逃往香港，国民党集团东逃西散，形成一片慌乱崩溃景象。这时云南境内的革命武装“边纵”，已先后解放了30多座县城和全省1/3的地区，云南各地要求和平解放的呼声更加高涨，革命活动更加活跃。
卢汉利用解放军已迫近云南的形势，积极调整兵力部署：命令第九十三军的各部队，集中昆明，原驻在安宁、呈贡、嵩明的部队，调进昆明，并划定防区，分配任务。原来驻在大理、保山、剑川一带的第七十四军，则命其第一步集结下关、凤仪之间，第二步推进到楚雄、禄丰一带。命保六团直接调驻昆明，归第九十三军指挥，为防止蒋军在云南起义时进攻昆明作好准备。
11月间，卢汉还决定对第七十四军、第九十三军的军部、师部及每个团均发给一部分黄金，作为起义后如果失利的打游击军费，军部发200两，师部发100两，每个团发给团部100两。
12月1日，卢汉下令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以佴晓清为警备司令，许义浚为副司令、杨肇骧为参谋长，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加强治安管理，保障市民生命财产。12月2日，昆明警备司令部发布实行戒严的布告，规定每晚10点到翌晨6时止为戒严时间。在戒严时间内，断绝市内外交通，禁止行人往来，并设立交通检查站，严密检查出入人员，实行航空旅客审查，借以了解和控制军政特务人员的行动。
在这期间，蒋介石一再命张群逼迫卢汉把云南省政府和云南绥靖公署等主要地方军政机关，迁到滇西，腾出昆明，让在成都的国民党中央军事指挥部门迁来，作为反共基地的最后据点。卢汉以民穷、财劲粮缺，负担不起，云南人民不会同意为词，坚决拒绝。同时，驻防在成都的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也要退入云南境内。形势发展，非常紧迫。
12月7日上午，林毓棠带着龚自知起草的云南起义通电初稿（缝在林穿的大衣脚边上），由香港飞回昆明。下机后立即到卢公馆，把中共华南局的指示向卢汉作了详细汇报。卢汉当即作出准备12月9日举行起义的决定。卢对林说：“自你走后，张群几次和我商量，要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逼得太紧。昨天（12月6日）晚上，我就和杨文清、龙泽汇、马钅英等商量过要起义。杨文清是个文人，还有点胆量，主张可以行动；马钅英是个武人，反而认为尚未准备好。现在情况的确十 分紧迫，既然中共方面也催我们见诸行动，如果没有特殊变化，我们就准备9日晚10时举行起义，你按时到五华山等我。”林把云南起义通电初稿交给卢汉，卢立即电话通知杨文清、孙东明来修改。并嘱林到9日晚上要提醒卢发电给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因已派卓立（国民党第六编练司令部参谋长）去联络过，约好一致行动。
12月8日，蒋介石电召驻滇各军军长余程万、李弥、龙泽汇等到成都面授机宜。据龙泽汇回来报告卢汉，蒋介石对他们谈的大意是：云南地位很重要，一定要在云南建立坚强的反共基地，坚持到底，国府又向美国借得大量银洋，存在菲律宾，还有大批美式武器也存在那里，你们需要多少，可向顾总长（顾祝同）请领，立刻就能运来给你们，有美国帮助，我们还有办法。”卢汉则认为蒋介石在这个时候电召余程万、李弥去成都，恰合自己心意，正好利用余、李离开其部队的机会，部署起义。
２．宣布起义和经过概况
1949年12月9日夜间10时，卢汉将军率领全省军政人员，在昆明通电全国，举行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这天卢汉故作镇静，于下午7时，在其私宅宴请美、英、法国领事，汽车盈门，宾主尽欢，以迷惑蒋介石的军政人员和特务耳目。
午后5时左右，张群、余程万、李弥等的专机先后飞抵昆明，卢汉派杨适生去迎接张群，招待在卢汉新公馆内。随即以本日张长官莅昆，发出通知，邀请国民党中央驻滇军事首脑开紧急会议。时间订为当天晚上9时，地点在卢公馆。被邀参加开会的有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师长石补天，空军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宪兵副司令李楚藩，保密局（军统改组后的名称）滇站站长沈醉。他们到齐后，绥署警卫营营长龙云青按照卢汉的事前指示，以一排人把招待在外会客室里的李、余等人的副官、卫士和司机全部缴械扣留。龙云青率领十几个警卫走进会客室对李、余等进行检查，在几十支手枪的威逼下，李、余等只好举起手来，服从缴械，然后分批押上汽车，解到五华山光复楼三楼扣押。与此同时，住在卢汉新公馆的张群，也被两个警卫搜查缴械，扣留在住所里。