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婧文论系列：论当代彝族汉语诗歌创作的三个分期

　　摘要：1949年以来，彝族汉语新体诗歌的创作蓬勃发展，然而学术界在彝族诗歌的分期上，却常常整齐划一地使用了当代文学史的分期方法。本文重返历史现场，对1949年以后的的发展概况进行梳理和区分，展示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历史流变和同时期的社会语境，并为彝族诗歌研究建立一个较为严谨的时间谱系。

 

　　关键词：彝族诗歌，分期，发展概况

 

 

　　当代彝族汉语诗歌创作，是彝族文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彝族是诗歌的民族，当代彝族诗歌也在当代诗坛的大舞台上异彩纷呈。然而，关于彝族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彝族诗歌）如何分期的问题，在学术界众说纷纭。本文意图讨论梳理这一问题，并分别对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三个分期进行表述。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关于彝族当代文学及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第一阶段的时间划分基本达成共识。如李力在1994 年版的《彝族文学史》中将彝族当代诗歌划分为两个阶段，其界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姚新勇亦在其著作《寻找：共同的宿命和碰撞》中几番提及少数族裔文学以及彝族诗歌的时间划分问题，他以1980年为界将少数族裔文学和彝族诗歌都分为两个时间段，认为“同总体中国文学一样，彝族现代诗歌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转型，由传统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学，逐渐转向全新的彝族精神家园建构之咏唱。”除此之外，在大多数研究者关于彝族当代诗歌的历史分期观点之中，有些分期方法不够细致，有些过于注重了肌理而不够立体、全面。

 

　　本人认为，当代彝族汉语诗歌可大致划为三大分期，第一分期为1949年到1980年（彝族当代诗歌的建构时期），第二分期为1980年至1995年，这一时期的诗歌产生于建构时期宏大叙事的延续和民族意识萌芽的交互作用。第三分期为1995年至今，彝族诗歌体现出强烈的集结性、杂糅性以及多声部共振的话语形态。

 

　　具体来看，当代彝族诗歌发展的第一阶段止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主流文学分期中的“十七年文学”加上文革时期的文学，这是彝族当代诗歌建构的时期，当时的少数族裔诗歌都曾受到同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国家话语和解放话语——的高度影响，彝族诗人的创作也几乎不例外地包含着此类印记。比起强调自己的彝族身份，彝族诗人们更注重表达的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仇恨，这与同时期少数族裔文学中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全世界无产阶级兄弟联合起来”的口号是相一致的。

 

　　80年代初，当代彝族汉语诗歌进入第二个分期，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彝族诗人改变了之前受国家话语高度影响的“阶级诗歌”，开始将本族群的文化传统与新诗的体裁相结合，族裔意识开始觉醒。1985年以后，四川凉山地区、云南、贵州的诸多彝族诗人创作了大量的汉语诗歌，掀起了彝族汉语诗歌的创作热潮。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诗歌的审美水平和艺术水平也比以往有所提高。新世纪以来，彝族诗歌的多元化写作渐渐呈现，新一批的彝族诗人、作品、民间的彝族诗歌编选组织都开始涌现，诗歌发表机制也不断更新，而不再仅限于单一的公开出版物刊出。新世纪的彝族诗歌写作有着多元化、多声部的发展趋势和不同表现形式的族裔本位性诉求。 

 

　　一 建构的开端：1949-1980 

 

　　文学史的界限向来都不是泾渭分明，虽然将1949这个包含政治意味的时间节点当作彝族当代诗歌的第一个分期的开端，然而彝族人用汉语创作现代诗歌的历史却早于这个时间节点。上世纪30年代之后，李乔、李纳、苏晓星、熊正国、普飞、李纳、戈隆阿弘（汉名施友万）、吴琪拉达（汉名吴义兴），普梅夫，龙志毅、替仆支不（汉名韦革新），阿鲁斯基（汉名卢兴全）、涅努巴西、张昆华等彝族诗人均开始了汉语诗歌的写作。

 

　　1949年到1980年间，彝族诗歌作品总体来说并不算多，而且这些诗人分布和生活的地域几乎是在云南和贵州，云南、贵州彝族诗人拥有精妙的汉语写作能力，早在明代就扬名于汉语诗坛，高乃裕、高程、禄洪正是那一时期的彝族代表诗人，在清代，又出现了那文凤、鲁大宗、余家驹、余昭、安履贞、余珍、李云程、安健等用汉语创作的彝族诗人。究其原因，元明两朝的中央政府均在云南和贵州“边民”的聚居地区设置土司和流官制度，土官家庭必须习汉文，读汉书，积累了深厚的汉学功底。与此相比，四川凉山地区的汉语书写出现的相对要晚的多，总体而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凉山地区才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大幅影响，因此彝族当代诗歌的第一个分期里，鲜有生长于凉山的彝族汉语诗人。

