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彝族诗人进军歌坛――施袁喜：写词比写诗带劲
2001年，正是互联网兴起的年代，彝-人-网团队便确立了构建彝族文化数据库的宏远目标，初心不改，坚持走下去。
作为云南70后汉语诗坛的杰出代表、词锋锐利的彝族诗人，在北京工作了7年，已经出版过诗文集《白乌鸦，黑乌鸦》、《美国文化简史》、《顽石十年》，编译过《家教大全》、《枕草纸》、《梵高自传》等畅销书，成功参与编导过数部大型电视专题片的施袁喜，已于今年春天结束北漂生涯，回到云南，专注于云南文化的整合、发掘与外宣工作。目前，他在从事一份杂志主编的工作之余，致力于彝族歌舞的推介。
记者专访了这位彝名为“勒石阿扎”的彝家汉子，首次就就彝族文化、个人生活、诗歌理念、音乐创作等敞开心扉。他说，创作音乐只是让他的“诗”回到“诗歌”的传统上去，写词比写诗带劲。
关于成长：谁的青春不牛逼？
白乌鸦，黑乌鸦
飞着，飞着
那时还是孩子
现在已经青年
……
――《白乌鸦，黑乌鸦》节选
很小的时候，出生于云南南涧无量山，一个仍旧保留着彝族原生态氛围村庄里的施袁喜，因为祖辈的学理熏陶，开始了写作。小学五年级时，因为作文写得好，他被选送参加全国小学生作文竞赛获奖，这一偶然奖赏使他开始主动写作。在念初中和高中期间，他的诗歌、散文不断登载在当时的《语文报》《中学生优秀作文》等报刊上，俨然以“文学少年”闻名一方。大学毕业后，施袁喜转道北京，先后在《经济观察报》、中国妇女出版社、中央电视台等传媒机构工作，从事报纸、图书编辑和电视编导，一待就是七年。2008年，施袁喜回到云南，从事一份杂志的执行主编之余，“开始琢磨如何将云南彝族文化介绍出去”。
记者：你的童年开始于云南无量山间的彝族村寨，作为一个彝人，彝族的传统教育对你有什么影响？
施袁喜：孩提时期，我在位于哀牢山系的无量山间生活。与一切有过乡村童年的孩子一样，我对陌生人感到好奇，而对动物和植物了如指掌。我从小在彝族地区长大，母亲和奶奶在火塘边给我灌输了不少传说和故事，那里面包涵着一切彝族传统。
在我奶奶和妈妈那里，这个世界压根就不是由某种政治主宰的，而是归毕摩、巫师、观世音、如来佛、预兆、迷信这些不可妄加揣测的事物统管。我记得一件事情，有一年，我家的黄牛吃了蚂蝗，瘦得不成样子，我妹妹的干爹烧了些草，围着牛鼻子念经，蚂蝗就乖乖地出来了。这些听上去很玄的事情，在我们家乡，只是常识。今年，我已经31了，还是按照她们教育我的方式行事。我很美妙地发现，彝族传统教育中优良的内容，居然是每个人都该接受的品质教育。
记者：你成为“文学少年”有无契机？你认为是什么最终促使你成为了一名作家？
施袁喜：父亲的家族是自认为高人一等的黑彝弥撒把，父亲是个深受汉文化熏陶的退伍军人，他强硬地认为，只有能提笔做文章的人，才有资格和他对话。为了和他获得对话的资格，我过早地学会了遣词造句。1989年秋天，我11岁了，因为作文写得好，我第一次被班主任带着去县城，代表地区参加了全国小学生优秀作文选拔赛获奖，由此契机产生的自信，使我过早地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所谓“文学少年”。老有人问我，“什么东西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你成为一名作家？”我总会想起在我的故乡，那块独特的土地上，走过的那个敏感的彝族少年。那时候，我刚满11岁，已经坚定了自己未来要成为一名作家的愿望。
记者：你第一次出门远行是在多大的年龄？乘的是什么交通工具？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施袁喜：12岁。走很长的山路，先坐拖拉机，再换乘班车去县城。当时的情景，我只清楚地记得感觉自己很牛，12岁就可以去县城，24岁一定可以去昆明，36岁一定可以去北京，48岁……60岁……想到总有一天我要死去，就开始失望，晕车。想不到我24岁已经去了北京，值得追求和激动的事情越来越少，真是郁闷。
记者：你在农村长大，后来长期在城市求学、工作，请你对城市生活怎么看？
施袁喜：城市也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农村，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我不认为村里人就“勤劳勇敢善良”到傻子的地步，也不认为城里人就冷漠到翘尾巴的份上。我喜欢那些在村里有在城里感受的人，也喜欢在城里有在村里感受的人。我应该回了你的问题。