事毕，9点50分卢汉驱车上五华山。10时正，卢汉将军在光复楼的电话总机上，向各机关部队发布命令：“现在宣布云南起义了。昆明全市实行紧急戒严，各单位按照命令开始行动。”紧接着向全省发表了广播讲话，其要点是：“兹为保全全省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和平和民主统一 起见，特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中央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发布命令如下：第一，国民党驻滇的中央各部队应明白大义，停止抵抗，一律驻在原地，听候中央人民政府改编；第二，驻滇人民解放军或民间义勇自卫军，应驻扎原地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处理；第三，各专员、县长应坚守岗位，照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政府接管；第四，全省民众应各安生业。倘有不遵命令，乘机扰乱破坏，损害人民利益者，定予严惩，决不宽贷！”10日黎明，在五华山了望台上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
卢汉宣布云南起义的时候，在场的有代主席杨文清、绥靖公署副主任马钅英、参谋长谢崇文、第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原财政厅长林毓棠、昆明市市长曾恕怀、昆明警备司令佴晓清等。随后吴少默、杨青田、宋一痕来到光复楼，与卢汉热烈握手表示祝贺。
向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及全军全国发表的起义通电，向云南全省军民发表的通令，都已事先拟好，当即交到电局分别拍发（致中共中央的电报，因当时昆明与北京尚未通报，是由中国侨民银行的南企公司发到香港南企公司，再转发北京的）。
云南起义通电全文：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各政委、全国各军政委员会、各省市人民政府、各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鉴：人民解放，大义昭然，举国夙已归心，仁者终于无敌。抗战八年，云南民主思潮，普遍三迤。革命原有历史，响义何敢后人！不意胜利甫临，国民党反动政府，私心滔天，排斥异已，遂发生云南政变，且借机将数万健儿，远戍东北；地方民众武装，剥夺殆尽；全省行政首脑，形同傀儡。以特务暗探，钳制人民之思想；以警察宪兵，监视人民之行动；诛求无厌，动辄得咎，官民束手，积愤莫伸；父老则冤苦填膺，青年则铤而走险。人民革命洪流，实已席卷地下。
解放全滇，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决非任何反动势力所能遏阻。只以压力太大，不忍轻率从事，重苦人民。卢汉主持滇政，忽忽四载，效傀儡之登场，处孤孽之地位，操心危而虑患深，左支吾而右竭蹶，懔威胁之多端，实智穷而力屈，既负滇人，复负革命。年来居心行事，无不以云南一千二百万人之祸福为前提，此中委屈不敢求谅于人，亦不敢求恕于我；苟执形迹而罪我，虽百死而不辞。时机未至，不惜委屈忍耐，权为应付；时机已至，不惜任何牺牲，解放云南。兹以坚决之行动，尽应尽之义务，但求有利国家，有利人民。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并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所宣布之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及第二野战军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对川黔滇康宣布之四项办法，暂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至于汉个人只求云南解放之完成，即当引退而待罪。如有反动势力为害乡邦，汉当率领三迤健儿负弩前驱，迎头痛击，完成人民解放大业。谨此宣言，诸维公鉴。卢汉率全体文武官员暨全省民众叩亥佳樱”卢汉宣布云南起义后，昆明全市实行紧急戒严，由昆明警备总部、第九十三军、昆明市警察局派员会合清查户口，逮捕军统、中统特务分子。当时在昆明的主要特务头目，如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由昆明警察局长李志正亲自去抓到后送陆军监狱关押。云南绥靖公署政工处长罗春波、西南公路运输处副处长李家杰等抓到后，也送陆军监狱关押；解决了蒋军驻昆明市区以内的军事机关，主要是第六编练司令部、空军总站、第二十六军工兵营驻守在五里多的仓库等，都将其官兵缴械后，集中监视；虏获和扣留了停在巫家坝机场的蒋、英、美飞机20架。直至11日上午8时，昆明全市的紧急戒严才告解除。
