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性 人性 诗性――阿来小说《孽缘》、《鱼》叙事解码
内容提要：最近，四川民族出版社倾情推出藏族著名当代作家阿来的中篇小说系列共三册，《孽缘》是其中的一部力作。本文从族性、人性、诗性三个层面深入讨论了其小说叙事所采用的回顾叙述、同步叙述、预示叙述，以及由此逐步深入的审美人类学书写实践。
关键词：阿来小说 叙述策略 审美人类学书写
每一次细心阅读阿来的诗文，我都会想起康德曾经发出的一段精彩的感触：一只鸟在天空飞翔，感受到空气对翅膀的阻力，他可能会幻想，如果能在真空中飞行，也许能飞得更快更省力。文化传统为艺术家提供了表现创造力的工具，并决定了所能采取的形式，如果离开了文化传统，艺术家就既不能思考，也不能表达自己。①
这里，我们先来读一读阿来的一些诗句：
“天鹅静浮在水中的天上/以梦中我们飞翔的那种姿态/闪耀露水被月光映照的色彩……”――（《天鹅》）
“鹿子安然，在/寺庙的顶上守护****/像守护一种最明净的火焰/鹿子，在静夜/在有形无形的风中/啜饮星光与纯净的露水”――（《铜鹿》）
“高的风打扫天庭/低的风在众鸟的合唱中旋转/在居里日岗的峡谷/在扎亚夏克的高岗/一切朝阳磅礴升起的地方/那里，光秃的树枝闪耀金光”――（《金枝》）。
我们再来看看阿来小说《孽缘》和《鱼》中一些精彩的细节描写：
“忽然，我们身后一股力风卷过，回头时，刚好看到一只鹰冲到地面，伸出了黑色的尖厉爪子，看到爪子刺进了早上才脱离母体的羊羔的两肋，看到了血。鹰转瞬间腾空而起，向远处的树林飞去，剩下羔羊无助的细弱叫声在空中飘荡。羊群骚动一阵又安详地吃起草来。……就在这天早上，草上的霜针还没有被阳光融化。那只临产的母羊叫声凄厉。舅舅叫我转过脸去。母羊的叫声变了，低沉而又深长。群羊在早上料峭的寒风中和我一起轻轻颤抖。待我转过脸时，看见母羊正在替刚刚落地的羊羔舔净身上的血污。……”（《孽缘》）
“表妹比我大两岁，眼睛从小就长得很美。本来她脸上没有酒窝，一次上树打野刺梨的时候，她从树上掉下去了，括颊肌被树枝刺穿，伤愈后就有了一个酒窝。……”（《孽缘》）
“那个长久观鱼的婴儿的眼睛也会变得和鱼眼一模一样。……叔叔低头察看哭声突然止息的孩子，看到夺柯的眼睛像鱼眼一样鼓突，感到眼前水光荡漾，不禁又一阵心悸，手中像不经意间摸住了蛇一样冰凉的鱼”（《鱼》）
“在这条河沿岸，好多深处林间的安静的村子语言差异极大。但对鱼的称呼都是两个相同的音节：“久约”。“久”音重浊，“约”音舒缓轻细，然后在齿缝中慢慢消失。就这样，敬畏与神秘之感充分展示出来了。”《鱼》）
“那些人大多看见夏佳是怎样掉进河里的，那姿势介于失足跌落和有意自杀之间。”（《鱼》）
只要我们少加注意，我们就会很快在以上列出的诗句和小说细节描写语言中发现一种在阿来的文学创作中流贯始终，并起着主导性的叙事策略和叙事旨归：地域文化与时代特征、族群生存记忆、民族精神与文化智性、‘小型社会’的历史命运，以及作家阿来自身在多元文化塑造下逐渐形成的思维方式、审美风格和艺术旨趣。阿来自己这样说：“我唯一想做的是在社会文明进步、物质生活日趋丰富的时候，寻找到一种令人回肠荡气的精神，在藏族民间，在怀旧的情绪中，我找到了这种精神。”②一句话，阿来以自我的创造性与本身所拥有的传统迂回的重建了一种叙述关系。
一、族性：历史衍变与家族兴衰的回顾叙述
乌里玛戈琳认为：“当被叙述事件过程在文本中呈现为先前事件，在观察之前已经完成，我们面对的显然就是叙事回顾，即对早先已然事情的重构，把早先的状态和事件组合成具有统一结构和意义的总体。”③
《尘埃落定》中，阿来把川西嘉戎藏区土司制及其典型代表麦其土司家族的兴衰放到现代中国波峰浪谷、风云突变的历史进程中来表现；《孽缘》则以自传体形式，将作家自己的家庭史、家族史置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来“回顾叙述”：
“‘春天来了。’父亲笑眉笑眼的对舅舅说。
我晓得，前些天我在山上睡着了。突然梦见有人叫我让开。我翻身起来一看，原来是身子底下冒出了青草，原来是她叫我让开。”（《孽缘》）
而《鱼》却是通过对“鱼人同体”的“神奇的现实”的细微参悟与内在把握，逐步实现对族群文化深层劣性的隐语式表达，完成对山野乡村――柯村在相应的时代冲击下已经和正在历经的精神流变过程的见证与追述：
“‘叔叔，’夺科又在问了，‘冬天鱼藏在哪里？’”
“没人告诉过你？难怪，不打仗我也不会知道冬天的鱼在冰盖下面。一次解放军的炮追着我们打，我们跑到河边，炮弹炸开了冰，碎了的冰块和炸死的鱼就落在我们身上，我们面前。鱼飞在天上，身体笔直，就像一只只银子做成的鸟。”（《鱼》）