 

　　1949年到1980年间，云贵诗人群体创作了不少汉语诗歌，从个人创作来看，有吴琪拉达《孤儿的歌：彝族叙事长诗》和《奴隶解放之歌》，童嘉通的长诗《金色的岩鹰》、替仆支不的《我握着毛主席的手》、《石磨歌》、《奴隶的女儿》、阿鲁斯基的《为国争光》、《滇池游记》、涅努巴西的《南诏国的宫灯》、普阳的《红河之歌》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对彝族古代典籍、长诗、经书的汉文翻译和编选结集数量很大，如《阿诗玛--彝族民间叙事诗》等。

 

　　彝族当代诗歌的第一阶段又几近等同于汉族主流诗歌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有着明显的国家话语痕迹。此时凉山地区出现了数部以民歌、歌曲集形式公开出版的诗选。这些作品里，绝大部分是由当时的汉族文艺工作者收集、整理、编写的，如高缨（天津籍）编写的《大凉山之歌》，梁上泉（四川籍，部队文工团）编写的《歌飞大凉山——大小凉山彝族地区题材文革诗歌集》，亦有雷显豪（重庆籍）参于编写的《万颗珍珠撒凉山》，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文艺作品选 第四辑 凉山山上映红光——少数民族跃进歌谣》。这些“彝族诗歌”则是由汉族诗人代言完成的文学作品，与云南、贵州的汉语诗人的个人作品可以一并作为1949-1980年间的彝族诗歌作品呈现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大舞台上。

 

　　当然，在汉族文艺工作者为彝族“代言”的同时，政府也开始大量培养彝族本民族的诗人。吴琪拉达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他1936年生于贵州，在参加了县少数民族文化补习班、初中民族班之后，于1954到1956年在成都的西南民院（现在的西南民大）学习，其后长期工作在四川凉山地区，曾任《凉山日报》记者、副总编。因此他的诗歌题材大多是关于凉山地区的“奴隶”解放。他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奴隶解放之歌》《吴琪拉达诗集》、长诗《孤儿的歌》、《阿支岭扎》、《金沙江畔发生了什么事情》、《山歌唱给毛主席》、《歌飘大凉山》、《写在山水间》、《故乡情诗》、《玛蒙特衣》、《游思集》、《怀念领袖毛泽东》共11部。其中《孤儿的歌》这首长诗，所写的故事发生在凉山地区的“奴隶制”社会，拉仟是一个孤儿，自幼被奴隶主驱遣使唤。出逃之后被追至悬崖自尽。这首在彝族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先驱意义的现代长诗，是当代凉山彝族诗人发表时间最早的汉语诗歌。

 

　　综上所述，1949到1980年间的彝族汉语诗歌的创作主体大多是云南和贵州的彝族诗人以及为凉山彝族地区“代言”的汉族诗人，凉山地区的彝族汉语诗人不断地被政府培养出来。总体来看，这些作品与国家话语高度一致，由于过度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创作水平十分有限。这一时期的彝族诗歌处于共和国建立之后的民族文学建构的语境之下，和其它少数族裔诗歌一样，都是强化了“阶级”，而模糊了“民族”（即把“各民族大团结”和“亚非拉人民大团结”等口号注入诗歌实践中），诗歌中有限的民族风情似乎是一个在场的缺席者，仅作为一个能动的所指、修饰的表层存在。与此相比，1980年之后的彝族汉语诗歌创作有着更多的精品出现。

 

　　二 延续与发轫：1980-1995

 

　　发星，一位汉族诗人，自称彝族，倾其精力收集整理研究边缘族群的诗歌。他如此描述彝族诗歌创作大潮的兴起：“在20世纪伟大80年代催生的中国现代艺术复兴运动中，诗歌作为先锋激进的文化之剑，刺穿并撞响了边缘民族文化个性的现代诗写作，以吉狄马加、倮伍拉且、阿苏越尔、阿库乌雾……等为代表的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扳荡着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边缘现代诗潮。”     这一时期的彝族诗歌创作起源于大凉山，始于吉狄马加。吉狄马加，1961年生于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1980年开始写作，出版有诗集《初恋的歌》、《一个彝人的梦想》、《罗马的太阳》、《吉狄马加的诗》等诗集。正是由于他的汉语诗歌的陆续发表，才使得当代文坛开始一睹彝族诗歌的瑰宝。

 