12月11日，卢汉下令成立飞机场司令部，以张有谷（曾任云南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为司令员，负责管理空军人员，保护航空器材设备，争取空军人员参加云南起义。
卢汉宣布起义后，国民党中央在滇军政机关负责人纷纷通电响应，拥护卢汉起义的有：国防部西南公路运输司令部司令杨中平，副司令官长治、李慕郓，参谋长钟振国；第四 十三补给区司令乐韶成，副司令卢泰坤、罗展；交通部第四 运输处处长杨友柏；昆明区铁路局局长唐宇纵；审计部云南审计处处长鲁岱、代行科长王卫鹏；考试院云贵考铨处处长周锡年；外交部驻云南特派专员李国清；高等法院院长胡绩、首席检察官乔文萃；财政部盐务管理局局长李德、副局长关志澄；昆明国税局局长杨金海；昆明海关代理税务司徐学锄；中央银行昆明分行经理赵康节；第四区公路局局长尹隆举；侨务处处长李伟中；第五区电讯局局长肖阳勋、副局长黄宝灏；邮政管理局局长沈松舟等。
卢汉率部起义，云南和平解放，造福地方，民众欢腾。昆明市市长曾恕怀，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孟立人，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员杨茂实等及昆明县县长黄愚生，澄江县县长王树英，晋宁县县长艾鉴钟，广通县县长苏藻，姚安县县长王继，呈贡县县长李乐山，保山县县长陆人耀，开远县县长万景增，以及盐津、漾濞、楚雄、镇南、平彝、腾冲、大理、安宁、永平、个旧等县县长，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各中学文教单位，各企业事业、各群众团体，旅港同乡会都纷纷电贺拥护。
贵州省代主席何朝宗致电卢汉，为顺天应人，解民倒悬，拥护卢汉将军的国是主张，宣布自12月10日起脱离反动政府，接受人民政府领导。
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云南绥署保防处处长沈醉于12月10日也致电所属军统工作人员，称他本人也绝对服从卢主任命令，望所属工作人员一致遵照，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所有武器立即交出，所有通讯器材不得破坏，遵照呈缴，自动出面办理登记手续，切勿逃逸。
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
云南起义后，原云南省政府、云南绥靖公署及所属军政机关，均停止行使职权。为了建立新的革命秩序，统一军政指挥，成立了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作为临时最高革命权力机关，以处理起义后和接管前这段过渡时期的全省军政大事。卢汉为争取李弥、余程万率部参加起义，将李、余两人也列为军政委员会委员。军政委员会的组织人员如下：主席卢汉。委员：杨文清、余程万、李弥、谢崇文、曾恕怀、安恩溥、吴少默、宋一痕。秘书长吴少默、副秘书长张克诚、杨适生。军政委员会下设：军务处处长先为龙泽汇后为谢崇文，副处长佴晓清、乐韶成；民政处处长安恩溥，副处长李悦立、卓立；财务处处长林毓棠，副处长盛恩垄徐绳祖、杨鹤麟、韩进之；文教处处长姜亮夫、副处长李群杰（后为处长）、王樵、徐天祥；公安处处长宋一痕，副处长李志正。军务处统一管理各部队的整编和军事机构的经费人事各项问题。原第七十四军改编为暂编云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仍以余建勋为军长，李韵涛为副军长，施尧章为参谋长（先为陶任之），辖三个师：第三十五师师长瞿琢，副师长阎士杉、杨继忠、桂协华；第三十六师师长保如光，副师长黄丽天、鲁其昌；第三十七师师长尹集生，副师长陶任之、马荣凯（原为团长，昆明保卫战后升为副师长）。原第九十三军改编为暂编云南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仍以龙泽汇为军长，杨朝论、佴晓清为副军长，吴汉超为参谋长，辖三个师：第三十八师师长张中汉，副师长安永松、王栩；第三十九师师长陇生文，副师长张吉祥、邹谷君；第四十师师长章学舜、赵振华（原为团长，昆明保卫战后升为副师长）。其余的汽车兵团等部队，则直属临时军政委员会。对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曾打算改编为第十军、第十一军。因未接受起义，其番号也成了虚名。民政处主要联系专县，解决地方政权移交问题，及处理一些地方行政善后问题。财务处除了维持军政机关部队的经费之外，还对原国民党中央机关、工厂进行监督管理。各级学校文化机关、新闻出版的管理，归文教处负责。《正义报》于12月11日正式复刊发行，《平民日报》继续发行。公安处成立后，关于肃特等工作，即由该处负责，并由地下党派员参加公安处工作。
