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回归是一种更好的文化复兴－－彝诗馆访谈系列之吉狄马加

　　吉狄马加，彝族。1961年6月23日生于中国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中国当代著名诗人。系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现为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从1985年出版诗集《初恋的歌》开始，先后出版了《一个彝人的梦想》、《罗马的太阳》、《吉狄马加诗选译》《吉狄马加诗选》、《遗忘的词》、《天涯海角》(意大利文版) 《秋天的眼睛》(马其顿文版)《“睡”的和弦》(保加利亚文版)《吉狄马加诗歌选集》(塞尔维亚文版) 《时间》(捷克文版) 《彝人之歌》(德文版)]等十几部作品。多次荣获中国国家文学奖，其中诗集《初恋的歌》获中国第三届诗歌（诗集）奖；组诗《自画像及其它》获中国第二届民族文学诗歌奖最高奖；组诗《吉狄马加诗十二首》获中国四川省文学奖；诗集《一个彝人的梦想》获中国第四届民族文学诗歌奖；1994年获庄重文文学奖。1988年应意大利蒙代罗国际文学奖评委会邀请作为中国作家代表成员访问意大利，1994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美国，1997年应邀参加歌伦比亚麦德林国际诗歌节，1999年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泰国，2000年作为中国文联代表团成员访问约旦和埃及。

 

　　时间：2011年11月16日上午11点

　　地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雕刻时光咖啡馆

                                    

　　诗人代表着社会的底线，人类的良心

 

　　彝族是一个诗的民族，其光辉灿烂的文化历史，主要就是以诗歌的方式纪录。吉狄马加是包括彝族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诗人中最为优秀的代表。具统计，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没有哪一位民族诗人的诗歌像吉狄马加的诗歌这样大尺度大面积地进入世界各国，被不同语种、不同肤色的人们朝夕吟诵。自从他二十多年前向世人发出“世界，请听我回答”的呼唤，到今天，祖国大西南的天空仍然回荡着“我—是—彝—人！”的时代强音。

 

　　阿诺阿布：部长好，顾彬认为，中国诗人最大的问题在于外语水平低下——当然他所说的外语主要是指英语，对于熟练掌握不同语言的你来说，你的态度是？

 

　　吉狄马加：我觉得作为一个诗人来说，如果你能掌握若干门外语，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事儿。但是我认为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一个诗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他的母语，生活在他的母语里面。因为真正的诗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生活在母语里面，母语可以说就是诗人的另外一块圣地。所以简单说来，一个诗人必须掌握若干门外语，这和他是不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没有直接关系。世界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诗人，李白不懂英语，杜甫也不懂英语，但他们不是照样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诗人吗？

 

　　阿诺阿布：你曾经说过，黑人文学从根本上改变了你对文学的价值判断，这基于你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

 

　　吉狄马加：我觉得一个诗人很重要的一点是文化立场和身份认同，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诗人的文化立场和他的身份认同非常重要。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而这个文化背景的母体文化很重要，所以我认为如果没有对自己母体文化的认同，没有对自己身份的确认，那么全球化之下的我们，很容易被湮没。当然，这是从文化本身而言，而作为一个诗人来说，我想我们除了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之外，我们还得有一种开放的眼光，就是要用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来武装我们自己，因为我想我们不仅是彝族文化的儿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儿子，我们也是世界人类文明的儿子。

 

　　阿诺阿布：从古到今诗人及其作品好象都印证这样一个让人纠结的事实，那就是好的诗歌和伟大的诗人绝大部分都产生在动荡不堪的时代，这从侧面印证和解释了当今无大诗人无大作品现象，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吉狄马加：诗人很重要的一点，是诗人不能离开他的时代，但我觉得诗人最重要的，是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面对自己的内心主要是面对自己的灵魂。所以我想，一个人，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具有一种高贵的品质，那就是对生命的热爱，对生命的怜悯和同情。所以我觉得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并不重要。所谓时势造英雄，它是需要一定的时代环境，这无可讳言，是被历史反复证实了的、近乎真理的东西。但重要的是诗人能不能揭示出人类生命本质上的东西，这也正是一般的诗人和伟大的诗人之间的区别。一个诗人，能不能通过他的诗歌，揭示出生命的意义，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阿诺阿布：远在近两个世纪以前，荷尔德林就对他所处的那个“诸神和上帝缺席、神性之光黯然熄灭的时代”发出个诗人何为的诘问，你在中国第二届诗歌节上有“不是你愿不愿意走向世界，而是世界正不由分说地走进你的生活”的精彩演讲，那么，在物化的或者说恶俗化的今天，诗人何为呢？

