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狄马加与匈牙利诗人拉茨.彼特对话录(图文)
拉茨.彼特：匈牙利诗人，文学翻译，匈牙利翻译之家负责人。1948年出生于匈牙利贝凯什乔堡市，1972 年毕业于德布列森市科舒特.拉尤什大学。现在布达佩斯的鲍洛希学院和维斯普林市的潘诺尼亚大学教授文学翻译理论。曾获厄尔莱伊文学奖、 匈牙利总统金质奖章和尤若夫.阿蒂拉文学奖。著有诗集《对面而坐》、《水手们的抵达》、《自画像》、《我希望，他们能意识到》和 《关于沉睡的身体》等，翻译过德国诗人卡尔.可鲁洛、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奥地利-以色列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捷克作家卡夫卡、瑞士作家克劳斯.梅尔茨、犹太哲学家所罗门.迈蒙的作品。
吉狄马加：中国当代著名少数民族代表性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性诗人，其诗歌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近三十个国家或地区出版发行。曾获中国第三届诗歌奖、郭沫若文学奖荣誉奖、庄重文文学奖、肖洛霍夫文学纪念奖、柔刚诗歌成就奖、国际华人诗人笔会“中国诗魂奖”、南非姆基瓦人道主义奖、2016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2017年布加勒斯特城市诗歌奖、2017年波兰雅尼茨基文学奖。2007年创办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青海国际诗人帐篷圆桌会议以及凉山西昌邛海国际诗歌周，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吉狄马加（中）和拉茨彼特（左）合影
1． 拉茨.彼特：你的诗歌最重要的元素是强调你的彝族（诺苏人）归属。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使诺苏人传统成为你诗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吉狄马加：不仅仅是我个人，今天的现代人似乎都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中，他们和我们都想在精神上实现一种回归，但我们却离我们的精神源头更远了，回去是因为我们无法再回去，回去不是一种姿态，更不是在发表激昂的宣言，而是在追寻一片属于自己的神性的天空，它就如同那曾经存在过的英雄时代，是绵绵不尽的群山和诸神点燃的火焰，虽然时间已经久远，但它仍然留存在一个民族不可磨灭的记忆深处，我感到幸运的是，我还能找到并保有这种归属感，也就是你所说的对彝族（诺苏人）的归属，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置身于多种文化冲突中的人，我们祖先曾有过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剧烈的改变，我的诗歌其实就是在揭示和呈现一个族群的生存境况，当然作为诗歌它永远不是集体行为，它仍然是我作为诗人最为个体的生命体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任何一个注重传统的诗人，特别是把书写传统作为重要主题的诗人，这种传统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爱尔兰伟大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就是一位游走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诗歌大师，把他与同时代的欧洲别的大诗人进行比较，他背靠的是一种更深厚唯他独有的文化传统，最让我称道赞赏的是，他在1893年出版的散文集《凯尔特的薄暮》就把这种神秘的元素和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从某种角度而言，把自己族群的传统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我与威廉.巴特勒.叶芝是一样的，或者说在很多时候，我们既是个体的诗人，同时在很多时候，我们又是一个族群唯一的喉咙。
吉狄马加：我想问一问在匈牙利诗歌史上，是不是也有不少诗人，他们的写作与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些诗人从更广阔的政治和文化角度来看，毫无疑问他们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符号和代言人，我以为大诗人裴多菲就是这样的人。