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各首长对云南起义的嘉勉和指示
云南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亲切关怀、热情支持下胜利实现的。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收到云南起义通电的第二天，即12月10日，就复来电报，复电原文如下：“昆明卢汉主席勋鉴：通电敬悉，极为欣慰。昆明起义，有助于西南解放事业之迅速推进，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希望团结全省军政人员与人民游击队共同维护地方秩序，消灭反动残余并改善官兵关系，为协助人民解放军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云南而奋斗。毛泽东、朱德亥灰。”（12月10日夜11时）12月11日，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又发来电报，再一次对云南起义予以嘉勉，并对起义后的云南问题，作了更重要的指示。原电如下：“昆明卢汉主席勋鉴：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在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即盼迅速与重庆直接联系，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并望通令所属遵行下列各项：（1）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并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革命军队；（2）执行人民解放军今年4月21日布告与今年11月21日刘、邓两将军四项号召，保护一 切国家财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接收；（3）逮捕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并与云南革命武装建立联系。专此并希裁复。毛泽东、朱德亥真。”（12月11日夜11时）12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治委员也发来两个电报。对云南起义，表示“至为佩慰”，指示“逮捕反革命重要分子，诚为人民睽瞩之事，此举实属必要，尚希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真电所示各项指示，切实执行。”并电告已派陈赓、宋仁穷两将军克日率三个军兵力入滇，其经过的地方和到达日期另文告知。
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接到上述电报后，立即发给有关部队单位认真切实执行。对中央指示的周到，深为感佩！得悉解放大军入滇日期，群情更为振奋，对消灭一切敢于抵抗和破坏起义的反革命军队，加强了信心。
叶剑英亦来电报，祝贺云南的和平解放。
张群被扣后，仍住卢汉新公馆内，生活上很受优待，只是行动不自由。在被扣的当天夜间，张群写了一封信给卢汉，详述近几年来，他维护云南，维护与卢汉的深厚交情，表示今后不再过问政治，希望卢汉让他去香港侨居。卢汉见信后，派杨文清去和张群说：“起义是云南人民的强烈愿望，我们是顺应民意，弃暗投明，希望张先生和我们一致行动。”张群说：“我一生是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你们让我走，我很感激。”卢同意释放他去港。（198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民国人物传第三卷，在卢汉传中说：“卢汉为给自己留后路，他私人放走了在起义时被扣的张群”与事实不符。）