　　吉狄马加在其诗歌《自画像》中充满激情的写道：“我——是——彝——人！”这首诗的生产标志了当代彝族诗人民族意识的自觉， 可以说，从吉狄马加开始，“我是彝人”的呼声才正式出现在彝族诗歌里，而彝族诗歌的创作从特殊时期专注于“奴隶”阶级纷争，正式转向了对族裔本位性的正视和认同。随后大量的彝族诗人开始创作，标明“彝族意识”，并将彝族的古老传说、史诗、日常习俗、地方性知识有意地运用到诗歌之中，以学者型诗人阿库乌雾为代表的诗人还将彝族母语口语的词汇注入到其诗歌创作中，至此彝族当代诗充满了杂糅之美。

 

　　当代诗人伊沙曾撰文研究吉狄马加的民族意识，他的发现可以浓缩为一点：吉狄马加有关民族意识的写作，不单单由于他的彝族身份，而是他作为少数族裔诗人，适逢其时，有国外诗歌资源的哺育、80年代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环境、民主化大潮在世界的兴起，以及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积累。

 

　　事实是，吉狄马加并不是唯一一个恰逢80年代社会思想解放大潮的彝族诗人。在发星编写的《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1980-2000》里，几乎囊括了这一时段绝大多数极具代表性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倮伍拉且、阿苏越尔、霁虹、巴莫曲布嫫、牧莎斯加、马惹拉哈、阿黑约夫、吉狄兆林、克惹晓夫、阿彝、倮伍沐嘎、阿库乌雾、玛查德清、石万聪、吉狄白云以及编者发星。发星收录的这些诗歌，有一部分是写于八十年代，有一部分写于九十年代，均为大凉山地区的彝族诗人所作。

 

　　在彝族当代诗歌的第二阶段，以凉山彝族诗人为代表的民族意识觉醒的创作大潮已经形成，正如姚新勇所言：“这批诗人，既具有共同的彝族文化根性和相近的诗歌品质，同时又各具特色，显示了一个成熟的诗歌流派应有的风格一致性与丰富多彩性……他们大都起步于西南民族学院这一彝族现代诗人的摇篮……拥有自己的民刊杂志……彝族诗人们创造性地实践了古老的传统诗训……通过精湛的艺术之思，为彝族、为彝族现代诗歌，发现了独特的灵魂之根，并让其深深地蕴涵、弥散于一套丰富多彩的诗歌意象谱系中。” 

 

　　在这一时期，同样具有生命力的还有云贵的彝族诗人。在贵州，有阿诺阿布，鲁弘阿立，禄琴，程韵等彝族诗人，尽管总体来看，贵州诗人和作品数量少于四川凉山地区的彝族诗人和诗歌，但他们同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对地域、民族的诗性思考。在云南省，彝族诗人有普驰达岭、阿卓务林、李骞、李智红、米切诺张、王红彬、李阳喜、柏叶、野岛、李毕、刘存荣、张仲全、杨昭、罗玉才、白应成、周平、陈国鸿等人，在公开出版刊物上发表了数千首诗歌，如王红彬的《初恋的红峡谷》、《中国情人》，柏叶的《飞翔的天空》、《彝山恋歌》，李阳喜的《野山情》，野岛的《乌蒙男人》，李毕的《鹰的传人》，刘存荣的《黑土地红村歌》等等。 

 

　　总而言之，从1980年到1995年，彝族当代汉语诗歌开始呈现一个新的面貌，自在的地理空间——大小凉山、乌蒙山等风景与象征——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对族裔意识的构建中。这为之后彝族诗歌多声部的创作大潮奠定了基础。

 

　　三 多声部共振：1995-

 

　　1995年以后，彝族汉语诗歌创作进入了成熟时期。正如彝族诗人倮伍拉且所言：“大凉山的新诗创作所呈现出的繁荣的景象引起诗歌界广泛的关注……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代大凉山诗歌创作步入了成熟的繁茂时期。”

 

　　这一时期的彝族诗歌创作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其一是20世纪末的数年。其二是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在第一阶段，既有吉狄马加和倮伍拉且的持续创作，亦有阿苏越尔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抒情长诗，还有女诗人巴莫曲布嫫杂糅了人类学和彝族宗教仪式的浓墨重彩的诗篇，更有牧莎斯加的神话式写作——《神话与历史》组诗，凉山地区的彝族诗人在中国西南的大地上爆发出了文学活力，与此同时，云南和贵州的彝族诗人们也同样开始了成熟的创作时期。如王红彬的《初恋的红峡谷》、禄琴的《面向阳光》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柏叶的《彝山恋歌》、阿卓务林的《耳朵里的天堂》、李军的《我的村庄》获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

