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使用彝文如猎人不会使用猎枪——彝诗馆访谈系列之王红彬

　　王红彬,彝族，云南永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电影文学编辑，云南传统蒙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现为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影视中心主任。在云南民族大学上学期间，发起成立野草文学社并当选为社长，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陆续在《滇池》、《边疆文学》、《香港文艺》、《星星》、《民族文学》、《诗刊》等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散文、评论、小说、文论等作品六百余件、70余万字。出版诗集《情岸》；散文《雪落高原》、《山林女妖•奕车姑娘》、《一条河的怀念》等著作9部。其中，诗集《初恋的红峡谷》获 “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即国家“骏马奖”）。Gp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彝诗馆：请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写作背景。

 

　　王红彬：我生长在西南地区大山之中、金沙江边一个彝汉杂居的村寨，后来到大城市昆明求学并留在了这里，虽然我如今工作在城市，但我的根仍在彝乡，少小长大的地方对我终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彝诗馆：你进行诗写的初衷是什么？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人高喊“诗歌死了”，对这种悲观态度你怎么看？

 

　　王红彬：我认为写诗是一种快乐。一开始只是因为一种情绪的冲动，记录下来便成为诗；后来有了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比如国家、民族、命运等等。我从八十年代发表诗歌，那时候属于一本文学经典垫在枕头下面就会发出诗歌之芽的年代，一首好诗会受到许多人的追捧。九十年代以后诗歌好像触了礁，诗人觉得绝望，这我是能够感同身受的，但我觉得诗歌永远不会死，只要有激情，就有诗，人世间怎么会缺少激情呢？

 

　　彝诗馆：你目前的工作和生活对你的诗歌写作是否有影响？如果有，你是怎样克服的？

 

　　王红彬：如果仅仅从时间来看是没有影响的，甚至还有很多便捷；但如果从环境来说，那么是不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诗歌要有激情，而年轻人最有激情，但我周围的年轻人却很少，写诗的人就更少，我甚至倡导成立一个“缪斯文学小组”，但也收效甚微，再也没有了大学时代那种激扬文字的时光了。

 

　　彝诗馆：在你的诗写中，什么样的题材最能引起你的兴趣？比如：地域性、民族性，或时代性等。你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诗写倾向？

 

　　王红彬：第一是爱情，第二是民族，爱情是因为它容易激起我的欲望和冲动，民族则是因为一种使命和责任，当然后一种题材里也包含了地域的成分。

 

　　彝诗馆：目前你所在的昆明彝族作家人员具体有哪些？请你简要介绍一下他们的基本创作情况？并请你谈谈整个云南彝族文学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王红彬：初略的说一下，昆明彝族作家有：张昆华、李骞、黄玲（主要写评论和小说）、李阳喜、杨佳富（主要写报告文学）、苏钰琁等，远一些还有普飞（过去写小说，现在也有儿童文学）、柏叶（小说诗歌等）、刘存荣（写诗兼写小说散文）、阿里（写小说，现已退休）、基默热阔（八九十年代以小说见长）、文鯡（云南普洱市）、殷必聪（近年开始写诗与散文）等。在昆明的作家中，以前老一辈作家都不大写诗了，目前还坚持写诗的可能就是李骞、李阳喜和我，散居地州的诗人中，楚雄的刘存荣，峨山的柏叶等也十分活跃，相比八十年代，今天的云南彝族文学创作较为沉寂，尤其是新一代写作者后继乏人，需要我们花力气去培养。在昆明的作家中，除了张昆华老师这个老前辈，还有我和李骞的作品和小传都收入了《云南省志•当代文学志》和《云南大百科全书》，在云南有一定的影响和知名度。说到云南彝族文学，八十年代是鼎盛时期，当时彝族老作家李乔不但著述甚丰、影响巨大，他还担任了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颇多贡献，同时奖掖新人，比如我能在二十一岁加入云南省作家协会，二十五岁出版处女诗集《初恋的红峡谷》，二十七岁获得国家“骏马奖”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都是得益于乔公介绍或推荐，因此在我们今天谈论云南的彝族文学时，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云南文坛里程碑式的人物。

 

　　彝诗馆：你对文学创作中“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句话有怎样的看法？

 