 

　　吉狄马加：正因为这样，诗人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因为诗人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这种实质可以说从古到今都是如此，今后也还要延续下去。现在人类生活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消费至上的时代，应该说这对人类的精神是一种伤害。技术对人性的压制使人类陷入一种生活的困境，然而越是这种时候，诗人的作用就越大，越能更好地显示出诗人和生命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的重要性。

 

　　阿诺阿布：人间是地狱与天堂之间的战场。自二战以后，各种灾难人为因素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我们似乎更加文明了，实际上也更加野蛮了，作为诗人，你以不少诗作在这方面进行反思和控诉，你觉得它有効吗？还有更好的方式吗？

 

　　吉狄马加：纵观人类的发展史，一直是善和恶的争斗。正义和邪恶之间的争斗，贯穿着整个人类发展。而且这种争斗，自从人类进入广义上的文明社会以降，更加越演越烈。二战期间，那些灭绝种族的反人类的行径，以至到今天各种恐怖势力的猖獗，都是值得人们尤其是诗人们反思的。阿多诺曾经绝望地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样的话，历史已经证明他危言耸听。所谓诗歌究竟是指什么？这才是本质。我们写诗，或者说奥斯维辛之后我们为了终结，为了防止，为了纪念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写诗呢？诗歌也许不是最有效的方式，但它无论如何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任何时代，都需要有人发出善的呼声，都需要有人张扬正义，尊重生命。而任何时代这都是诗人应该主动担当的责任，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人，他代表着社会的底线，人类的良心。

 

　　阿诺阿布： 全球化号召诗人们要有大视野，要有全球观念，要有人类意识，但事实上，真正具有普世性的作品是来自于诗人的内心而不是他走得多远。费尔巴哈一生没有走出他居住的村庄，但是他的学说燃遍世界，老子写《道德经》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什么参考书。你认为这是今天之所以诗歌铺天盖地而诗人销声匿迹的原因吗？

 

　　吉狄马加：这个要看人怎么去认识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的智慧并不在于你要走多远，但是如果你有条件去看到很多东西，对一个诗人来说那绝对是有意义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对诗人的认识也是这样，我认为在我们今天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应该是有很多执着的诗人，还有一些有着高尚精神追求的人，他们都还在坚守自己的诗歌理想。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能坚守，能忠实于他的内心，忠实于他的良知，来不断的进行写作。那么我相信，这些诗人里面不乏优秀的作品，今后在历史上一定会留存下来。

 

　　阿诺阿布：马其顿、荷兰、德国、哥伦比亚之后的又一国际诗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是继波兰歌节，就诗歌本身来说，诗歌节是有限的，诗歌才是无限的。无可回避的是，今天诗人铺天盖地，而真正意义上的好诗凤毛麟角。原因又是什么呢？

 

　　吉狄马加：我想这在古今中外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们说现在诗人多，但事实上诗人再多也没有商人多。而且我觉得就目前来说，还有很多人能忠实于自己的文化理想，能去写诗，特别是在现在崇尚物质崇尚金钱的这样一个时代，那么还有人坚守自己的诗歌理想，我觉得无论对我们今天精神生活的建设来说，还是对整个人类去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来说，都是一个好事。我并不认为现在诗人太多，因为现在是一个缺少理想的时代，是一个丧失主体信仰的时代，在这种时候还有人喜欢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现在我们一些人看到所谓写诗的人很多，只能说是或许还有不少人在关注诗歌这方面的事情，但事实上和全世界七十亿的人口数量相比，今天还拿着笔写诗歌的诗人，可以说微乎其微。有人写诗是一个很好的事儿。至于诗歌本身，当然不可能每一个人写出来的诗，每一个写诗的人，最后都能进入文学史，都能成为经典的诗人。但是一定要有这种社会环境和基础。所以在很多地方曾经有记者问我，我说现在还有人写诗，说明这个人一定是个好人，因为他还有精神追求，他没有在这种物欲横流的现实中完全失去自我，他还有他的自我还有他的追求，他的文化理想，这是好事。至于他能不能成为一个经典意义上的诗人，能不能成为一个我们所说的伟大的诗人，我觉得那涉及到很多原因，比如他个人的诗歌禀赋、作品的艺术高度、时代和历史对他的选择等，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阿诺阿布：诗歌起源于民歌，但是真正让诗歌这一艺术形式达到顶峰的，多半还是靠严格意义上的诗人。历史上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都是出自士大夫之手。从阿拉贡到毛泽东，他们的作品至今仍然让人难以望其项背。只是近些年的诗歌江湖，官员作诗，从羊羔体到化学之歌，都遭人病垢，话说回来也让人不得不病垢，这难道仅仅是表面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吗？