 

　　在第一阶段，彝族当代汉语诗歌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对主流汉语诗坛来说，这也是一股新鲜的血液，而作为地域写作，西南地区的彝族诗人呈现出强劲的创作态势，并将族裔文化作为高扬的诗歌大旗和创作元素，以其杂糅的美感获得学术界和批评界的盛誉。如果将吉狄马加等首先倡导民族意识觉醒的诗歌视为彝族当代诗的第一次大转型，那么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然结束的当下，第二次彝族当代诗大转型已经形成，并为彝族当代汉语诗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多元的思考方式——它透露出了少数族裔在当代以诗歌为媒介的族裔本位性诉求。这也是第二阶段的诗歌发展方向。

 

　　2000年之后，新一批的彝族诗人和彝族诗歌不断涌现。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十分繁荣，其来源途径亦相异于传统的编选机制，以发星、阿索拉毅、普驰达岭等人为代表的诗歌编选团体不断涌现。上世纪末由发星主导的边缘族群诗歌的编选在近年来已经演绎为诸多彝族诗歌组织的齐心协力，如彝诗馆和彝人传奇工作室等等，而诸多彝族诗人亦投身于彝族诗歌的收集、编选中来。这一时期的诗歌编选有着地域整合的意味。

 

　　慕俄格，曾经是彝族先民的文化政治经济中心，历史上两次毁于战火。在四位本族诗人组成的《第三座慕俄格——21世纪彝人诗选》编委会中，他们在前言里明确说明了“本书入选者都是标明彝族身份的彝族诗人。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可以鲜明地发现彝人气质……希望在精神层面重新树立一座慕俄格，一座高度张扬彝族文化的慕俄格”。这四位诗人并非出自于凉山彝族，而是云南和贵州的彝族诗人。这并不同于以往大凉山诗人对于彝族诗歌编选的偏爱，云南和贵州的彝族诗人也希望借此机会重新构建彝族的共同体。

 

　　2011年，发星在其撰写的《21世纪中国彝族现代诗23家修订版》的序言里同样写道：“当他们由于历史的原因用汉语写作现代诗时，依然充满自已文化语言的个性与张力与差异之美……这是中国现代诗史不应该遮掩，必须写进的活力篇章。”作为毕生致力于边缘族裔文学整理工作的他，极力认可“彝族意识”存在的必要性。这种“民族性”的倡导在彝族诗歌选集工作中如影随形，很难否认这种倡导对青年一代诗人的正面影响。

 

　　纵观这一阶段的彝族诗歌创作，吉狄马加这代诗人的创作高峰期已经不再，而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诗人跻身于彝族汉语诗歌第二次转型的创作大潮之中，充　　当着彝族民族文化的歌者与“民族意识”的先锋者。新世纪以来的彝族诗歌选集或民刊比上世纪大大增多，诗集之兴盛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中国的少数族裔所具有的族裔本位性诉求和意识在不断地增强与沉淀——较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引起的民族意识觉醒大潮不同，当下少数族裔对本族文化传统的思考和诉求呈现多元化的态势。

 

　　除了诗人、选集、编选组织群体的不断壮大，近十年来彝族诗人写作内容亦呈现多元化趋势，他们的写作不再单单沉醉于集体记忆的重构，而是更加关注彝族乡土社会的变迁，在吉狄马加、倮伍拉且等诗人开始写作的年代，打工者、空巢的乡村、城市底层、吸毒等问题尚未大规模地在彝族社会出现，相对于逐年递增的彝族外出务工人数，彝族诗歌写作也几乎在同时增添了新的内容。

 

　　举例来说，吉布鹰升、阿克鸠射、麦吉作体、阿索拉毅、鲁娟、吉洛打则、沙也、吉尔色尔、陈晓英等青年诗人，他们从内容、诗歌形式等不同角度拓展了彝族当代诗歌的边界。如阿克鸠射的诗歌，这位青年诗人一方面像俄狄小丰那样关注本族群语言文字的问题，另一方面将观察视角指向打工者和城市。更特别的是，他在这般的叙事中大量使用母语，用于置换汉语中的一些词语；又如吉布鹰升，他写作打工诗歌、摹写当下彝族社会的困苦不堪，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彝族人的困境和成因。再如阿索拉毅，这位青年彝族诗人既是彝族社会活动家，又是诗歌编选组织者，他在写作中更偏向彝族传统“经书”的方式，并未为乡野的现实做太多的白描，其长篇诗歌《星图》，长达五万六千多字，如此长度即使在其他族裔写作、甚至在中国境内主流诗坛中也是罕见的。