记者：2005年，你的诗集《白乌鸦，黑乌鸦》得以出版，从收入其中的作品和后来出版的《顽石十年》看，你在学生时代就展露了独特的诗歌才华，也可以看出作为彝族自治县的南涧对你的影响。不知你如何评价自己学生时代的写作？
施袁喜：青春不可复制，正如诗歌不能十年如一日地写，没有突破就是浪费键盘。但友谊相反，朋友可以十年如一日地处。想想在家乡南涧，在云南大学，友朋往还，学侣辩难，真是温暖。年轻时代，我们都做过很多事情，青春嘛，谁的青春不牛逼？
记者：怎么想到去北京？能否谈谈你作为一个云南人，在北京生活的感受？
施袁喜：24岁那年，我随T62次火车北上京城，一待就是7年。7年何其短暂，何其漫长？我感谢生命中的这次冒险，7年的北京生活，正如孙中山之到美国，“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去北京，是因为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想拓宽自己的视野，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走异路，去经历别样的人生。在那个每天都需要高喊“努力，奋斗！”的城市里，我学到了自己想学的东西，认识了自己想认识的人，基本达到拓宽视野的初衷。
我没有细想过北京予我的感受，只觉得它是一个伟大的城池，很宽容，也很大气。作为云南人，不习惯北方的饮食与季节变奏，其他的也没什么可说。
关于写作：尽力做“非著名诗人”
一个彝人穿上黑布袍
一个彝人爬上大楼
找另一个彝人的剑
很多彝人在火堆边跳舞
……
――《黑哀牢》节选
或许是由于新闻系毕业的学历背景，以及长期浸淫传媒所致，施袁喜喜欢在诗歌中使用一些坚硬、有力的词语。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那是他的日常言谈方式，生动、有力，一点点幽默，绝不过分。他说，那是彝族人的方式，也是他的家乡南涧的方式，“一种石头般的质地”。他说：“我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非著名诗人，或者说非著名诗歌写作者。”
记者：作为云南70后汉语诗坛杰出代表之一，诗集《白乌鸦 黑乌鸦》出版后，很少见到你的作品了。有什么具体原因吗？
施袁喜：首先，我要纠正一个说法。我不是什么“云南70后汉语诗坛的杰出代表”，这么说，我们云南的那些著名诗人们估计也不会答应。事实上，在写诗的向度上，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隐逸的诗人。“杰出”意味着“著名”，人要那么“著名”干嘛？有饭吃，有酒喝，有钱花，你还去追求那些花呼哨的东西干嘛？我又不是神经病。
诗坛不是名利场，诗人不一定要分出个一二三。毕竟，诗歌是个人内心的东西。与此相反，我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非著名诗人，或者说非著名诗歌写作者。
我现在写得少，是因为不想写得太多。要知道，最可怕的作品是同义反复的作品，十年如一日的作品。写什么？怎么写？如果我找到一个非得表达的东西，就会开始。
记者：你被人所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诗《黑哀牢》。你称它是“未完成的长诗”，对写完《黑哀牢》有什么样的计划？
施袁喜：它始终没有被完成，是因为写《黑哀牢》的感觉不经常出现噻，那种感觉很怪的，说玄点如神附体。我还真对它没有什么计划，想写就写，写得下去就继续，写不下去就拉倒。我没有资格勉强自己喜欢的东西呀。
我从大学时代开始写作的《黑哀牢》获得汉族知识分子们的喜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诗：闪电般的思维，短刀一样快捷、有效，而且充满力量。他们误以为我在搞鬼画符，搞神秘。殊不知，我不过在以彝式思维数家珍般向外人讲述我少小置身的故乡世界。我承认，在写作的时候，我获得了自己作为异族的坚韧。
关于音乐：并非玩票
今夜的河水
哗啦啦 倒着走
坐在故乡的山坡上
看着惆怅翻过山
想起那温暖的人儿啊
如今在何方
满山遍野的杜鹃呀
一年一悲伤……
――《乌撒牧歌》