 

　　吉狄马加：简单来说，所谓官员写诗，从阿拉贡到毛泽东那样的说法，严格意义上是不成立的。阿拉贡是法国现代主义诗人里面最杰出的一位，这无可置疑。阿拉贡并不是当了法共总书记才开始写诗，抛开政治家这个头衔不说，他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一个诗人，准确的讲来，毛泽东是一个诗人政治家，他写的许多作品，包括他的诗词，我觉得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非常厚重的一笔。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政治家都会写诗，也不是所有的诗人都是政治家，同样，也不能说政治家就不能写诗，诗人就不能当政治家。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政治家，他们都是诗人，除了像毛泽东、阿拉贡之外，还有塞内加尔的总统桑格尔，像马克里克的爱默赛特尔等等，这些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诗人，同时也是伟大的政治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至于你刚才说到的有一些人，他在从事政治工作的同时写写诗，搞搞文学创作是一件好事。比如你提到的所谓羊羔体，实际上是很多人对他的一个曲解，因为车延高他也是一个写诗很多年的诗人，他并非是从政了以后才写诗，他写诗已经很多年了，已经写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而这个所谓的“羊羔体”只是别人的曲解，在他若干的诗歌中选取某一首的某一段来夸大渲染，这实际上是对他的误读。至于别的一些人，比如他写几句打油诗，他写得好不好是一回事，很多人就把他归结为一个诗人，说这些人在附庸风雅，我并不这么看，对于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下一个判断，不能简单地说其非黑即白，不能极端地看待你认为不合时宜的事情。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去认识什么是真正的诗人？他写的这些作品，是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诗，我们得有一个比较，才能更为客观地看待诗人和诗人的作品。

 

　　诗歌重要的是要触摸到灵魂最柔软的部分

 

　　从歌德、普希金到叶赛宁、惠特曼，从奥克塔维奥·帕斯到印第安人巴列霍，从犹太人耶胡达·阿米亥到捷克人塞弗尔特，从拉丁美洲诗人聂鲁达到黑人桑戈尔。吉狄马加海量的阅读，最终，他承认，自己和这些历史悠久的民族有着“文化心理同构”；从“故乡的炊烟湿润了我的双眼”到“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左睡的男人”，从“有人看见我们骑着马/最后消失在所谓文明的城市”到“在我的故乡大凉山吉勒布特／一只绵羊的死亡／会不会惊醒东非原野上的猎豹”——吉狄马加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游刃有余。个人的忧伤和幸福，渐渐被超验的大我和无限的悲悯所取代，族群性模糊，普世性凸现。我想，这是他的诗歌能够风云世界的重要原因。

 

　　阿诺阿布：彝族诗人不管在数量上还是作品质量上在中国诗人中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已经有不少理论家对彝族诗歌进行深入研究，意大利诗人维尔码·克斯坦蒂尼说，个体意识可以逐步改变思想，可不可以这样认为，群体的意识更会创造出伟大的诗歌？

 