拉茨.彼得：匈牙利人的祖先在一千一百多年前从亚洲迁徙到现在今天的匈牙利地区。流传至今的最早的一份用匈牙利文撰写的珍贵历史文献，是蒂哈尼教堂的《创建公文》，距今正好一千年。这座教堂您也参观过，坐落在巴拉顿湖畔最美丽的蒂哈尼半岛的山丘上。另外，还有一篇创作与1195年的匈牙利语祈祷文，标题是《悼辞》，在20世纪有三位匈牙利大诗人，尤哈斯.久拉、科斯托拉尼.德热和马洛伊.山多尔，他们都从中得到了创作灵感，以《悼辞》为题写下了名篇，这很好地表明了诗人与传统的关系，讲述别离或流亡。因此可以看出，即便是近现代诗人，也对祖先的匈牙利传统做出应答。第一首保存至今的匈牙利语诗歌是《古代匈牙利的玛利娅哀歌》，在这篇诗里，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娅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儿子哭泣。虽然匈牙利第一位大诗人雅努斯.帕诺尼乌斯在15世纪还用拉丁语写诗，但鲍洛希.巴林特在一百年后已经使用匈牙利语创作。在19世纪，我们前人为匈牙利语的法典、戏剧、图书出版而战，裴多菲.山多尔则成为第一位享誉世界的匈牙利语诗人。在他短暂的一生里，无论是写情诗、童话诗或反应社会生活的作品，还是作为爱国者为匈牙利人民的自由讴歌，全都留下了不朽的诗作。他是始终都是自由的象征，没有任何一种文学或政治流派能够把他据为己有。他是真正的天才。归功于学校教育，我们能够背诵他的许多首诗篇，而且会背诵一辈子，可以这么说，裴多菲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今年是比他长寿一些的同时代诗人奥朗尼.亚诺什诞辰200周年，他也使用美丽的匈牙利语写作的大家，也是翻译家。
2．拉茨.彼特：这个神话的特征是什么？谁是这个神话的主人公，发生了什么？从中留下了什么——歌曲、童话、祈祷词？与中国其他更小或更大的原始神话有没有相关？彝语和彝族文化现在是否正在重生？
吉狄马加：彝族不仅仅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就是放在世界的历史格局中，它也是十分古老的民族之一，彝族人的创世神话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记录过万物和宇宙诞生的经典，用已经使用了数千年的彝文所记录的《宇宙人文论》、《宇宙生化论》等等典籍，让我们能从哲学层面和更广阔的认知领域，去认识宇宙源流和万物的诞生，不可想象的是，我们的先人所达到的认知和精神的高度，就是今天看来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是无与伦比的里程碑，但是毋庸讳言，我们的文明史毫无疑问在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断层，至少在很长一个阶段停滞不前，南美印第安人在其文明发展史上，就出现过比我们更严重的情况，好在我们古老的文字一直延续至今，许多重要的哲学和历史典籍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彝族伟大的创世史诗《勒俄特依》、《梅葛》和《阿细的先基》等等就是这方面的重要经典，就是直到今天还有许多用古彝文书写的珍贵典籍，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古文字专家对它进行研究和翻译，可以说这些价值连城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不仅仅属于彝族，而应该属于整个全人类。彝族是一个诗性的民族，歌谣、童话、故事以及说唱形式的诗歌浩如烟海，每当有婚礼、丧葬以及部族聚会的场所，都能看见各种艺术形式的表演，所有这一切就如同一个又一个的仪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待生命的诞生和死亡的来临，秉持的都是一种达观、从容的价值取向，而不是用怀疑论者的态度来对待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先辈相信万物有灵，一代又一代的彝族人都崇拜祖先，我们的歌谣和史诗中英雄永远处在中心的地位，就是在100多年前的凉山彝族聚居区，我们还能看到古希腊部族时代生活的影子，彝族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以来在世界各民族中经历历史变革最为剧烈的民族之一，我一直渴望有一部史诗性的长篇小说来记录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今天的彝族作家和诗人，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其实都在更为自觉地树立和强化一种意识，那就是从我们的文化源头去吸取力量，从而实现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又一次复兴。