山鹰组合主创吉克曲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与施袁喜首度合作，“非常满意，而且新鲜”。在整张专辑里，《乌撒牧歌》是其中最具个人气质、最抒情的一首，“很有画面感”，吉克曲布说，“我们在大凉山和贵州毕节拍MV，画面感很强的词曲意境，省去了编导们的不少麻烦。最终呈现出来的画面，都非常美。最重要的是，能够勾起人们对过去的事情、情人等的怀想。”施袁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断地谈起彝族歌舞对其成长的影响。他甚至在一篇文章中，不无激烈地写道：“地球人都知道，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有谁不知道，我们就罚他喝酒。我的故乡，以及我在故乡度过的童年生活，其实也没必要刻意渲染。总之，它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了。一个如果连家、父母亲戚都影响不了他的人，他一定是个机器人。这样的人，我们最好不要和他喝酒。”
记 者：音乐界对山鹰组合、彝人制造等要不要用母语唱歌有所争论，是不是与彝族诗人要不要用母语写作的争论一样？
施袁喜：语言只是工具。你会发现，无论我们怎么写，山鹰组合、彝人制造们怎么唱，也与那些在城市里长大的汉族人表达出来的东西不同。这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心，以及我们感受世界的方式，仍旧是彝式的，母语的。用母语写作，或者干脆用彝文写作，用彝语唱歌，如果刻意为之，也无趣得紧。怎么合适就怎么整呗，好的音乐也是没有界限的，像诗歌一样，打动自己的东西，才是好东西。
记者：《乌撒牧歌》与流行歌曲相比，有何特点？
施袁喜：我很欣赏我的合作者吉克曲布的说法：由于山高林深、星空迷离，彝族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过多地靠想象。所以，他们的脑袋很灵光。在那些高远、神秘、人神共居的彝人部落里，人们靠无尽的想象、歌唱和偶尔的冤家械斗，倾泻对生活的苦闷。《乌撒牧歌》是一首彝式思维的感伤之歌，想象之歌。
记者：能否谈谈你是如何开始与山鹰组合合作的？
施袁喜: 我们在生活中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根性上的同质，我们理解世界与人的方式是一样的，喝酒的方式也是一样的。我们甚至没有合作的概念，本质上，在彝族人的概念中，“诗”和“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尽已所长写下来，他们尽他们所长谱和唱。因为酝酿情绪之必要，编曲的时候，吉克曲布甚至不知道歌词是我写的，他老以为是阿诺阿布的作品。直到完成了，知道是我写的，他才大吃一惊：哈，这么个好玩的人，怎么写出如此感伤的东西？
记者：这会让人想到你是在玩票哦。
施袁喜：嗨，从2004年开始，我已经给为数不少的人写过歌词也。我觉得人生是分阶段的，作为一名彝族人，进入而立之年后，应该更多地把自己的奋斗重点转到保护、推介母族文化上。之所以和彝族音乐人合作，一是因为我们彼此是生活中的同胞、兄弟，想法一致，更因为彝族歌舞有一个被世人认知的过程，需要有人呼吁、吆喝。我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我有自己的一套审美体系，与彝族音乐人的合作也并非玩票。这会在以后的创作中得到解释。目前，我正在筹措将云南楚雄三笙文化歌舞放到更大的平台上，一首以双柏彝族文化为背景的歌曲，正在与山鹰组合共同创作之中，预计2009年3月可以亮相双柏“虎文化节”；另外一首围绕石林“阿诗玛”为创作基准的歌曲已经出笼。
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以后还会创作更多的彝族歌曲，和更多的彝族艺人合作？
施袁喜：创作音乐对于我来说，只是让我的“诗”回到“诗歌”的传统上去。我更多地愿意做一名文化策划人，整合彝族资源，聚集彝族能量，联合彝族歌舞明星，推出全新意义的彝族歌曲，以扩大云南外宣，从而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做些事情。
2001年，正是互联网兴起的年代，彝-人-网团队便确立了构建彝族文化数据库的宏远目标，初心不改，坚持走下去。