　　吉狄马加：我觉得彝族本身就是一个诗性的民族。因为我们彝族的所有古老的哲学都是通过诗歌的方式来表述。所以说彝族是一个诗的民族一点也不过分。因为我们不单是在过去，就是在现在，我们彝族人在表达我们的很多哲学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时候，可以说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诗。现在的很多彝族作家、诗人都在执着地写诗和进行文学创作，也有很多优秀的诗人。一个诗性的民族有很多人在写诗，还有不少优秀的诗人，特别是一些年轻的诗人，都在执着地创作，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我认为随着大家共同的努力，彝族诗歌终究会不仅仅只是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都会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这里，所谓“位置”，主要是我们的彝族诗人，在其创作的过程中被物化的东西并不多，换句话说他们都还比较纯粹。他们一直在试图通过诗歌创作来表达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来反映出人类的命运。我觉得很多彝族诗人，他们一直坚守这种诗人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这个责任和使命并不是一个很空的东西，而是很具体的，通过他们的文学创作来记录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从而更好地表达我们彝族在历史进程中的所思所想，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说非常珍贵。因为彝族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现在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一方面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民族文化，使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很好的延续下去，另外我们也要在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融入世界的发展潮流。可以说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就是我们要经历很多痛苦很阵痛。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选择，需要我们去扬弃。所我我觉得在这种时候可能产生一些重要的诗人，重要的作家。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种变化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所以我觉得在今天，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见证人，我想应该产生更多优秀的作家和诗人。

 

　　阿诺阿布：“从马木马普，木马支哲普”，汉语是说，一个人只值一匹马，而一匹马只值一杯酒。西人也说，酒害了印第安人，但是没有酒，印第安人宁愿去死。可以从这个角度解读你的《最后的酒徒》吗？

 

　　吉狄马加：我觉得关键的问题就是一个民族的价值体系，对一个民族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在经历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多的民族因为他的价值体系脆弱，所以他会陷入一种迷惘，而迷惘的时候，只有一个东西能让他遗忘过去所有的东西，那就是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酒把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的很多精英给毁灭了。从人类学的层面，特别是从社会学的层面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已经被证明了的事实。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在任何时候都要树立自己的道德价值体系，这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本。而酒，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临时的抚慰器，而不可能是导致一个民族精神消亡的一剂毒药，所以我想，最重要的是要传承好我们自己民族的道德价值体系，让我们民族的道德价值体系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精神的独立存在。

 

　　阿诺阿布：包括彝族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诗人，他们都喜欢在诗歌中密集地使用本民族的元素符号，这突出了他们的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同时，也从某种程度限制了他们作品的普世性。请你就这个问题对彝族诗人们谈谈你的看法。

 

　　吉狄马加：我觉得意象和符号，一个诗人反复使用，是受到本民族文化的影响，这不为过。一个作品，是否具有普世性不在于它是否使用了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而在于作品是否真正表达了内心深处最微妙的情感变化，是否触摸到灵魂最柔软的部分，一旦触摸到灵魂中最柔软的部分，那么这个作品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是绝对超越种族，超越宗教，甚至是超越意识形态的，至于使用什么样的符号并不重要。

 

　　阿诺阿布：写了三十多年的诗，其间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但是从诗人的角度来说，你是幸运的，毕竟很难有诗人像你一样在许多国家出版自己人的作品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出版《初恋的歌》到现在，26年的时间你出版了十几部中外文诗集。你在德国、意大利这些有着灿烂诗歌传统的国度出版你的诗集，也在马其顿、塞尔维亚这些相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比较陌生的国家出版自己的作品，这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吉狄马加：好多作品被国际诗坛所接受，大量地翻译我的作品，大概十几个国家都出了我的作品，包括最近的阿根廷，最近又刚刚出版了一个西班牙语的，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于一个诗人的作品，尤其是中国一个古老民族的彝族的诗人的一个作品能走向国际，能在很多国家出版，我认为这也说明了诗歌是需要交流的。另外，他们在选择这些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恰恰是因为我代表了中国的彝族。他们认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文化，它发出的声音是一个古老民族从大山里发出的声音，他们认为这个声音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声音，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这个声音。至于他们为什么选择我的作品，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们非常关注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球上不同区域不同地区民族的生存状况。他们通过诗人的作品能感觉到人类有共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都在关注人类的生存状况，关注人类的命运，关注文化的多样性，人类的和平，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捍卫人的权利，这些东西最重要，否则这么多诗人的作品，他们在选择诗人的作品一定有他们的想法，否则他们要把你的作品翻译成他们国家的文字，然后出版，肯定有他的想法。而这个想法一定是找到诗歌对应的，算是一种知音吧。