　　王红彬：我觉得首先是民族的，其次才是世界的，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彝诗馆：你经常爱看书吗？你书柜里主要著作有哪些？其中你爱看的书有哪些？对你的写作有影响的诗集有哪些？假如让你推荐十部书给诗人们看，你会推荐哪些？并说出你的理由。

 

　　王红彬：不看书的诗人无异于是诗歌的瞎子，我觉得不可思议。去年刚获诺贝尔奖的爱丽丝门罗的《逃离》和莫言的《生死疲劳》我刚看过，彝族的《梅葛》、《我的幺表妹》、《铜鼓》、刘尧汉《中华文明的源头——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和《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还有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英国作家艾略特的《荒原》都是我的最爱，再加上梵高的自传《渴望生活》，以及前苏联作家艾托马托夫中篇《查密莉雅》、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短篇小说，都是值得一读的。如果要我推荐，也都是这些作品。

 

　　彝诗馆：彝族现当代诗人蜂拥而出，你认为这种现象是好还是坏？为什么？

 

　　王红彬：诗人辈出说明诗歌的繁荣，这本身是好现象，但也难免泥沙俱下，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甄别，以便区分优劣，当然年轻一代的诗歌现在稍显生涩，但假以时日，我相信他们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彝诗馆：你对彝族现当代诗歌写作了解有多少？你经常阅读彝族诗人的诗歌著作吗？如果让你推荐当代最优秀的十位彝族诗人？你会推荐那十位？请说出你的理由。

 

　　王红彬：比较起来，我对八九十年代的彝族诗歌创作更了解一些，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吉狄马加（四川）、罗庆春（四川）、霁虹（四川）、禄琴（贵州）、李骞（云南）、王红彬（云南）、李阳喜（云南）等。九十年代以后，涌现出大批的彝族新秀，其中不乏优秀者，他们哪些更优秀，年轻一代的读者比我更有发言权。

 

　　彝诗馆：你认为当代彝族诗歌的优点与不足有哪些？你认为当代彝族诗歌代表着彝族文学最优秀的象征吗？彝族诗歌文本中哪些意象词语对你有深刻的影响？

 

　　王红彬：先说优点，大量的年轻人尝试诗歌创作，可喜可贺，但是急于创新和急于求成也会让他们止步于浅尝辄止。诗歌需要激情，但又不仅仅是激情，它还需要思想，甚至是哲理，这样的诗歌才有深度，才会走得更远。在我们当前的彝族诗歌中，浮躁和喧哗代替了探索与深度，门派与山头代替了思想与哲理，这是有害的，值得我们警惕。当代彝族诗歌中，确实有彝族文学最优秀的成分，比如吉狄马加和罗庆春、李骞的诗歌，他们诗中的彝族特质，他们诗中的大气磅礴，他们诗中的情感表达，他们诗中的人类学的思考，他们诗中的哲理表达，都代表了彝族文学最优秀的成分。

 

　　彝诗馆：据说德国推出了一项政策，凡儿童听说读写德语有困难，经鉴定后可单独请家教一对一辅导，费用由政府负担。我的问题是作为彝族诗人，你会说彝语吗？你会使用彝文吗？你是否感觉到彝族文化的没落，以及彝族语言的逐渐消失？你是否为了改变目前的彝族母语危机的现状而努力过？请具体说说。

 

　　王红彬：德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很遗憾，我不会说彝语，也不会使用彝文。作为一个彝族人不会使用彝族语言，就好像一个猎人不会使用猎枪，其中的心痛不言而喻。我也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呼吁过，甚至在2013年第十三届亚洲艺术节“亚洲艺术论坛”作为嘉宾演讲时，还做过《如何保持民族文化个性》的专题演讲，其中就对彝族语言服饰等不断消失的现象表示忧虑，希望有关部门加以抢救。

 

　　彝诗馆：你与诗人交流的方式主要如何进行？你是否有自己独立的诗歌圈子？你经常参加有关诗歌活动吗？

 

　　王红彬：网络信件和沙龙是诗人之间交流的主要方式，目前没有独立的诗歌圈子，要说有，类似“彝族诗歌资料馆”这样的QQ群我觉得可以计算在内，有时会参加作家协会组织的诗歌创作及朗诵等活动。

 

　　彝诗馆：你希望评论家对你的诗作，以及对整体的彝族现代诗歌提供怎样的解读，或者希望评论家为诗人们做什么？

 