云南起义时在巫家坝机场扣留的飞机当中，有一架是英国航空公司的，该公司驻昆代表要求飞回香港。卢汉趁批准这架飞机飞往香港的机会，于12月11日上午把张群送走。临行前张群提出把他随身携带的黄金120两，委托林毓棠兑换成港币，在香港交付给他。卢汉同意交林照办。到飞机场给张群送行的有杨文清、龙泽汇、林毓棠、杨适生等。张群对卢汉的关照特别感谢，一再托杨文清代他致意，并和送行人员一一握手道别。此外在张群离昆赴飞机场之前，卢汉曾把朱丽东、裴存藩找到五华山办公室询问他们愿不愿留下？若不愿留下，可和张群一道飞港。朱丽东答复说：你为保护乡邦宣布起义，你留下来，那我也可以留下来。裴存藩则表示愿意和张群一道飞港，卢汉还派杨竞立（又名杨秀峰）带着复刊后的《正义报》，随机飞港发布云南起义的新闻。
李弥、余程万被扣后，卢汉为争取他们率部起义，安排他二人为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生活上也给予很好的照顾，并不断派杨文清、宋一痕等分别劝告他们（李弥是云南腾冲县人），希望他爱国爱乡和卢汉一道起义，大家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新云南贡献力量。李弥表示，如果他要靠拢人民，早在淮海战役时即宣布起义了，何必等到今天！态度十分顽固。
以后由龙泽汇把李弥接到龙泽汇的家里，由李弥的老婆进行说服。后李弥表示愿意出城制止第八军的部队和保安团的冲突，卢汉便把李弥放走。余程万表示：“要我们参加起义，需回部队去说服才行。”林毓棠要余用广播的办法说服其部队。
后在稿子上，余还加上“反蒋起义，有如武王伐纣”词句，由云南广播台台长潘志刚到五华山光复楼录音后播出。在昆明保卫战紧张的时候，余要求出城说服其部队撤退，参加云南起义，但要求发给二十六军一个月的军饷，当时卢汉为争取余程万率部起义，同时第二十六军进攻昆明是以营救余程万为名。卢汉考虑到释放余程万即可松懈士气，只要能保持昆明不受蒋军蹂躏，发给一个月饷项也不足惜，若能争取第二 十六军起义，对人民也是有利的。乃同意由军政委员会财务处按照第二十六军一个月的饷额折成黄金300余两，银圆40000余元，于12月20日派车装上军饷，把余程万送出城去。
昆明保卫战
云南起义，使蒋介石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阴谋未能得逞，但蒋介石不甘失败，认为云南保安部队战斗力薄弱，不堪一击，遂发动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进攻昆明，妄想扼杀云南起义。
（一）敌军的反扑部署：蒋介石得悉卢汉举行起义后，即积极部署进行反扑：一面任命李弥为云南省主席，余程万为云南绥靖主任，建立伪政权，借以号召云南的反革命势力，进行顽抗；一面下命令成立进攻昆明的军事指挥部，提升伪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负责指挥进攻昆明。
派曹天戈代理第八军军长，派彭佐熙代理第二十六军军长。严令两军为营救李、余必须死力攻取昆明。汤尧的指挥部设在曲靖，他以第八军为右翼攻击部队，第二十六军为左翼攻击部队，分两路向昆明进发。第八军以汽车运输西进，第二十 六军由滇越铁路用火车兼程北进。同时蒋介石还命令空军配合。
（二）我军的备战计划：云南起义前，卢汉即估计到可能要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作战。早在1949年10月，卢汉以绥靖公署主任的命令，把云南地方部队的第九十三军部署在昆明附近，便于直接掌握，把第八军、第二十六军部署在远离昆明的滇东、滇南一带，连原来驻守在安宁的第二十六军石补天师都早已调往滇南。在临近起义前又命令第九十三军（即暂编第十三军）在昆明集结。云南起义后，卢汉下令积极备战，调运第七十四军（即暂编第十二军）东下。军长余建勋发电报来昆明向卢汉建议，该军除保六团已在昆明参加战斗以外，保五团即直接运抵昆明，其余按卢指示向东推进，待到达后控制在禄丰、一平浪、安宁之间集结，以便进出富民、晋宁进击敌后，以收夹攻敌军之效（昆明保卫战期间，暂编第十二军部队以急行军状态，到达楚雄、安宁之间）。卢汉采纳其建议。一面命令赶筑城防工事，以利固守，由昆明市工程局长赵萌祖组织人力，星夜完成任务，封锁运输，以阻止敌军行动。同时向“边纵”联系，并呈报刘、邓两将军，以求支援。
12月13日左右，卢汉约曾恕怀等人，亲自视察昆明防线和部署，并召集谢崇文、龙泽汇、佴晓清、杨继宽等开会商讨布防问题。卢汉根据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兵力对比情况和谢、龙、曾等的意见，决定防线应当缩短，指定谢崇文率同参谋处长杨剑秋及高参杨家杰、杨继宽、周宗歧四人写作战计划、方针，以确保昆明为目的，避免与敌决战；敌人进攻时，逐步向后转移，坚守城郊，以待解放军到达，合力歼灭敌人。同时，判断敌人孤立无援，而且军粮操在我方，即便打下昆明部分地区，也守不住，解放军一到，即非逃不可。