 

　　阿诺阿布：彝人之歌在广大彝区可谓家喻户晓，火把节，彝族年等传统的节日不说，无论是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还是   昭通、威宁等偏远山区，只要有彝人聚会的地方，都会响起这首歌，它豁达了许多人的心胸，也流干了许多人的眼泪。作为作者，你自然更有你独到的体会和感想，请给我们分离一下这首歌的创作过程。

 

　　吉狄马加：我们彝族人生活在整个大西南，背靠着茫茫的群山，这个民族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这个民族也经历过了几千年的历史沧桑，依然坚韧地生活在群山里面，靠什么？我觉得是靠一种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最重要的。之所以我们还在这个地球上存活着，我们还在延续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还在坚守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还作为彝族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最最珍贵、永远不能丧失的民族价值体系。所以我想通过《彝人之歌》，用一种朴实的，很简练的语言表达出来。实际上是想告诉世人，我们生活在大西南的不同的地域，六祖分支之后，我们有的去了云南，有的去了贵州，有的去了四川，但是我们有着一种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我想不管我们生活在群山的哪一个角落，作为一个彝族人，我们都不能忘记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

 

　　彝族文化在交融过程中重要的是如何保持文化主体性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儒家遗世独立的不二法则。作为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彝族，其伟大的文化，早已是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从哪里来？天地之外还有别的什么？物质化的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向这些巨大而遥远的问题发问。作为官员的吉狄马加，他在青海打出一张张举世瞩目的名片；作为彝人的吉狄马加，他为彝族文化的一再被肢解一再被误读而忧心忡忡。

 

　　阿诺阿布：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对话是当今世界上面临的两大问题，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同样存在着主流文化与非主流的、大众与小众的问题，文化的输出与输入历来是不对等的。作为彝族文化，如何在这种不对等中找到自己支点及充实自己的空间？

 

　　吉狄马加：远的不要说，人类从近一两个世纪可以看到，就是任何文化的传播，所谓输出，一定和他当时文化所存在的国家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就像英国，英语之所以在世界上被传播，那么首先英国作为当时的日不落之国，可以说把英语推向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那么到了二战和二战之后，美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把英语在全世界进行传播。所以说现在不论从哪一角度来讲，不管你相不相信，承不承认，英语就是普遍使用的一个公共语言，这和当时英国和现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大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个很浅显的道理。那么倒过来说，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任何国家之间的交流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的交流。所以它要和政治已经有着很大发言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必然和这个世界发生的关系就很密切。所有就有很多人来学习汉语。这也是客观情况。但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说，任何时候都有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都有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这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客观存在。我想这个东西不是问题的主要，主要的是我们不管处在什么的生存状态下，尤其是今天的彝族，我们差不多有近千万人口，九百多万人口，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延续我们的民族文化，一方面简单的使用文化冲突不太合理。亨廷顿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当时整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他认为，东西方两大阵营有一方被削弱之后，宗教问题，民族问题，文明冲突他认为是世界上一个主要问题，但实际上，我们不仅要看到文明、文化之间的冲突，同时也要看到文化之间相互的兼容。我觉得都不能把它绝对化，任何问题都是这样的。因为文化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在不同的背景下，不同的文化传统，它本身存在的文化基因也是不一样的。文化没有一定的冲突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说，所有的文化都不具有包容性，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可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认为对任何问题都要辩证的去看。

 

　　阿诺阿布：全球化并不是人类诗意的发展方向，但它无疑是不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意愿为转移的发展方向。当文化全球化登场之时，也就是民族性的消亡之时，真有这么可怕吗？

 

　　吉狄马加：全球化当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这个世界上文化完全同质化，趋同化了，那么这个世界是没有意思的，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之所以有我们文明的延续，世界上有这么多优秀的民族文化延续，实际上是由于不同文化共同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丰富，甚至更加的包容和兼容。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全球化带来的弊病。另一方面，我们要坚信文化的适应能力非常的强，文化恰恰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同时又在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过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特性。使他不断延续。

 