吉狄马加：据我所知，匈牙利民族一方面承接了欧洲精神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融合了许多别的文化，尤其是来自东方的游牧文明，特别是大约833年，马扎尔人生活在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列维底亚，开始了一段被后来的历史学家众说纷纭的迁徙和征战，总之，我个人认为匈牙利的精神气质既是西方的同时又是东方的，这种文化和精神特质是否影响了诗人的写作？
拉茨.彼得：从人类学角度说，匈牙利民族是一个非常混杂的民族，其原因有很多，我们的祖先从亚洲迁徙到现在我们定居的地方。在漫长的迁徙途中，曾跟蒙古人、突厥人、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等一起长期生活，相互混杂。最终有八个匈牙利部落抵达了喀尔巴阡山盆地，那时候在这里生活了阿瓦尔人，匈奴人，斯拉夫人。我们的先民本来想继续向西迁徙，然而遇到更强悍的已经具有国家雏形的西欧民族的拦击，匈牙利军队屡遭挫败。为了能够存在这里留下来，我们接受的天主教以巩固加强中央集权的王国统治。 之后的几个世纪，先是蒙古人入侵，后是土耳其人占领，他们都在匈牙利文化中留下了痕迹：匈牙利文化吸收了多种文化的影响。在民俗方面，特别在是民间音乐里，可以发现许多来自东方，来自亚洲的影响， 而且从匈牙利人的体型和面容上也可看出多方面的影响。如果我从西欧或北欧回来，我也会意识到，这里人头发的颜色、头颅的形状、体型和体态、五官分布都是那样的混杂，说不上谁是典型的匈牙利人。当然，匈牙利民族的特征是有的，然而不并想在这里罗列。在与自己民族有关的问题上，我通常会抱着批评态度，比如说，“缺少理性的决定”，我经常从外国学生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他们把这个看做“匈牙利特征”，对他们来说，这显得很特别也很有趣，不管怎么讲，在他们看来是好的特征。 毫无疑问，这种“匈牙利思维方式或世界观”也反应在文学里和诗歌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但总而言之，反应在我们最伟大的诗人身上，是粗狂的特质。
3．拉茨.彼特：你与诺苏人传统的紧密关联，是否影响你对社会、政治的兴趣和观点的形成？在匈牙利，裴多菲和尤若夫.阿蒂拉都注重于思考严肃的社会、存在的问题，即便是通过爱情的抒情诗。
吉狄马加：任何一个诗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不可能与他的文化传统以及生活经历没有关系，但我认为这种关联往往是间接的，诗人政治观点的形成，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他所置身的现实社会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一个真正伟大的诗人不能逍遥于现实之外，他必须时刻去思考严肃的社会、存在问题，但他们毕竟不是职业政治家，虽然他们有时候会站在政治和历史潮流的最前面，比如贵国的诗人裴多菲，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战场上他就是一面鲜艳的旗帜。尤若夫.阿蒂拉不仅仅在匈牙利，就是在二十世纪的所有革命诗人中，在面对现实困境和个体生命的激烈碰撞、冲突方面，他都是一个巨大的令人激动的存在，最让人万分钦佩的是他的每一首诗，即便是政治性的诗和社会性的诗都充满着生命的质感，从中可以感受到来自心脏的脉搏的律动，最了不起的是尤若夫.阿蒂拉的诗歌，不管今天被翻译成任何一种民族的文字，他诗歌本身的力量都不会被消解，我无法从匈牙利文读他的诗歌，但从汉语的翻译中他给我带来的冲击依然是强大的。如果说诗人有不同的类型，可以肯定我和尤若夫.阿蒂拉毫无疑问是一个家族中的成员，我希望我的诗歌所反映的现实，就是我的民族和我个人所经历的现实和生活，在任何时候我都不可能背弃我的民族和人类去写那些无关灵魂和生命痛痒的诗。
吉狄马加：这次有幸在你的安排下访问了诗人尤若夫.阿蒂拉的故居，我个人认为他是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我无法从匈牙利语中去欣赏他的诗歌，我只能通过翻译来阅读，尽管这样他的作品给我的冲击力同样是很强烈的，就此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匈牙利现代诗人中为什么尤若夫.阿蒂拉的先锋精神令人瞩目？就是他那些偏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诗歌，也看不出有什么概念化的东西。