阿来擅长将家族、家庭兴衰史和生活环境中那些“有意味的形式”，作为自己窥探、认知和把握亘古、诡秘、浩瀚的历史律的具体方式与契机；进而逐步触摸本民族烙刻于历史表象上的深层心性结构，努力显示文明进程中千姿百态的历史生命的生长与衰微所带给历史本身的深刻启示。通过史诗性创造，试图神悉泛人类的巨大历史衍变过程与自身血缘家族兴衰之间的感性联系与理性折光；自觉深浸其广义的母语文化，特别是宗教民族后裔特有的心理和精神空间；在回顾叙事中不断追问未发生、未出现或不存在的事情，表达出在回顾叙事中依然重视否定性事实和叙事声音的非真实性方式指涉更多的叙事元素的叙事愿望。在《孽缘》中，其叙事的第一目的，即由舅舅、父亲、母亲、外公、表姐、阿来共同架构的叙事结构及其实际可能性，还有那与之紧紧相连的家族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都被叙述本身所无限延宕；在《鱼》中，那历史生命的象征体“鱼眼夺科”从降生、观鱼、恋鱼、梦鱼，到喝鱼汤、钓鱼、打鱼、养鱼的，从自恋到自新的缓慢而又坚执的成长历程也被扑索迷离、神气诡异的叙述语言体式本身所遮蔽。正因为如此，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阿来通过回顾叙事之路创构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语言的活形态――叙述自身的生命形态。
二、人性：由最小的可能性发掘的同步叙述
这里所说的最小的可能性是指：艺术家通过对存在之真的“极度体验”，获得解除“时间的锁链”的精神契机，再次回到生命的具体性，单数的生、单数的死、一次梦魇、一个本能的症候，甚至一次孱弱的呼吸，以及对那浩瀚无边的生命意识和无意识世界的不可能中的不可能性的永久的思索与追问。而所谓同步叙述，即现在时叙述。“在这种叙述里，与观察时间联系的事件的时间安排和叙述活动本身的内部结构都发生重要的转移。文本声音所体验和报道的事件仍然处于进行过程当中，还未发展到观察、言说或写作的完成或最后阶段。因此叙事行为必定是持续的，非瞬间性的。它是各种现在的间歇、片断或阶段连成的序列。共同组成持续的或正在进行的叙述过程。”④阿来中篇小说《孽缘》和《鱼》中，随时让读者面对一个情景的开始或起点，但始终没有终点，面对着一个个的叙事行动，在叙述的任意特定时刻，都处于已经开始但还没有结果的，将叙述结局指向对未来的多种预想与推测，叙述的精神维度呈现为未完成的开放和播撒状态。以自己丰厚的本土资源、民族民间资源为依托，自觉不自觉地实践着“叙述是对所见之事的记录，是对言说时刻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记录，与之对立的是历史学家叙事陈述，后者是回头将意义赋予行为和行动。”（Fleischman 1990,302）的同步叙述。比如，两篇小说中大量的叙事篇幅是将过去发生之事、现在发生之事、未来发生之事并置，多种叙事人称并用，多个叙事身份互换，在更深的人文精神底蕴和人性深度唤醒的精神根基上，试图从每一事件、每一时间、每一人物、每一行动的表象、形态，甚至其声色、香味、气息的发散性认知及其精当奇妙的叙写，从生命细部最小的可能性发掘和把握人性。并自由自在地、来去无牵挂地往返于按照维特根丝坦所反复讨论的“规则悖论”建构的“语言游戏”之中。
“我必须在这里揭示出在一种带着强烈的喜剧性色彩的生存状况下的泛人类的悲哀，人性的悲哀，生命本能与生命追求的崇高品格之间相互冲突的悲哀。我想这是支持我写下总题叫做‘村庄’的这一个系列的惟一理由。”（《孽缘》）
“柯村人命定和众多的中国人一样，经历并且回忆并且向下一代讲述不能预料但必然发生的突变的情景。”（《鱼》）
“两岸人们来往频繁，如果不是柯村人普遍对工人们钓鱼、吃鱼难以接受的话，两岸之间的关系定当更为亲密。整个柯村对此不以为意的恐怕只有夺柯和他事实上的继父昂旺曲柯。”（《鱼》）
阿来时而是叙述事件的参与者，或者是想象参与者，或者是以替身方式参与者；时而是叙述事件的旁观者、见证人，或者是知情人；时而又是叙述事件的设计者、假设者和虚构者。与此同时，还是叙事本身的阅读者、批判者，以及无尽的叙事快感、痛感的拥有者和享受者。通过其夹生于藏汉文化裂谷地带的嘉戎藏区系列文化小说创作，阿来准确地抓住了与生俱来的历史革新、文化转型和时代变迁的机缘，充分发挥了个体生命对博大宏伟的人类历史所能做到的细致入微的生命体察、人格体验与历史洞见。阿来深谙对叙述事件最小的可能性的最大发掘，进而客观记录式的同步叙述中，必将蕴藏着最为深邃真实的人性秘密，以及广阔无垠的叙述空间。
三、诗性：审美人类学文本探索的预示叙述