　　王红彬：彝族诗歌评论较为缺乏，彝族评论家就更加缺乏，彝族诗歌创作在八九十年代曾经掀起一个高峰，中间有过一段沉寂，2000年前后更多的新生代加入，又掀起了一个高峰，但对这些现象评论界缺乏整体的把握和研究，使得彝族诗人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中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和认同，我希望我们的评论家填补这一空白，当然对我的诗歌的创作研究，也应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进行。

 

　　彝诗馆：你现在还在过彝历年、火把节、虎节、插花节、赛装节之类的彝族传统节日吗？你目前所在之地有没有特殊的彝族传统节日？彝族古老的婚礼仪式、葬礼习俗之类的传统风俗你还在遵守吗？你对彝族与其它民族通婚有怎样的看法？你是否认为彝族传统风俗处在凋零状态？

 

　　王红彬：彝族的火把节几乎每年参加，赛装节偶尔参加，其他节日基本不参加，民族活动基本已经处于停滞状态，彝族与其他民族通婚我认为是十分正常的，我自己就是彝汉通婚的产物（我父亲是彝族，母亲是汉族）。彝族的传统风俗确实已经处于凋零状态。

 

　　彝诗馆：一般情况下彝族人的名字是四个字，但是现在很多人为了在外面寻找工作方便，刻意隐瞒自己的彝名，而使用汉名。我的问题是你及你的家庭成员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彝名还是汉名？如果今天让你再选择一次，你会在你的身份证中选择使用彝名还是汉名？请说出你的理由。

 

　　王红彬：我和我的家庭成员使用的都是三个字的汉名，这或许与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彝汉杂居的村庄有关，如果现在让我选择，我会优先考虑四个字的彝名，因为这能够彰显我的彝族人身份。

 

　　彝诗馆：我从部分关注“彝族题材”的画家笔下和摄影家的摄影作品中总是把“彝人喝酒”作为一个题材，并且彝族民间在给发生纠纷、走亲访友、婚礼喜事、赶丧奔葬等都把酒作为一种表达各种喜乐哀愁的主题。我的问题是：你是否认可彝民族是一个拥有酒神精神之光的民族？

 

　　王红彬：彝族人离不开酒，这一方面可能和他们居住的环境有关，高寒山区大多寒冷，而酒能够驱寒；而另一方面，酒能够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媒介，无论婚丧嫁娶，酒都能够成为他们的“桥梁”。酒能壮胆，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如果说喝酒的彝族人大胆、豪放属于一种酒神精神的话，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李乔先生还健在的时候，有一次和我谈起这个话题，他说，酗酒使得彝族人贫困，一个彝族人赚了钱，想到的不是把它怎样存起来，而是呼朋唤友，猜拳买醉，直到把兜里的钱花光为止，他认为这样的习惯是不好的，应该予以革除，我认为这有一定的道理。当然喝酒和酗酒是有区别的，适当的饮酒没有害处。

 

　　彝诗馆：你对大凉山部分彝族地区毒品泛滥、艾滋病漫延、贫困滋生有怎样的看法？你认为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负面情况的发生？如果让你提一个可行的良策，你会怎样来处理？

 

　　王红彬：这个问题是大凉山彝区之痛，多年前我在美姑、红格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震惊。我认为这是贫穷、落后、无知所造成的，要改变这一现象，首先应该使得彝族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起来，同时提高下一代的教育及文化素质。

 

　　彝诗馆：最近几年大凉山彝族童工在沿海地区打工的情况不间断在媒体曝光披露，你是否觉得这是九年义务制教育在凉山的失败，或是家庭贫困的原因所导致，或是彝族本性就不爱读书，或者是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你是否感觉到人人都在抛弃乡村，并深刻地担心未来乡村社会只剩下老人与狗？

 

　　王红彬：有钱谁不爱读书？被迫远走他乡确实是被经济所困。城乡差别加大，两极分化严重，是中国突出的一个问题，不仅仅彝乡独有，因此这个问题要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下来考虑和加以解决，我本人对此也深表忧虑。我们目前的教育我认为确实存在缺陷，说它在凉山失败也毫不过分。

 

　　彝诗馆：你认为彝族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你认为彝族精神的核心是什么？你有没有自觉的族群文化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

 