拉茨.彼得：尤若夫.阿蒂拉的诗歌非常独特，唯一，但并不是20世纪匈牙利诗歌中唯一的高峰。 特殊的苦难命运， 无产者的父母，贫寒，孤独， 脆弱的神经系统，这些别的人也会遇到，然而在阿蒂拉身上，它们与高度的敏感和强大的表达力邂遇了。裴多菲从农民的世界，尤若夫.阿蒂拉从城市无产者生活中获得了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体验。他的诗歌很难跻身于当时日益强大的具有西方色彩的布尔乔亚文学里，这一文学潮流恰恰在名为《西方》的杂志中变得羽翼丰满。在匈牙利文学里，包括在20世纪的文学里，始终都有许多种声音，在尤若夫.阿蒂拉之前，奥狄.安德列 (1877-1919) 是具有强大预言能力的诗人大公，以完全另类的敏感处理既有布尔乔亚性和宗教性，但还是渎神和世俗的城市题材。从地理角度说，他走过更辽阔的世界， 尤若夫.阿蒂拉则能够用更结实的绳索吊着自己潜入到灵魂的更深处——然后迷途其中。但是沉郁、悲剧性的世界观和不朽的敏感，两者都是他的特征。迷失，自我牺牲，这或许是他从裴多菲身上学来的。尤若夫.阿蒂拉“想要教全体的民众，而且不止于高中水平” 诗人。诗人们的预言家角色只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变得边缘，过时。
4．拉茨.彼特：的确，通过一次诗歌节的机会，我见到了许多中国诗人。诗歌在当下中国的角色和意义是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是否发生了变化，人们是否大量阅读诗歌？抒情诗，散文，还有戏剧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是“重要”体裁吗？
吉狄马加：这恐怕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中国诗歌所经历的发展和变化与诗歌在世界其他地方所遭遇的情况十分相似，诗歌在很长一个阶段经历了别的叙述文体对它的挤压，而近几十年来随着电视、网络的出现，人类的阅读方式也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改变，这当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尽管这样，诗歌在中国就如同在别的国家一样，它们从未离开过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在人类正在经历的一个整体的现代化过程中，资本和技术逻辑已经将人类的精神空间挤压得微乎其微，物质对人类的异化已经到了水深火热的程度，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有它的两面性，或者说就是哲学上所说的物极必反，人类之所以是人，他不可能不需要健康向上的生活，不可能不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获取形而上的精神滋养，诗歌作为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就是在今天它的魅力也丝毫未减，前不久从一个调查数据中看到，在当下中国读诗的人开始极速地增多，诗集的销售量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一些好的诗集能发行到五千到一万册，许多微信、微博、客户端，当然还有许多网站都在大量地传播诗歌，这说明诗歌的读者已经大大地增多，不过在这样的时候我想说的是，诗歌的存在永远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永远不能像搞大生产那样去对待和生产诗歌，同样我们更不能认为人类没有诗歌也能活下去，如果这样，那将是人类的耻辱。
吉狄马加：在当下匈牙利的诗人生存状况怎么样？在这次访问中，我特别注意了一下诗歌的出版情况，看样子诗歌的出版情况与中国还是比较相像的，中国不同的是人口基数大，已经有一定影响的诗人如果有了新的作品，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出版的，我不知道今天的匈牙利文学类出版社，给诗集的出版机会多吗？
拉茨.彼得：大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匈牙利诗歌要比小说更受大众欢迎，后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过去，一本新的尤若夫.阿蒂拉诗集可以印4-6万册，而且很快卖光。人们注意倾听匈牙利诗人的声音，正如人们所说，诗人们扮演指南针的角色。裴多菲在《致十九世纪的诗人们》一诗中这样写道，“在新的时代，上帝把诗人们变成了火柱，让他们率领人民，走向迦南。” 然而今天——很幸运——诗人们不再担负这样的使命。但也正因如此，诗集出版不也不再是一件那么令人关注的事。通常来说，一位诗人的诗集如果能印1000册，那就非常高兴了。 正因如此，许多诗人在出版了几本诗集之后，开始写小说，马上就能拥有更多的读者。我为此感到遗憾。读者群变小了，但更加挑剔，更加敏感，不管怎么说，即使在今天，写诗也始终不是一件日常的事情。