　　阿诺阿布：先是语言，然后是文字，最后是整个文化体系，历史上许多族群的文明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消解掉的，但彝族内在的文化体系还在，其原因是什么？

 

　　吉狄马加：我觉得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彝族人对自己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这种认同，是来自于我们骨髓的。甚至在文化的延续中，有些人已经不会说民族的语言了，不会使用彝族的文字了，但他们对文化的认同，让他们有一种很回归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主要是表现在我们民族文化的强大的生命力。而生命力主要体现在一种精神范畴，这种精神范畴，很重要的一点，他让我们更多的人，一个是延续我们的民族文化，包括我们的文字，包括我们的语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他将会吸引我们更多的人重新有一种精神的回归。而精神回归是一种更好的文化复兴。

 

　　阿诺阿布：有人说彝族文化养育了人类但是养活不了我们自己。这有点危言耸听，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是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真正内省了吗？我们应该如何内省？

 

　　吉狄马加：所谓彝族文化养育了人类，但是却养活不了自己。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彝族在这个世界上不是生活了一年两年，而是生活了几千年，我们同样也没有隔断我们的民族文化，彝族文化对这个世界，对人类有很大的贡献，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包括我们的文字，包括我们的价值体系，包括我们的太阳历在科技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包括在我们在人文历史哲学思想上的贡献，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到了现在，到今天，我们的文化还在不断的延续，彝族文化有强大的生命力。他也在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使他变得更加强大，另一个方面也会有这样的忧虑，全世界文化竞争过程中全世界都在同质化的过程中，如何把我们优秀的文化中的元素，文化基因继承下来。是我们当下的彝族人的责任，肩负的一种使命。当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恐怕全球都如此，彝族也不例外，很多值得留存的东西、个性的东西开始泯灭了。比如说有很多独特的民族文化元素开始逐步消失。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了许多让人忧虑的问题。高尔基曾说：非洲死一个部落酋长，相当于在欧洲毁掉一个博物馆，这无疑是一件最叫人心痛的事。我不同意把文化分成大和小，我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平等的，它对这个世界来说是同等重要的，我们对这些文化一定要心存敬畏。你能否认基督教文化存在的前提吗？不能。你能说德国的文化不好吗？不能。反之你也不能说塞内加尔的文化不好。它们共生共荣，好比一个草原上，你灭鼠灭得太多了，那么天上的雄鹰也没有了。

 

　　阿诺阿布：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世界山地纪录片节，青海三江源国际摄影节，青海国际水与生命音乐之旅，青海国际唐卡艺术与文化博览会及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等等文化艺术活动，你在青海的文化上所打造的一切，如有机会，它有可能在广大的彝区复制吗？

 

　　吉狄马加：我觉得，这么说吧，在彝族地区是具有创造文化品牌的条件。但是最重要的是需要当地的政府要不遗余力地推动，因为我们这个体制所决定的。很多文化品牌的打造，必须通过有地方政府，他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当然还要有更好的创意，就是把你的民族的文化资源，地理资源，把它用到一个极致。同时这些活动这些品牌一定要有国际视野。否则你做这些品牌这些活动都很难有全国的影响甚至是世界的影响。这和打造品牌的人有直接的关系，就是他必须要有这方面的意识，有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你还要给他这样的平台。你没有这样的平台，他也不可能做到。

 

　　阿诺阿布：彝族的族源有本土、东来、西来等诸多说法，你个人的观点是？

 

　　吉狄马加：史学界有各种各样的探讨，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是正常的。彝族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今天的考古成果已经证明，彝族在祖国大西南生活得更早，是真正的原住民。只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彝族先民不断与其它民族融合。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都有着这种演化过程，不仅仅只是彝族。

 

　　阿诺阿布：彝族文化源远流长，包罗万象，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今天，她的被边缘化越来越严重，换句话说，现实生活中彝族文化的地位与其极不相符，我们如何解决这种不相符？

 