我方兵力虽处于劣势，但人心向我，外有援军（“边纵”和解放军），内有粮饷，只要顶着就有胜利把握。我们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适当地与敌人保持接触，拖着敌人，等待解放军到达。卢汉同意这种分析，并批准这一作战计划。大家对保卫昆明充满了信心。
（三）战斗经过：12月16日，敌军主力到达昆明近郊集结。这天下午其搜索部队在昆明外围和我警戒部队发生接触，揭开了战斗序幕。17日凌晨，东南两路敌军向我发起试探性攻击，在大板桥、跑马山、小板桥一线发生激烈战斗。第八 军的一部迂回至黑龙潭金殿一带，侧击我守备部队。我军一 面派飞机炸毁蒙自、沾益飞机场，以破坏其空中补给基地，一 面向敌军散发传单，侦察敌情，动摇其军心。入夜，敌军派遣小部队四处进行扰乱，有次日拂晓发动总攻的模样。
12月18日拂晓，敌二十六军向我发起猛攻，上午8时左右，在官渡附近的我守备部队被南路敌军猛攻，直冲到巫家坝飞机场外围，炮弹打到了飞机场内，我守备部队坚守阵地。
正在这时，增援军赶到，合力将敌击退，保卫了机场安全。
19日凌晨，敌军东南两路全线发起总攻。这天由晨到晚，枪声炮声不绝。夜间9时左右，敌军又猛烈进攻，并组成了敢死队，企图利用夜暗突入城内。同时集中了兵力和火力，妄想摧毁几个城防工事，打开突破口。由于我起义部队坚强抵抗和在地下党领导下，由工人学生组织的义勇自卫队的支持，敌军未能得逞。这天卢汉派龙泽汇、佴晓清、许义浚分别到各阵地督战。东线敌第八军部队，迂回到铁峰庵、涌泉寺一 带，被我张秉昌师英勇阻击。南线纺纱厂、南窑一带，炮火连天，战况激烈。敌军认为有把握于当夜突破核心阵地攻入昆明，曾向台湾发出所谓“胜利捷报”。翌日香港国民党报纸，不仅用大字标题登载了敌军攻占飞机场的消息，还发了以“国民收复昆明”为标题的号外。殊不知我军虽有伤亡，但因守阵地，敌军始终不能突破核心阵地。午夜以后，敌军攻势顿挫，只派小部队不断进行扰乱。20日我方又把余程万放出城去。当晚，余即命令第二十六军攻城部队撤退。南郊战况，遂趋沉寂。夜间，卢汉接到刘、邓两将军重庆来电，谓已命贵阳杨勇兵团派得力部队星夜兼程，驰援昆明，希与密切配合，共同歼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杨勇司令员也来电告知，已派牛司令员、房副司令员率军兼程入滇支援，即可到达曲靖。卢接电报后，立即通知各守备部队，士气大为振奋。《正义报》出号外到城外散发。敌人得知解放军即将到达，第二十六军于２１日拂晓撤退。第八军发现第二十六军撤走，也纷纷撤退。昆明保卫战遂告胜利结束。
在这次昆明保卫战中，暂编第十二军的第三十七师二十 九团（即保五团）及暂编第十三军的第四十师三十八、三十 九团官兵沉着应战，英勇歼敌，受到临时军政委员会的表扬。
第二十九团团长马荣凯晋升为副师长，副团长杨道显晋升为团长；第三十八团团长李焕文，第三十九团团长赵振华（后晋升为副师长），第二十九团第二营营长李大权等各记大功一 次；第二十六团（即保六团）团长保卫机场不力，擅自退下，被撤职查办。
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残部退踞滇南蒙自一带。这时解放大军已由广西向西南急进。为了配合解放大军歼灭盘踞在蒙自、建水一带的残敌，经“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与卢汉将军会商，决定由暂编第十三军的三十九师（陇生文部）及三十八师（张中汉部）的第三十三团（夏际昌部）开赴元江，会同“边纵”第九支队，沿元江南岸封锁企图渡江南逃之敌；暂编第十二军的三十六师（保如光部）由玉溪赴新平沙漠一 带，在“边纵”朱家璧副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截堵西窜之敌；暂编第十二军的第三十七师（尹集生部）沿滇越铁路向蒙自方向南下。这样形成了三路部队配合赶入滇省的解放大军消灭残敌。由于解放大军行动神速，残敌惊惶失措，军心瓦解，敌人除一部分空运台湾，零星逃入越南，少数抢渡红河，逃窜云南境外，其主力全部被歼灭。此后，暂编十二、十 三军去滇南的部队仍回昆明附近，准备迎接解放大军进城。
欢迎解放军，成立军管会