5．拉茨.彼特：在中国，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体验是在场的所有人非常优美、非常动情地齐唱为你诗词谱写的歌曲。你的诗句易于演唱吗？
吉狄马加：作为一个中国的彝族诗人，应该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的许多诗歌都被许多著名的歌手谱写成了歌曲，许多歌曲不仅仅在900万彝人中传唱，有的甚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正如你所提问的那样，在许多彝族人生活的聚居区，他们常常把诗歌谱写成歌曲，可以说，因为歌曲的原因诗歌的受众被无数倍地扩大了。但是你知道，能适合被谱写成歌曲的诗歌还是比较少的，就我的作品而言，大部分作品并不适合谱写成歌曲，二十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费德里科.洛尔加不少诗歌就被谱写成了谣曲，他的有一本诗集就叫《吉普赛谣曲》，还有一本诗集叫《深歌》，其中大部分诗篇都被后来的音乐人谱成了曲，当然同样他的许多别的诗歌也不适合谱曲，比如他晚期的诗集《一个诗人在纽约》就很难谱曲传唱。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而言，他的诗歌用音乐的形式被传播，我认为永远是一个副产品。
吉狄马加：在匈牙利是不是也有一些诗人的作品被作曲家谱写成歌曲？在离开布达佩斯时我买了一些匈牙利音乐家的作品，其中也有一两张是现代歌曲，我非常喜欢匈牙利音乐中抒情、辽阔而略带忧伤的情调。
拉茨.彼得：在匈牙利也为诗歌谱曲，尽管这种情况很少。谱曲的诗歌，通常需要押韵的诗歌，但是匈牙利诗歌开始失去了韵脚。为孩子们写的诗是押韵的，至今如此，因为押韵的诗更容易让孩子们记住，如果韵脚便于他们的理解。我们有一位很伟大的诗人，沃洛什.山多尔 (1913-1989 )，他有许多诗歌（童谣）被谱了歌曲，无论成年人还是孩子们都喜欢听，恰恰因为他诗歌语言的丰富、多变，并有游戏性趣味。
6．拉茨.彼特：在中国有没有（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民歌，其作者并不为人熟悉，而歌词却因这样或那样的的歌曲形式存在，由于很长时间没人把它抄写下来，只是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歌词和旋律一起存留下来？
吉狄马加：这样的情况太多了，特别是在中国的西部，有许多经典的民歌，不知道它们已经传唱了多少年，它们没有歌词作者，可以说是每一代的传唱人在不断地经典化歌词的修辞，使之不断完美地无可挑剔。中国西部有一种民歌的形式叫“花儿”，就是这样一种被千百年传唱的民歌，其中有许多精粹的无与伦比的歌词，是今天的诗人挖空心思面壁十年也很难写出来的，特别是这些歌词和旋律的天成绝配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在我们彝族民歌中也有许多这样伟大的经典作品，云南弥渡彝族民歌《小河淌水》以及云南红河的彝族系列民歌“海菜腔”等等，当我们今天的诗人面对这些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经典的时候，我们永远是谦恭的小学生。
吉狄马加：恐怕向民间的诗歌经典学习，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所有的诗人都应该做的，可以想象得到匈牙利也有许多经典的民歌，作为一个诗人，你能谈谈并让我们分享你向匈牙利经典民歌学习的经历吗？我认为每一个诗人都会有这样的特殊经验。
拉茨.彼得：说老实话，当我读你写的诗歌时，我感到一点点嫉妒，你的诗歌能够那样紧密地与诺苏人的传统相系。 在民间诗歌里，最吸引我的是民歌，尤其是那些最具原生态韵味的民歌，在我的诗歌里，许多匈牙利音乐家，比如说大作曲家巴尔托克.贝拉 (1881- 1945) 的作品——连同民歌的歌词——首先是作为背景出现，但民歌已经不能以直接、有力的方式出现在我的诗歌里。但是即便如此，我也从来没有觉得，这一切对我来说已经消失。
7．拉茨.彼得：我的中国之行途中，遇到了许多诗人和杂志编辑，感觉诗歌生活的活跃。不久前我在一份匈牙利杂志上读到了一个关于20世纪与当代中国文学的专辑，里面也涉及到中国诗歌。其中提到“文化大革命”、“朦胧诗”、《今天》杂志和之后的“第三代诗人”。你怎么看这些事件、对诗歌接受的变化和你那一代诗人？你们怎么能够让自己置身于今天的诗歌潮流之中？