　　吉狄马加：全球化背景下，相对弱势的民族文化，其传承、发展是艰难的事。不能因为艰难，我们就自我封闭。文化上的自我封闭是最危险的，但是，在交融中如果没有自己，如果丢失自己的文化，那更加危险。保持文化精神的主体性，是彝族文化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基石。美国文化就是典型的多元文化，你要说他的主人，他真正的主人是印第安人。美国的主流文化或者说大众文化并不是印第安文化。这方面，日本文化是值得研究值得反思的文化，在东方日本照搬中国文化，但是它并没有被汉化；在西方日本模仿美国，但是它并没有被西化。彝族文化在交融的过程中主要的是如何保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性，只要文化的主体性不模糊，不丢失，那它就不会被消解。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兴盛和衰落的时候，而主体性完整的文化，它是超越社会制度和地理限制的，彝族文化已经证明了这种超载和限制。

 

　　阿诺阿布：世界六大文字的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哈拉般文、腓尼基文已经静静地躺在博物馆中或成为专家学者的案头之物，只有古彝文还在广袤彝区活用活学。而彝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文字的不统一，你认为这种不统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它前景乐观吗？

 

　　吉狄马加：彝族文字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规范上的问题。历经数千年不同文化修养的民间书写，书写上存在差异，那很正常。汉语的发音，藏文的发音，其内部更是千差万别，但是在文字上他们做到了统一。这需要彝族的专家学者、有识之士高瞻远瞩，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民族的未来和现实生活工作两方面结合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是考虑自己的地位，站在自己划定的位置上，人为地造成和加剧这种差异，那是非常遗憾，非常不理智的事。

 

　　阿诺阿布：离开意味着失去，出发并不是为了归来。这是一件比较揪心的事。美女如云的库依、骏马奔驰的金曲、英雄辈出的比尔，你从尼木昭觉一路走来，到今天，蓦然回首，你是离她们近了还是远了？

 

　　吉狄马加：物理上的距离，肯定是越来越远了。作为一个诗人，身体的距离越远，精神越接近。走得越远，回归的渴望越强烈。灵魂在渴望回归，思想在渴望回归。每一天都是身体在远离，文化在回归。毋庸讳言，对于我的部落和那长长的家谱来说，我将承担一种从未有过的使命。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瞬息即逝的时间，我清楚地意识到，彝人的文化正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在多种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我担心有一天我们的传统将离我们而远去，我们固有的对价值的判断，也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我明白我是这个古老文化的继承者，我承认我的整个创作，都来自我所熟悉的这个文化。

 

　　采访手记：

 

　　临近中午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子们来来往往。从美术馆到雕刻时光咖啡屋，要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等两辆的士通过的时候，我侧过身问吉狄马加，他回答说他好几年没去过贵州了。

 

　　上个月在贵州威宁板底采访一个初中升，她摇头告诉我她从来没听说过吉狄马加。一个星期以前，在华南农大的酒桌上，我问到广州闯荡多年的同胞，因为我很少听见有女孩子唱《彝人之歌》，将那一句句词唱得像钉子钉木板一样的干脆、果断。她说，《彝人之歌》是谁写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是《彝人之歌》。

 

　　这原本是我准备暖场的问题，但我们一行人上到雕刻时光二楼坐下，咖啡还没上，我开口的第一句话竟然是：“马加部长，我们开始吧。”

 

　　对于采访，我一直有随手记下关键词之类的习惯。可是当我问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不得不放下手上的纸和笔。因为他沉稳的目光径直穿过镜片不留空隙地笼罩着我。可以说，他的声音和他的目光是同步的，甚而有那么一些时间，我宁愿丢掉一些词而去享受因他的凝视而形成气场。

 

　　虽然我拿着采访提纲，但我老是忍不住心猿意马。我不止一次到过他的故乡尼木昭觉，不止一次听江湖上的朋友说他的诗如何如何。自从在宽斋接到他愿意接受采访的电话，时不时我在想，究竟和他聊些什么呢？谈诗歌，他名满天下；讨论彝族文化，过于敏感的话题，作为晚学，我问不出口，想来，他也不会乐意回答。服务生给我们端上两个大杯的摩卡，他招呼散坐在四周的朋友们想喝什啥点啥，仍然前倾着身子，仿佛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玻璃桌子而是火塘。

 

　　北航的领导等着吃饭，催了两次。回到餐厅，说完台面上的话，他侧过头说：“你还有问题没问完，我们抓紧。”

 

　　十几个人的饭局，大家都期待着和他交流，我不好意思独占大家的时间，不得不中止了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