古人说“一言以兴邦”，阿来的小说中确实存在着“在一个人身上重新发现传统”和“一句话可以完成一种拯救”的审美人类学永恒命题的严肃探索。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像阿来小说语言一样的语言，由于其文学语言的本体特征和阿来诗性充盈的诗化语言所决定，这种生活方式应该包含了过去的、现实的，也包括未来的。
在小说叙事中，阿来以独特的敏锐、超人的想象力、杰出的语言创造力和深邃的思想穿透力；以既是旁观者，又是体验者，更是预设者和预言家的极不确定的叙述立场与身份，使自己尽可能预见、预演和推测更多未知事物，从而进行语言美学与历史叙事传统的更高结合的审美人类学实践。在跨文化思考与体验中，努力践行着自己作为族群成员不可推卸的对族群历史的人类学书写与民族审美体系的现代承续使命。在全面实践这一使命的过程中，阿来很快完成本土智慧与外来影响的对接后，巧妙地运用了西方后现代叙事学中强调的“预示叙述”，即未来时叙述，亦即关于言说时尚未发生之事，对所叙述之事不能做任何肯定或否定的叙事：预言、预测、推测、预演及构建的叙事学方法。“故事世界纯粹是虚拟的，计划、持有和描述的仅仅是潜在性或可能性，而不是有待体验或叙述的实际事实。一切都可以呈现为不确定的、潜在的或仅仅是假设的或纯粹信从的东西。”⑤就以《鱼》为例，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藏族人认为，鱼因为身上带着千千万万的鱼卵，那是生殖繁盛的象征，是千万个原始生命的原胚，应该得到尊重；有的藏族地区还有水葬的习俗。阿来的“鱼”就是依据藏人的风习而演绎出的一个原始意象，这一“原型”的形成与挖掘，让人感觉到：“由于总是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里，并与自然发生十分密切的关系，人类本身及其文化都是适应环境的结果。” ⑥特殊的地理环境构成的自然因素会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它也就必然影响到民族文化心理生成本身。孟得斯鸠指出：一个民族的道德风貌、风俗习惯，甚至法律制度和政体，都是由这个民族所居的地域的大小、气候、土壤等地理环境决定的。法国丹纳则说：“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⑦在这里，鱼是一个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原始意象，包孕丰富的内涵和多种解读的可能。阿来正是抓住了柯村人心目中对鱼的观念，也抓住了鱼的可爱、可怜，鱼的自由自在，鱼的生命力、繁殖力，和鱼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中所遭遇的不同命运。总之，阿来的“鱼”是一种几乎处于混沌状态的观念的产物也是观念本身，是阿来在认识传统与自我认识中获得的一种深潜生命意识之渊的，十分具体而又十分不确定的叙事的机缘。阿来于是借助这一意象与福克纳、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加西亚?马尔克斯等大师神遇，并成功的将“预示叙述”这一叙事策略与藏族文化历史、人文传统、宗教心理的深层集体无意识凝合，小说审美需求与人类学书写渴望融会，从而十分从容地踏上了其审美人类学文本探索之路。
作品是最终判定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是否依然蓬勃向上、生机盎然的最有力的证据。文学是喜新厌旧的，一位作家是否有足够的能量不断推陈出新、超越自我，是关系到其文学创作的成熟期是否能够如期到来的关键。阿来在川西高原创造了一个《尘埃落定》的叙事奇迹，接下来阿来何为？我们继续阅读并倾听着阿来的每一个灵性而稳健的叙事步伐。
注释：
（1）转引自罗伯特莱顿《艺术人类学》，靳大成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2月版；
（2）黎曦《存在并表达着――盘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国民族”2002年第6期 第8页；
（3）（4）（5）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6）张有隽《关于民族志若干问题的讨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12月，《增刊》；
（7）丹纳《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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