吉狄马加：是的，正如你在中国亲眼看见并在文章中读到的那样，中国当下的诗歌的确十分繁荣活跃，许多地方都有不同形式的诗歌活动，特别是近年来举办国际性的诗歌活动已经成了一种常态，事实上诗歌正在返回公众的视线，阅读诗歌的人似乎也越来越多。兴起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现代诗歌运动，应该说已经经历了若干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出现过一些诗歌流派和诗歌主张，“朦胧诗”的出现是中国现代诗歌运动中的重要现象，它曾引起过广泛的关注和争论，但时间过去多年后，今天的中国诗坛以及学术评论界，对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贡献已经有了比较公允的评价，这其中也包括对那一代一些重要诗人的评价，那一代诗人可以说是反思的一代，他们写作的旺盛期也正处在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变革的前夜，他们诗歌的主题当然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内容，有些诗歌也涉及到了“文革”，需要说明的是有关“文革”的问题，中国执政党曾通过一个重要会议作出过正式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至于被评论界称为的“第三代诗人”，也是现在中国诗坛上比较活跃的中坚力量，如果不狭隘地对这一代诗人划定范围，应该说我这个年龄段的重要诗人，都可以被列入这个名单。生活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中国诗人，都不可能置身于现实之外，许多诗人都是这些重大事件和诗歌运动的参与者、实践者和见证者，令人欣慰的是，现在的一些诗歌评论家和文献研究者，已经开始对我们经历过的这些重大事件和诗歌运动进行客观理性的研究，我相信下一步会有许多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会呈现给大家，我历来认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其实就是现代世界性诗歌运动的一个部分，我同样期待着从中外诗歌比较研究的角度，去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和流变做出另一种纬度的评价，我以为这会进一步扩大研究者和阅读者的视野。
吉狄马加：在这个对话就要结束时，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在巴拉顿湖边的翻译之家，你已经亲自组织了许多成功的翻译活动，我想有许多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我兼任院长的鲁迅文学院将举办“国际写作计划”，每一次将邀请10余位外国作家翻译家来该院，每一期的时间大概两个半月，你能给我提一些参考和建议吗？
拉茨.彼得：的确，在我们的翻译之家，十五多年里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研修班，对象首先是文学翻译。但经常也会有作家和诗人前来参加，与文学翻译们面对面地交谈，帮助他们理解作品的原文。当然，如果他们能有除了匈语之外的共同语言进行交流，无疑是件幸运的事。但即使没有共同的语言，懂得文学的翻译们也可以参加。有必要特别挑选作家或诗人的作品，因为文学翻译是一个性而孤独的创作行为， 文学翻译和原作者可以一起就文字的理解进行沟通。有必要为文学翻译们分别组织研修班，文学翻译们可以相互讨论所遇到的问题和恰当的译文风格。最好让文学翻译们事先得到将要翻译的文字，在研修班上只讨论问题。 在这样的研修班上，我们也经常请来文学家和编辑：他们可以向文学翻译们介绍作家和作品所涉及到的文学时期（比如，汉学家为中译匈的学员授课，匈学家为匈译中的学员授课），讲述具体或一般性的文化主题。文学翻译们不仅围绕译文进行研讨，而且还作为休息做无拘束的交流，听主题演讲。这样的交流、讨论和主题演讲会对翻译工作有很大帮助。如果请来出版社或文学杂志的编辑，他们则会通过提出许多实用性建议来帮助文学翻译们的工作。如果有男性和女性作家或翻译们一起进行研讨，会使气氛更加活跃，工作更有成效。假如作家不自以为比翻译“更聪明”，那会是件幸运的事。每次参加活动的人数不能太多，最多6-8人，这样工作起来效果会更加显著。
（2017年5月22日，布达佩斯）
（注：选自《作家》杂志2017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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