1950年１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在副司令员朱家璧率领下进驻昆明。昆明市人民张灯结彩，鸣放爆竹，打着红旗，在西站外欢迎云南人民的子弟兵。当晚卢汉在五华山礼堂举行欢迎大会。会上“边纵”的领导同志勉励起义部队官兵为建设新云南而继续奋斗。卢汉先生讲话时，对参加起义人员说：“为了靠拢人民，靠拢共产党，我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冒了多少危险！今天总算把你们领上光荣起义的道路。希望你们认清革命道理，接受革命思想，永远跟着共产党，努力为人民事业贡献力量。”在坐的起义人员，都颇为感动。
1950年2月中旬，陈赓、宋任穷两将军率领解放大军入滇，卢汉先生派龙泽汇和林毓棠作代表到宜良迎接大军进驻昆明。2月20日，解放大军举行入城式。这天清晨，入城部队在巫家坝飞机场集结整队，昆明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在菊花村设欢迎台，各人民团体，各机关，各学校，起义部队及各族人民30万人组成长达10余里的夹道欢迎行列。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卢汉及各委员、各处处长、起义部队各首脑等均到三里外迎候。下午１时正，进驻昆明的先头部队，由南方的公路进到菊花村，摆在空场上的两门礼炮，开始鸣放。紧接着先头部队擎着“八一”军旗，在军乐声中进入市区。下午2时1刻，陈赓司令员、宋任穷委员、周保中将军等分乘吉普车驶至欢迎台前。卢汉将军当即向前迎接，由潘朔端将军一一介绍，热烈握手。2时半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迎式，陈、宋两将军作简短讲话，后由卢汉将军致词，表示热烈欢迎。一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掌声雷动，解放军各首长、人民团体联合会主席团及新闻记者等即分别乘车入城。
当大军进入市区时，拥满街头的欢迎群众争向陈、宋两将军及大队指战员献花，献旗，献舞，掌声如雷，“欢迎解放大军！”
“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声震云霄，盛况空前。
22日下午2时，昆明市各族各界人民10余万人在拓东运动场举行欢迎大会。工农群众、少数民族同胞及各机关、学校团体纷纷献旗、献礼。五十三厂职工呈献机枪200挺，指南针500个。大会以卢汉将军的欢迎词隆重开始。他首先对陈、宋两将军及人民解放军进军云南，歼灭敌军，表示热烈欢迎与感谢。并表示决以至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实行中央人民政府一切法令及共同纲领，与全省各族各界人民在陈、宋两将军指导下，团结起来，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云南而努力奋斗。陈赓将军也在持久的欢呼声中向全市人民致词，他指出：现在云南全境公开的敌人武装已经歼灭，和平建设时期已经到来，云南目前主要任务是，认真执行刘、邓两将军的三大号召，建立革命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为建设新云南、新中国而奋斗。
1950年3月4日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由陈赓任主任，周保中任副主任，郭天民、郑伯克、安恩溥、潘朔端、谷景生、谢崇文、曾恕怀、胡荣贵为委员。同时成立了云南省军政委员会，由卢汉任主任，宋任穷、周保中任副主任。开始了全国接管工作。
云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后，云南起义部队经过整训，光荣地合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内。中央军委正式任命起义将领余建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副军长，龙泽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副军长。所有参加起义的官兵和全体军政人员都得到共产党的妥善安置。
附记：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曾向龙泽汇、余建勋、谢崇文、曾恕怀、杨鹤麟、李志正诸同志征求意见，得到很多帮助。特别是关于军事部署及昆明保卫战部分，大半是根据谢崇文同志口述所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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