　　王红彬：彝族文化的核心，我认为是天人合一、万物有灵，这从彝族图腾崇拜与道家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可略知一二，在彝族地区，山有山神，树有树神，神灵无处不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最好的体现。彝族精神的核心，我认为可以概括为隐忍、善良、勇敢，这与他们历史上的遭遇和他们生存的环境不无关系，一直以来我都有一种自觉的族群文化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和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而愈加强烈。

 

　　彝诗馆：如果让你再选择一次，你是愿意生活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你在生活中是否因为你的民族属性，而受到过歧视吗？如有，你是怎么处理的。

 

　　王红彬：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这对我是一个十分纠结的问题，城市能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物质、文化便捷，但污染严重；农村山美水美，民风淳朴，但落后贫困。我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一直向往乡村生活，甚至曾经有过到遥远的山村盖一栋房子以终老的想法，但又一直无法放弃城市优越的物质生活，所以出现了人在城市而心在乡村的“身心分离”之状。至于说民族歧视无处不有，但只要你自身强大了，也就自然化解。

 

　　彝诗馆：面对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你是否有灵魂里的迷茫与彷徨？

 

　　王红彬：时代飞速发展，灵魂好像被抽离了身体，三十年前我们还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那个时候见到一辆“铁毛驴”（自行车）就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拥有一辆汽车也习以为常，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让我们很不适应。另一方面，在这个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善良美好的东西丢失了，也会让人怀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有很多彝族同胞生活在大山之中，他们的生活无法与城市对接，这也让人感到迷茫。

 

　　彝诗馆：生为彝族，你怎样评价自己的民族？你是怎样对待自己家人的？

 

　　王红彬：彝族是一个历史上曾经经历了许多坎坷，在被一些大民族和其他部落排挤、追杀的过程中，一路从北方跑到南方，逃到西南的大山之中，这中间经历了很多苦难，也培养了他们百折不挠、面对困难的勇气，这些因素一方面使得他们胆小、柔弱，但同时也形成了胆大、好斗的另一面，这个矛盾体的出现，使得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分裂的性格特征。当然，在如今民族团结的中华大家庭里，生活的稳定，和与周围其他民族交往的增多，彝族也渐渐解除了自己的戒备、多疑的心理，同时对其善良勇敢和勤劳的特质加以强化，这就是今天的彝族。对于自己的家人，我是以一种宽容、理解和沟通的态度来与他们相处的。

 

　　彝诗馆：谈谈你在写作中的令人难以忘怀事件，你对彝族的诗歌写作理想是否有了新的想法？你以后是否会加强自已对彝族历史文化的修养？

 

　　王红彬：我与诗歌热恋，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真是诗情燃烧的岁月，人们自甘清贫，以诗为荣。诗人不但受到fans的追捧，还受到姑娘的青睐，女诗人更是奇货可居。诗集是出一本火一本，诗人不输明星，顾城、舒婷、汪国真、席慕蓉无不炙手可热，在一个文学沙龙中，不谈文学、不懂文学，会被人笑掉大牙，文学有着良好的生存环境，人们尊重诗、谈论诗、学写诗、好读诗，使得诗人辈出，诗集备受追捧，甚至有人不无夸张地说，在那个年代写诗的人比读诗的还要多。至今我还记得我的处女诗集出版时的盛况，那是一九八九年，我的第一本诗集《初恋的红峡谷》出版（列入广西民族出版社“中国皇冠诗丛”），当时我已经大学毕业四年，学校邀请我回到同学中间签名售书，不到半个小时，我的两百本诗集就全部售罄，后面还排着长长的队伍，从当时的情形看，我就是准备一千册书，估计也能售完，那么多读者对我的书的追捧，其实就是对诗歌的追捧，那是一个多么令人难以忘怀的诗歌的年代！

 

　　如今我想把诗歌写得更加完美，更加具有时代特征，更加具有民族性，能够获得更多的读者的喜爱——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就目前而言，我是一个“杂家”，出版过诗集、散文集、研究论文集，除了诗歌、散文、小说创作，还有电影文学剧本即将搬上荧幕，甚至还有教育学、市场营销学等著作问世，所以说我的写作十分杂乱，作品五花八门，真的堪称一个“杂家”了，各种书籍也无所不读，这也加强了我的文化素养，今后我也会有意识地更多地加强彝族历史文化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