明日，一张彝味十足的新锐音乐大碟《阿西里西――中国乌蒙彝歌新世纪之旅》由中国音像出版中心出版发行，云南彝族新锐诗人施袁喜，与因《七月火把节》等歌曲广为人知的山鹰组合首度联袂，创作了该专辑中的主打歌之一《乌撒牧歌》。“作为一张全彝人阵容的音乐专辑，《乌撒牧歌》的定位是‘彝族牧歌’，也就是放牧牛羊的时候在山坡上唱的歌，其质地的忧伤和旋律的抒情，使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山鹰组合和彝族故地南诏后裔施袁喜进行歌词创作。作为云南无量山脉的彝族诗人，只有他能够把握那种哀而不伤的歌词意境。”《阿西里西》总编导阿诺阿布如是评价施袁喜。
作为云南70后汉语诗坛的杰出代表、词锋锐利的彝族诗人，在北京工作了7年，已经出版过诗文集《白乌鸦，黑乌鸦》、《美国文化简史》、《顽石十年》，编译过《家教大全》、《枕草纸》、《梵高自传》等畅销书，成功参与编导过数部大型电视专题片的施袁喜，已于今年春天结束北漂生涯，回到云南，专注于云南文化的整合、发掘与外宣工作。目前，他在从事一份杂志主编的工作之余，致力于彝族歌舞的推介。
记者专访了这位彝名为“勒石阿扎”的彝家汉子，首次就就彝族文化、个人生活、诗歌理念、音乐创作等敞开心扉。他说，创作音乐只是让他的“诗”回到“诗歌”的传统上去，写词比写诗带劲。
关于成长：谁的青春不牛逼？
白乌鸦，黑乌鸦
飞着，飞着
那时还是孩子
现在已经青年
……
――《白乌鸦，黑乌鸦》节选
很小的时候，出生于云南南涧无量山，一个仍旧保留着彝族原生态氛围村庄里的施袁喜，因为祖辈的学理熏陶，开始了写作。小学五年级时，因为作文写得好，他被选送参加全国小学生作文竞赛获奖，这一偶然奖赏使他开始主动写作。在念初中和高中期间，他的诗歌、散文不断登载在当时的《语文报》《中学生优秀作文》等报刊上，俨然以“文学少年”闻名一方。大学毕业后，施袁喜转道北京，先后在《经济观察报》、中国妇女出版社、中央电视台等传媒机构工作，从事报纸、图书编辑和电视编导，一待就是七年。2008年，施袁喜回到云南，从事一份杂志的执行主编之余，“开始琢磨如何将云南彝族文化介绍出去”。
记者：你的童年开始于云南无量山间的彝族村寨，作为一个彝人，彝族的传统教育对你有什么影响？
施袁喜：孩提时期，我在位于哀牢山系的无量山间生活。与一切有过乡村童年的孩子一样，我对陌生人感到好奇，而对动物和植物了如指掌。我从小在彝族地区长大，母亲和奶奶在火塘边给我灌输了不少传说和故事，那里面包涵着一切彝族传统。
在我奶奶和妈妈那里，这个世界压根就不是由某种政治主宰的，而是归毕摩、巫师、观世音、如来佛、预兆、迷信这些不可妄加揣测的事物统管。我记得一件事情，有一年，我家的黄牛吃了蚂蝗，瘦得不成样子，我妹妹的干爹烧了些草，围着牛鼻子念经，蚂蝗就乖乖地出来了。这些听上去很玄的事情，在我们家乡，只是常识。今年，我已经31了，还是按照她们教育我的方式行事。我很美妙地发现，彝族传统教育中优良的内容，居然是每个人都该接受的品质教育。
记者：你成为“文学少年”有无契机？你认为是什么最终促使你成为了一名作家？
施袁喜：父亲的家族是自认为高人一等的黑彝弥撒把，父亲是个深受汉文化熏陶的退伍军人，他强硬地认为，只有能提笔做文章的人，才有资格和他对话。为了和他获得对话的资格，我过早地学会了遣词造句。1989年秋天，我11岁了，因为作文写得好，我第一次被班主任带着去县城，代表地区参加了全国小学生优秀作文选拔赛获奖，由此契机产生的自信，使我过早地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所谓“文学少年”。老有人问我，“什么东西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你成为一名作家？”我总会想起在我的故乡，那块独特的土地上，走过的那个敏感的彝族少年。那时候，我刚满11岁，已经坚定了自己未来要成为一名作家的愿望。
记者：你第一次出门远行是在多大的年龄？乘的是什么交通工具？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施袁喜：12岁。走很长的山路，先坐拖拉机，再换乘班车去县城。当时的情景，我只清楚地记得感觉自己很牛，12岁就可以去县城，24岁一定可以去昆明，36岁一定可以去北京，48岁……60岁……想到总有一天我要死去，就开始失望，晕车。想不到我24岁已经去了北京，值得追求和激动的事情越来越少，真是郁闷。
记者：你在农村长大，后来长期在城市求学、工作，请你对城市生活怎么看？
施袁喜：城市也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农村，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我不认为村里人就“勤劳勇敢善良”到傻子的地步，也不认为城里人就冷漠到翘尾巴的份上。我喜欢那些在村里有在城里感受的人，也喜欢在城里有在村里感受的人。我应该回了你的问题。