 

　　新世纪以来，彝族的诗人们笔下屡屡出现史诗巨制般的长篇诗歌，除了阿索拉毅的《星图》以外，长诗作品还有其“十四行诗”《佳支依达，或时光轮回的叙述》，还有阿苏越尔的长诗《阳光山脉》，女诗人陈晓英的《山岗》等等。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几位贵州和云南的年青一代诗人，如阿景阿克，赵磊、罗逢春等，需要注意的是，80年代出生的彝族诗人并不倾向于清晰的地域观念，他们更注重“彝族”这个共同体本身的重量。这与80年代吉狄马加等诗人强调“我”与大凉山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有所差异的。

 

　　总而言之，无论是彝族汉语诗歌的分期，还是整个中国少数族裔汉语文学的分期，虽然都符合当代文学史的脉络，但都不是整齐划一的，彝族汉语诗歌流变的轨迹有其独特性，随着彝族诗歌的继续发展，这种异质性会一直存在。

 

　　1、所谓“当代”，即等同于文学史学科划分规则中的“当代”——指1949年以后的文学创作。所谓“彝族汉语诗歌”，是指上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身份识别 过程中被认定为“彝族”的中国公民用汉语创作的诗歌。

 

　　2、柳爱江的《彝族青年诗人创作管窥》（发表于2009年第三期《贵州民族学院学报》）认为，1980-1990是第二个阶段，1990至今是第三个阶段，我对此持商榷意见，事实上新兴的诗歌编选组织和多元化的族裔诉求是2000年左右才出现的。柳爱江将60后诗人作为一个分期，70后和80后诗人作为另外一个分期，本人不认可此种观点，即使在社会学研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80后”向来当作独立的研究对象，他们和70后的生命体验大相径庭。

 

　　3、姚新勇：《寻找：共同的宿命和碰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48页。

 

　　4 、姚新勇：《寻找：共同的宿命和碰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27页。

 

　　5、之所以将“奴隶”加引号，是因为彝族文化传统中的阶级分类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而与西方人类学建制中的“奴隶社会”、“奴隶”等术语有一些差异，尽管1949年以后诸多民族工作者强调凉山地区实行的是“奴隶”制度，但是这种说法并不严谨。凉山地区的彝族分为两个血缘等级和五个社会阶层。很多时候，“奴隶”属于半长工半仆人的角色。

 

　　6、部分资料参考李力主编的《彝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7、仅有一个特例：彝族诗人韦革新出生于广西，广西的彝族人口不多，现有七千人。

 

　　8、参考李力主编的《彝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9、作家出版社于1959年7月出版。

 

　　10、四川民族出版社于1977年6月出版。

 

　　11、部分资料参考自芮增瑞的《彝族当代文学》，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12、云南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0年7月出版。

 

　　13、发星：《21世纪中国彝族现代诗23家修订版》，民刊资料。

 

　　14、伊沙：《永远是诗人》，http://www.poemlife.com/showart-56710-1268.htm

 

　　15、既然编者发星自称彝人，并且将自己的诗作列入大凉山彝族诗人诗选中，在此应尊重编者自己的选择。

 

　　16、姚新勇：《寻找：共同的宿命和碰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29页。

 

　　17、他们先后在《诗刊》、《人民文学》、《民族文学》、《当代》、《十月》、《星星诗刊》、《诗歌报》等全国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数以千计的优秀诗作

 

　　18、李骞：《拓荒者之歌——论八、九十年代的云南当代彝族诗歌》，《民族文学》，2000年第8期。

 

　　19、倮伍拉且：《大凉山新诗潮的缘起与意义——当代大凉山诗人简论》，《凉山文学》，2008年第4期。

 

　　20、这四位诗人是主编鲁弘阿立、编委阿诺阿布、普驰达岭、施袁喜，四人均是彝族较有名望的诗人或学者。而这本诗集产生于2008年5月，编委名义为“彝人传奇工作室”。这是彝族诗歌团体之一。

 

　　参考自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站、中国民族宗教网、凉山州新闻网站等官方网站的新闻及统计数目。

 

 

参考文献：SA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1】 易谋远著，《彝族史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 关纪新、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理论描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3】 阿牛木支：《中国当代彝族文学创作论》，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9 

【4】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编写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 

【5】 发星工作室：《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论》，《地域诗歌》，银河出版社，2006 

【6】 耿占春：《叙事与抒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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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SA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邱婧，女，1987年出生于安徽亳州，比较文学博士。现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原广东民族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少数族裔汉语诗歌。

　　电子邮箱：1552132861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