记者：2005年，你的诗集《白乌鸦，黑乌鸦》得以出版，从收入其中的作品和后来出版的《顽石十年》看，你在学生时代就展露了独特的诗歌才华，也可以看出作为彝族自治县的南涧对你的影响。不知你如何评价自己学生时代的写作？
施袁喜：青春不可复制，正如诗歌不能十年如一日地写，没有突破就是浪费键盘。但友谊相反，朋友可以十年如一日地处。想想在家乡南涧，在云南大学，友朋往还，学侣辩难，真是温暖。年轻时代，我们都做过很多事情，青春嘛，谁的青春不牛逼？
记者：怎么想到去北京？能否谈谈你作为一个云南人，在北京生活的感受？
施袁喜：24岁那年，我随T62次火车北上京城，一待就是7年。7年何其短暂，何其漫长？我感谢生命中的这次冒险，7年的北京生活，正如孙中山之到美国，“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去北京，是因为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想拓宽自己的视野，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走异路，去经历别样的人生。在那个每天都需要高喊“努力，奋斗！”的城市里，我学到了自己想学的东西，认识了自己想认识的人，基本达到拓宽视野的初衷。
我没有细想过北京予我的感受，只觉得它是一个伟大的城池，很宽容，也很大气。作为云南人，不习惯北方的饮食与季节变奏，其他的也没什么可说。
关于写作：尽力做“非著名诗人”
一个彝人穿上黑布袍
一个彝人爬上大楼
找另一个彝人的剑
很多彝人在火堆边跳舞
……
――《黑哀牢》节选
或许是由于新闻系毕业的学历背景，以及长期浸淫传媒所致，施袁喜喜欢在诗歌中使用一些坚硬、有力的词语。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那是他的日常言谈方式，生动、有力，一点点幽默，绝不过分。他说，那是彝族人的方式，也是他的家乡南涧的方式，“一种石头般的质地”。他说：“我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非著名诗人，或者说非著名诗歌写作者。”
记者：作为云南70后汉语诗坛杰出代表之一，诗集《白乌鸦 黑乌鸦》出版后，很少见到你的作品了。有什么具体原因吗？
施袁喜：首先，我要纠正一个说法。我不是什么“云南70后汉语诗坛的杰出代表”，这么说，我们云南的那些著名诗人们估计也不会答应。事实上，在写诗的向度上，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隐逸的诗人。“杰出”意味着“著名”，人要那么“著名”干嘛？有饭吃，有酒喝，有钱花，你还去追求那些花呼哨的东西干嘛？我又不是神经病。
诗坛不是名利场，诗人不一定要分出个一二三。毕竟，诗歌是个人内心的东西。与此相反，我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非著名诗人，或者说非著名诗歌写作者。
我现在写得少，是因为不想写得太多。要知道，最可怕的作品是同义反复的作品，十年如一日的作品。写什么？怎么写？如果我找到一个非得表达的东西，就会开始。
记者：你被人所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诗《黑哀牢》。你称它是“未完成的长诗”，对写完《黑哀牢》有什么样的计划？
施袁喜：它始终没有被完成，是因为写《黑哀牢》的感觉不经常出现噻，那种感觉很怪的，说玄点如神附体。我还真对它没有什么计划，想写就写，写得下去就继续，写不下去就拉倒。我没有资格勉强自己喜欢的东西呀。
我从大学时代开始写作的《黑哀牢》获得汉族知识分子们的喜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诗：闪电般的思维，短刀一样快捷、有效，而且充满力量。他们误以为我在搞鬼画符，搞神秘。殊不知，我不过在以彝式思维数家珍般向外人讲述我少小置身的故乡世界。我承认，在写作的时候，我获得了自己作为异族的坚韧。
关于音乐：并非玩票
今夜的河水
哗啦啦 倒着走
坐在故乡的山坡上
看着惆怅翻过山
想起那温暖的人儿啊
如今在何方
满山遍野的杜鹃呀
一年一悲伤……
――《乌撒牧歌》
山鹰组合主创吉克曲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与施袁喜首度合作，“非常满意，而且新鲜”。在整张专辑里，《乌撒牧歌》是其中最具个人气质、最抒情的一首，“很有画面感”，吉克曲布说，“我们在大凉山和贵州毕节拍MV，画面感很强的词曲意境，省去了编导们的不少麻烦。最终呈现出来的画面，都非常美。最重要的是，能够勾起人们对过去的事情、情人等的怀想。”施袁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断地谈起彝族歌舞对其成长的影响。他甚至在一篇文章中，不无激烈地写道：“地球人都知道，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有谁不知道，我们就罚他喝酒。我的故乡，以及我在故乡度过的童年生活，其实也没必要刻意渲染。总之，它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了。一个如果连家、父母亲戚都影响不了他的人，他一定是个机器人。这样的人，我们最好不要和他喝酒。”
记 者：音乐界对山鹰组合、彝人制造等要不要用母语唱歌有所争论，是不是与彝族诗人要不要用母语写作的争论一样？
施袁喜：语言只是工具。你会发现，无论我们怎么写，山鹰组合、彝人制造们怎么唱，也与那些在城市里长大的汉族人表达出来的东西不同。这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心，以及我们感受世界的方式，仍旧是彝式的，母语的。用母语写作，或者干脆用彝文写作，用彝语唱歌，如果刻意为之，也无趣得紧。怎么合适就怎么整呗，好的音乐也是没有界限的，像诗歌一样，打动自己的东西，才是好东西。
记者：《乌撒牧歌》与流行歌曲相比，有何特点？
施袁喜：我很欣赏我的合作者吉克曲布的说法：由于山高林深、星空迷离，彝族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过多地靠想象。所以，他们的脑袋很灵光。在那些高远、神秘、人神共居的彝人部落里，人们靠无尽的想象、歌唱和偶尔的冤家械斗，倾泻对生活的苦闷。《乌撒牧歌》是一首彝式思维的感伤之歌，想象之歌。
记者：能否谈谈你是如何开始与山鹰组合合作的？
施袁喜: 我们在生活中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根性上的同质，我们理解世界与人的方式是一样的，喝酒的方式也是一样的。我们甚至没有合作的概念，本质上，在彝族人的概念中，“诗”和“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尽已所长写下来，他们尽他们所长谱和唱。因为酝酿情绪之必要，编曲的时候，吉克曲布甚至不知道歌词是我写的，他老以为是阿诺阿布的作品。直到完成了，知道是我写的，他才大吃一惊：哈，这么个好玩的人，怎么写出如此感伤的东西？
记者：这会让人想到你是在玩票哦。
施袁喜：嗨，从2004年开始，我已经给为数不少的人写过歌词也。我觉得人生是分阶段的，作为一名彝族人，进入而立之年后，应该更多地把自己的奋斗重点转到保护、推介母族文化上。之所以和彝族音乐人合作，一是因为我们彼此是生活中的同胞、兄弟，想法一致，更因为彝族歌舞有一个被世人认知的过程，需要有人呼吁、吆喝。我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我有自己的一套审美体系，与彝族音乐人的合作也并非玩票。这会在以后的创作中得到解释。目前，我正在筹措将云南楚雄三笙文化歌舞放到更大的平台上，一首以双柏彝族文化为背景的歌曲，正在与山鹰组合共同创作之中，预计2009年3月可以亮相双柏“虎文化节”；另外一首围绕石林“阿诗玛”为创作基准的歌曲已经出笼。
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以后还会创作更多的彝族歌曲，和更多的彝族艺人合作？
施袁喜：创作音乐对于我来说，只是让我的“诗”回到“诗歌”的传统上去。我更多地愿意做一名文化策划人，整合彝族资源，聚集彝族能量，联合彝族歌舞明星，推出全新意义的彝族歌曲，以扩大云南外宣，从而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做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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